制度化理论与管理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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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严 明
摘要：管理会计服务于企业内部，其形式、作用和角色由组织变量所决定，同时它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又能反过来改变“制度”环境。近年来制度化理论被广泛地运用到管理会计变迁和特定实践的解读。通过对制度化理论概念框架及其在研究管理会计方面成果的系统梳理与总结，本文认为这一理论拓宽了管理会计的研究视角，增进了管理会计的研究深度，对于考察、分析我国企业运用管理会计的具体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制度化理论 管理会计 实践 变迁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Scapens(1994，2006)通过对英美数百家企业的调研后指出，在管理会计经典理论与企业的具体管理会计实践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gap)，Scapens及其追随者进而对管理会计理论基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出了质疑，认为其中的代理理论等都无法对当前的实务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然而，Scapens等人并没有把目光局限于“鸿沟”之上，而是竭力去解释特定管理会计实践和系统在企业得以运用的原因。这种以学术态度去剖析现实的独特、严谨视角，最终使得“制度化”(institutional)理论在广泛和深入解读实务的基础上得以形成。在制度化理论看来，管理会计是一种社会化(social)和制度化(institutional)的实践活动而不是教科书上知识的简单再现或运用。具体来说，管理会计是一套可以被“例行常规化”(routinized)和“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的技术规则，当社会、文化、组织等宏微观变量对这种转化有期望或要求时，特定的、可接受的管理会计实践就形成了。Wickramasinghe和Alawattage(2007)认为，制度化理论起源于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狭隘观念的批判，从社会学的角度为管理会计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制度化理论已经被研究者广泛采用。成为重新审视管理会计实务的“时髦”理论框架。据这两位学者统计，在2006年召开的欧洲会计学会(EuropeanAccountingAssociation)年会上，参会者提交的涉及管理会计的研究性论文大部分是基于制度化理论写就的。
(二)国内文献综述 传统上对于管理会计的研究(包括其发展变迁和具体实务)，往往秉持“理性”和“技术”的观点，或者可以说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经典组织理论基础之上，且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的主流(刘晓善，2008)。这种技术观将管理会计看作是一套计量型工具和模型的组合，用来帮助决策者改善决策质量继而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此外，经典组织理论中的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也常常被学者们用来解读管理会计实务，特定的管理会计胜制系统之所以能够存在取决于它和组织环境中技术条件、不确定性、任务复杂性，产权结构、分权程度等诸多变量“匹配”或“兼容”的程度。这种权变思维能够帮助管理会计研究深入挖掘上述两者间的关系，从而在归纳总结的基础上为特定的管理会计工具、技术在不同企业或行业的传播和运用提出指导意见。由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很多前提假设太过局限、简化，偏重于用精致的数量模型来反映现实，关心预测“理性”或最优的结果，却忽视了从―种均衡走向另一种所经历的动态过程，过度依赖这种视角进行管理会计的研究势必会造成学科的停滞不前，同时还会使管理会计教育内容和实务界的需求产生脱节(张琳,2006)。张林和于富生(2008)指出，权变理论对于企业成员对管理会计变迁的参与和控制能力，以及对管理会计实践活动认同这些重要的“内生”变量缺乏深入分析，从而无法全面、有创见性地对变迁和实务做出解释。在熊焰韧和苏文兵(2008)对“先进”管理会计方法在中国应用状况调查中发现，即便企业界大声疾呼他们有迫切的需求，但这些先进方法的实际应用还是十分有限。
二、制度化理论的主要类别与评价
(一)新制度社会学(New Institutional Sociology，NIS)主要是从会计实践的外部组织制度环境(如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对其施加的影响来对管理会计进行研究。如是什么使得不同的组织在某一方面具有同质性?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某个(些)管理会计技术和理念在特定企业(行业)得到迅速传播(冷遇)?同样(或类似)的管理会计／控制系统在不同企业的通用与这些企业所生存的外部制度环境之间有怎样的关联?早期的新制度社会学者(Meyer和Rowan，1977)将外部环境分成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两种，且这两种环境都对组织的变迁产生不同的影响。技术环境与企业追求技术领域领先和高效率的需求相关联，而后者却创造了企业的另一种需求――去接受甚至迎合外在的规则与习俗，或达到外界对其的预期。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特定的组织行为(管理会计行为)、组织设计(包括管理会计／控制系统)，可以看作是企业向外部利益相关者证明其存在合理和“合法”(legitimate)的象征性表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看似与外部期望一致，才能使自己从他们那里获得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源(DiMaggio和Powall，1983)。如作业成本计算／管理(ABC／M)和平衡记分卡(BSC)的运用和实施，到底是受企业“技术”层面考虑的驱使，还是出于遵从规则和期望的考虑。前者出于提高间接成本分配的准确性从而提高经济决策(如定价等)的质量，改善业绩衡量和评价方法以匹配自身战略，追求卓越的考量。后者是因为大多数成功的企业都运用了这些先进的管理会计思想方法。Scapens(2006)指出，尽管在现实中很难区分这两种环境类型对组织的影响，但新制度社会学仍不失为非常有用的研究工具，因为它能够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组织为符合广阔外部环境对其的期望而实施的特定会计行为上来。新制度社会学派还从当代社会的三个重要特征方面解释了组织的“一致性”行为和组织特征的趋同性(isomorphism)的原因。一是职业协会和职业标准的建立不仅仅是发展了标准化的职业技术，同时还倡导了本行业中的标准行为和“最佳实务”。这种“规范”(normative)的力量使得经历过相似教育和培训，接受了共同职业准则的个体，在其工作的组织中推行共享的价值观。二是政府及相关管制机构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行动是一种“强制”(coercive)力量，所有组织都受到来自他们正式或非正式压力的影响。对外会计报告、外部审计和内部风险管理这些会计活动往往都是被管制的重点领域，通过管制来实现标准化和一致性。为应对会计舞弊而诞生于美国的萨班斯――奥克斯利(Sarbanes―Oxley)法案，影响到的不仅是美国企业的内部控制系统，还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就是―个明显的例证。三是当代社会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变化迅速，同时外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领域的高度关联使得企业面临高度复杂的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作为本能的回应，“模仿”(mimetic)的力量促使企业去复制和仿效其他成功组织的做法。Baxter和Chua(2006)认为，这种模仿同类机制，可以用来解释为何特定的管理会计实践会被迅速地广泛传播。
(二)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NIE) 新制度经济学主张去寻求特定“制度”存在或出现以及消失或不复存在的原因，并采用经济学逻辑来解释制度安排形式的多样性(williamson，1975，1985；Langlois，1986)。在新制度经济学下，“制度”(institution)是“一个在经济系统中的机会集，其中包含规则、行为规范以及被执行的方式，而这个机会集决定着组织即将采取的，有目的性的特定行为(North，1993)。”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某种“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或出现，根本原因在于其价值超过了创建和维持它所付出的成本。因此大多数基于这种学说进行会计研究的文献主要是从成本降低和成本效益角度来解读(管理)会计技术的使用和系统的配置。此外，新制度经济学中重要组成一交易成本经济学，试图从交易成本角度解释组织内外部各种交易的安排方式以及组织层级关系的设计方式，长期以来也是会计研究的重要工具。Scapens(1994，2000，2006)对采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进行管理会计研究表达了保留态度，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延伸，偏重于理性和平衡的关注，只关心制度静态的结果，而不注重分析制度变化的动态过程。同时新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决定制度形成的变量范围也过于狭窄，如果要对影响组织结构和组织的管理会计实践有全面清晰的了解，就必须超越经济变量，把眼光放得更广，将社会、文化、行为等变量一并加以考虑。新制度社会学(NewInstitutional Sociology，NIS)和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NIE)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二者都从外部驱动力(技术、经济和制度)上来分析组织受到的影响，但并非所有的组织都会同一地受这些外力作用，事实上不同的组织所遭受到的外力影响范围和程度是不相同的。如果要全面深入解读个体组织的管理会计实践，就必须仔细调查被研究的组织本身。换言之，尽管人们认识到新制度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对“制度”的关注上。理解了存在于外部的变量对组织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还应该细致分析来源于组织内部的制度变量，关注那些对管理会计实践造成影响的内在动力或阻力。
(三)旧制度经济学(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es，OIE) 旧制度经济学直接发展于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它将会计实践视为一整套被“制度化”了的例行惯例，这套惯例能使组织仿照和复制特定行为，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从而实现组织的凝聚力。虽然习惯经常与个体联系在一起，但规则如果从组织的角度来理解，就是一种被制度化的习惯。这些制度化的惯例能够在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中帮助组织进行决策制定，同时也能够维持组织日常经营性行为的稳定性。尽管旧制度经济学也是从广阔的内外部环境因素上来分析组织所受到的影响，但它更加关注动态的经济转变或实践变迁而不是局限于静态的经济均衡。Scapens(1994)认为，通过对这些制度化惯例的研究、探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了解管理会计实践的发展和传播，旧制度经济学无疑为开展多元化的管理会计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Burns和Scapens(2000)在合作发表的论文中，基于Barley和Tolbert(1997)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有关制度化理论的经典概念框架见(图1)。在这个框架中，制度化的过程被分成了四个子阶段(图中的a、b、c、d)。分别为：m编码(encoding)阶段，h执行(enacting)阶段，c复制(reproduction)阶段和d.完成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而其中的规则可以看作是关于某一流程的正式书面文件，而惯例则可看作是真正使用、真正发生的流程(Scapens,2000；Kasurinen，2001)。正式的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如在组织正式文档中预算系统的描述和相应的流程规定就是E述规则，而在组织中真实发生的预算实践就是上述惯例。首先，在制度领域，外部的制度变量通过其存在的意义、价值和权威(Simons，1995；冯巧根,2006)被编码为惯例与规则，大部分的惯例来源于隐性或默认知识，是一种非刻意的承认与接受，同时又反映目前盛行的制度因素，它们将会引导和诱发新规则的产生。进入第二阶段后，组织中的成员开始执行规则和惯例，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尤其当这些惯例与现存的制度、实践和价值观不符时，会遇上相当大的阻力。当然，由于“隐性”共享知识的作用，在成功地执行惯例和规则时，往往也不是有意识的选择。经历编码和执行这两个阶段，通过改变和影响组织行为，制度领域就被移植到了具体的行动领域(图1中向下箭头a和b所示)。同时，从Burns和Scapens(2000)的框架中发现，这种转变也绝不是单向的，制度固然会影响甚至决定行动，但制度本身也是行动的产物，如(图1)中向上箭头c和d所示。最后，在执行阶段之后是复制阶段一同样或相似的行为被大量广泛地在组织内部模仿和重复发生，最终这种行为模式与原来的背景和历史来源相脱离，成为了“约定俗成”，制度化的过程也就完成了。当然，初始时的编码和终了时的制度化完成，相比较中间过程中的执行与复制，时间往往要长些(图1中箭头b，c以实线表示，而a，d以虚线表示)。
三、制度化理论对管理会计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提供了全新视角来拓宽现有狭窄的研究范围 制度化理论帮助研究人员和实务工作者认清企业在管理会计实践方面的多样性及其背后的原因。正如前文所述，一方面，来自外部的广泛的制度化压力决定和改变着管理会计实践，这些外部的压力既包括以提高绩效、追求卓越为目的的经济性、技术性因素(新制度经济学，NIE)，也包括为和外部利益相关人期望相符合而显现自身存在合理、合法与必要性的非经济性、技术性因素(新制度社会学，NIS)。另一方面，来自内部的对于管理会计实践产生推动和阻碍作用的因素也不容忽视。组织中管理会计的变迁是一个发展渐进的，需要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有的思维方式、组织文化、权力分配等内部变量都会对组织中的个体应对外部制度化压力时的反应产生影响(旧制度经济学，OIE)。张林(2008)在对西方管理会计变更研究进行综述后指出，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管理会计工具，必须充分组织管理文化的延续性和管理工具应用效果的权变性，在变更中不仅应该制定完备的规则体系来引导和促进变更，还应该积极争取员工的认同和参与，以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形成大家所普遍接受的“惯例”。如果只是盲目地热衷于引进和更新，而忽视了影响变更的内外部“制度”变量或仅进行狭隘的饵读，必然会导致抗拒与失败。制度化理论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分析框架，利用它可以全面深入地解读影响管理会计发展的复杂作用因素。
(二)提供了全新角度来理解管理会计理念和方法 在西方，通过Scapens等学者所倡导的对组织实践活动的具体调查，如实地(field research)和案例(case study)研究，结合发展性调查(longitudinalstudy)，可以获得大量关于管理会计的实践和变迁的经验性数据
资料，借助制度化理论框架来分析，可以使人们从新的角度来理解新的管理会计理念、方法是如何形成规则，这些规则又怎样变成所谓“约定俗成”的惯例而最终被制度化的。Soin等(21302)采用制度化理论模型，对英国数家跨国制造业企业的成本会计实务调查研究后发现，尽管学界和业界对作业成本计算，管理(ABC／M)的优点广为宣扬，但从原本“机械”的成本会计、管理控制程序过度到ABC／M下“柔性”和“有机”的系统，这个过程是相当困难的。在成本计算的狭窄领域，ABC的理念和方法可以说被惯例化和制度化了，但在涉及战略管理等广阔领域，“作业”的理念却只有可忽略不计的影响。Kasurinen(2001)关注芬兰企业在实施平衡记分卡(BSC)时遇到的问题，发现大多数企业在这一新思想方法的“编码”和“执行”阶段，过多关注于正式批准和报告程序的更新，导致了“复制”阶段的预期制度化行为仅仅发生在BSC的计划层面上，而对BSC的管理、控制以及BSC真正发挥功用的业绩评价领域影响微乎其微。事实上这个新工具的实施是失败的。赵莹(2005)对山东东阿阿胶集团应用ERP的案例进行了剖析，发现集团领导成功地认识到转变中的制度问题，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保障员工理解ERP概念，正确导入ERP技术，逐步贯彻理念到日常例行性工作，从而使得新的ERP系统深入人心，合法化、常规化并最终制度化。这些研究成果及其背后的制度化理论基础和解释，都无疑从新的角度扩展了人们对管理会计实践和变迁的认识。对于制度化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关注，还可以帮助人们从新的层面去理解为什么有些新兴的管理会计工具在某些组织得到了非常迅速的成功运用，而在有些组织没能使用或使用后以失败告终。管理会计的变迁是―个不断发展的渐进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多角度深入研究能够丰富并充实现有的管理会计文献，同时将研究方法和结论引入课堂更能够增强管理会计教育的相关性。
四、结论
本文对“制度”(institution)及其相关理论对管理会计研究的作用，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方面：制度形成于行为主体(个人、群体或组织)的“习惯性”行为，这种习惯性行为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即制度形成于主体的习惯、文化背景、价值观、与其他主体间的互动等更广泛的因素；对管理会计实践乃至经济行为的分析不能只局限于“理性”、“效用最大”和“成本效益”的层面，而应该融入社会维度――制度的考虑；当加入制度化视角的解释后，经济行为分析的终点也不应该停留在静态的“均衡”上，因为均衡时常会被动态变化的制度变量打破并重新建立，对于制度变量和制度化过程的深入了解，特别有助于人们对管理会计变迁做出更加全面的认识。当然制度化理论本身类型的多样性也导致了进行管理会计研究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的丰富性。当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了上述类型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的组合)作为指导和前提时，对同一个管理会计主题就会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得到不同的解释和结论，这无疑对扩展当前管理会计研究空间的狭窄性，增加研究成果对实务的洞察力有着巨大的帮助。
(实习编辑 梁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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