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的微观机制研究：基于分工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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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科学认识城市内部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互补关系是我国当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优化配置面临的紧迫问题。基于劳动力技能互补指数和分工理论的研究表明：城市内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表现出一定的互补性，并具有随城市规模等级上升而逐步上升的态势，其空间分布特征与我国人口密度分布及人口迁移指向具有类同性;城市扩容不仅会影响到劳动力技能互补，同时还会受制于城市劳动力的技能互补形态演进;破除劳动力流动机制障碍有助于推进技能互补。一味地严控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规模并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准入，而忽略城市内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势必会造成城市总体福利损失并削弱竞争力。城市规模和人口结构调控应尊重和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和政府部门引导作用。
　　关键词：技能互补;微观机制;劳动力分工;城市规模
　　中图分类号：F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2-0074-11
　　作者简介：吴伟平，湖南工商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经济学博士 （湖南 长沙 410205）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城市是当今世界各类要素和资源最集中的地方，集中了社会绝大部分生产力和生产生活活动①。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主要组成部分，城市的未来将决定人类的未来。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快速城市化进程在全球多数国家上演，尤其是亚洲和非洲地区。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城市人口占比在1950年仅为30%，到2018年已达到55%。中国的城市化推进速度和规模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城镇化率从10%提升至50%仅用了60年。而同样的转变，欧洲用了150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则用了210年。截至2018年底，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达到59.58%，这意味着中国业已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从历史逻辑来看，城市化发展之所以成为必然是因为城市的效率高，城市人口规模扩张带来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优势已被充分证实。城市规模扩大能够通过分享（Sharing）、匹配（Matching）、学习（Learning）等微观机制来提升城市劳动生产率。而且，城市规模扩张还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市场专业化分工、技能互补、消费多样性和外部性等正向溢出效应的发挥。
　　近年来，城市规模扩张带来的负外部性在我国也倍受重视。大规模外来人口涌入，使得东部沿海城市的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凸显、公共软硬件基础设施面临巨大压力，以及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城中村等“城市病”挑战加剧。为了缓减城市扩张带来的负外部性，部分大城市、特大及超大城市纷纷设定限制低技能劳动力进入的“户籍堤坝”和就业门槛，并实施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来缓解摆在其面前的现实难题。结果导致大量低技能外来劳动者因为难以享受到应有的工作权益及社会福利而选择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最终引发城市劳动力要素空间错配并加剧结构性就业矛盾。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北京和上海等超大城市在不停“驱逐”低技能外来劳动力的同时，又面临着低技能劳动力严重短缺问题。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城市发展是否需要成比例的低技能劳动力有着严重的误区，如果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和超大城市发展只需要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那么，限制低技能外来劳动力进入是否会影响到城市总社会福利和竞争力呢？在大多数学者看来，这种限制性制度的出台与实施严重阻碍了低技能劳动力自由流向就业和收入更好的城市，这不仅造成了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损失，还会抑制城市内不同层级劳动力技能互补、消费外部性以及规模经济效应。
　　事实上，对于一个可持续且具有活力的城市而言，低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同等重要且缺一不可。这种关于城市劳动力高低技能互补的本质形态，已得到西方先发国家和学者们的认可。其中，Moretti的研究发现，城市中每增加1位高技能劳动者岗位，则需要3个与之相匹配的低技能劳动者岗位，诸如收银员、餐饮服务生等。总之，城市是由不同技能、不同职业劳动者构成的统一体，城市之所以效率高是因为分工的不断细化和深化。那么，是否劳动力技能互补形态存在于城市并随着城市等级变化而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的微观机制如何，以及城市规模、制度变革如何影响到劳动力技能互补演进？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三大现象（人口流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城市扩容提质）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时也能为城市决策部门合理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和就业限制政策提供借鉴。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构建劳动力技能互补指数并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工具剖析我国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城市等级特征;（2）基于分工理论系统解析城市不同层级劳动力技能互补形成的微观机制，以及破除劳动力流动机制障碍与技能互补优化的内在关联效应。
　　二、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特征性事实
　　（一）技能互补识别策略
　　关于技能互补的识别，现有文献主要从结果和表征等两个方面进行探讨。Schmidt等从结果层面对劳动力要素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进行了界定。在他看来，如果低技能劳动者雇佣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高技能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那么这两类劳动者之间就属于技能互补关系，称之为“q-互补”;如果低技能劳动者雇佣数量的增加降低了高技能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那么这两类劳动者之间就属于技能替代关系，并称之为“q-替代”。关于技能互补的识别，Schmidt等还基于数学公式进行了具体阐述，并将“q-替代”表述为F12<0和G12<0，将“q-互补”进一步表述为F12>0和G12>0。
　　从表征上来讲，技能互补反映了勞动力市场上高、低技能两类劳动者之间的互补（替代）形态或互补（替代）程度。并且，两类劳动者的互补或替代关系是一个具有内生性质的耦合系统，是一个相互影响、交织联动的有机体。对于特定城市而言，高、低技能劳动者数量占比在不同发展阶段会表现出差异化特征，因此，高、低技能劳动者的技能互补程度也会呈现出动态变化形态，这种随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表现出的变化特征很难基于Schmidt等的识别策略进行具体测算。基于此，本文从技能互补的表征出发，借助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及原理，构建了劳动力技能互补指数（SCI，Skill Complementarity Index），并以此来分析我国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的空间形态及其时空演化特征。技能互补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SCI为劳动力技能互补指数，且该指数越高则说明劳动力技能互补水平越高;i表示城市，t表示时间;skill和unskill分别表示高技能劳动者、低技能劳动者数量占比;C为高、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耦合程度;T为两类劳动者的综合协调指数，反映高、低技能劳动者的整体发展水平对技能互补指数的贡献度;α和β分别代表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的贡献率，且α+β=1。此处借鉴杜群阳和俞航东的研究思路，将α和β参数值分别设定为0.6和0.4。
　　（二）劳动力技能互补形态的时空演化
　　从时间维度看，劳动力技能互补水平可能会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呈现出差异化特征;从空间维度看，由于各地区的高、低技能劳动者数量占比及耦合程度不同，所以劳动力技能互补水平也可能会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因此，本文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我国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特征进行系统解析。
　　关于高、低技能劳动力的界定，文章借鉴Borjas和董直庆等学者的思路，将具有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划归为高技能劳动力，将仅具有初中、高中（含中专）、小学（含扫盲班）等学历以及未上过学的劳动者划归为低技能劳动力。
　　另外，考虑到本研究的空间尺度为城市层面，所以，文章选择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作为分析数据集。一方面因为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由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采取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进行调查，样本范围覆盖了全国各省、自治市、直辖市，科学全面且具有官方权威性;另一方面，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在空间尺度上可以细化到城市，并且能够对受访样本的技能结构进行清晰界定，充分满足本研究所需。
　　图1报告了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指数的空间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其中，图中的阴影背景颜色越深则代表着劳动力技能互补程度越高，反之，阴影背景颜色越浅则代表劳动力技能互补程度越低。
　　第一，从横向比较来看，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水平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华东地区、华北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以及部分东北地区。为了更进一步分析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水平的空间形态特征，文章还在图1中补充绘制了胡焕庸线（大致为倾斜45度直线）。可以看出，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水平较高区域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东南侧，这与我国人口密度分布以及人口迁移指向具有类同性。并且，劳动力技能互补水平较高地区大多为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副省级城市，至于是否具有城市规模等级特征将在下文中做进一步探讨。
　　第二，从纵向比较来看，我国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指数总体上呈现出随时间推进而逐步上升态势，这意味着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水平在总体上日益增强。并且，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副省级城市的劳动力技能互补水平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城市。回顾历史，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迁移规模扩大、速度加快，流动人口开始呈现迸发增长趋势，且主要迁移指向是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城市。绝大部分低技能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不仅给东部沿海城市带来了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当地企业缺工和“招工难”的结构性矛盾，同时还与城市本地高技能劳动者形成了一种技能互补态势。
　　（三）劳动力技能互补的城市等级特征
　　外来人口偏向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的极化流动，已构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重要的特征化事实。那么，因人口流动而形成的劳动力技能互补形态是否在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中呈现出差异化特征？本文将在城市规模等级划分的基础上，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解析劳动力技能互补的城市等级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关于城市规模等级的划分标准，本文参照国务院于2014年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以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中小城市、大城市、特大及超大城市等三种类型
　　这里没有单独划分出小城市、超大城市这两种类型，是因为本文的所有城市样本中属于小城市、超大城市的数量较少，单独划分可能会影响到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健性。
　　。其中，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小城市，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为特大和超大城市。
　　表1报告了中小城市、大城市、特大及超大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指数的年平均值及动态变化量。第一，从静态值来看，特大及超大城市的劳动力技能互补指数最高，其次是大城市，中小城市的劳动力技能互补指数最低。可见，劳动力技能互补形态的形成存在城市规模门槛效应。并且，劳动力技能互补水平具有随城市规模等级上升而逐步上升的态势，这说明城市规模等级越大越容易形成劳动力技能互补形态，这为城市规模的劳动生产率溢价补充了一个新解释。第二，从动态变化量来看，大城市、特大及超大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指数呈现出线性上升趋势，中小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指数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N”型变化趋势。从劳动力迁移指向来看，进入新世纪后，中小城市主要为劳动力净迁出地区，大量劳动力外流加速了当地劳动力技能结构扭曲。对于大城市、特大及超大城市而言，则绝大多数为劳动力净迁入地区，且外来劳动力进入明显改善了该地区的劳动力技能结构。
　　三、技能互补的微观机制：劳动力分工演进
　　从古希腊时代的色诺芬到马克思，劳动分工成为生产力提升的源泉这一思想观点得到众多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的认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中就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重要性以及对劳动生产率改进的惊人效果，并将专业化视为城市赖以建立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分工是生产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并基于社会分工与生产劳动的内在联系确立了分工理论。20世纪初，阿林·杨格提出了“斯密—杨格定理”，阐述了市场与分工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即分工决定了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决定了分工演进。随后，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興古典经济学家，利用超边际分析法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进行了模型化解析，进一步解释了分工演进与城市出现、城市规模扩张以及劳动生产率提升之间的关系。可见，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一个以分工为核心范畴，在平衡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等系列两难冲突中而演化出的一套理论体系。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分工包括了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四方面内容，是“1+1>2”整体经济效果得以形成的重要源泉。既然劳动力技能互补形态客观存在于城市中且具有随城市规模等级上升而不断强化的趋势特征，那么为什么高、低技能劳动力会共生于大城市、特大及超大城市，或者同时向大城市、特大及超大城市集聚？本部分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分工理论对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形成的微观机制进行系统解析。 　　（一）技能互补形成的内在要求：劳动专业化和专业多样化
　　劳动专业化主要指一个劳动力主体在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从事的专业数多少，专业数越少则表示其专业化水平越高。由于技术可分性，专业化生产将引致某一产品生产被分解为若干环环相扣的工序，每一道工序进而衍生出相应的专业化技能岗位，且每一岗位所需专业人员技能呈现出链条性。不同于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是指经济体中的产品结构、技能结构、职业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初始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由于各自生产各自所需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所以不存在任何经济关系，劳动力专业化分工停滞不前（图2中的子图a）。因此，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中，劳动力技能结构不仅单一而且缺乏互补特性，各经济主体被分割为独立且互不往来的单元。显然，这种经济模式的生产集中度和一体化程度较低，重复学习和“熟能生巧”过程难以形成，专业化水平、多样化程度以及劳动生产率会受到抑制。
　　随着分工的逐步演化，每个经济主体开始生产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且生产的商品种类趋于下降，不再完全依赖于自给自足的生产—消费模式。此时的劳动专业化发生了质的飞跃，技能互补的雏形逐渐形成（图2中的子图b）。换言之，存在劳动力专业化分工时，不同经济主体或具有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总是偏向于选择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行业或职业从事生产活动，从而为劳动力技能互补形态的形成奠定了前提基础。在这种局部分工的演进中，劳动力技能结构开始分化，经济结构的多样性也随着劳动专业化水平的改善而增强，也即专业多样化得到发展。此时，劳动力市场中的交互关系、人际间的依存度以及社会化关系均高于自给自足模式下的水平。伴随着分工演化的進一步推进，每个经济主体开始专业于一种商品生产，完全分工的经济模式得以形成（图2中的子图c）。在完全分工模式下，各经济主体的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不断深化，生产集中度、交易频率、商业化程度均大幅上升。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中，就是不同技能劳动者间的互补性得到增强。总之，劳动专业化和专业多样化是劳动力技能互补形成的内在要求，且二者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纵使劳动专业化水平很高，但没有专业多样化发展，劳动力技能互补形态难以形成和演进。同样，只有专业多样化而缺乏劳动专业化，那么劳动力技能互补形态也难以为继。
　　（二）技能互补形成的源动力：生产迂回化
　　作为劳动力分工演化的重要方面，生产迂回化是间接生产方式和生产链的发展，是指在生产中间品（包括生产工具）之后再利用生产资料生产产品这一迂回生产过程。如图3中所示，经济主体A专门生产中间品X并提供给经济主体B，经济主体B则依靠自身的资源禀赋并结合中间品X生产产出品Y。其中，部分Y供经济主体B自己消费，部分Y用作使用中间品X的补偿，最终完成分工循环。因此，不借助于中间投入品或生产工具，迂回生产经济无法形成，也就没有经济主体会生产出超出自己所需的剩余产品。总的来讲，迂回化生产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且迂回生产的链条越长则劳动生产率改善越明显。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劳动专业化分工演进使得不同技能劳动者从事符合各自比较优势的职业，这为分工的迂回生产演进提供了基础条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生产的迂回化无处不在，且迂回生产链条的形成对于提升供需双方的劳动生产率具有积极作用。以家政服务为例，城市高技能劳动者大多会因为从事家务的高机会成本而偏向于将家务活动外包给专业从事家政服务的低技能劳动者。而在这一迂回生产链条中，低技能劳动者生产了供高技能劳动者消费的“衣、食、住、行”等服务品，而这些服务品对于高技能劳动者而言既是最终消费品又是中间投入品。从中间投入品视角看，高技能劳动者在消费本可以自己生产的服务品（事实上由低技能劳动者生产）的同时，从事着具有比较优势和更高劳动生产率的生产活动，最终提升了社会总劳动生产率。对于低技能劳动者而言，集中地生产少数种类的产出品或服务，充分发挥了专业化生产的优势特征和规模经济效益，并进一步提升了其劳动生产率。另外，即便承认低技能劳动力数量增加使城市劳动者平均素质趋于下降，但社会总产出也会因分工演化、技能互补的形成而得到有效弥补，这就是生产迂回化经济效果。
　　总之，从生产迂回化过程看，城市劳动力市场新产业的出现是迂回生产中生产链条种类的延伸，劳动力市场新部门的出现是迂回生产链条上中间产品种类的延伸，而迂回化生产链条的延伸则是劳动力技能互补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源。
　　（三）技能互补形成的主要推手：经济组织化
　　经济组织化是指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和制度协调分工从而使社会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在经济组织化形成之前，社会生产活动是分散的，劳动力要素存在形式也是分散的。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分散化地存在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零散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缺乏系统的组织管理且劳动产出低效率。随着经济组织化的不断发展，劳动力要素被重新融合与利用，其社会关系网络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此时，经济组织化的最大意义就是有效地推进资源整合利用和组织社会生产活动，最大化地形成生产能力并降低生产成本。经济组织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组织的团队化，具体指工作目标任务和作业流程以组织团队的形式开展，通过并行工作和共同参与机制来完成过去分散完成的工作。当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最常见的组织团队化案例就是家政公司、快递公司、快餐配送公司等生活性服务业中介机构的形成与发展。二是组织的市场化，也称之为市场内化，具体指为了推进组织与市场的无缝连接。诸多属于市场的特征被引入到组织内部，目的是为了提升组织的市场化效率。诸如滴滴打车将市场化考评机制引入组织内部，以提升滴滴打车的服务质量和效率。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经济的组织化演进从组织的团队化和市场化两个层面推进了不同层级劳动者的技能互补。一方面，不同技能劳动者在经济组织团队化（如家政中心、中介机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聚集，从零散、低效率地参与社会活动转变成在一定规章下的有秩序、有联系地参与。可见，经济组织的团队化发展打破了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无联系、缺乏联系、低效联系的现状，改变了不同层级劳动者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使得扁平化的联系特征代替了以往垂直化的联系特征，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形态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这一具体过程中，不同层级劳动者也因为组织的团队化演进而受益。诸如，高技能劳动者能够通过家政中心这一经济组织快速搜寻到满足其所需的家政服务者，从而节约出更多时间以便从事具有更高效率的生产活动，而低技能劳动者也因为家政中心这一组织团队化而更易获得就业机会。因此，组织团队化极大地提升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搜寻—匹配效率，促进了不同层级劳动者的技能互补与分工演进。另一方面，不同技能劳动者通过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建立起“买卖”关系，以致于不同技能劳动者分布于同一产业链条的上、下游部门或者具有互补性质的不同产业部门。从市场的局部看，经济组织整合资源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禀赋特征，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者均有其擅长的领域并在该领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因此，在组织的市场化过程中，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了劳动力配置的优序选择功能，极大地改进了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总而言之，经济组织通过团队化和市场化两个过程强化了城市劳动力的技能互补特性。 　　四、劳动力流动受限抑制技能互补
　　（一）劳动力技能互补受制于城市规模
　　古典经济学将分工视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以及连接城市经济发展与规模扩大的纽带，并认为城市发展的本质就是集聚经济。其中，城市在发展变迁过程中集聚了大量人口与资源，促进了城市规模扩大，其发展变迁与规模扩大过程内在蕴含着分工的深化和细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这一机制过程总结为“市场大小会限制分工”。在他看来，专业化分工的出现源自于人类交换的现实需求，而人口规模则决定了交换的市场范围。如果市场范围过小，专业化生产的剩余产品就无法随意交换，人们便会失去终生从事同一种劳动生产的激励。因此，只有当市场范围或市场规模增长到一定程度且足够大时，专业化生产带来的剩余产品才能被充分容纳。保罗·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与经济理论》一书中也有提到“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他认为劳动者更倾向于在产业链条发达且规模较大的城市中聚焦，这是因为规模较大的城市中合作更加密切，劳动者社会分工与生产专业化之间相互促进程度更高。可见，劳动力专业化分工演进受制于市场规模或人口规模。
　　那么，城市规模如何影响到劳动力分工演进以及劳动力技能互补呢？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只有当交易成本系数足够小时，不同层级技能劳动者分工演进才会顺利推进，所以，交易成本系数足够小是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关系形成的必要条件。另外，当城市规模的扩大有效地增进了市场规模时，交易成本系数和交易效率才会进一步降低，此时的劳动力分工会更加细化，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联系也会因为更为紧密而容易形成技能互補态势（图4）。Eeckhout等利用美国CPS人口普查数据，首次从城市经济学视角验证了大城市会促进技能互补这一结论，并发现美国大城市的高、低技能分布均具有厚尾性质（Fatter Tails），即大城市集聚了较高比例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而中等技能劳动者占比相对较低。这是因为大城市的劳动力分工更加细化，劳动力之间的彼此联系更紧密，更有利于形成技能互补形态，从而强化劳动力技能互补效应。
　　为了有效地增进劳动力技能互补以及提升劳动生产率，不同技能劳动者的优序选择就是向大城市集聚。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大城市集聚有利于增大市场规模，降低交易成本系数并促进分工演进;另一方面，在大城市集聚有助于缩短空间距离，从而减少双方沟通、谈判而形成的隐性交易成本，以及减少运输成本等显性交易成本。总之，正是城市发展带来的规模扩张，为劳动力分工演进以及技能互补关系形成提供了广阔空间，而劳动力技能互补又增进了劳动生产率，所以说技能互补是连接劳动力分工、城市规模扩张以及劳动生产率改善的重要因素。另外，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规模既是劳动力专业化分工演进的条件，又是专业化分工演进的客观要求和结果。因此，城市扩容不仅会影响到劳动力技能互补，同时还会受制于城市劳动力的技能互补形态。
　　（二）制度变革与劳动力技能互补优化
　　回顾历史，户籍制度在控制劳动力流动或是调控劳动力空间分布格局等方面发挥了其应有的成效，也实现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就业政策目标以及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预期。不过，早期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村剩余劳动力桎梏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而无法流入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城市现代工业与服务业部门，由此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双重二元分割，并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重要的特征化事实。即使到了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今天，劳动力跨区域的自由流动已成为客观现实，但因户籍制度而引发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依然存在。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是，中央政府关于就业的大政方针已完全破除了户籍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性束缚，但部分特大和超大城市
　　具体参见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其中，城区常住人口500万至1000万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
　　仍通过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等限制性政策来缓解低技能劳动力迁入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结果导致特大和超大城市集聚了较高比例的高技能和中等技能劳动者，而低技能劳动者占比较低。这种阻碍低技能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可能在短期内发挥了作用并保护了城市本地居民的福利，但在长期将抑制城市内的劳动分工演进与技能互补。
　　当前的中国城市发展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红利”逐步消减的困局，这种情况下要维持城市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那么政府部门作为城市发展的“舵手”和“领航员”，就需要抓好外来劳动力、新型城镇化这些优势资源和政策，敢于并勇于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僵局，进一步强化城市劳动力资源配置和技能互补优化。要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二元体制，构筑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践证明，现行的户籍制度虽在历史上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最初发展，但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极大，既损失了效率，又显失公平。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导致低技能外来劳动者与本地居民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被割裂开来。在“户籍堤坝”和就业门槛的限制下，部分“低端”的劳力型外来劳动者很难在城市获得工作岗位。即便是获得了就业岗位，也需付出高昂的生活成本才能在城市中定居下来。所以说，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低技能外来劳动者的“乐业”难，“居业”更难。反过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现象是我国户籍制度变革的具体体现，这种释放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制度变革，其本身就是一种“没有受损者的改革”。而且，经验研究表明，这种受益于户籍制度变革的劳动力流动现象，致使城市集聚效应与技能互补效应不断被强化，并在根本上实现总体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五、结论与启示
　　城市开启了人类藏匿在蛮荒时代的所有更高潜能，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是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必由路径。科学、客观、全面地认识城市内部高、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互补关系是我国当前城市发展中面临的紧迫问题。为此，文章构建劳动力技能互补指数实证分析了我国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形态及其异质性特征，并基于分工理论系统解析了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的微观机制及其与城市发展、制度变革的内在关联。研究结论显示：第一，城市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具有互补性，且技能互补水平较高区域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这与我国人口密度分布以及人口迁移指向具有类同性;第二，劳动力技能互补水平具有随城市规模等级上升而逐步上升的态势，意味着城市规模等级越大越有助于形成劳动力技能互补形态;第三，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以及经济组织化是促进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形态演进的主要来源;第四，城市扩容不仅会影响到劳动力技能互补，同时还会受制于城市劳动力的技能互补形态，破除劳动力流动机制障碍有助于推进技能互补。 　　城市發展离不开不同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性影响，片面地将其归功于具有更高生产率的高技能劳动者，而忽略与高技能劳动者形成互补关系的低技能劳动者将不利于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事实表明，一定规模的低技能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基本判断除了符合城市化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共性规律，还具有一定的学理性，有利于通过专业化分工、技能互补来增进城市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因此，一味地严控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和结构，限制低技能外来劳动力准入，而忽略城市规模演变的市场调节作用，势必会造成城市总体福利的损失并削弱城市竞争力。总之，城市总体规划充分体现了各城市人口规制调控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市场规律性，城市规模和结构调控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和政府部门引导作用。一方面，顺应人口迁移的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多用“疏”、少用“堵”。以广州为例，通过科学调控使得广州市常住人口规模在2035年控制在2000万人左右，预计在规划范围内新增人口600万人，并按照2500万管理服务人口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通过非核心功能疏解、城市人口空间优化来有序疏解旧城区人口，引导人口向城市外围集聚，从而有效缓解因人口过度集聚而带来的“城市病”。
　　（责任编辑：彤 弓 罗 燕）
　　Abstract：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skilled workers in cities is an urgent problem in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urban labor market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 complementary index of labor skills and the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 shows that the skills complementary of labor force obviously exist in the cities of our country， and has the trend of gradually rising with the rise of the scale of the city.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population density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China. Expansion of urban scale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complementary skills of labor force， but also be restricted by the evolution of skills complementarity. And removing barriers to labor mobility mechanism helps to promote skills complementarity. Nowadays， blindly controlling the size of large cities， megalopolises and megacities and restricting the entry of low-skilled labor force， while neglecting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high and low-skilled labor force in cities， is bound to cause the overall welfare loss of the city and weake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ity. The regulation and control of urban scale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should respect and conform to the law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 and the guiding role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Keywords： Skill Complementarity;Micro-mechanism;Labor Division;Urban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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