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皇权大一统时期下明代书法台阁体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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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明代时期，有一种特殊的艺术文化现象，名为台阁体书法，既官吏所用的誉录书体，字形方正且圆润匀称，与翰林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台阁体书法是皇权和大一统的高压政策下的产物，在这种高压政策下翰林文人乃至布衣隐士所表达的“奴性”“谄媚”，“明哲保身”“感恩酬德”与“不负皇恩”的心态，是使得台阁体兴盛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台阁体;大一统;翰林文人;书法
一、台阁体书法及其产生的原因
台阁体多指明代时期官吏们所使用的誉录书体，而其最初指的却是专门为皇帝书写的官方文章。将明代时期的官样奏折书体称之为“台阁体”的原因是为了区别于清代时期的“馆阁体”。台阁体书法虽然是以楷书为其发展主流的，但当时中书舍人为适应官廷的需要，实际上并不局限于楷书种，其他如篆书、隶书、草书乃至题匾额的榜书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因此广义上说台阁体即明前期官廷书法的代名词，且必然符合帝王的审美喜好。可以说书法的台阁体化，乃是在帝王直接倡导干预下出现的必然结果。
“一切文化或文艺都是属于某一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艺术、超越阶级的艺术、与政治平行或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文化艺术属于政治活动、服务于政治活动，明代台阁体书法就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一个很好的证明。
首先，科举制度是书法发展的催化剂。科举制度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影响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在书法方面，科举制对于文字的书写要求占很大的比重，书法始终列为重要科目或作为任用首要考虑的条件，这种现象在明代变得尤为突出。善书、能书成了进入仕途谋求官职的捷径，极大地刺激了台阁体书法的发展。
其次，历代帝王对书法的偏爱也对台阁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集权制和大一统的背景下，皇帝是拥有绝对权利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对书法的审美标准，直接影响整个朝堂的书法风格。想要在科举中获得帝王及重臣的关注，自然要投其所好，而科举试卷中文字最为直观，至此帝王对书法风格的喜爱程度就成为了书写的标准。即使书法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并逐渐的沦为谋官求职的工具。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士子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很大程度上将符合帝王喜好的书法风格尽可能的融入自己的书法风格中，以此来迎合帝王，以求得一官半职。
再次，明朝时期，十分注重书法教育的传播与普及。早在立国之初，明太祖就注重书法的教育传播，据史料记载，明代时期的府、州、县及国子监都设有相应的书法课程。由此可见，因为明太祖的原因，逐步形成了以明代官学为主的书法教育制度。与明代时期的“台阁体”书法紧密联系的是当时的书法教育。在明代时期，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个人身上，故此，当时朝廷上的书写标准，即为皇帝所偏爱的书法。
沈度（1357--1434），为明代“台阁体”的代表人物。字民则，号自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沈度在洪武年间中举文学，但却没有去任职，坐累被谪云南。成祖即位，诏简能书者人翰林，沈度因此中选。其时解缙、胡广等皆在内阁工于书，而沈度最受成祖宠爱，凡金版玉册等必命其书，名出诸士之右。遂由翰林典籍擢检讨，历修撰，迁侍讲学士，官位显赫。明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则云：“太宗（成祖）征善书者试而官之，最喜云间二沈学士，尤重度书，每称日：我朝王羲之。”成祖之后，沈度仍备受帝王宠爱。可见沈度的书法，之所以在明前期百年不衰，正与帝王的喜爱和推崇相关。
二、皇权大一统下台阁体的兴盛与翰林文人心态
目前学界探讨台阁体的出现文人主要的心态有“奴性”、“和乐”、“谄媚”等几种说法，我认为，在皇权和大一统的高压政策下对翰林文人乃至布衣隐士心态有着重要影响，除最上述所说的“奴性”“谄媚”外，尚有“明哲保身”“感恩酬德”与“不负皇恩”心态，这几种心态是台阁体兴盛的重要原因。
（一）明哲保身：台阁体兴盛的直接缘由
高皇帝初定天下时，为巩固建设中央集权统治，凡不为君用者，一律杀之，朱元璋在广征天下贤哲的同时实行高压专制统治，所以明初文字狱十分残酷，如张羽、高启、徐贲、卢熊等诗人、书画家因文字狱而遭杀身者，不在少数。经过洪武朝的清洗，胜国遗老寥寥无几，前朝文风已不复存在。元代以来十分活跃的苏、松地区的书画艺术，因朱元璋政治上的钳制，显得十分沉寂。自古以来，隐逸是士人的自由，并且得到朝廷的鼓励和褒扬，但明初士人也没有这个自由。朱元璋制定法律不准隐居，其云：“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永乐帝对待文臣的严刑重法比起其父更甚。且永乐帝生性猜忌，其在位期间台阁重臣地位并不稳固，随时面临牢狱之灾甚至性命之忧。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艺术只能用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文人志士被扼制了艺术创造的可能，文人志士为了自保，迎合帝王喜好便成为头等大事。
（二）感恩酬德：台阁体兴盛的内在动力
对台阁体的兴起有较大促进作用的是翰林制度。我们都知道，明代时期的皇帝多数喜爱书法，于明成祖朱棣时期更是达到了一种顶峰。据史料记载，朱棣曾经下过诏书，为的是求四方能书之士。建文四年（1402）九月，朱棣在登基后不久，就简拔解缙、杨士奇、金幼孜、杨荣、胡俨、黄淮、胡广、等七人入值文渊阁，名曰文学侍从。这是内阁制度的雏形，解缙等人名义上仍属翰林院。永乐二年（1404）朱棣开科取进土四百七十余人，次年正月，解缙奉成祖命在进士中选二十八位中书舍人专门学习二王书法，并出示秘府所藏二王真迹。他们与三杨，既知取悦于帝王的喜爱，自然推崇并促进了书法上台阁体的形成，《翰林记》载：
“国初令能书之士，专隶中书科，授中书舍人，储翰林、给俸禄，使尽其能用储内阁，办文书”。
朱棣選择二十八人应星宿之数，能举进士已是莫大荣耀，而翰林文人则又是从进士中“拔其尤者”。至天顺间“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成为定制，入阁成为翰林官员之专权，翰林地位日益尊崇。
从新科进士中所选之“二十八宿”宠遇甚盛，《翰林记》载“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光禄寺给朝暮膳，礼部月给膏烛钞人三锭，工部择近第宅居之”，“五日一休沐，使内臣道之，校尉备驺”。且无政事烦扰，只是文渊阁中读书习字，“从人莫不歆其荣艳”。宠遇如此优渥，翰林文人萌生感恩酬德之情亦属正常。 （三）不负皇恩：台阁体兴盛的重要因素
台阁体最显著的“不负皇恩”虽是翰林文人感恩心态之体现，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负皇恩却并非翰林文人之专权，地方官员乃至布衣同样可以像帝王表达衷心来谋求职位。台阁体兴盛流衍之后，其书者不再局限于台阁朝堂，波及至地方。这种普的投其所好以表忠心的现象亦不乏“奴性”与“谄媚”。
如杨士奇七十初度感怀云：“翰苑春坊清切地，从来未有效涓埃。天朝三十三年禄，虚负君恩养不才。”杨士奇感叹自己在翰林、春坊等接近帝王的清贵之地却未能有任何微小功劳报答，朝廷任职三十三年，辜负了帝王的知遇之恩、培养之功，可见不负皇恩心态影响之深。
又如杨荣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年愈高而位愈隆。因年老体衰“冀效愚忠”不能实现，而变得“忧心忡忡”。他曾写道：自愧乎进无所补，退不我从。徒存心之兢兢，而怀忧之忡忡。
三、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在任何朝代，在皇权大一统下，不管是体现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利还是出于政治需要，统治者始终控制着书法的主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是每个朝代都不可能避免的。台阁体书法，作为明代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其虽以中书舍人为主，但却蔓延至整个朝野，台阁体书法虽然是以楷书为其发展主流的，实际上并不局限于楷书书种，因此广义上说台阁体即明前期官廷书法的代名词，其风格多为典雅华丽，适合帝王的审美情趣。
可以说书法的台阁体化，乃是在帝王直接倡导干预下出现的必然结果。但书法，又并不是只限于中书舍人们的书法。不可否认，在皇权和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翰林文人所必然秉持的“明哲保身”“感恩酬德”与“不负皇恩”的心态扼杀了大多数人的艺术创造性，促进了台阁体的兴盛，阻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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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車琚（1994- ），女，陕西西安人，西安工业大学中国书法学院，美术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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