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人化异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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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构撰了一些人化异类小说，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人暂时变形为异类，既而恢复人形;一种是人变形为异类，却不再恢复人形。蒲氏如此精心构撰，乃与其道德观及对当时社会现实之态度有关。《聊斋志异》人化异类情节构设，实成为作家解决现实矛盾、斗争的一种手段，是作家试图以小说干预社会现实生活的体现，与六朝志怪小说及唐人传奇中人化异类情节构设有质的分野。
　　关键词：聊斋志异;人化异类;解决现实矛盾手段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往往以其作品干预社会现实生活。《聊斋志异》谈狐说鬼，怪异之谈中往往包蕴着蒲松龄对于社会现实人生的关注、思考，甚或试图以狐鬼故事干预社会现实。本文即以《聊斋志异》中人化异类小说为例，考察这一问题。
　　一
　　 人化异类情节模式，屡见于中国古代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中自不乏见。那么，蒲松龄如何构思、撰述这类小说？毋庸讳言，《聊斋志异》中有叙述与宗教、巫术有关的人化异类小说，如《聊斋志异》卷四《白莲教》叙白莲教某者因门人与其爱妾私通，“遣门人饲豕，门人入圈，立地化为豕。某即呼屠人杀之，货其肉” ① 。这显然是有关白莲教道术的传闻，此类小说的价值多在其曲折有趣，具有娱乐性，而并无深层的思考。本文所关注的，是那些倾注蒲松龄对于社会现实、道德思考的人化异类小说。这些小说大致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人暂时变形为异类，既而恢复人形。如《向杲》叙向杲之兄向晟被庄公子嗾从人箠笞致死，“具造赴郡，庄广行贿赂，使其理不得申”，向杲遂欲刺杀庄，然因庄戒备甚严，杲无计可施，犹日伺之。小说继之如是叙述：
　　 一日，方伏，雨暴作，上下沾濡，寒战颇苦。既而烈风四塞，冰雹继至，身忽然痛痒不能复觉。岭上旧有山神祠，强起奔赴。既入庙，则所识道士在内焉。先是，道士尝行乞村中，杲辄饭之，道士以故识杲。见杲衣服濡湿，乃以布袍授之，曰：“姑易此。”杲易衣，忍冻蹲若犬，自视，则毛革顿生，身化为虎。道士已失所在。心中惊恨。转念：得仇人而食其肉，计亦良得。下山伏旧处，见己尸卧丛莽中，始悟前身已死;犹恐葬于乌鸢，时时逻守之。越日，庄始经此，虎暴出，于马上扑庄落，啮其首，咽之。焦桐返马而射，中虎腹，蹶然遂毙。杲在错楚中，恍若梦醒;又经宵，始能行步，厌厌以归。家人以其连夕不返，方共骇疑，见之，喜相慰问。杲但卧，蹇涩不能语。少间，闻庄信，争即床头庆告之。杲乃自言：“虎即我也。”遂述其异。
　　向杲之复仇，竟只能在得仙人之助，且身化为虎的条件下才可实现，这实为社会黑暗无道，正直善良之人又无助之写照，也是现实可悲、可叹之事。此类可悲、可叹之事，在蒲松龄的时代当屡见不鲜，故异史氏曰：
　　 壮士志酬，必不生返，此千古所悼恨也。借人之杀以为生，仙人之术亦神哉！然天下事足发指者多矣。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
　　所谓“天下事足发指者多矣”，正道出当时社会黑暗、不公之事多矣，使人不平之事多矣，然平民百姓却无力、亦不能改变之！故蒲松龄乃慨叹“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这实在是对社会现实黑暗无道的无奈抗争之语，因为现实生活中究竟谁能真的化虎？而不化虎，大仇又如何得报？对于蒲氏如此构撰情节，何垠评曰：
　　 化人成虎，借杀为生，使非妙术如神，则大仇终于不报矣。固知不可无此狡狯。
　　何氏指出，蒲松龄如此构撰小说，乃是“狡狯”之技，也就是说，从小说情节之曲折、新奇、不落俗套等角度言，《向杲》之构思，可谓独具匠心。何氏指出蒲松龄如此构思之“狡狯”问题，却未必能体悟到蒲氏如此构撰之良苦用心：个中实反映出蒲氏作为小说家欲藉此类变异之谈而干预现实的企图。
　　 《聊斋志异》中另一种人化异类小说，是人变形为异类，却不复恢复人形。如卷十二《杜小雷》载：
　　 杜小雷，益都之西山人。母双盲。杜事之孝，家虽贫，甘旨无缺。一日，将他适，市肉付妻，令作馎饦。妻最忤逆，切肉时，杂蜣螂其中。母觉恶臭不可食，藏以待子。杜归，问：“馎饦美乎？”母摇首，出示子。杜裂视，见蜣螂，怒甚。入室，欲挞妻，又恐母闻。上榻筹思，妻问之，不语。妻自馁，彷徨塌下。久之，喘息有声。杜叱曰：“不睡，待敲扑耶！”亦竟寂然。起而烛之，但见一豕，细视，则两足犹人，始知为妻所化。邑令闻之，絷去，使游四门，以戒众人。
　　杜小雷的妻子终于因为忤逆不孝而变形为豕，且不再复为人形，蒲松龄对于不孝之徒之诛伐不可谓不严！然而，不孝忤逆便要变为畜类？虽然小说结尾蒲氏特意加上一句“谭薇臣曾亲见之”，但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不得而知，因为现实社会中恐并非如此，故何垠评曰：
　　 逆妇化豕，恐此类繁矣。
　　而但明伦评曰：
　　 肉杂蜣螂，即与他人食之，已有豕心;况以进双盲之姑，非豕而何！人之所欲，天必从之。彼既甘心为豕，则豕之而已。立地化形，留其两足以示众，其严乎！
　　说杜小雷妻子以蜣螂杂肉而进婆婆，行为不耻人类，可归于畜类，显然更合乎情理。那么，作为小说家，蒲氏欲通过此类传闻故事，训诫世俗愚夫愚妇，以警醒世人，其用心不可谓不深！
　　 上述两种人化异类小说，乃是蒲氏试图以小说干预社会生活的作品，是作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尤其与前代此类情节类似的小说相比，则蒲氏之意图更见分明。
　　二
　　 人变形化为异类情节，六朝志怪以及唐代传奇小说中多有之，然其中透出的意蕴差异较大，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此类传闻故事之异趣。如《法苑珠林》卷三十二引《搜神记》载：
　　 汉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伏盘水中，久而不起，变为鼋矣。婢惊走告。比家人来，鼋转入深渊，其后时时出现。初浴簪一银钗，犹在其首。
　　黃氏之母变形为鼋，且不再恢复人形，此事《后汉书》志第十七《五行五》载，《搜神记》或本于此。那么，汉灵帝时发生的人化鼋事，原因何在？或者说现实意蕴何在？《后汉书》注引刘昭解释： 　　 黄者，代汉之色。女人，臣妾之体。化为鼋，鼋者元也。入于深渊，水实制火。夫君德尊阳，利见九五，飞在于天，乃备光盛。俯等龟鼋，有愧潜躍;首从戴钗，卑弱未尽。后帝者（三）[王]，不专权极，天德虽谢，蜀犹傍缵。推求斯异，女为晓著矣。①
　　按照刘昭解释，江夏黄氏化鼋，乃是汉室将亡、而又“卑弱未尽”之征兆。刘昭之解释，可补干宝之意，因为据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学说，即作如是观。
　　 而唐代传奇中，人变形为异类，又呈现不同的意趣——尤其是人变形化为虎之小说，格外引人注目。如《续玄怪录》叙张逢薄游岭表，行次福州福唐县横山店，因山色鲜媚，策杖寻胜，不觉极远：
　　 忽有一段细草，纵横广百余步，碧鲜可爱。其旁有一小林，遂脱衣掛林，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转。既而酣甚，若兽蹍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澜然。②
　　张逢化虎，原因颇为神秘，似乎和那一段碧鲜可爱的细草地有关，而不是由于其个人的德行有亏或者仙人之助之类。换言之，作者所关注的，并不是人变形化为虎的个人道德原因或者社会现实政治因素，而是变形故事本身的新奇、有趣。试看化虎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夜久颇饥，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驹犊之辈，悉无可取。意中恍惚，自谓当得福州郑录事。乃傍道潜伏。未几，有人自南行，若候吏迎郑糺者。见人问曰：“福州郑录事名璠，计程宿前店，见说何时发来？”人曰：“吾之出掌人也;闻其装饰，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来，且复有同行者？吾当迎拜时，虑其误也。”曰：“三人之中，惨绿者是。”其时逢方伺之，而彼详问，若为逢而问者。逢既知之，攒身以俟之。俄而郑糺到，导从甚众。衣惨绿，甚肥，巍巍而来。适到逢前，遂跐衔之，走而上山。时天未晓，人莫敢逐，得恣食之，残其肠发耳。行于山林，单然无侣，乃忽思曰：“本人也，何乐为虎，自囚于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复耶。”乃步步寻之。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犹掛，杖亦倚林。碧草依然，翻复转身于其上，意足而起，即复人形矣。……元和六年，旅次淮阳，舍于公馆。馆吏宴客，坐客有为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罚。”巡到逢，逢言横山之事。末座有进士郑遐者，乃郑糺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将杀逢，言复父仇。众共隔之，遐怒不已，遂白郡将。于是送遐淮南，敕津吏勿复渡。逢西迈，具改姓名，以避遐。
　　张逢为何要杀郑录事？似乎并无特殊的理由、原因，因为他既不认识郑录事，更与其无冤无仇，似乎仅仅是冥冥中“当得福州郑录事”一念，于是便“得恣食之”。而张逢恢复人形也颇容易，仅是在那片“碧草”“翻复转身于其上”，便复为人形。而郑录事之子复仇亦为偶然，因为本来不知杀父之人，仅是于淮阳公馆大家言说自己的奇异之事，张逢自道化虎食人，郑录事之子才得知真相，遂有复仇之举。当然，由于众人阻隔，复仇并未成行，而张逢也自此改易姓名以避之，一场人变形化虎食人的风波遂平息。
　　 唐代与张逢化虎故事情节类似的小说还有，如《原化记》载：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阳山，忽患热疾，旬日不瘳。时夏夜月明，暂于庭前偃息。忽闻扣门声，审听之，忽如睡梦，家人即无闻者。但于恍惚中，不觉自起看之。隔门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惊异，不觉引手受之，见送牒者，手是成虎，留牒而去。开牒视之，排印于空纸耳。心甚恶之。置牒席下，复寝。明旦稍忆，与家人言之，取牒犹在，益以为怪。疾似愈。忽忆出门散适，遂策杖闲步，诸子无从者。行一里余，山下有涧，沿涧徐步，忽于水中自见其头，已变为虎，又观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
　　从上述叙事可以见出，南阳士人化虎原因有二：一是因病，二是宿命。而化虎后发生的事情，有合乎虎之兽性一面，也有合乎人之性情、心理一面：
　　 此人为虎，入山两日，觉饥馁。忽于水边蹲踞，见水中蝌蚪虫数升，自念常闻虎亦食泥，遂掬食之，殊觉有味。又复徐行，乃见一兔，遂擒之，应时而获，即啖之。觉身轻转强，昼则于深榛草中伏，夜即出行求食，亦数得獐兔等，遂转为害物之心。忽寻树上，见一采桑妇人，草间望之，又私度吾闻虎皆食人，试攫之，果获焉，食之，果觉甘美。
　　足见其人为虎后兽性、兽行已彰，人性、良知在渐次泯灭——虽亦时有人的心理、意识。那么，此人如何复为人形？作者如是叙述：
　　 日暮，有一荷柴人过，即欲捕之。忽闻后有人云：“莫取！莫取！”惊顾见一老人，须眉皓白，知是神人。此人虽变，然心犹思家，遂哀告。老人曰：“汝曹为天神所使作此身。今欲向毕，却得复人身。若杀负薪者，永不变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评事，后当却为人。”言讫，不见此老人。此虎遂又寻草潜行，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空中又曰：“王评事来也。”须臾见一人，朱衣乘马，半醉，可四十余。亦有导从数人，相去犹远。遂于马上擒之，曳入深榛食之，其徒迸散而走。食讫，心稍醒。却忆归路，去家百里余来，寻山却归，又至涧边，却照其身，已化为人矣。遂归其家，家人惊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语颠倒，似沉醉人。渐稍进粥食，月余平复。
　　在遵从神人之言食王评事后，南阳士人结束了兽行与人心并存的生涯，遂复为人形，而其人之最终结局却异于张逢：
　　 后五六七年，游陈许长葛县。时县令席上，坐客约三十余人。主人因话人变化之事，遂云，牛哀之辈，多为妄说。此人遂陈己事，以明变化之不妄。主人惊异，乃是王评事之子也。自说先人为虎所杀，今既逢仇，遂杀之。官知其实，听免罪焉。
　　食人之父，终于为其子所殺，似亦相宜。那么，此一故事新奇的情节之外，是否还有深层的旨意？我们不得而知。
　　 从《向杲》之情节构思看，显然受到《张逢》《南阳士人》人变形化虎之影响，而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净化、提炼了传奇小说中那些对于表现主旨思想无益的情节，使之更加精炼而不芜杂，在变形为虎的故事躯壳中表现出对于恶之鞭挞，对于不公之指责。作家无力改变现实中发生的诸多不公之事，却在小说中表达出对于公正的向往，这无疑是蒲氏社会责任感之体现。对于六朝志怪小说中诸多表现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的作品，蒲氏亦当体察到，而在《杜小雷》中设置杜小雷之妻忤逆不孝而化为豕，显然别有用心——在这里，作家已不再关注这类变身故事背后的社会现实、政治意蕴，而是关注下层乡间、市井之道德伦理问题，从而使得此类变身故事与六朝志怪表现出质的分野。
　　 质言之，基于对道德甚或理想的坚守，基于对黑暗无道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蒲松龄在狐鬼之谈中将人变形化为异类作为解决现实生活中矛盾、斗争的一种手段——尽管这种解决方式是那么苍白无力，对现实生活并不具多少指导意义，或者说并不能真正地解决现实中的矛盾、斗争，但这至少表明了作家的立场和态度。
　　 也正因如此，我们说蒲松龄是杰出的小说家，而不是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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