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文化与卖文化：近代汉口文化产业形态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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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汉口是闻名中外的商业转输码头，转输贸易的商业业态体现在文化市场上便是“买文化”与“卖文化”的文化商品中转贸易的繁荣。繁荣的文化商业不仅没有成为汉口“产文化”的动力，反而阻碍了文化工业的发展，文化出产成了文化产业链上的薄弱一环，近代汉口文化产业呈现出强买卖，弱生产的形态特征。
　　 关键词：商业转输;买文化;卖文化;产文化;汉口
　　 中图分类号：K251/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5-0108-09
　　
　　汉口江汉交汇，九省通衢，不仅是商品交易的“船码头”，也是文化交流，百戏荟萃的“戏码头”和书刊交易的“书码头”。与汉口“船码头”居间贸易的商业功能相同，汉口“戏码头”、“书码头”文化产业表现出“买文化”、“卖文化”——文化商业购销两旺，市场繁荣而“产文化”——文化工业相对疲弱的鲜明特点。
　　 一、商業转输“船码头”
　　汉口的发展历史在武汉三镇中最短，汉口起步虽晚，发展却很快。借助依江傍水的水路优势与扼湖北咽喉的陆上区位，汉口很快成了闻名中外的商业转输码头。
　　汉口作为商业转输码头，时人多有记述。汉口得江汉水运之利，在明清时期就是重要的商业转输码头。吴中孚所著《商贾便览》同列汉口、苏州、北京和佛山为明代四大市镇，但认为汉口是“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徽州人黄卬在《锡金识小录》中说“汉口为船码头，镇江为银码头，无锡为布码头”。① 康熙年间，著名学者和旅行家刘献庭游历汉口后认为，“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河南、江西之货物，皆于此转输。虽欲不雄于天下，而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而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②。范锴在《汉口丛谈》中描述汉口为“贸迁”之地③，所谓贸迁，荀悦在《申鉴·时事》中解释为“贸迁有无，周而通之”④，即转输也。范锴又进一步指出，“汉口东达吴会，西通巴蜀，是以瑰货方至，集贿纷陈，鬻良杂苦，既引既迁”⑤。所谓“既引既迁”即“迁谓徙之于彼，引谓纳之于此。”⑥
　　汉口商业转输的地位，外国人同样认同。日人水野幸吉出任晚清驻汉领事，对汉口的商贸转输地位极表认同：“汉口者为清国中一大市场……四方杂货无不经由此道。”汉口北邻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皆赖汉口与外洋作商业上的联络。西部的甘肃、陕西二省，由汉水经汉口获得“外货之供给”。西南诸省贵州、云南的无尽货藏，“由长江又沅江之流域以通之”。南边的湖南、江西二省，“经洞庭湖及长江以相应”。水野幸吉认为汉口“自古昔即称所谓九省之会者，实非无故”。中国“九省之物产，集于汉口而为分配。来自外洋之货物，由汉口而散之各地方。”⑦
　　近代汉口市场上的商品分土货和洋货两大类，商业贸易形式分直接和间接两种。土货与洋货输入汉口的方式分直接输入和间接输入两类，而间接输入为主要方式。汉口的商品输出，分直接出口、间接出口、复出口三种形式，间接出口为贸易大宗。
　　总体分析，汉口商品流转形态是“收纳土货，转输外洋;分销洋货，散销内地”。汉口区域中心市场地位对省内各城镇的商贸产生了强烈的带动作用，各城镇商贸基本都围绕着汉口而运转，这些城镇既是汉口土货的供货方，又是汉口洋货销售的二级或三级市场，它们在供销两端均以汉口为依归。鄂省之外，陕、豫、川、湘、赣等省，既是汉口土货的供货方，又是洋货的转销场。汉口洋货的输入，除少部分直接由外洋输入外，主要由上海间接运来。上海不仅是汉口土货转销的终点市场，也是汉口土货出洋的“二传手”。
　　汉口市场上的土货与洋货品类丰富，来源地多样。湖北省内的粮食、棉花等通过宜昌、沙市、老河口、樊城等城镇汇聚汉口。西北、西南、华南等省的土货也汇集汉口。明清之际，广东的成药、手工业制品，苏州的丝绸，北京的靴鞋，湖广川湘的米，云贵川陕的药材、桐油、茶叶都汇集汉口。使得汉口拥有中国最大的米市、盐市、茶市，还有棉花、油脂油料、豆类、木材等一系列规模巨大的专业市场。⑧ 开埠后，汉口市场集中的土货达18大类，320余种。来自湖南和鄂南的茶叶和杂粮，汉水流域的棉花和布匹，晋陕的牛羊皮毛，安徽的油和文房四宝，四川的桐油和药材，江西的瓷器，云贵的木耳、生漆等汇集汉口。⑨ 汉口市场上的洋货，品类丰富。清末至民国，外洋输汉货品共93大类，主要是工业品和农产品，又以工业品为主。⑩
　　汉口不仅是商品的终点，更是中点，汇聚汉口的土货和洋货多经汉口转输。土货汇集汉口后，往往转口上海，又经上海输往外洋。到汉洋货的转输，与土货相反，表现为经汉口输往各土货提供区域。洋货转口方面，经江汉关输入的各类洋货，除少数在汉经销外，大部分转输到宜昌、沙市、老河口、樊城等城镇，并经过这些城镇进一步分销到下一级的集镇，直至广大乡村。对省外市场的转输，也经由上列城镇进行。如汉口大量向老河口转销洋货，货到老河口后再经该地分销到陕南、豫西南等市场。11 汉口每年转口大量土货，转口的棉花占全国输出总值的40%，茶叶占全国总值的50%，桐油一般年份占全国输出总值的40%。12 桐油、茶叶、生漆、猪鬓等，其流通的路径正好与洋货相反，即由农户到集镇、由集镇到城镇、再到地区性农产品集散中心如沙市、老河口、武穴、宜昌等，进而由这些城镇运销汉口，经汉口集中转输外洋或上海。13
　　近代汉口的商品贸易，以间接的转输贸易为特色。在贸易额上，直接贸易远低于间接贸易。从长时间的贸易额分析，汉口间接贸易的特色极为明显。1867年，江汉关直接进出口仅50万海关两，间接贸易额却高达3000万海关两，直接贸易额仅占贸易总额的1.6%。1910年，汉口外贸总额达1.7亿海关两，直接贸易额仅为3700万海关两，而间接贸易额却达1.35亿海关两14。以连续年份的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相较，间接贸易同样优势明显。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1893至1896年，汉口的直接进出口贸易均表现不佳。1893年，直接出口土货和洋货仅380万海关两。1894年，洋货直接进口方面，除一部分日本煤炭及铁类货物外，没有其他直接进口贸易。1895年，洋货直接输入值仅63万海关两。与直接贸易的萎靡相较，间接贸易十分红火。原货转口贸易额1893年为2125万海关两，几乎相当于同年直接贸易额的6倍。1895年汉口间接贸易总额为2217万海关两，1896年为1987万海关两。其中，1895年土货间接输出增值161万海关两，洋货与土货转口输入增值531万海关两。15 　　与上海的贸易相较，无论是输入和输出，汉口均以间接贸易为主。1936年上海和汉口的贸易往来，呈现出土货转往上海，洋货流往汉口的特点。汉口输往上海的未经加工的食料及饮料类商品为1443万余元，上海输往汉口仅120万余元，商品价值比例为12∶1。汉口输往上海的原料品为8575万余元，上海输往汉口仅为359万余元，商品价值比例为23∶1。沪汉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情况完全相反。从汉口输往上海的制成品价值同上海输往汉口的制成品价值之比为1∶27，这说明上海以大量的制成品运往汉口。16
　　受商品转输码头的浸润，汉口社会商品意识极其浓厚。《汉阳府志》载“汉镇士民，不事田业，惟贸易是视”。竹枝词有言，“四坊为界市廛稠，生意都为获利谋。”17 民国以后，经商牟利的风气更盛，民皆以“贩卖为业”。18 在商利优先的风气下，“文化不再是少数贵胄士子或娱情养性的专利品，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进入大众消费领域”19。
　　二、“买文化”与“卖文化”：区域文化商业中心
　　汉口在商业上，是闻名中外的转输码头，在文化产业形态上，以“买文化”与“卖文化”为特色，成了区域文化商业中心。在市场“生意眼”的作用下，凡是汉口商业触角能触及之地，皆为其文化买卖的中转市场。因此，近代汉口文化商业形成了购销两旺的态势。
　　1. 外埠报纸的输入与中转
　　外埠报纸（下称外报）输汉开始早，且规模庞大，种类繁多。输汉报纸在类型上，华报与洋报兼有。汉口华报的输入地，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报业大市场。洋报以日本、欧美为主要输入地。汉口外报的输入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完全靠市场的商业性输入，二是官方主持的政策性输入。而以市场的商业性输入为主。
　　外报输汉后，销售市场不仅局限汉口，更多地以汉口为支点，中转至汉市周边及外埠城市。汉口转销的报纸，以商业报纸为主导，又以华报为多，构建起了以津沪等报业重镇为输出地，汉口为中转地，内地为输入场的广阔市场网络。
　　汉口官方政策性输入的报纸，以张之洞督鄂时期为盛。1890年代，维新之风大张，正是张氏在湖北大办新政之际，选购一批有代表性的时兴报纸，便进入了张的视界。其较早选购的是《时务报》，张之洞颁发《饬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提倡阅报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拨官款订购288份。20
　　汉口市场性输入的华报数量巨大。以1930年汉口和广州输入的报纸为例。汉口1930年输入普通及特别新闻纸计3206300件，其中普通邮寄为3194000件，挂号邮寄400件，快递邮寄11900件。广州输入报纸1279309件，其中普通邮寄为1278244件，挂号邮寄0件，快递邮寄1065件。21可见，汉口外埠华报输入的繁盛。
　　汉口市场性输入的洋报数量也大。以1897至1901年经汉口邮政及其分局输入的中国报纸和外洋报纸为例。1897年至1901年，输汉的中国报纸分别为2046份、2660份、4533份、4019份和7428份，外国报纸分别为58677份、59527份、59993份、60931份和52873份。22 华报与洋报的比例关系依次为1∶28.7，1∶22.9，1∶13.2，1∶15.2和1∶7.1。因此，洋报输汉的量也多。
　　输汉华报的转售，以《申报》为典型。1872年《申报》输汉，成为最早输入的中文报纸，该报以汉口为中转点，往周边区域扩展。1873年《申报》在沙市、宜昌等地设立分销处，出现“汉口等处，始则未经入目，销路寥寥，继则逐渐通行，发售日盛一日”的盛况。23 抗战后，《申报》成为联合沪汉各家报馆在汉成立华中报纸总经销处的主力。
　　汉口的洋报，除供给在汉侨民阅读外，也转往外埠。日本人的《汉报》，其发行范围主要集中在两湖地区、长江流域各口岸和广东、天津、上海、福州这些沿海区域，后期也转销到了台北和日本东京。日人主持的《汉口日报》，不仅在汉售卖，也销往宜昌、长沙、重庆等日侨集中区。24 此外，英美人在汉创办的大量宗教性报纸，也随着他们的宣教转售到西南、西北等地。
　　输汉华洋报纸的派销及中转，主要通过各报馆在汉的分支机构得以实现。各报的分支机构主要是分馆、分销处或总经销处三类，没有分支机构者，则依靠本地派报业。
　　清末，外报在汉就设有分支机构。《申报》通过在汉分支机构获得成功，诱导了其他报纸在汉设点分销。1904年4月，上海《警钟日报》在汉设立了四个分销处。外报的输入，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增多，设汉的分支机构也在增加。
　　民国中前期，外报在汉的派销及中转主要依靠分销处。分销处类型不一，有的设在公司，有的设在商行，还有些依靠私人。1926年，有至少8种外埠报纸在汉设立了分销处。设分销处在公司的有1种，定在商行的有6种，依靠个人的有1种。25 民国中后期，外报不仅通过分销处，还设立分馆，充分利用自身力量销报。抗战胜利后，外报在汉的销售，不仅延续了战前的特点，而且还有新创。1946年，外报在汉设有3处分馆和7个分销处。26 1948年，上海报馆联合汉口报馆，在汉成立华中总经销处，实质上强化了汉口区域报纸商业中心的地位。
　　有些外报不直接在汉设立机构，其销售依靠第三方的派报机构。1903年汉市出现了最早的派报所，到1930年代派报公司遍布汉口街市。27 抗战胜利后，汉市由7家派报社成立报业商业同业公会，辖有400多个报贩，派报实力雄厚。汉口的派报机构，不仅把报纸派销到武昌、汉阳，且通过同业的联系，还派往南昌、长沙等地。
　　2. 汉口书籍的输入与中转
　　汉口书籍的输入与中转，依靠汉市开设的各类书店。汉口书店类型多样，多集聚在统一街（半边街）、交通路及其周边街市，形成了汉口著名的“文化街”。
　　从较长的时段分析，汉口书店不在少数。废科举、兴学堂，需要大量新学书籍，在往日“木帮”旧书店的基础上，“洋帮”新书店便应运而生。辛亥革命后，汉口书店业发展较快，至1920年有书店41户。此时期前后，上海的中华、世界、泰和、广益、现代、大东、良友以及华中图书公司等先后在汉择地开业，均以经营新书为主。1931年大水灾使汉口书店倒闭、歇业16户，但还有25户继续经营。1938年三镇以出版社、书局、书店、印书馆、丛刊社等命名的机构有近40户，汉口有30余户。28 1946年汉市书业有会员46户，1949年5月全市有各種书店95户。29 大型新书店多集中在汉口交通路，古、旧书业分别集中在武昌横街头及汉口统一街。此外，三镇还有近200户租书摊散布在街头巷尾，大部分集中在统一街、交通路附近。30 　　汉口经销的书籍由京（平）、沪等大出版机构向在汉设立的分店及汉市各其他书店输运而来。汉口的书籍输入，新书与旧书兼有。新书进入汉口市场，主要通过京沪出版机构在汉设立的分馆、分局进行。旧书的输入，由汉市书店向京沪出版机构订货，辅以京沪各书店在汉设立的派出机构双向进行。新书的种类主要有教科书、连环图书、杂志等，旧书以传统书籍、小说、诗贴、字画、民俗用品等为主。
　　汉口新书输入地以上海为主，输汉新书以教科书为大宗。教科书及与教育有关的书籍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头戏，该馆1897—1949年出版的教科书及与中小学教育有关的书籍达3374种，占其出版书籍总量15137种的22.29%31。商务的教育用书通过在汉分馆输入汉口，由分馆负责在汉批售。除商务外，另一家较早在汉经营教科书的是中华书局。民国中后期，世界、开明、大东、正中等在汉先后成立了推销中小学教科书的分支机构。随着上海各书局业务的开展，有些书局把业务拓展到了香港，使得香港也成了汉市教科书的来源地。1934年始，中华汉口分局发行的教科书，多是从香港运来。32 各书局专售本版书，不代售他家之书，因此在汉口教科书市场上形成了商务、世界、中华等长期互竞共存的局面。
　　三镇沦陷时期，汉市继续向上海购买教科书，只是这些教科书是广义上的“旧式”读本。因水陆交通的阻隔，运书方式多仰赖邮寄。战时邮路不畅，上海出版的书籍由邮局用印刷品邮件寄往汉口，但有时邮局不收寄汉的邮包，往往由苏州等地转寄来汉，造成了书价的昂贵。
　　汉市旧书的输入与新书相比没有强固的门户之别，而纯以商业盈利为导向。汉市旧书输入地，以京沪两地为主，购买旧书的书店集中在统一街的木帮书店。木帮书店的旧书来源主要有书店常年积存、向摊贩或挑贩选购、私人售予及向外埠批购四种方式，其中向上海各书店批购是最主要的方式。木帮书店虽可以翻印一些书籍，但数量不敷，上海各书店的旧书批发折扣很实惠，书店愿意大量批进。因买卖双方一般有长久的业务关系，买方可以赊账的形式获得书货，事后再行结算。因业务关系的紧密，1950年代汉市各书店的主要进货渠道依旧是京沪的民营书店，而非本地的新华书店。
　　1950年代初期，统一街的6户书店，除了兴华书局在1953年向国营新华书店进货1800余万元，1954年第一季进货1000余万元以外，其它各店完全没有和新华书店有业务往来。书店还是延续民国时期的进货渠道与方式，主要交易对象是上海的连联、通联、锦章等，北京的宝文堂、益昌等书店。批进图书的种类主要是翻版的古旧小说、京剧、越剧、字帖、珠算等。根据邮局“代收货价”的统计，自1953年1月至1954年3月，汉口6户书店向上海进货20240万元。33 可见，建国后沪汉之间的私营旧书业务往来依旧延续。
　　各类新书与旧书输汉后，通过在汉的分店或同业中转外埠。汉口书籍的中转，主要以各书店开设的门市为依托，辅以各分支机构、代销处等。市内售书多在门市进行，汉市之外的书籍售卖，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外地书商来店洽购，商定购书数量、价格等事项。再次，买家通过函件订购所需书籍。第三，书店在外埠设置分支机构、特约发行所等机构售卖书籍。书籍输外的方式，视路途远近，交通状况，需书量的多寡，选择车运、水运、邮政，或辅以传统的肩挑人扛。汉市书籍的中转市场，不仅限于汉市周边及湖北省各县市，还涵盖了西南、西北、华中、华东等广大区域，市场辐射面极广。
　　新书的转卖以交通路为中心，教科书为转输大宗。交通路的书店，在抗战前有10余户，战后增至15户，这些书店基本都从事教科书的中转。教科书的销售，各书店之間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市场范围不仅囊括了汉皋三镇，且远及沙宜等地，并沿铁路线、长江水道延伸至周边省市。各家的销书策略分为批发、放账、优待三种。批发主要是针对学校多的特点而定，也是各家书店应用最多的方式。放账的实质就是赊借书货给各地发卖者，待书售后再收账。优待则专门针对僻远学校与乡镇售书，依靠当地书店或代销商进行。
　　商务汉口分馆在中转教科书方面，由于资金雄厚，一直独占鳌头。该馆的批销业务，除汉市同业及图书馆、各大专院校外，还远至平汉铁路南北沿线附近地区及湖北各县。大东汉口分局在埠内和埠外除和其他书店采取同样手段兜售教科书外，还派出专人搜集市场信息，调配发货。为获得市场，大东派员去宜昌、襄阳等地教科书发行站，将教科书交当地书店发行。34 派出人员了解到当地需要教科书的总类后，再通知汉店及时送去。
　　汉口教科书售卖市场的广阔，使得书店营业繁盛。商务汉口分馆营业鼎盛时期，每年达到百万元的规模，一般年景也能到七八十万元。35 中华汉口分局年均营业额也在60万元上下。36 世界汉口分局年均营业在30万元左右。37
　　旧书的转卖以统一街为中心，该地在清末就有图书交易市场，发展到民国中期，有书店、图片社20余户，这类书店以本地的广文书店、宏文堂、宏道堂、宝文堂、崇文堂、大文堂等为代表。
　　统一街书店在批销方面，依靠传统的营业链接关系，市场范围遍及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四川、江西、甘肃、北京等地。据不完全统计，广文书店的外埠批发往来户有55户，崇文堂有24户，恒道堂有7户，大文堂有4户，同文堂有22户，兴华有2户。38
　　旧书的商业转输市场广，转批量大。书店发售的图书多系四书五经、《三字经》、《增广贤文》、《杂字》、《百家姓》等，农村私塾多采作课本。上列书籍，仅大文堂年销数就高达数百万册。民俗用品方面，年画、皇历、门神等为主要批销品种。统一街旧书的转批，被甘肃、湖南、河南、四川、江西等省外以及湖北省内各县市的书店和商贩垄断。正是得益于省内外批销关系的强固，至解放初期，木帮书店在发行旺季，可转批年画90多万张、历书百万余册。39
　　3. 汉口影片的输入与中转
　　汉口影片的输入与中转，一方面依赖电影院，另一方面依靠各影片公司在汉设置的分支机构或聘用的推销商。 　　汉市电影院的数量，在抗战前总体呈增加态势，战后又很快恢复。汉口1912年有电影院1家，1926年增至6家40，1934—1935年有12家。41 抗战初期，影院数量为13家。沦陷时期，汉口1944年仍有电影院12家。战后，1946年汉口有各类影院8家，1949年增至11家。
　　汉口的电影院，可分为两大类。以投资者分，有“洋资”电影院和“华资”电影院;以营业性质论，可分为专业电影院与兼映电影院。汉口电影院初期的经营者，均系外国人。如早期法商经营的文明影戏园，俄商经营的维多利影戏院等，后均转让给意商鲍德。中国人接踵兴办者，多为与外商有密切关系的洋行买办。如郑孝坤在汉经营两家电影院，一为明星大戏院，另一为后期的维多利。除郑孝坤外，还有陈立夫的世界大戏院，陈汉璋的上海大戏院和刘玉堂的大光明等。汉口电影院因经营者的关系，在映片上分为专映洋片、专映华片和华洋兼映三类。总体映片以洋片为主体。
　　汉口放映的影片主要向上海华洋影片公司购买。汉口购片的方式，以买卖双方签定影片交易契约为表现。电影院与影片公司直接订约有两种渠道：一是影院方主动到上海与影片公司直接洽商，订定合约;二是通过影片公司在汉的办事处、代理商订约。中国的华洋影片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在汉口或设立办事处，或雇佣代理商。1926年，上海共有华洋5家影片公司在汉口设立办事处，进行影片推销。如明星公司的办事处设在特区五族街，授权汉口三星电料公司经理，美国的环球公司在法租界设立办事处。42 这类办事处和代理商在汉口沦陷时期一度停止运作，抗战胜利后又很快恢复。战后，英国鹰狮的影片，雇佣汉口冠昌机器厂经理韦观常负责推销影片。43 除英国影片的推销商外，美国米高梅、福斯等均在汉雇有服务人员。因此，通过到上海与影片公司洽谈，或在汉与影片公司的办事处或代理商接洽，影院方可直接签订影片购买合同。影院除向影片公司直接购片外，还可通过电影院之间的协商，间接获得影片。
　　汉口购买的华洋电影片数量多，又以洋片为主。1930年前后，汉口购片数较多，据统计每月在50至60部之谱。1929年7月至1929年12月底，汉口13家各类电影院共购入电影片265部。44 1930年，新购影片556部，平均每月购买46.3部影片。45 1931年1至4月，买入196部新片46，5至7月为139部。47 据测算，1927年至1937年，汉口每年购买的影片总数在500—600部之间。沦陷时期，汉市购片数目难以详知。抗战胜利后，汉市影片的商业购买又恢复了，但购片数量较战前大为减少，每年买入的新片总数仅有战前的一半。整体分析，汉口购买的影片以洋片为主，华片为辅，洋片中又以美国片为主。1930年新购华片仅129部，洋片高达425部。同年12月，汉口购入的36部影片，华片仅4部，其余32部洋片全是美国片。48 1937年，汉口公映的洋片不下300部，其中“美片占了百分之七十余”49。1947年4至7月，汉口准演的58部洋片，美国片高达56部，剩余2部为英国片。50
　　华洋影片输汉后，经在汉各电影院，各影片公司的分支机构或聘请的代理人得以中转。汉口影片转卖，分埠内和埠外两种。
　　汉口电影片的本埠转卖，主要在影院之间进行。本埠洋片的转卖，上海大戏院有丰富的经验。上海大戏院营业初期，专映头轮洋片，影片由中央大戏院间接供给。51 上海大戏院营业兴盛后，参与到洋片转卖。戏院不仅自身上映美国米高梅的影片，经理陈汉璋还把映过的影片转卖给汉市其他电影院。埠内的华片转卖，也主要在电影院之间进行。上海华资影片公司，有的不仅出产影片，且有自己的影院系统。联华公司由几家制片厂和一些发行院线联合组成，建立起了一个从生产到发行的垄断性企业，在华北、华中等地区拥有自己的影院系统。汉口影片放映场要获得联华的影片，与市内映放联华电影片的影院接洽就可获得。
　　造成影院之间影片转卖的主要根源，在于大影院通过合约获得了在一地或多地独家支配特定影片公司影片的权力。1930年代，美国八大影片公司之一的米高梅，其影片在汉由中央大戏院全权控制52，其他影院须与中央间接商洽，才可获得米高梅影片的放映权。造成影片间接供给的另一个原因是片商售卖首映权。影院为了获得叫座片的独家放映权，常以高价谋得影片，在规定的有效期内，非经影院方许可，别家不许映放。若影片有利可图，别的电影院通过协商，给出令首映方满意的条件后，通常能获得影片的放映机会。
　　汉口影片中转的埠外市场，遍及大半个中国。汉口不产电影片，却能向华中、西南等埠外城市输出影片，奥秘在于上海的华资和洋资影片公司，在汉口设有派出机构或委有影片推销商，形成了上海供片方——汉口分支——周边市场的影片中转机制。韦观常致信上海鹰狮总部称“如贵公司愿拓展影片业务，弟除汉口影院外，具可令商外至重庆、成都、昆明方面之影院具可接洽”。53 民國时期，鹰狮在长沙、成都等城市，聘有专人负责与当地影院的业务接洽，这些次级市场的业务调配，主要由汉口的推销商负责，使得鹰狮影片以汉口为中点，销往长沙、南昌、重庆、贵阳、昆明等城市。1946年初，美国影片公司米高梅、福斯等通过在汉的分支机构和代理人，重新建立起了影片转销网络。因此，在汉分支机构和聘用人员充当了影片市场中间商的角色，不仅负责把母公司的影片推销给汉口各电影院，更是承担着华中影片市场，甚至更广阔市场的影片代理商角色，从而构筑起了以汉口为中点的影片转卖网络。
　　经汉口中转的华洋影片数量庞大。1949年3月鹰狮在汉的影片推销商对长沙联华影院“拟售予18片，每月3片”。54 4月份预定为4部，5月份为7部。55 鹰狮在长沙的业务戏院先后有联华、银星、国际、国泰、新新等影戏院。一般而言，当时一家电影院平均每月上映的电影在3至7部之间。仅以鹰狮对长沙5家电影院售片数量计算，月均转售数在15至35部影片之间，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中国电影生产鼎盛时代的1928至1931年，上海约50余家电影公司拍摄的影片总数约400部56，月均新片出产不足10部。如果算上鹰狮经汉口转往南昌、重庆、贵阳、昆明等地市场的影片数，数量则很可观。此外，美国各影片公司，上海华资影片公司等影片输汉后，以汉口为中点输往外埠。因此，经汉口中转的华洋影片数量极为庞大。 　　汉口文化商业的购销两旺，在实际的文化买卖过程中呈现出三个特点。首先是买卖的文化品类多、数量大。汉口是一个区域文化中转市场，区域内外的文化集中于此，又赖此得以流转，呈现出了“百货汇集”的样态。其次是文化中转市场范围广。文化被视为普通商品，并形成了一套经销机制，构筑起了以上海、北京等为文化输入地，汉口为中间市场，华中、西南、西北诸省为转输目的地的广阔市场网络。最后是文化商业买卖的持续性特别强。市场需求是商业买卖开展与持续的原动力，在汉口无论是战时或平时，市场需求都是存在的，使得以汉口为中点的市场机制得以持续运转。简言之，只要还有市场，没有否定市场交易功能，汉口的文化商业就能持续。
　　三、“产文化”：文化工业相对疲弱
　　近代汉口文化产业另一重要特点是“产文化”的严重不足，即文化工业疲软，所产文化，不仅总类少，而且品牌弱，影响力不强。
　　近代汉口文化出产疲弱的主要表现：一是文化创意的缺失，二是文化品牌的缺乏，三是文化集约化程度低。文化工业的实质是内容工业，核心在于内容创意，通过创意使文化想象力与创造力结合，实现文化品的再开发、再创造。汉口与同时期的上海相较，创意极度缺乏。汉口虽有文化出产，因文化内容创意不足，造成出产的产品吸引力与影响力有限，不能推出有市场号召力的文化品牌。文化工业也是要素产业，汉口文化要素本身质量、含量、投入等的提高、增加、集中及组合不佳，使得文化集约化程度低，反过来又制约了文化产出能力。
　　近代汉口文化工业疲弱，由多因促成。首先，汉口码头文化的熏染，投资者持一种“急功近利”的文化心理，不愿作长期、持续、大量的文化投资。其次，汉口市场文化消费品味趋俗、趋新。市民文化消费心态是“书奇风雅勿尚”，消费从俗，未能雅驯。同时，汉口文化消费又具趋新追求，如民国初年，“国人心理崇尚新剧，前新民所排之《大香山》，社会趋之若鹜，而大舞台之座殊觉冷淡。后大舞台排《潘烈士投海》与《情天恨》等剧，武汉人士亦喜趋之，而新民之座不觉顿减。可见人心世道好奇喜新，此其证也。”57。最后，“商业转输”的市场机制，外埠文化可迅速进入汉市，能很好满足市场的消费需要，而且商人可以快速获利。码头文化、消费品味和商业转输三大因素，造成了近代汉口文化工业的疲弱。
　　汉口自产报纸类型、数量虽多，但以小报为主，持续发行能力较差，发行数不高，致使汉口报纸销售市场以汉镇为主，影响力弱。
　　汉口的报纸与上海、南京等城市相较，在数量上并非劣势。1932年，汉口的日刊报纸有49种，上海40种，南京21种，北平33种，广州6种。58 1946年，汉口有报纸20种，南京18种，上海58种，长沙15种，重庆23种，成都22种。59 仅从数量上分析，汉口的报纸还具一定的优势。
　　但汉口报纸以小报为主。划分大小报的标准，民国前期一度以日出三大张为界，民国中后期以日出万份为标准。1919年前，汉口报纸能日出三大张者（书本式除外），洋报没有，官报有2种，民报有9种。60 1935年，汉口有日报40种，发行过万份者只有3种，最高发行量为《武汉日报》的2.6万份61，发行过万者仅占总数的7.5%。同年，上海、北平有日报56种和45种，日出万份以上的报纸分别有21种和18种，占比达37.5%和40%。62 在最高发行量上，上海的《新闻报》和《申报》发行量为15万份，北平的《新北平》为8万份。发行量代表的就是报纸的影响力，发行量低恰好就是近代汉口报业的实际。
　　汉口报纸普遍品味不高。据民国《大公报》驻汉特派记者徐铸成回忆，“旧中国新闻界的五花八门，没有比30年代初期的武汉更为洋洋大观。报纸大约不下四五十家，其中历史最久的《汉口新闻报》，其格式、版面、文风，还保持二十世纪初期上海《新闻报》的传统……《罗宾汉报》这个小报，品格更加下流。”63 汉口本地的竹枝词认为小报系“平章风月也风流，又作歪诗号打油。”64 “花报”是一种常见的小报，实为一种淫乐指南。凡“争客吃醋，班主虐待，姘龟奴，姘戏子，种种现象，无不照实录来。”65 可见汉口报纸刊载的内容，多为讨巧汉口市场，对外埠读者不具强烈的吸引力。
　　汉口报纸持续性特别差。汉口的洋报与华报，在连续出刊方面，表现不佳。1866年洋商在汉创办的《汉口时报》，经营不到两年就停办。《汉口中西报》拥有近代汉口报纸最长的历史，前后历时32年。实际上该报是办办停停，停刊半年以上共出现了四次。汉口1927年8月至12月新出报纸21种，1928年44种，1929年53种，1930年56种，1931年62种，1932年53种，1933年新出报纸达到历史最高峰，竟高达123种。1946—1949年，共计327种。66 汉口报纸每年在教育局登记出刊者，最多就四五十种，可见汉口报纸呈倏起倏灭之态。
　　汉口报纸的上述特征，根源在于资本不愿持续进入，致使办报经费缺乏。报纸新创及维持发行需大笔资金。1913年在汉日本人制定了一份《接办〈公论新报〉预算》，在甲号预算中，新创一份日出两大张的中文报需创办费10500元，经营一个月需经费2190元，报纸按每日平均銷售1500份计，一月卖报可得1100元。67 收支相抵，报纸经营一个月，要亏损1090元。经营的第一年，算上开办费，报纸主办者要贴钱23580元。卖报所得远不能维持报纸运转，报纸广告收入才是维系运营的根本。汉口的报业不如上海，中国有影响力的商业广告大批投放到上海的报纸，导致汉口报纸广告收入不旺，造成亏蚀。办报赔钱，以盈利为追求的商人断然不会轻易从事。《汉口商务报》创刊的费用，系主办者变卖家中田产3000元而来，仅半年就财尽停办。有的报纸，试图通过招股的方式获得资金支持。《民国新报》1912年5月30日登载的招股简章，称“办报资本银洋已招定2万元，拟续招10万元。”68 但效果不明显，原因在于汉口商人不愿投资报纸。
　　汉口近代的书籍出版业极为稚弱。1937年汉口市商会调查指出汉市“迄今尚无出版事业可言，所有书店多为京沪出版家之分店”。1937年汉口有书店25户，资本在万元以上者仅3户，且均为上海的分店，汉口本地书店的资本均在1000—3000元之间。69 汉口书店的资本额，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相较差距极大。商务印书馆1905年股本30万，1911年为79万，1913年达到130万，1937年商务总资产为202万余元。70 相较于沪上出版事业的蓬勃，汉口在抗战爆发前尚无一正式出版机关。抗战爆发后，汉口一度成为全国出版中心。即便如此，大资本的书局均不以汉口为总店，仅有中小资本的书局暂时设总店于汉口。三镇沦陷前夕，各书局又相继迁到重庆、桂林等地。 　　汉口本地书店因资本小，导致出版能力弱。汉口本地的书籍出品以翻印旧书为主，新书几乎没有。新书的出版，书店需向作者缴纳版权费，本地书店无力支付，为营业计，只得翻印无需付费的旧书。书店老板既无编辑水平，更无出版能力，除翻印古旧书外，还编印一些粗制滥造的读物。这些出版物一般无定价，售价可以任意增减，有的书甚至连出版者和出版时间都没有。三镇沦陷后，本地书店趁大书局迁往后方，大量翻印开明、中华等书局的教科书，大获其利。翻印可获大利，进一步诱导了商人的投机。所以，出现了商会调查报告中汉口无出版事业的定论。
　　电影作为新型文化工业，在汉口几乎是空白。中国的电影公司，不论是华资还是洋资，主要集中在上海。1931年，上海共有包括明星、天一等在内的23家国产影片公司，同时还有英、美、德、日等洋资影片公司18家。71 除影片公司外，电影贸易和电影机器制造公司也集中在上海。1933年，中国有电影贸易公司3家，电影机器制造公司8家，外国在中国设置的电影机器及材料贸易公司共有9家，全部都在上海。72 除上海外，广州为满足本地放映市场的需要，专门成立公司摄制粤语影片。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在官方的主导下，办有影片工业。而汉口几无一正式影片公司，导致影片生产近乎空白。在汉设厂制片的声音，从未停歇，但只是谋利的噱头。1933年，汉口有武汉影片公司、连川影片公司等相继出现，但多“系投机诈骗之徒”73，不久就声销迹匿。
　　汉口电影工业的羸弱，还在于本土商人只对商业映片感兴趣，对投资设厂制片兴致全无。以上海大戏院的实际经营分析，为租得美国西电公司放映机，不惜支付高达1万美元的租金，在租期内每月须支付西电工程师200美元。在付出高昂代价后，影片放映收入丰厚。抗战前，戏院平均每月营业收入在8000元至1万元之间。抗战前期，每月营业收入在1万至1.2万元之间，获利几乎增加了一倍。抗战胜利后，几乎每日满座，从1946年10月到1952年2月，估计盈余4至6万元。74 汉口各影院的经营虽采取不同的方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不在积累上下功夫，得利便饱私囊。汉口的影院商只是映片牟利，谈不上从事文化建设。
　　由于汉口文化工业落后，市场又有旺盛需求，借助“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可便捷地获得外埠文化，以资填补。在“转输贸易”商业运行机制下，文化似普通商品一般被买卖。
　　在广阔的层面分析，汉口倾向近代化的一系列震动、变迁及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品買卖。“正是商品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架设了由传统走向近代的第一道栈桥。武汉地区在近代能够迅猛拓进有诸多原因，其中来自于传统的最有力的支持莫过于商业贸易”75。因此，文化商业的繁荣，使得汉口在文化产业形态上形成了重文化买卖，轻文化生产的态势。
　　注释：
　　①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1《备考上》。
　　② 刘献庭：《广阳杂记》，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
　　③⑤ 范锴著、江浦等校：《汉口丛谈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76页。
　　④ 荀悦：《申鉴·时事》卷2，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⑥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2，四部丛刊景宋本。
　　⑦ 水野幸吉著、刘鸿枢等译：《汉口》，上海昌明公司1908年版，第88页。
　　⑧ 皮明庥：《武汉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45页。
　　⑨ 章学诚著、郭康松点注：《湖北通志检存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8页。
　　⑩ 吕东寅：《夏口县志》，出版社不详，1920年版，第3—5、10页。
　　1113 周德钧：《区域内埠际贸易及其对城镇发展的影响——以近代湖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2 武堉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51页。
　　1422 穆和德等著、李策译：《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海关十年报告：汉口江汉关（1882—1993）》，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75—76、72页。
　　15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1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版，第255—256页。
　　16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161页。
　　17 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18 《汉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13页。
　　19 涂文学：《对立与共生：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二元结构》，《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20 吴剑杰编：《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484页。
　　21 《汉口市与广州市各项邮件统计比较表》，《新汉口：汉市市政公报》1931年第2卷第8期。
　　23 《本馆自叙》，《申报》1872年9月9日。
　　246567 刘望龄编：《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125、354—356页。
　　254042 《汉口商业一览》，大新印刷公司1926年版，第40、272—273、66页。
　　26 武汉文化出版社编：《新武汉指南》，武汉文化出版社1946年版，“机关社团”，第41—42页。
　　27 宋漱石：《抗战前的武汉报业》，《湖北文献》1978年第49期。
　　28343637 湖北省新闻出版局编：《湖北出版史料》1988年第3辑，第50、60、58、59页。
　　29 《汉口市同业公会调查表》，1946年，武汉市档案馆藏，119—2—71。 　　30 湖北省志文艺志编辑室编：《文艺志资料选编》，1983年第2辑，第418—419页。
　　31 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23页。
　　32 張静庐编：《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69页。
　　33 湖北省新闻出版局编：《湖北出版史料》1990年第4辑，第46、48页。
　　3569 本社调查部：《武汉之工商业·书业》，《汉口商业月刊》1937年新第1卷第11期。
　　38 《武汉市新华书店关于私营图书发行业情况及合作安排的计划》，1955年，武汉市档案馆藏，XX000174—WS01—0020;湖北省新闻出版局编：《湖北出版史料》1990年第4辑，第45页。
　　39 《武汉市工商局武汉市文化局关于处理私营发行业非法出版和出售坏书等的通知》，1951年，武汉市档案馆藏，69—1—1017;湖北省新闻出版局编：《湖北出版史料》1990年第4辑，第51页。
　　41 《本市二十三年全年份及二十四年上半年份登记之剧场》，1934—1935年，武汉市档案馆藏，bB13—3。
　　43535455 《有关上海大戏院往来文件及租赁影片契约》，1946—1949年，武汉市档案馆藏，9—31—5986。
　　44454648 数据由《民众教育半月刊》1930年第1卷第8、10、19期，《新汉口：汉市市政公报》1930年第1卷第11、12期，第2卷第2、4、5、6、7、8、9、10、11期，各条资料综合统计而成。
　　47 武汉文化志办公室编：《武汉文化史料》1987年第6辑，第33页。
　　49 格雷：《一九三六年在本市映出之外片》，《新快报》1937年1月14日。
　　50 《各戏剧节目及影片检查》，1947年，武汉市档案馆藏，40—13—1298。
　　515274 徐正道：《汉口上海大戏院的见闻》，1965年，武汉市档案馆藏，119—130—91。
　　56 边国立：《中国军事电影史（1905—2001）》，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57 徐焕斗：《汉口小志·风俗志》，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6页。
　　58 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中国报界交通录》，燕京大学新闻学系1932年版，第103—104页;中央宣传委员会新闻科：《全国报纸暨通讯社一览》，中央宣传委员会新闻科1933年版，第1—3、8—10、16—19、30—33、42页。
　　59 武汉日报年鉴编辑委员会编：《武汉日报年鉴》，武汉日报社1947年版，“教”，第170—180页。
　　60 汉口市新闻纸杂志暨儿童读物展览大会编：《新闻纸展览特刊》，汉口市新闻纸杂志暨儿童读物展览大会1938年版，“论著”，第15页。
　　6162 许晚成编：《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龙文书店1936年版，第153—159、1—6、220—224页。
　　63 徐铸成：《旧闻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1页。
　　64 潘超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五），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548页。
　　66 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8页;长江日报新闻史志编辑室：《武汉新闻史料》（第1辑），出版信息不详，第101—121页;湖北省报业志编撰委员会：《湖北省报业志》，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232页。
　　68 《本报招股简章》，《民国新报》1912年5月13日。
　　70 汪耀华编：《商务印书馆史料选编（1897—1950）》，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71 柳培潜编：《大上海指南》，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32页。
　　72 电影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电影年鉴》，出版信息不详，“中国电影商业概况”，第19—21页。
　　73 中流：《武昌珞珈山组大规模影片公司》，《新快报》1935年3月22日。
　　75 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151页。
　　作者简介：周春芸，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涂文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教授，湖北武汉，430056。
　　（责任编辑  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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