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青松《万物笔记》的生态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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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李青松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新近出版的《万物笔记》，关注现代化进程中人与大地的关系这一重要主题，以“万物”为核心展开作者一向注重的大地伦理叙事。同时，作为一部“跑”出来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者围绕着一个个具体的中心物进行劳蛛缀网式的生态书写，生动地刻画了许多生态保护者的形象，反复言说着一种捍卫自然的精神。
　　[关键字]李青松;《万物笔记》;大地伦理;生态文学
　　李青松是中国生态报告文学队伍中最具创造力的作家之一。作家刘恒评论说：“李青松先生的文学有一个永恒的主题——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主题不仅永恒，而且无比庞大，因为它涵盖了人类古往今来的命运。青松先生企图破解如此坚硬的主题，并以文字与之搏斗，显现了稳健而超拔的理性与感性。”①读了李青松新近出版的《万物笔记》后，不难发现这一评价名副其实。该书将现代化遮蔽下的环境真相清晰地显露出来，再现了大地同人类的根本性联系。
　　一、观照“万物”的大地伦理叙事
　　自远古以来，农事就是中华民族一种重要的生存方式，而农事和大地是分不开的。农事要求生活于中华大地的子民时时与自然打交道，并分外关注四季间万物的变化运行。早期务农者在客观上因条件和能力有限，无法与自然抗衡，在主观上因基本靠天吃饭，所以热爱自然、赞美自然、崇拜自然。内外种种缘由促使人们努力接近心目中的“天”，以求得自身与自然、宇宙的和谐统一，所以就有了“属于天者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属于人者是人类痛苦的根子”②的表达。
　　在生态文学家看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蕴含着一种极为可贵的生态智慧。生态报告文学强调以文学的属性、新闻的属性来展开当下的生态纪实，并重新梳理人与自然的现状和关系，警醒人类勿再破坏生态环境，而应致力于保持生态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万物笔记》的主题依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作者展现的内容却是多样的，其中既有生态审美视角下的山川河流，又有带着自我体验的趣味寻访;既有对人类文明范式的利弊反思，又塑造出保护生态环境的各色人物。与《大地伦理》相比较，不难发现《万物笔记》的创作意愿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即更注重“万物”了。单从整体性质论，该书收录的十一个篇章尽管仍属于大地伦理叙事，但它们在精简的体式当中显得更纯粹。相比于《大地伦理》的多样化叙述，《万物笔记》恰好放弃了当年时效性很强的新闻性报告或通讯;换句话说，作者用文字建立起的几个价值空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万物”而展开的，“万物”成为主要凸显的本质主体。
　　《万物笔记》首先是描写人类和生态两个对象间的参差对照和相互龃龉。对于李青松而言，动植物领域的生存法则和生态遭到毁坏的种种现象以及人同自然界不可调和的矛盾，更能够触动他敏锐的神经。他的作品是对大地的直接感知与体验，是对万物自有规律的生长机制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大地伦理观不重理论的建构而更重实际的言说。剥开言说的外衣，李青松对大地伦理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全局的核心统照，也即针对人与自然二者關系的思考。他的主张同中国传统的自然观相吻合，如宋代周敦颐所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①其用意指归已是非常明显。“天地”是创造万物又供万物生长的温床，“生”和“成”既为客观运行的天道，又是自强不息的生命。人既是单独的个体也是天地万物的一员，与万物同属一个完整的生命构造体，本无大小高低之分。尽管报告文学在本质上要求作者必须与时代同步，对社会现实和新近事件作深度报告，但作为一个生态文学家，李青松的生态理念却有着追寻文化之根的倾向。他同传统的有识之士一样，完全被大地的陶然气息深深吸引。
　　另一方面是思考万物生命彼此的关联，为明晰个体生命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健康这一问题而努力。正如李炳银在《言万物成理于幽微中》一文中所说的，虽然大地是催生万物的温床，但在实际运行中万物却各有一套细微的法则，李青松自当明白②。在他看来，大地的伦理是宏观与幽微的结合，而这幽微正如徐刚所阐述的：“地球生态环境的演变与恶化，从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细密地互相关联着，似一张网，像一根链，环环相接，既微妙而又真实。”③生态系统中的土壤、植物、动物、菌类和微生物等等，它们相互间通过合作和竞争才构成生态系统的稳定。大地的丰厚稳实令这些生命体存活下来，反过来它们的健康运行又是大地生态功能完好的保证，破坏了其中一方，另一方也将随之委顿且难以恢复。因而在任何情况下，人类在土地上进行的重建都远比拆除要艰难得多。
　　李青松用笔记类的纪实方式，力图阐释各类物种在大地上的生活轨迹，明瞭万物和大地生态功能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此强化人们对大地以及在大地上生活的各物种的了解和热爱。有了这种认知基础，也就必然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主动去维护大地的伦理，也即维护它们健全的生态功能。《薇甘菊》就很清晰地表明，生态系统稳定的森林中没有薇甘菊的生存空间，而人懒得费心思的地方正是薇甘菊疯长的地方。《乌梁素海》中也直言：“乌梁素海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识和行动。”④《塞罕坝时间》则重新阐释了“森林涵养水源，生态涵养文明”⑤的道理。在大地伦理下，万物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二、劳蛛缀网式的生态书写
　　李青松认为：“报告文学必须是而且只能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或新近发生的事件的深度报告，而不能是从故纸堆里挖掘出来的东西，不能是从深井里打捞出来的东西。”⑥简言之，报告文学是“跑”出来的结果，是用“脚”来写作的。从事生态报告文学的作家们几乎都要进行实地的追踪和考察，绝不是坐在书斋里凭空想象，也不是对科普数据的随意罗列，是本着“报告文学要与时代同步，而不是背对着时代，步履蹒跚，留下模糊的背影”的信念①，致力于直面社会现实中的人和事，不轻易略过生态环境背后的深层问题和本质意义。批评家认为“内在的繁复要求繁复的表现②，李青松的书写正是如此，他一直在独具匠心地构建他的所见、所思及所想。整体看来，《万物笔记》中的作品都近于中篇，读来虽不费时，但细心体悟却又颇为费力。其原因在于作者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挑出一个具体的中心物作为全文重点去照看，用多把钥匙开一个锁，也即围绕着这个中心物作一个圆形的事件陈列。小至一个野生动物或自然植被，大至整个生态物种和森林群落，它们的任一展开都必然伴随着中心物的物种习性、效用价值、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生态知识，或者将之放入历史时期的逻辑和现实中，逐步推衍其地位变迁，增加其掌故传闻的趣料，或者勾勒几个生态保护者同大地物种之间的往来互动。作品无不展现人在社会、政治、经济、伦理、价值观上同大地的勾连和悖反。 　　再次以《薇甘菊》为例。从生态意义上讲，生物群落因其完整性和稳定性而产生美感，一旦其中有一环失去制约，就会危害生态环境甚至毁灭整个生物群落。薇甘菊原产南美洲巴西，是非竹非木、即草即藤的外来物种，在20世纪末经口岸传入中国，迅速危及中国北纬24度以南的热带地区。尽管薇甘菊有着婀娜曼妙的外观，但每到固定时节，其种子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四处纷飞，所到之处就地繁殖，以覆盖、攀爬、缠绕、绞杀之强势手段毁灭原生植物。可以说，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③。巧妙的是，作者对此中心物的描写实际上是从吉他手小白和“小山口百惠”的一段爱情萌芽开始，最终又以二人婚后去薇甘菊的故乡巴西旅行结束，由于薇甘菊是他们爱情的见证，因而他们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为薇甘菊。在这一首尾相连的环形叙事当中，李青松用美好的爱情故事引起人们的注意，接下来才进一步阐明了该植物的物种习性、传播特质和落地危害。薇甘菊作为外来生物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在治理道路举步维艰的时刻，人们也许会对这一外来品极端厌恶并加大讨伐，但生态主义者却能全局地审视自我与外物。所以，李青松在追述薇甘菊的来源、功能与危害时，既补充了中国外来有害生物的黑名单，又插叙了中国本土动植物传入美国、德国后带来的灾难。在他看来，薇甘菊作为个体的生命是美的，且“每一种生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④，人类在清除其危害时也需用美的眼光发现、转化它的价值，因为它引发的生态问题正是这个时代人类生存状况的一种写照。
　　再看《鸟道》和《茶油之本色》。李青松既是一个严肃的生态文学家，也是一个长于美感表达的文学家。乡土的成长记忆、易被触发的身体官能和善于发见万物灵性的能力，充实了他的生态智慧和文学智慧，扩展了他的写作空间。万物入心，李青松所描述的大地并非狭隘的某块野地，而是人类能够轻易观察甚至土生土长的地方。鸟道和茶油的出产地就是很好的例子。《鸟道》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展开，上山是首，下山为尾，中间则描述“我”带领一只小分队进入云南巍山查看茶马古道——隆庆关的情形。这个森林群落巍峨雄大、地势险峻，处于“西山如峡，八郡咽喉”的重要地位，古时是商贾、脚夫、货郎、马帮越境贩卖货物的一条古道关隘，同时也是千万只候鸟通行的空中道路，“是人道与鸟道的巧合，是一个空间与另一个空间的相叠”①，为自然界的一大奇观。可惜即使它是极险恶的“鸟道雄关”，捕鸟人却总能利用弓箭、猎枪、强光、噪音、密网等手段令众多鸟儿难逃厄运。在作者串联、穿插的追踪下，人们惊憾地发现，当地村民和外来客猎鸟的“传统习惯”已使这一鸟道雄关成为打鹰山、鸟吊山了。
　　《茶油之本色》是把植物的个体品质同民生的幸福健康结合起来说的，人依靠食物生存，食物的质量又决定了人的身体素质和寿命长短，而茶油担负起了两个关联者的勾通任务，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担保人”。作者对这一常用之物作了现实打量，从古至今它都是效用极好的食用油，为人们喜爱追捧，除了引入毛泽东吃茶油的故事、营养学家赵霖的呼吁和南方油茶产区各色农民的采访笔录，还将古代民间木榨油坊的环境结构、榨木材料、油匠师傅们的操作过程呈于一体，在把茶油推至遥远的历史时空后，转瞬又拉近到眼前现实的文化、经济、生活当中。
　　总而言之，在看似不停转换的平面窗口中，不断闪现的是作者深度纵贯的思与想、感与悟，此种生命经验包含了其所见事物的特性，也传达了对人类行为的审视意见，是一种尽量避免平铺直叙而以相关连事件寄托作者意愿的书写方式。因此，在文学的范畴中和物种的生态机能上，把李青松用“脚”写作的态度和运用的叙事原则比喻为不停辛勤缀网的劳蛛，是非常恰切的。
　　三、反复言说一种捍卫自然的精神
　　我们常发现这样的情形：一张蛛网不论被破坏多少次，它的主人总能够默默地将其补缀回来，且有尺有度。劳蛛就是如此“‘不争’的‘斗士’和‘柔弱’的‘强者’”，“这些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小人物，不可欺辱，不可屈服，默默地走着自己的路，平静地迎击每一个平地突起的风波”②。李青松也在用温厚踏实的脚印编织他自己的网，而他笔下的人物同样也是在凡俗的生活中补缀自己的网。在《一种精神》里，网是二杆子乔建平的“种树种树种树”;在《遥远的虎啸》里，网是追踪者吴德崇的“寻虎寻虎寻虎”;在《乌梁素海》里，网是管护员张长龙的“鸟长鸟长鸟长”。此外，在目睹历史转变之后的大禁伐和塞罕坝精神中，作者总是不厌其烦地询问读者和自己：“塞罕坝，塞罕坝，塞罕坝”究竟是什么意思？特殊历史时期遗留下的生态难题和困境需要一代代林场工人去恢复，他们曾经创造了伐木事业的辉煌，禁伐后却留下苍凉的背影并面临失业的窘况，然而一个转身，他们又变成艰苦劳作的绿色守卫者。
　　每一种精神都随环境各异而有所差别，但它们合起来实则是共通的。李青松把他们致力维护自然生态和谐的场景变得诗意起来，实际上这已与沦落的工业都市作了一个隐性的对比，反映了二者间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极大落差。李青松说：“在我看来，对于报告文学来说，人物的重要性不仅超越了事件，超越了问题，而且超越了故事”;“《扬眉剑出鞘》中的栾菊杰，黄宗英《小木屋》中的徐凤翔以及徐刚《伐木者，醒来》中的陈建霖等等，这些极具个性的人物形象及其所体现的精神，曾经深深地激励和影响了一代读者”③。
　　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均强调“各适其天”，即大地万物皆按照自然的本性存在时才会有生机勃勃的景象，人做到同万物一体时精神才有愉悦的可能。如果说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沙乡年鉴》是通过阐明大地的生态功能以及这些功能被破坏后引发的连锁反应，从而激发人们对大地共同体的热爱和担忧并制定应对之策，那么李青松就是此种模式最忠实的实践者了。用特殊人物的一种精神去传递给那些还不了解生态现状或有此心还未付出行动的人，以此之精神碰撞、感染彼之精神，正是李青松反复言说的核心要义，是他解析生态文学本质和为读者传输生态观念所作的努力。
　　一個硬币有正反两面，李青松言说的精神自有其正面的陈述意义，然而在这精神的驱动下，人物的努力过程也展现了更深层面的哀戚。初读李青松文字的人觉得他幽默无比，因为其语言好用科学小品式的文段，其人物形象的勾勒偏爱速写和对话，身边人、身边事用上些白描的简短语句，就能令读者读得津津有味。有趣的话语方式是易于打动人的，但这只是文学品质高超的因素之一，真正的幽默往往来自寂静，是苦闷的回音和矛盾的了悟。试看这一段：
　　“再说，那‘四荒’自古就是荒着的，除了牲口啃草磨牙，除了丢死孩子，葬死人，还能有啥用途？人人心里的算盘珠子早拨拉好几遍了。于是，女人扎堆磕着瓜子，汉子们缩着头吧唧吧唧抽闷烟。村里没一个人站出来承包，眼看拍卖会就要泡汤了。‘二杆子’的脾气上来了，腾地站起来——‘我包！’一个一个缩着的头伸出来，诡异的目光看着他。村长唯恐他反悔，手起槌落，‘当’的一声响，荒凉的青山垣的使用权就落在他的手里啦。哄！——全场乐倒了一片。好啊！他没有一个竞争对手，输赢都是自己。村民们纷纷扛起板凳，往门口走。转瞬间，青山垣跟大家没关系了，只跟他一个人有关了。”①
　　初看让人觉得画面生动，但读完全书后再回味，感觉就变得复杂深沉起来了，尤其是“输赢都是自己”和青山垣“只跟他一个人有关了”这两句。再比如乌梁素海湿地保护管护员张长龙，偷猎者都认为这人多管闲事，作者却说：“张长龙不但不清醒，脑子里的水反而灌得越来越多。他把家里的十几亩苇滩交给儿子照看，自己一头钻进芦苇荡，不见了踪影。”②这是一处微小的反讽，人们在感知中就能扩张想象的空间，对他油然生出敬意。这些主角总是不经意地跌落进尴尬的境地，在面对同类时往往感觉到挫败与悲哀，而自然却能回赠他们以纷繁的色彩和无声的宽慰。
　　大地万物是一个完整有机的共同体，是值得人类热爱、尊重、维护的，也是文明得以延续的根基，这就是《万物笔记》的核心观念。
　　责任编辑：王俊暐 徐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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