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职业教育扶贫的路径探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贵州职业教育扶贫充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推动脱贫攻坚取得显著的成效。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和问题有待加以研究。因此，本文通过具体考察贵州职业教育参与农村精准扶贫过程存在怎样的基本问题，分析职业教育参与扶贫存在怎样的实践困境，并从根源上分析影响因素。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索有益于贵州职业教育参与乡村贫困治理的有效路径，进而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职业教育;教育扶贫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8-0014-02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当前，贵州职业教育参与深度贫困乡村扶贫发挥的作用愈来愈显著，对贵州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职业教育发展不均衡、贫困村的村民受教育程度低、工作人员与贫困人口沟通受阻、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仍然存在，这对职业教育扶贫带来了一定影响。为此，通过对贵州职业教育扶贫过程的具体考察，从根源上分析职业教育扶贫过程存在的问题并归因，结合具体实际，探索有益于贵州职业教育扶贫的可行性路径，构建良性的扶贫互动机制。
一、贵州职业教育扶贫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贵州职业教育参与乡村贫困治理过程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在脱贫攻坚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一定程度上局限了职业教育扶贫的功能与作用，主要问题概括为以下幾个方面。
1.职业院校扶贫能力不足。随着职业教育改革，地方教育部门响应中央号召，由原有的中职学校合并组成职业院校，党组织较为涣散、教师结构不合理、师资力量明显不足、生源不稳定等问题不断涌现，然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仍依靠自身发展来维持学校日常工作。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职业院校成为教育系统中的贫困学校。由此，贵州职业院校自身发展的不足给精准扶贫也带来了双重压力，既要保证自身茁壮成长与发展，又要集中精力助推脱贫攻坚，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2.深度贫困地区受教育意识淡薄。深度贫困地区的适龄受教育者是否能够继续接受教育，与其家庭教育及村寨教育环境息息相关。一方面是村寨经济结构和传统劳作方式较为单一，农民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受教育意识淡薄，人们在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劳动与经营过程中对教育及技能的要求不高;另一方面是深度贫困地区经济收入低，家庭难以维持教育费用，大部分适龄受教育者过早外出务工，以转变生产方式来缓解家庭的经济危机[1]。由此，“治贫先治愚”的职业教育扶贫策略在执行中困难重重，越愚越穷，越穷越愚，恶性循环。在这样的情境下，国家扶贫政策难以保质保量地落实落地。
3.职业教育扶贫主客体互动失灵。“治贫先治智”，提升深度贫困村村民的劳动能力是取得扶贫成效的关键。在党的领导下，以职业院校为治贫主体，村寨贫困户为客体，在深度贫困乡村中演绎一场热火朝天的脱贫攻坚战，职业院校的扶贫人员以专业的职业技术技能与村寨的村民进行有益互动。但在扶贫过程中呈现了扶贫主体导向与客体意愿错位的现象。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向下执行过程中，扶贫主体按照国家意志与村寨扶贫客体互动，国家扶贫政策及扶贫主体容易水土不服，“精准”度不够，很大程度局限了贵州职业教育的功能与作用的发挥。
二、影响贵州职业教育扶贫的主要因素
1.贵州职业教育发展不均衡。在欠发达的贵州，职业教育仍处于落后状态。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推进，大部分职业院校由几个中职部合并组成，原有的中职学校组织人事、基础设施、师资力量、财力物力、学生生源、科研能力等资源难以适应新时代下现代化职业教育，加之受到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环境等因素制约，贵州职业教育发展不均衡，使得学校为了获得并保证生存发展机会，重心转移到招生及教学等方面，在承担地方贫困治理的任务上显得力量轻微、力度不足。
2.贫困村贫困文化使然。贵州农村主要依赖传统农业生产维持生计，人们往往满足于现状，贫困户仍“等、靠、要”国家实施的低保户、精准扶贫户政策给予的补贴，不愿意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而这一行为习惯逐渐形成了农村贫困人口共有的特点，正好回应了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指出的贫困文化理论。贫困文化理论认为贫困群体在与“圈内”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式、行为反应和习俗规则，并通过“圈内”交往而强化为一种习以为常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2]。正因如此，村寨村民受教育的意识淡薄，进而维持着原有的贫困生活。
3.扶贫主客体结构差异化。脱贫攻坚关键在于人力资源，然而，在职业院校参与脱贫攻坚过程中，考察帮扶单位委派1—3名人员情况来看，派出人员有的是新到岗工作人员，有的是单位中能力相对较弱人员，难以有效整合已有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缺乏治理贫困的能力。此外，村寨青年劳动力外出，留守村寨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较大，劳动力匮乏，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原有的思想固化，这些因素使得国家扶贫政策难以获得精准解读和正确理解，这就容易让扶贫客体“叫穷争贫”，“等靠要”越来越严重。
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贵州职业教育扶贫的可行性路径
1.国家加大宏观调控政策支持力度。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经济落后，基础教育薄弱，从职业院校生源来看，很多在籍学生来自偏远贫困村，政府要加大对职业院校政策支持力度，提高财政资金投入比例，健全和完善职业院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高端人才的引进，增强师资力量，强化科研水平及扶持力度，重点打造专业群和适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专业，确保职业教育平衡发展，符合新时代下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吸取订单班的经验，提高对贫困地区学生的招生比例，设立专项计划、专项教学点，结合具体实际，对贫困村贫困户不同阶段的贫困人口分类定期培训，让贫困人口解放思想，增长才干，提升人力资本，更好地适应扶贫政策向下执行，破除“读书无用论”“叫穷争贫”“等靠要”等错误思想的束缚，从治贫客体转化为治贫主体，进而实现勤劳致富、智慧脱贫，助推乡村发展。 2.鼓励乡贤参与消除贫困文化。治贫先治智的核心在于人才，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如何通过贵州职业教育发展有效地把农村贫困人口资源转化为农村精准扶贫的人力资源优势和人才资源，这是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然而，应对极为复杂的乡土社会，费孝通先生提出可以信赖乡贤推进乡村治理，发挥乡贤精英在村寨中品德高、才学好、能力强、乡情浓的优势，凝聚村寨致富带头人、科技带头人力量，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职业院校与乡贤精英创办农村脱贫攻坚基地，由“专业教师+乡贤精英”共同开展贫困户技术技能培训，解读国家三农政策，分析市场经济、就业创业前景，转变贫困人口思想意识，掌握科学技术，提升贫困人口生产力。同时，组建以职业院校师生、乡贤精英、非遗文化传承人为骨干的调查队，深入帮扶村调查研究，搜集整理与分析贫困村的自然环境、民族文化等资源优劣势，因地制宜提升产业扶贫项目成效，增进贫困村民经济收入，联动三农共生性发展[3]，进而实现乡村发展与振兴。
3.构建职业教育扶贫的良性互动机制。怎样的职业教育扶贫策略才能适应贫困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在于贫困村民需要怎样的新农村，发展怎样的新农业，当怎样的新农民。这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显得十分重要。在新时代下，以职业教育为扶贫主体，以贫困村民为客体，构建一种良性的互动机制，能够按照国家扶贫政策进行任务“分包”，扶贫主体与客体通过互动来选择适宜于自身发展的“项目包”，进而调动了脱贫攻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一是拓宽扶贫主体与客体互动渠道。构建党委政府正确引导、贫困户主体意愿的扶贫方式，拓宽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愿景及诉求渠道，在切合已有的人力、物力、土地、自然资源、本土文化的基础上给予思想引导、技术培训、融资支持，政策扶持[4]，以此来鼓足干劲精准帮扶，精准致富。二是建立贫困户风险补偿机制。知识匮乏和能力有限成为贫困人口的共有特性[5]，很大程度上“摸石头过河”的扶贫模式让广大贫困户望洋興叹。构建贫困户参与职业技能技术培训、产业扶贫项目等方面投入的补偿风险机制，维护贫困户的合法权益和经济收入，以利益互动来充分调动贫困户敢于创业、敢于创新的魄力和勤劳致富的干劲。三是构建职业教育扶贫评估与监督机制。以健全完善精准扶贫的评估与监督机制，确保职业院校与贫困村进行有益的互动，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使国家教育扶贫政策及扶贫项目资金有序可循，实实在在地发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推动贫困村经济发展，脱贫摘帽，进而助推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1][美]舒尔茨.穷人的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美]奥斯卡·刘易斯.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M].李雪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3]詹国辉，张新文.乡村振兴下传统村落的共生性发展研究——基于江苏S县的分析[J].求实，2017（11）.
[4]索晓霞.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土文化价值再认识[J].贵州社会科学，2018（1）.
[5]张国献.农村教育精准扶贫的共享困境与共享路径[J].理论学刊，2018（7）.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500259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