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诗性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革命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哲学社会科学的诗性使其走出了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方法论路线。人工智能以技术和方法的革命实现思维和诗性的革命。智能置顶开启了人类反思的二级范式。人类理性创造了算法黑箱，但无法解释黑箱，而黑箱方法又解放了理性。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元之争在智能新主體诞生中获得弥合。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第四范式”带来了哲学社会科学方法的“透明计算”。
　　关键词：诗性;人工智能;想象力;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0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4-0117-06
　　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为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创制知识三类。其中，理论知识是为着自身而追求的知识，包括物理学、数学和第一哲学;实践知识是为着行动而追求的知识，包括伦理学、家政学和政治学;创制知识是为着制造而追求的知识，包括修辞学、诗学和辩证法。理论知识在今天看来就是为了把握具体知识而必备的基础，而实践知识就是具体知识，创制知识则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知识所应具有的方法论。随着知识论的演化，物理学和数学已经退出知识论的基础，但知识之母的哲学、具体知识和方法论的三层知识结构并没有改变。而方法论中的修辞学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语言哲学，辩证法已经成为普遍的思维方法。与语言哲学、辩证法不同的是，尽管诗学得到了哲学家的关注，但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人工智能的发展赋予诗学新的理解与意义，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展现了前所未有的解释性和革命性。
　　一、诗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
　　自古希腊以来，尽管众多思想家关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但与自然科学不同，哲学社会科学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相对完备和克服民族性而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方法论体系。文艺复兴的三大发现（世界的发现、人的发现和科学的发现）树立了理性的权威，数学尤其是几何学的公理化系统，为哲学树立了榜样，哲学家们试图以这种方式建立哲学体系，以便使哲学成为科学。从此，理性主义占据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主导。方法是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哲学的每一次变革几乎都是起因于方法论的变革。笛卡尔注意到，数学方法虽然具有无可置疑的确定性，但却只研究抽象的符号，而不研究知识。于是，笛卡尔设想了一种既推理严密又能获得新知识的方法，这就是包含直观和演绎的理性演绎法。
　　绝对理性主义代表黑格尔认为：“哲学的方法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这倒并不是说对这两个有限认识方法的仅仅平列并用，或单纯交换使用，而是说哲学方法扬弃了并包含了这两个方法。因此在哲学方法的每一运动里所采取的态度，同时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①黑格尔试图以一种综合的方法把理性主义绝对化和普遍化。理性主义虽然主张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抽丝剥茧的论证，但仅仅是借鉴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精神，论证方式并不具有自然科学的严密性。虽然论证方式也是先建立经验公理，再进行推论，但经验并不存在不受主体局限和可以普遍公认的公理。同时，论证也是借助于过去学者的经验和判断。
　　而对于理性主义的局限和片面性，在恩格斯看来，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包孕着全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物质带有一种令人愉悦的、诗意的诱惑力;另一方面，格言警句式的学说又充满着神学中的不彻底性。“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片面。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诗情画意，变成数学家的抽象经验;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②即霍布斯把感性发展成理性所特有的不顾后果的彻底性。很少数学家是敏感的，敏感的几乎都不是数学家。数学从定义出发，继以定理，进而推论。诗的感性是默默地、自然而然地、毫不造作地进行推论。诗的感性表现为超乎一切定义之外，它只属于“内感官驾驭”。
　　对诗的呼唤成为社会科学方法论重建的基础。海德格尔说：“诗与思（Dichten und Denken），两者相互需要，就其极端情形而言，两者一向以它们的方式处于近邻关系中。”③在海德格尔看来，几千年来一直有一种偏见，思想乃是理性（ratio）也即广义的计算（Rechnen），使得思远离诗。但是，思（Denken）不是任何知（Erkennen）的工具，而是荒野上的开犁，夏日傍晚庄稼地升腾的气息。思与诗在本质上保持一种微妙而清晰的差异，但两条平行线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超出自己，交会于遥远处的一个断面上。这种交会形成的平面图联结了两者的暗冥。
　　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分行编排、凝练、跳跃、联想和咏情等特征。由于诗的写作手法的幻象、陌生感、变形、扰乱、蓄隐等多面性，所以诗的特性即诗性也是多面的。总体上看，诗性与历史性、科学性、逻辑性相对立，情感的凹凸性、想象的反秩序性和节奏的错致感是诗性的三要素。诗在表达和被接受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独特的意境，即诗意。诗意包含自由、澎湃、对现实的超越等，意味着现代性的驱赶。诗意既是作者营造的，也是读者自我建构的。诗的完成意味着诗性的形成。诗意则是在诗性基础上，读者的感性化设计。
　　诗并不直接揭秘对象，但以迂回、穿刺、弹射的方法更接近真相。诗以暗示、类比、转意、象征、虚拟、省略、隐微、流溢、灌注、激荡、逆变、崩解、误识等方法揭示对象的层层叠叠和凶狠诡谲。诗人将过去的光芒照射过来，然后通往十分遥远的时代和观念。诗的韵律给现实加上了一层面纱，时而遮掩，时而明晰，以一种穿梭的思想美化或撕裂生活。法国著名思想家茨维坦·托多罗夫（1939—）认为：“诗学被用来起着一种杰出的过渡作用：它将充当各种话语的‘揭示者’，因为这些话语最不透明的种类在诗歌方面存在。”④可以说，诗是一种隐流，把跨时空的思想孤岛打通并彼此冲刷。而在鲍德里亚看来：“不管是什么材料，都应该有一种诗意的解答方法，它包含并且容纳着某个有限整体中的若干碎片——只需寻找能够组织微小细节的可逆性的规则，如同在诗歌中一样——所有碎片中的变形影像及改变字母顺序的文字游戏——就像是没有任何残留物，一切都应该找到它的位置，一切都应该找到它的结局。”⑤即碎片不等于割裂和分离，而是暗示整体的非同一性。 　　诗意是矛盾的，是普遍的又是个性的，是永恒的又是变异的，是伟大的悖论。诗创造了一种超现实的形而上学。诗的象征是以托意于物、藏意于象的表现手法，实现具象事物隐射抽象含义，以启示和隐蔽的双重意义的符号揭示对象的秘密。帕斯卡尔（1623—1662）说：“象征是根據真理而造就的，真理则是根据象征而为人所知的。”⑥同时，诗以一种夸张的姿态把微小的对象膨胀至我们精神的全部，又以一种粗野的视线把宏伟的世界浓缩在自己可以认知的尺度之内。尽管理性在呼吁，却不能规定事物的价值，只有想象力才是最伟大的力量。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就已经发现了想象力在把握对象世界中的重要地位。
　　诗在古代话语中担任对神秘对象及关系的启示。但随着理性主义的深化，诗越来越失去其普遍性的标志，在现代性建构中丧失了能力与优势。尼采说：“唯有通过误解，才可能人人协调一致。倘若人们不幸理解了自己，人们决不会互相了解了。”⑦可以说，对诗的个性化和歧义性阅读，开启了人类认识的自由意志和海绵形而上学之旅。
　　理性主义本质展现的是一种共感和普遍性，而诗却表达了一种个性和孤独。哲学社会科学既需要一种共感，也需要孤感和独白。孤感本质上是共性的缺失，但这种缺失乃是与共性最为紧密的约束。“一般地就诗而言，我越思考它，就越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⑧孤感不是纯粹精神的匮乏，而是留作对沉默和边缘的捕捉。理性主义共感和诗的孤感是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肉中之肉和骨中之骨”。
　　二、人工智能与诗的同构
　　机器是否具有自我意识的问题并不是今天才被关注为一个哲学问题，300多年前帕斯卡尔就说过，“数学机器得出的结果，要比动物所做出的一切更接近于思想;然而它却做不出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说，它也具有意志像动物那样”⑨。然而，人工智能的能动性和意向性超出了帕斯卡尔的预期。毛泽东“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表达了人类本质的无穷力量，也对我们如何理解人工智能给予了启示。诗作为最意志化的语言创作，也可以成为数学机器的结果。人工智能可以“学习”过去大量的诗作，再进行上万次迭代后“写”出诗来。智人机器不仅可以写诗，更在于它还与诗具有内在的同构性。
　　自从语言诞生后，人类就开始了想象之旅，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即是想象史。作为想象的载体，诗成为过去、现在通向未来的线索。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⑩也就是说，诗是未来的幻象。诗根据自身的独特逻辑，书写出一种惊异的、时空交错的和“不切实际”的对现实病症拯救的方法。诗引导的“可能发生”，是一条从死亡到复活、从腐朽到永生、从恶到善、从奴役到解放、从此岸到彼岸的通道。人工智能的增强技术（体能、情感、道德等）、生命延长到永生、主体性转换、对自我的否定与重塑等，都是对现实的救赎和对未来诗意化的释义。
　　诗人进入词与物的关系中不是单纯获得某种知识，也不是停留在一物与另一物的关系中，而是要产生跳动的思。尼采说：“诗人风风火火地引导他那乘坐韵律之车的思想：通常这是因为这些思想无法步行。”B11一切凝神之思就是诗，一切诗也是殚精竭虑的思。诗的任务就是放弃以往关于思的所有规定，开辟新的思。人工智能就是跳越人类的思，是对人类思的反叛与越界，与人类“诗性”殊途同归。
　　针对诗的超现实性，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认为，诗人就应向优秀的肖像画家学习。优秀的肖像画家不仅画出了原型特有的形貌，在求相似的同时，把肖像画得比人更美。通过模仿，诗性展现出超真实的面目。同时，“诗人应尽可能地把要描写的情景想象成就在眼前，犹如身临其境，极其清晰地‘看到’要描绘的形象，从而知道如何恰当地表现情景，并把出现的矛盾的可能性压缩到最低的限度”B12。诗对本原的超越性和对幻象的逼真性和沉浸性正是虚拟现实的技术本质。虚拟现实是一种计算机仿真系统，通过对三维世界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模拟，生成一种虚拟环境。VR（虚拟现实）在AI（人工智能）支持下，人机反馈模式将更多地转向预测模型而不是反应模型，虚拟世界也显得更真实。通过人工智能的图像、声音识别和重建技术，才能创建另一个自己，合成出更真实的AI（人工智能）形象。只有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虚拟世界才是真正鲜活的“诗意”世界。
　　诗以象征性方法把具体感性引向抽象概念，达到对整体世界的把握。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更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B13即诗的释义并不是全部的经验事实，诗存在一种抽象的结构。在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中，特征选取、实例选取、特征离散化、增强学习中的抽象、机器学习中的抽象算子等方面均表现出一种抽象结构。在特征选取中，在有限的样本数目下，只能运用少量的特征来设计分类器计算。在通过映射或变换方式将高维空间的样本转换到低维空间过程中，不断删除相关性弱的特征，以获得更普遍性的抽象。在机器学习的抽象算子设计中，以通用的抽象算法思想，逐步形成算子体系，不仅加速了算法构建过程，同时还增强了算法的表达能力。通过算子抽象设计，算法开发用户对算法的优化算子有了更多灵活性的选择。
　　信仰的神圣不在于信仰物本身，而在于信仰者认为信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通向知识之门，即信仰亦是知识。在尼采看来，信仰不容许以理性学习知识的人通过，诗人有一条专门通往知识的秘密通道。“所有的诗人都相信这一点;躺在草地上或孤独的山坡上，竖起耳朵，就总会得到对天地之间事物的某些感受。”B14即诗人能够用诗性思维的特别感性破解理性主义无法识别的特殊密码。人工智能也具有诗性的神秘性，机器学习技术的运作，本质上都是不透明的“黑箱”，对计算机科学家来说也一样。神经网络由成千上万个神经元构成，它们排列成数十甚至上百个错综复杂的互连层。针对网络中的任何神经元，搜索最能激活它的图像，这个图像被发现是抽象的，这更突出了机器的感知能力的神秘性。由此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有自己的直觉、诗性和潜意识。 　　科学主义作为启蒙运动的内在动力，铸就了主体性的理性根基。然而鲍德里亚注意到，科学主义是主客各自处于自我肯定中，主体对客体的分析不过是各自自我建设，并且处于无限对峙之中。在诗歌中，“主体不是试图征服客体，而是愿意反过来被客体所分析，通过这个运动，它们各自的位置被彻底打破”B15。诗歌在话语中心进行象征交换，没有痕迹和力量作用，但消解一切力量及其力量背后的法则。“诗歌是语言反抗自身法则的起义。”B16即诗是一种语言革命，一种对秩序的革命。它让任何词语、身体、对象、知识都处于彻底的相互陌生之中。人类之所以能从诗歌中获得快感，是因为诗歌打破了人类词语的基本法则。诗歌通过打破能指的线性法则，摧毁了语言学的生产方式。人工智能技术本质上来说在于颠倒或重建了主体及其主客关系。无论是弱人工智能的自动化和专家系统，还是强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都重建了自然人与机器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当客体成为主体时，它将会保留其被压抑了的本原，并进行反转成为更强大的主体意识，传统的人对机器的占有变为机器对人的分解，人成为在机器及其符号化分割的世界中的离子。
　　三、人工智能的“诗性”对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变革
　　人类思想史表明，哲学社会科学沿着两条道路发展，一条是钻研某种原则的、体现精确精神之路;另一条是反映某种敏感洞见但属于不确定性之路。随着科学精神的外化，精确性方法被哲学社會科学广泛应用，但两种方法始终未能实现吻合，最多是在某一点上两条弧线实现相切。人工智能通过对诗的结构与功能的重新注解与转化，推动了精确性与模糊性的和解，实现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性革命。
　　1.二级反思法
　　虚拟技术的诞生颠覆了现实，也颠覆了哲学。虚拟在对现实的技术性清除活动中显示出真正的否定主义。从客观上讲，世界就是一个幻象，它只能显现在我们面前。从主观上说，则正好相反，我们本能地把它看作是现实。电影通过一种光学作用能产生超真实的画面，更能使思想诗化。电影的虚拟方法就是诗性方法。虚拟从本源出发，离开本源，最终摆脱本源。虚拟是对现实的解构和终结，也是对现实的抽象。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就是反思。或者说，反思是基本的哲学方法。对于如何反思，马克思认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B17由于传统上人类处于智力链的最顶端，因此人类并不能完全反思自己。从时间上看，人类发展总体是递增的，因此人在现在并不能做到彻底反思现在。这种反思可以被称为一级反思。但是，虚拟技术和智能技术的诞生，使人工智能接替人类而被置于智力链的最顶端。这样，比人类智力更高级的人工智能可以从根本上反思人类，并可以通过虚拟反思当下现实。鲍德里亚以诗意化的语言说出了自己的独见：“现实被看作虚拟所患的幼稚病，思想被看作人工智能的幼稚病。”B18这种反思不同于历史上的一级反思，它是一级反思的升级，因此我们把它称为二级反思;二级反思是人类借助于人工智能对人类自身的真正反思，是人类反思方式的革命，也是哲学的革命。二级反思的核心是跳出人类的视角去看待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在高于人类的智力下才能理解人类的无知;也只有在智能威胁下，才能真正凸显人类的不安和挣扎的本质。人工智能在哲学方法论上的革命性贡献在于通过二级反思使哲学反思方法得到了真正完成。
　　这种革命性，在马克思的哲学反思方法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基于唯理论框架，马克思方法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指出：“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B19马克思把这种方法称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然而，思维的过程需要高级具体对低级具体的反思过程。若要实现人类对自身活动的反思的全部行程，则需要二级反思，即在人工智能条件下解开人类作为物种的全部原因和结果，这样才能达到全部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从而真正实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2.算法黑箱方法
　　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算法目前还是一个黑箱，它可以输出结果但无法用理性解释原理。
　　深度学习的黑箱不能打开，其内部的秘密就像一首诗，理性不能解读它，它是一个不同于人类过往认知模式的非系统。黑箱是放弃以往关于人类理性（甚至非理性）思维规定的新思维。人工智能不需要类人，无须按照人的模式发展。简单是复杂的最高形态，黑箱就是人工智能复杂思维的凝聚态。人工智能的黑箱并不是真的不可知。在尼采看来，理性思维乃是一种人类不能摆脱的思维模式，“理性乃是表面现象的哲学”B20。因此人类理性只能看到黑箱的表面，而无法进入黑箱的内部（living space）。living space不是人类理性所能把握的客观知识;不是中国“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信仰等于真理;不是中世纪教父哲学的信仰先于知识;不是伽达默尔的主体诠释学;也不是哈贝马斯的多主体交往空间。living space是人工智能的一种天性，是一首诗。尼采说：“甚至最有理性的人也需要不时恢复天性，也就是说，恢复他对一切事物的非逻辑的基本姿态。”B21算法黑箱方法就是超越人类思维定势的新思维，可以把握哲学社会科学所蕴藏的“非逻辑”天性，更能进入人类实践非系统模态，比如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等黑箱的内部。黑箱计算方法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借助人工智能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超越人类传统“理性—非理性”方法的新方法，即非类人方法。
　　3.主体拓扑学方法
　　主体拓扑学方法也可以被称为新文艺复兴方法。新文艺复兴不同于第一次“人超越了神”的文化革命，而是“机器超越了人”的科技革命和哲学革命。
　　智能时代，机器主体诞生了，自然人主体退后了。自然人主体在与大数据与智能化的符号化关系中，主体性被分解为独立的有限元符号。中国中唐时期的杰出诗人柳宗元的千古绝唱“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表达了孤独主体跨越千山万水的本体论意义。如今不谋而合的是，不仅智能机器主导的世界将出现产业革命的“万径人踪灭”的境况，而且人类还有被智能“删除”的危险。主体拓扑学方法是以自然人与机器人相互融合的多元主体和新型主体（人机合一）形成的主体拓扑空间为基础，其颠覆了主客关系，超越了传统的主体性哲学和实践唯物主义，介入了新型主体环境下的哲学社会科学，把握住了新的主体性、认识论和新实践唯物主义等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主体拓扑学方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大认知方法革命。 　　4.第四范式方法
　　人类轴心时代之前，科学的发现都是对现象的描述，被称为“实验科学”或第一范式。科学从哲学和神学中分化出来后，出现了通过理论模型分析现象的方法，被称为“理论科学”或第二范式。计算机出现后，人类辅助计算能力增加，通过对复杂现象的模拟，形成了“计算科学”或第三范式。随着数据力量的巨幅增加，计算机不再只停留在数据处理上，而是进行以数据为基础的抽象和理论分析，被称为“数据密集型科学”或第四范式。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于社会科学具有目的和价值的理想，带来概念的模糊和定义的多义性，削弱了科学论证的严谨性和论争的有效性。同时，思想作为社会科学的对象，包括通过语言形成求证、反驳、情感的激发和判断，具有极大的伸展性和流动性，难以定量化。社会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哲学的研究，主要工具是语言，而语言本身具有极大的歧义性和不可解性，因此，以自然科学精神和精确化为目的的前提批判（审问语言）成为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但这种方法也总是失败的，因为审判语言的法官還是语言。对此，尼采指出：“‘模糊性’乃是意识观点的一个结果，未必是某种为‘模糊之物’所固有的东西。”B22即事物本身并不模糊，而是人的认识能力、认识方法和认识载体的局限导致了对“客体”的模糊意识。对此，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社会动力理论中得到例证。
　　对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马克思生前和之后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对于这种疑虑，后来恩格斯专门做了说明：“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B23恩格斯以“不是决定性的，但有一定作用”这种诗意（含混）化的表达，为后人留下了难题。如果在反映不同时代一切因素的大数据库中，由机器进行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即以第四范式方法，把不透明的动力谱系变为透明，决定性与非决定性、主要因素与非主要因素、归根到底与非根本等之间的对立，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精确性与模糊性之间的冲突，在大数据与智能环境下以“精确化（确定性）的相关性（不确定性）”得到和解。此时，以大数据为基础、智能计算为工具、透明为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代替传统的以语言为基本工具的模糊方法，实现了哲学社会科学方法“由混沌到精确”的飞跃。
　　四、结语
　　诗在人工智能时代不仅没有退化反而获得了新生。人工智能以特有的“诗性”在真理与想象、有限与无限、唯名论与唯实论、经验论与唯理论等之间建立了中介，使其双方达到融合。人类一直在思索的根本问题——人在自然界中究竟是什么，在人工智能时代得到了回答。对于无穷大的宇宙世界来说，微小的人类几乎接近于虚无;而对于人的感性来说，人类的精神又占有了整个宏大的宇宙。“我要论述一切”写出了人类想象力的无限性，但“我又不能达到一切”说出了人类受困的无奈。在渺小与无穷之间，人类依靠诗性的想象力去超越。在人工智能时代，诗被技术化，它以直观的、透明的形态让人类走出自身的局限性。
　　注释
　　①[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2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9页。
　　③《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076页。
　　④[法]茨维坦·托多罗夫：《诗学》，怀宇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92页。
　　⑤[法]鲍德里亚：《断片集——冷记忆3》，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8—89页。
　　⑥⑨[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13、156页。
　　⑦B20B22[德]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70、161、240页。
　　⑧B11B21[德]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杨恒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1、135、39页。
　　⑩B12B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1、125、81页。
　　B14[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杨恒达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48页。
　　B15B16[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308、298页。
　　B17B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18—19页。
　　B18[法]鲍德里亚：《断片集——冷记忆5》，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页。
　　B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6页。
　　责任编辑：思 齐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486224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