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价值视角下中国特色行政文化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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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行政价值作为行政文化的核心，其形成、变迁与创新对行政文化来说意义重大，对于行政实践活动而言更是起到“挈领而顿，百毛皆顺”的作用。由于行政价值观的差异，相应的行政文化就会出现差异，因此行政发展理念、行政发展模式和行政发展道路也就大相径庭。本文正是基于行政价值的视角，通过认识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和西方行政文化中特定的行政价值，结合我国特有文化背景和现实行政生态环境的需要，构建出一种将以人为本作为行政价值核心、兼顾公平正义和贯彻落实和谐共生的行政整体发展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在目前有着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行政价值;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和谐共生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7-0049-02
行政文化作为由行政组织内部人员的行政行为所构成的特有的组织文化，其影响范围早已涉及全社会公民参与的各种行政实践活动。而行政价值作为行政文化的核心，其形成、变迁与创新对行政文化来讲意义重大，对于行政实践活动而言更是起到“挈领而顿，白毛皆顺”的作用，行政价值同样也是国家所处发展阶段以及该阶段追求利益核心的价值体现。由于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存在，我们对于西方行政文化的研究与借鉴大多局限于理论。因此立足行政价值视角，建构出符合我国文化背景和现实行政实践需要的行政价值观，对于重塑我国的行政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行政价值
价值是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概念，因此对于价值本质的讨论也不尽相同，例如“本性说”“情感说”“抽象说”“关系说”“属性说”“需要说”以及“主体性说”等不同学说。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价值，价值就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因此价值在很多领域有着特定的形态，如社会价值、个人价值、经济价值等。其中在关于价值的种种不同的理解之中，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主客体关系的论述更加接近价值的本质。马克思曾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2]。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对于公共行政价值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由此可知，价值本身具有社会实践性，其形成来源于主体的需要，客体更是要具有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且要不以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而行政价值作为价值在行政领域的特定形态，是价值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行政价值作为行政主体对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存在的理想状况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是行政活动的动力来源，它在深层次上决定着行政主体的具体的行为方式和行政活动的实际的运行模式。因此，一定的行政活动体现着一定的行政价值，一定的行政活动更是追求着特定行政价值的实现。
二、中国传统行政价值对我国当代行政文化的影响
中国在特有的文化积淀和传承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行政文化，且颇具系统性、实践性、稳定性等特征。现如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仍旧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影响着当今社会文化的价值选择。我国传统行政文化是中国人民在漫长的传统社会政治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历史积淀，它以传统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具道、法、墨等诸家思想并且相互协调而成。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作为一种伦理型的文化，注重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提倡道德与政治的结合，儒家的“仁”就是如此，孔子认为“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其实现应以政治为基础，通过政治表现;孟子在继承孔子“仁”的学说之上又发展和丰富了“仁”，认为“仁”作为一种天赋的道德观念，不应局限于人的内省，更应付诸实行仁政。孔孟的“仁”对于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注重以民为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理论更使统治者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统治真理，为此重民、爱民，甚至惜民。
再次，提倡义大于利的义利观。儒墨法都讲究功利，而在关于“义”与“利”的争辩之中，儒家的义利观最为著名且影响最为深远。孔子最初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劝导君子即管理者要在管理过程中以“义”为重，将社会伦理道德放在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核心位置，不谋求管理者个人的私利，要忽视对“利”的追求与执念。
总之，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作为一种带有历史继承性的伦理型行政文化，“仁政”、民本和义大于利，究其根本是对和谐这一行政价值的倡导与追求，“仁政”和民本旨在管理者（统治者）和民众（被统治者）之间营造和谐的行政氛围，而义大于利的义利观是管理者于制定行政决策时追求和谐目的的前提和遵守的伦理规范。如今和谐这一行政价值对于我国当代行政文化的塑造以及创新而言依旧举足轻重。
三、西方行政价值对我国当代行政文化的影响
西方行政价值对当代中国行政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改革开放激发了整个中国社会被长期压制的活力，使得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都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改变，而西方崇尚的效率价值也随着改革开放渗入到中国行政文化之中。得益于效率，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各个领域、行业获得了跨越式的进步，由此也就奠定了效率在行政价值架构中的核心地位。然而过于看重效率，事事以效率为核心，忽视公平价值，引发了国家社会生活中种种不公平的现象出现。因此在西方倡导新公共服务的社会风潮之下，中国也更加注重公平价值的实现，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行政价值目标乃至突出公平价值的理念与举措开始风靡。随后我国的行政价值领域又新添了一支主力军——服务，服务行政价值的出现实则是对效率价值的呼吁，只不过服务强调经济、效率和效益三重目标，不是简单的传统的对效率价值的执念追求，它认识到了行政活动中除行政主体之外的存在并予以重视。
以行政价值为构建我国行政文化的基础，必须要注意到我国的行政价值并不是单一的，其变化更不是阶段性前进的。正如乔耀章在《行政哲学基本问题：探索与对话》一书中所阐述的那般：我國当代的行政价值体现出多重跨越与多元共生这两个核心特征。多重跨越是指公共行政的价值并非按照一种价值、一种范式的对应关系存在，其发展变化也非是阶段性前进，而是多种内容同时出现于几种范式并存的时代。多元共生是指公共行政的多元价值依据一定的原则，按照一定的层次关系共同存在。中国公共行政多元跨越与并存的价值不仅包括从威尔逊提出的效率价值到后来的公正价值，新公共行政重视的社会公平等[3]，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时，要注意到我国行政价值上述显著特征的存在。 四、中国特色行政文化的构建
我国的行政价值目前所存有的状态是多重跨越与多元共生，因此其指导下的行政形态也呈现出复杂而非单一的特征。我国当代行政文化的构建，必须要认识到目前行政状态的真实情况，并且可以从以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和西方行政文化中的行政价值精华部分汲取经验，进而指导并打造属于我国当代特色的行政文化。
（一）行政价值核心——以人为本
公共行政的终极目标实则应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我国的行政价值的核心更应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要求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在运用权力时要从服务于人的角度出发，即通过自身权力的作用以实现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目的，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仍旧要将以人为本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实也就是国家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政府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也要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既要自律守法，注重内省，又要在实践时依法行政，时刻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公共行政“以人为本”这一核心行政价值的质朴形态。
（二）行政价值的重要内容——公平与正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在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不可忽视的是城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以及社会保障、卫生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不公平问题也十分突出，因此我国在构建行政文化的过程中更加要以公平正义为行政价值目标，在公共管理领域，我国政府不仅要在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提供均等的、无差别的服务，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更要在公共利益的实现和维护上成为最坚实的后盾的最积极的守卫者。
（三）行政整體发展观——和谐共生
和谐共生的行政整体发展观要求我们以和谐共生作为基础理念，将求同存异作为方法论，身处行政文化体系中的行政人员以及行政相对人认识到彼此是彼此存在的前提，寻求相互理解，建立信任，从而自觉且理性地产生集体行动的内在动力，共同致力于行政目标的实现和民主行政生态的打造。和谐共生的行政整体发展观的落实，首先要确立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的行政价值目标，使得和谐共生的行政整体发展观拥有落实的思想基础，而行政整体发展观的落实也会反过来促进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行政价值的实现，为其提供一种理想的行政生态环境。其次，践行和谐共生的行政整体发展观更会在多元行政主体之间营造一种互相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此关系的确立会使得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之间彼此理解、彼此尊重，随之致力于共同实现公共管理的目标，从而提高公共管理的管理效能。
五、结语
构建当代行政文化，行政价值发挥的作用及其地位不可忽视，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和谐，西方行政文化中的效率、公正、服务等价值通过对我国行政价值的重新塑造可以影响到我国当代行政文化的构建，但是必须经过本土化的研究与应用证实其适用性与正确性方可值得我们践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芮国强，乔耀章.行政哲学基本问题：探索与对话[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姚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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