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货币理论与新时代中国特色补充性货币理论体系的发展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急需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而新时代的中国特色补充性货币理论体系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当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出现，货币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对经济社会和货币理论都带来了极大挑战。因此，必须对马克思的补充性货币思想深入挖掘，并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解决新型货币的来源问题、具体方法的运用问题、内容的创新问题。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补充性货币理论;新型货币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9）04-0010-06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问题，这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新时代中国特色补充性货币理论体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补充性货币是指补充法定货币的职能，在市场经济中也可以发挥补充媒介作用的一切媒介物。在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有股票、债券及其它信用凭证等等。随着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补充性货币的种类越来越多，如比特币、莱特币、瑞联币、QQ币等等，它们一度对中国乃至世界其它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极大冲击。因此，我们应尽快建立新时代补充性货币理论体系，以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一、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补充性货币理论体系的必要性
　　随着科技进步以及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新型货币的种类不断增加，传统的货币功能理论已经无法完全概括当前经济社会条件下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传统货币功能理论亟待完善。
　　从理论上看，当今社会已经出现的许多货币现象，是现有货币理论无法解释的。由于现有理论的解释力弱化，使人们在知识学习、科学研究方面出现了较大的混乱。例如，现实中一些人认为，货币是一种契约，所以任何契约都是货币;货币最初来源于楔形文字，五千年前就有了……如此等等。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货币是价值形式发展的产物，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不同的货币观，形成了严重的对立。
　　从实践上看，当代社会以人工智能、互联网为代表的高新科技不断促使货币形式出现丰富多彩的变化。[1]特别是货币电子化，使传统金融面临巨大挑战。[2]据笔者测算，目前发展中国家有80%的人口已无法完全从传统银行机构提供的金融货币服务中获益，这使得传统货币金融的扩展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移动支付技术之间的通用性问题、消费者的信任危机问题以及央行的有效监管难以实施问题等等。
　　但是，互联网信息技术时期，以数字化货币为首的新型货币的使用和推广将有效应对上述传统金融扩展的挑战。[3]事实上，在全球化背景下，信用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已经在多个国家广泛使用。据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数据显示，2015年国内支付机构跨境互联网支付交易笔数为4.1亿笔，金额为1 453.7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687.14%和460.01%。显然，跨境支付已经成为了第三方支付机构业务发展的“新蓝海”。随着我国人民币影响力逐步增强，数字化货币等新型货币形式，特别是补充性货币形式将进一步得到应用。[4]但是，我们享受着它们带来的“红利”的同时，又面临着新的风险。如数字化货币在跨境商务中产生的风险、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国际资金结算困难、汇率波动等金融风险。[5]如若我们未能对数字货币或补充性货币所带来的风险足够重视，将给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带来不必要的矛盾和问题，并放大金融风险的跨国传递。[6]
　　因此，面对新时代因货币新形式带来的金融领域的巨大变化，以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为基础，借鉴现代西方货币理论，立足中国实际，尽快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补充性货币理论体系，以解决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难题，是十分必要的。
　　 二、马克思货币理论：从货币到补充性货币
　　根据马克思货币理论，货币是由贵金属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价值形式。这种价值形式产生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与农业及畜牧业相分离时期。在货币价值形式的表现中，贵金属充当一般等价物，其他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地位的商品都要用贵金属来表现自己的价值，拥有贵金属的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其他一切商品交换，这极大地节约了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
　　价值形式的演变过程，表明了商品最初由物物交换演变为以货币为媒介的间接交换，是为了满足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需要的实质。交易双方为尽可能的降低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不断让充当交易媒介的货币形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演变，以将商品的内部矛盾外部化，从而实现商品的“惊险跳跃”。正如马克思所说，“交换（开始）是一个个人的过程，…（后来）却是一个一般的社会的过程。”①“交换会由它的不断反复，而成为一种经常的社会过程。在直接产品交换中，加入交换过程的商品数量增大了，种类增多了，这个形态的必要性会跟着发展。”②
　　马克思是从生产关系方面着手探讨货币本质的。他认为货币的本质反映的是生产关系，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和交易实现的媒介。“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③。即价值形式由简单的、個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逐步过渡到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最终停留在货币形式的这一过程是为了适应不同生产力水平的商品经济时期自身发展的需求，促进经济社会成本降低和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的过程。“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④。
　　货币本质决定了货币职能，故而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五种职能。所以马克思认为，“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⑤，“货币作为财富的物质代表（货币积累）”⑥，并进一步提出了货币的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这三种职能。这样，马克思系统地建立了货币的五大职能理论体系。
　　在对货币作了本质分析之后，马克思还特别注意到货币形式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货币的不同形式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的不同阶段;一种货币形式可以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但是，只要它们仍然是货币形式，只要货币仍然是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⑦。因此，贵金属货币、纸币，以及当今时代的电子货币和数字化货币，特别是补充性货币这些丰富的货币形式必然是生产力发展及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社会分工和交换的产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生产专业化和个体之间需求多样化导致不同交易现象产生。从最初的物物交换，到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交换;从不固定场所的交换，到固定场所的集市交换，这更打上了商品经济发展的烙印。直接的物物交换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交换，一次买卖即可完成，而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则将商品交换的买与卖相分离，A地商品可以任意和B地商品交换，今天生产的商品可以和明天生产的商品相交换，甚至可以隔代交换，这就使市场交易发生的频率和范围扩大，也会使货币的具体形式日趋复杂。当今出现的大量补充性货币，不仅反映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也体现了以货币为媒介的间接交换比直接的物物交换效率更高、经济社会成本更低，更加符合当代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因此，应当认为，从贵金属货币形式发展到纸币形式，再从纸币形式发展到当今的貨币电子化形式及形形色色的补充性货币形式，这个演变历程既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马克思作了若干分析之后，揭示的货币及补充性货币的发展过程。
　　补充性货币的实践已有悠久的历史。一些专家认为，早在1891年，阿根廷的商人斯尔文·格赛尔 Silvio Gesell（1891）就首次提出了“加印”货币（stamped money）理论，认为这种被加贴了“印花”的流通券可以加速货币在市场上的循环和使用，能使货币流通摆脱高昂利息的束缚，从而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和资本的优化配置。而“加印”货币也从此被学术界看作是补充性货币的最早雏形[7]。还有学者认为，早在上世纪30年代，在称为“中华红色经济之都”的中国福建汀州地区，其补充性货币的实践就如火如荼[8]。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粮票、米票、布票等补充性货币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扮演了重要角色。改革开放初期，股票、债券大量出现，这些补充性货币至今对中国经济产生着巨大影响。而在当今形成的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型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动下，补充性货币的作用和地位愈加凸显。然而，补充性货币可以对当前经济社会产生前所未有的积极影响，也会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从而引发危机。2008年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2015年中国出现的股灾，实际上都是通过债券、股票及其它金融衍生品等补充性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比特币的价格在全球范围内的多次震荡，更表明了补充性货币这种新型货币形式的多变性、难控性，更易对现行金融系统造成突发的、巨大的伤害。因此，中央明确地将防范金融风险作为2018年宏观调控的三大目标任务之首。
　　但是，如何更加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如何采用新的措施抗击补充性货币的冲击？这迫切需要新时代中国特色补充性货币理论体系的指导。然而，我们认为，任何理论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一定是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新时代中国特色补充性货币理论体系，其理论来源应是马克思补充性货币理论。根据学者的研究，马克思补充性货币思想主要有如下内容：货币的出现是以补充性货币的原始形态为基础的;补充性货币广泛存在于货币发展的过程之中;补充性货币可以作为资本运用;补充性货币有不同的具体形式;补充性货币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当然，马克思补充性货币理论还需要进一步挖掘，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还需要运用于中国的实践。显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补充性货币理论体系的建立，马克思补充性货币理论是一个重要基础。
　　既然新时代中国特色补充性货币理论体系的建立，仍应以马克思货币理论为基础，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借鉴西方经验，立足于当代中国的货币实践，重新对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进行解读。
　　众所周知，商品具有二因素。一方面，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社会的使用价值，并且是对别人而非商品生产者本人的使用价值，因此，商品的使用价值必须让渡出去。所以，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⑧。另一方面，商品的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人类抽象劳动，是商品生产者私人劳动的产物，必须保持在商品生产者手中。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二重性形成内部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于是产生了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这是价值形式的开端。而随着价值形式的发展，逐渐形成货币形式。
　　同时，马克思还认为解决商品的内部矛盾，货币的作用十分重要，而货币形成是通过四个发展阶段达到的。
　　第一，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这是指商品的价值简单的、偶然的表现在与它交换的另一种商品上。“原始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有限，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东西仅用于满足自身的需要，并不存在多余的产品进行交换。”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发现自己集中精力做一件工作比什么都自己动手生产的效果好很多，于是便单独从事某一种工作，由此，分工和交换产生。“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⑩马克思构建了一个等式用于描述简单价值形式的关系：2把斧子=1只绵羊，等式成立的条件就是二者包含的凝结在商品的无差别劳动即价值是相等的。
　　从上述分析中可看出，在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阶段，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内部矛盾转化为商品之间的矛盾。但由于这种交换形式是一种偶然的物物交换，交易的实现需要苛刻的条件。一方面，当某人有了多余的1只羊，想换2把斧头，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寻找交易对象。其交易对象必须至少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必须要有2把斧头的剩余物;（2）有对1只羊的需求;（3）双方都能接受“1只羊=2把斧头”的交换比例。这需要花费极高的信息搜寻成本。假如某位商品所有者需要1只羊，但他只有1把斧头剩余，这个交易就不能成功。随着经济的发展，交换种类的增加，要了解的物物交换的比例将成倍增长，物物交换的困难更大，经济社会成本更高。因此，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必然要进一步向更高的阶段即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发展，这也是补充性货币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根据学者研究，这里的斧头或者羊，本身就是补充性货币，同时又是贵金属货币形成的起点。 　　第二，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这是指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在与它想交换的一系列商品上。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畜牧业分工出现，人们的需求随之上升，自身生产的产品并不能满足自身需要，商品之间的交换由一对一变成了一对多甚至是多对多的形式，交换形式和种类都被极大丰富。价值的表现形式也就演变为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这种价值形式降低了搜寻时间成本，缩小了交换所需搜寻商品的范围，从而节约了经济社会成本，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这时，作为补充性货币形式的种类更为丰富。但这时商品价值仍没有一个共同的、统一的表现，没有一个一般的、被大家所公认和接受的等价形式。上述价值等式中，有斧子的交换者不一定恰巧需要绵羊，这就会导致交换困难，甚至使交换不能实现。因此，商品的价值形式必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为一般的价值形式。
　　第三，一般价值形式。這是指一切商品的价值都统一表现在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某一商品上。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以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范围、种类扩大，逐渐从无数商品中分离出来一种商品，专门用于与其它一切商品交换，这就减少了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这种价值形式是一般等价形式，是商品的价值作为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凝结的充分表现，交换过程中的搜寻时间成本和谈判成本也得到了有效降低。这时，这种一般等价形式，既是最接近马克思所指的真实货币形式，又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更是一种走向高级形态的补充性货币。只是此时它还没有“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从而还没形成真实的货币罢了。
　　这种价值形式较之前的两种价值形式来说，已经被极大丰富和完善了，但是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都是不同的，这就给商品交换带来了新的困难，增加了成本。因此，随着商品交易范围和地域的扩大，一般价值形式不能在所有地区得到统一，致使寻找交易对象以及达成一致契约仍需较高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所以，一般价值形式需要被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需要货币从众多补充性货币形式中分离出来，为法定货币的产生创造条件，即需要发展为货币形式。
　　第四，货币形式。这是由贵金属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价值形式。这种价值形式产生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与农业和畜牧业相分离时期。在货币价值形式中，由贵金属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其它处于相对价值形式上的商品都要用贵金属来表现自己的价值，拥有贵金属的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其它一切商品交换，这更是极大地节约了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
　　从上述价值形式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商品交换由物物交换演变为以货币为媒介的间接交换，是为了满足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需要而发生的。交易双方为尽可能地降低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凭借货币所用材料的优越内在属性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让充当交易媒介的货币形式不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演变，以将商品的内部矛盾外部化，从而实现商品的“惊险跳跃”。在真实货币形式形成的过程中，补充性货币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断变换的形态或价值形式，为货币的产生形成重要支持。而在法定货币产生之前的任何历史时期，它都行使着由于法定货币缺失，但经济社会却需要的各种交换媒介的职能。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实际上已经揭示了补充性货币关于起源、表现形式、价值体现等重大问题，理应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补充性货币理论体系的基础。
　　 三、理论与实践：中国特色补充性货币的职能比较
　　根据补充性货币的内涵，它是补充法定货币职能的交换媒介。它的历史悠久，但仍是生产力发展及商品经济的产物。在当今社会，补充性货币的各种形式在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促进下，更为纷繁复杂，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也对当代金融系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冲击，从而形成许多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这些重大问题，主要体现在补充性货币的职能上，因为它与法定货币有不少的异同点。
　　（一）补充性货币与法定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
　　价值尺度职能是产生于货币出现之前的物物交换阶段，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商品需求者所能够接受的交易媒介不同，交易媒介所能够换取的商品比例不同。为换取自身所需物品，交易双方会就商品的质量、数量进行讨价还价，需耗费高昂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但以货币作为价值标准，就只需要知道交易商品的价格即可进行交易，因此节约了经济社会成本，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应当认为，补充性货币与法定货币具有的价值尺度职能是相同的。
　　（二）补充性货币与法定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
　　如果说价值尺度衡量了商品之间的价值之比，从而确定了价格，则流通手段就是用于实现价值的职能。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是为了实现交易，人们将手中的多余商品转化为货币，就可以按照一定的价值尺度换回自己需要的商品，从而让渡使用价值，实现商品的价值，显然，补充性货币与法定货币都具有流通手段职能。
　　（三）补充性货币与法定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
　　支付手段职能则是货币的另一重要职能。货币出现以前的信用方式是实物借贷，以借物还物为特征，当人们找不到一种共同接受的价值标准来发展信用关系时，信用关系范围就十分狭窄。货币出现之后，一切经济合约均可以货币作为衡量标准，延期支付成为可能，从而提升了经济活动效率，降低了社会经济成本。但同法定货币相比较，补充性货币的信用范围极为有限，因此补充性货币支付职能很难同法定货币一样得到体现。
　　（四）补充性货币与法定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
　　贮藏手段职能使货币职能得以延伸。货币出现以前，市场交易媒介的形式和价值具有多样性，不同时间、地点和需求下的交易媒介不同，交易媒介价值亦不统一、不稳定。货币出现以后，贵金属形式充当交易媒介，价值稳定。当流通中所需货币量减少时，多余的货币就退出流通;当流通中所需货币量增加时，被贮藏的货币就进入流通领域。这就降低了社会经济成本，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作为贮藏手段的货币，实现的是价值的贮藏。尽管法定货币不一定是贵金属货币，特别在当代社会，法定货币更是以纸币符号的形式或虚拟的形式存在，但受到法律保护，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贮藏手段职能。然而，补充性货币却无法实现这一职能。 　　（五）补充性货币与法定货币的世界货币职能
　　货币具有世界货币职能。货币跨国界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交易媒介的职能。为满足商品交换的需求，货币可以充当世界货币。法定货币充当世界货币需要一定的条件。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化，即是为了使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重要步骤。当然，补充性货币要成为世界货币，除了要有全球性市场信用外，还得借助网络等科技手段，因此比法定货币实现世界货币职能更难。
　　在长期的商品交易中，法定货币也与补充性货币一样，变换着不同形式。所以，马克思认为：“货币的不同形式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的不同阶段;一种货币形式可以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但是，只要它们仍然是货币形式，只要货币仍然是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11}。因此，贵金属货币、纸币，以及当今时代的电子货币和即将发行的数字化货币，无论是法定货币或是补充性货币，这些货币形式必然是随着生产力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丰富着自己的内涵及职能。而补充性货币自身的职能及补充法定货币的职能，都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影响的存在与扩展，是我们制定新时代金融政策，进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重要依据。
　　除了原始的补充性货币之外，显然，当代补充性货币作为当代货币的新类型更显得有社会意义。它与法定货币仍有着本质区别。一般传统的货币理论不能替代补充性货币理论，两者是互为补充的。因此，以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验，立足中国的货币实践，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补充性货币理论体系刻不容缓。
　　 四、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补充性货币理论体系的方法及对策
　　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补充性货币理论以指导当前中国的社会实践，必须要有相应的方法与对策。
　　（一）建立理论体系的源方法问题
　　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补充性货币理论体系不能是无本之木，其理论体系来源应在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根据世界货币发展现状，依据其现实材料，特别要立足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数字货币及其它货币形式的发展现状，形成其理论体系的来源。当然，建立该体系的源方法，即根本方法，一是唯物辩证法，二是科学实验法。
　　（二）建立理论体系的具体方法问题
　　关于建立该理论体系的具体方法，我们认为必须在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运用的各种具体方法，而不能单纯地强调单一的具体方法。应根据所研究对象的不同，环境条件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具体方法。
　　（三）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创新问题
　　在建立中国特色补充性货币理论体系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补充性货币产生的历史条件，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当代高科技条件下的现实情况，进行方法的创新。应当认为，任何方法均是原有条件下为解决过去的问题形成的方法。而在新的条件下，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则必须采用创新的方法，因而必须进行方法的创新。在建立补充性货币理论体系的时候，区块链技术方法就是一类创新的方法。
　　（四）建立理論体系的对策
　　面对新的形势，鉴于补充性货币对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作用，我们在建立新时代补充性货币理论体系之时，应尽快采取如下对策。其一，尽快组织专家全力攻关。世界范围内补充性货币的形式丰富多样，它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已被人们日渐认识，但如何合理运用补充性货币为社会经济服务，还迫切需要相关理论进行指导。因此，应尽快组织专家队伍合力攻关，以解决燃眉之急。要联合中国人民银行、高校、政府机构及科研单位的专家，根据中国的实际，形成基础的研究队伍。其二，尽快形成一批理论成果。目前关于补充性货币的理论研究形成的成果较少，且较碎片化，难以形成指导中国货币体制改革的系统成果。而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大量的比特币、QQ币等补充性货币的出现，已严重影响国际社会的经济秩序。因此，尽快形成一批理论成果指导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三，尽快根据理论成果制定政策，以解决实际问题。中国人民银行2017年初成立了关于数字货币的研究机构，已开始发行数字货币，这标志着区别于传统货币的补充性货币已正式运行。因此，新型货币的运行风险、补充性货币的经济影响问题，都应该给予理论阐释并在实践中加以解决。其四，尽快形成理论成果的普及知识。伴随科技进步，补充性货币发展迅猛。因此，必须尽快让大家从理论上弄清它们的基本内涵及基本规律，以便应对它们给社会生产及生活带来的强大冲击。这就必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补充性货币的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普及知识，将普及教育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其五，尽快培养补充性货币条件下的理论及实践人才队伍。根据当代中国及世界经济社会现状，急需补充性货币方面的大量理论与实践的人才。但目前这方面人才很是稀缺，应通过实施特殊政策，采用特殊方法培养一大批相关的理论及实践人才，以解理论与实践之需。
　　注释：
　　①②③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页，第63页，第106页，第12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
　　⑥⑦{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第63-6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
　　参考文献：
　　[1]李慧勇.数字货币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及政策建议[J].黑龙江金融，2016（3）：13.
　　[2]R Ali， J Barrdear， R Clews， J Southgate. The Economics of Digital Currencies[J]. Bank of Engliand Quarterly Bulletin，2014（54）：276-286. 　　[3]姚前，湯莹玮.关于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2017（7）：78-85.
　　[4]Ben Fung， Hanna Halaburda. Understanding Platform-Based Digital Currencies[J]. Bank of Canada Review，2014，Spring：12-20.
　　[5]David Lee. Handbook of Digital Currency：Bitcoin，Innovation，Financial Instruments，and Big Data[M].Academic Press，2015.
　　[6]刘向民.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法律问题[J].中国金融，2016，（17）：17-19.
　　[7]Jérme Blanc. Free Money for Social Progress：Theory and practice of Gesell’s accelerated money[J].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1998，57（8）：469-483.
　　[8]蒋海曦.马克思补充性货币理论与“中华红色经济之都”的实践[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4）：89-103.
　　责任编辑：许永兵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entering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e guidance of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mplementary monetary theory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t.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temporary Internet，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forms of money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diverse， bringing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netary theories. Therefore， we must dig deep into Marx's supplementary monetary thoughts and solve the source problems， the application of specific methods and the innovation of content of the new money according to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Key words： new era，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plementary monetary theory， the new-type currency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493904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