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声树先生的辞书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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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敬体
摘 要 丁声树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有二十多年时间都在从事辞书编纂工作。他主持或参与编纂的辞书有五种，具有少而精和务实的特点。他在辞书编纂中守正创新，继往开来，取得了杰出成就，为我国的辞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 丁声树 辞书编纂 特点 守正创新 继承发展
一
丁声树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音韵、训诂、文字、语法、方言等语言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并且都有杰出的成就，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他五十岁以后主要从事辞书编纂工作，同样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1932年，丁先生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了学术研究工作，直到他1979年重病，共工作了47年。1949年前的17年，包括在美国的4年，主要从事训诂研究和方言调查。1949年后的30年，主要从事语法研究、音韵研究和方言调查研究，1959年以后进行辞书编纂。加上1945年在美国跟赵元任先生一起编写的《国语字典》，他的学术生涯中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都在从事辞书编纂工作。
丁先生一生主持或参与编纂、修订的辞书有五种： 1. 194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协助赵元任先生编辑英汉口语的《国语字典》，1947年出版。2. 1961年和1964年先后两次主持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修订《新华字典》，先后于1962年、1965年出版。3. 1961年至1963年，通读定稿《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1965年试印本印出，1973年内部发行。1973年至1977年进行修订，《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1版，1978年正式出版。4. 1965年主持編写《新华字典·农村版》，1966年初书稿交商务印书馆。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情况，未能出版，书稿也不知去向。5. 1978年12月至1979年3月，主持编写《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年出版。
计划编纂、修订但未能进行的大型辞书有三种。20世纪50年代后期，语言研究所曾计划编写历时性的《汉语大词典》，由丁先生主编。丁先生1959年12月还写出了《关于编纂〈汉语大词典〉的若干意见》，对编纂这部词典进行了初步计划。后来丁先生接替吕先生主编《现汉》，这部《汉语大词典》未能上马。20世纪60年代，他曾有过要修订《康熙字典》的宏愿，但一直未能进行。1979年《现代汉语小词典》交稿后，曾经筹划编写《现代汉语大词典》，组织了班子，做好了计划，然而，他于当年10月突发脑溢血，工作中止。
丁先生辞书编纂生涯的最后几年，发生了三件跟他有直接关系的事情。第一，1975年5月，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丁先生作为特邀专家出席会议，当然，他以前还是《现汉》试用本和《新华字典》修订的主持人。由于当时社会上急需辞书，国家出版局领导要求丁先生尽快将《现汉》和《新华字典》修订出版。丁先生极为谨慎，他认为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人力不足，时间又紧，完成《现汉》已经很紧张了，再修订《新华字典》，实在力不从心。于是推掉了修订字典的任务。国家出版局经过协调，将修订《新华字典》的任务安排给了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广州会议后，国家出版局紧张地筹建规划中规模最大的一部词典《汉语大词典》的编写班子。考虑到丁先生1958年曾有过编纂历时性《汉语大词典》的计划，于是，1976年国家出版局有意请丁先生主持华东五省一市编纂《汉语大词典》的工作。出版局领导陈翰伯同志专程到当时远离市中心的语言研究所见丁先生。那时《现汉》修订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丁先生根本无暇他顾，当然不可能考虑此事，他让语言研究所领导出面给予回绝。第三，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酝酿成立时，胡乔木院长大展雄图，计划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二十来个研究所的基础上建成六十个研究所，其策略就是先搬一尊菩萨（即找一个学术权威），盖一座庙（即成立一个研究所），再招收“小鬼”（即工作人员）。于是，有些研究所就以原研究室为基础一下子组建成好几个研究所。他专门找到丁先生，要他出任所长，以词典编辑室为基础成立词典编辑研究所，还要给他配一个副部级的副手，编纂一系列辞书。但丁先生却毫不含糊地婉言谢绝了。再次修订《新华字典》，主持编纂《汉语大词典》，出任所长组建词典研究所，这三件事情假如有一件能够成为现实，丁先生的辞书编纂工作的尾声都可能会有另一番情形。然而，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二
丁先生从事辞书编纂工作有少而精和务实两个突出特点。
丁先生做学问极为严谨，在论著的写作上对自己的要求近于严苛，正像吕叔湘先生（1989）说的“他悬格太高，要能颠扑不破才肯拿出来”。季羡林先生（2008）也说：“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千锤百炼的产品，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丁先生自己也曾说过“为学当广求佐证乃下一断语不可动摇为贵，不必买药求医，多其辞说，吾之学在精不在多也”[1]。少而精，正是丁声树先生学术研究成果的一大特色。同样，也是辞书编纂工作的特色。
丁先生从事辞书工作二十多年，编纂过五种辞书，出版的有两种字典，两种词典。其中《现汉》字数最多，250多万字，《现代汉语小词典》120万字。两种字典字数更少。四种辞书加起来不超过500万字。二十多年，四种，不到五百万字，数量确实不算多。但是，作为辞书编纂大家，他主持编写或修订出来的辞书却都是出名的精品辞书。
《新华字典》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它差不多走进了我国的每个家庭，陪伴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走进文化学习的殿堂，创造了辞书史上的一个奇迹。《新华字典》从1953年问世，在社会上开始流行。新华辞书社和《新华字典》1956年并入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丁先生先后两次领导词典编辑室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修订，修订了不少词条，改正了一些严重失误。如“硇洲”，原误为“碙洲”，其字形、字音都延续以前学界的错误，以讹传讹。再如“垓”字头的例词“垓下”，原来误注成“项羽死在这个地方”。其实，项羽只是被围困于垓下，突围后是在乌江自杀的。两次修订让《新华字典》质量上了新的台阶，为以后的修订打下基础。《新华字典》1998年版曾获得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第三届国家辞书奖特别奖的殊荣。截至2015年7月28日，《新华字典》在全球发行量共达5.67亿册。2016年4月12日有关部门确认，《新华字典》创造出世界“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的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现汉》在科学性、规范性和实用性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为普及全民族的文化知识做出了贡献，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语文应用及理论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对我国辞书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现汉》原先由吕叔湘先生主持编纂，他对词典进行了总体设计，制定了编写细则，编印出了试印本，为《现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丁先生接手主持修改定稿，改訂并完善体例，提高了质量，确立了词典的面貌。20世纪90年代初期，吕先生不止一次地向单耀海先生和我交代，要多向李荣先生请教（那时丁先生已经过世），是李先生协助丁先生主持编纂试用本提高了《现汉》的质量。《现汉》先后荣获多种高级别的奖项，计有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优秀科研成果奖、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图书奖、1997年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辞书奖一等奖、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颁发的吴玉章人文科学奖一等奖、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国家政府奖图书奖、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国家政府奖图书奖。
从获得的奖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上足见《新华字典》和《现汉》是多么优秀了。《现代汉语小词典》《国语字典》也同样是很有水平的辞书。
丁先生主持进行《现汉》编纂工作，在工作人员的使用和安排上也体现出少而精的特点。
在国务院下达编写《现汉》的任务以后，由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语言研究所三个单位的人员组建成词典编辑室，人员多达四十人。但开编时编辑人员仍嫌不足，吕叔湘先生又从他原来负责的语言研究所语法组抽调六个人到词典编辑室参加编写工作。丁先生1961年春到词典编辑室主持《新华字典》的修订和《现汉》的通读定稿工作时，语法组的人员都已随吕先生离开词典编辑室，词典编辑室原有四十余位人员有六七成先后调出语言研究所或词典编辑室，剩下的编辑人员不过十多个，原来的十几个资料勤杂人员也只留下三四个了。丁先生又从他原来负责的方言组调来两人。工作上采取的办法是先有几个人在前面开路，主编把关审改定稿，再有几个人在后面查看资料，核对文字，进行扫尾。用了两年半时间逐条通读修订定稿，完成了正文收词从43万条增加为53万条的《现汉》试用本。
丁先生务实的作风十分突出，他具体工作做得多，编纂理论方面务虚的话说得少，写出来的更少。
丁先生从事辞书编纂、修订工作，总是全力以赴。他日夜不停地搜集资料，编写、修改、审定词条。正像他曾跟何乐士说的：“我现在整天在脑子里转的，就是想编好一个一个的词条。”1961年花半年时间修订《新华字典》，他说这是在修订《现汉》前“先练练兵”。1962年7月出版修订重排本。《现汉》试用本编成后又花一段时间对《新华字典》进行再次重读，修订，1965年出版。对《新华字典》的两次修订，没见他说过、写过多少东西，只留下字典前面的一千来字的“说明”。他主持《现汉》试用本和第1版的编纂、修订工作，前后也有十几年，他只是1978年4月在词典室的研讨会上有过一个发言，涉及《现汉》编写工作本身的问题谈到的并不多。1977年9月他曾接待过《汉语大字典》审音组的访问，谈到汉字注音及其他问题。这一个发言，一次谈话，都由在场的人记录下来。虽然都很简短，但也算是他对辞书编纂工作的很难得的说法了。他亲手写成文字的，就只有《现汉》试用本和第1版的“前言”。他主持试用本阶段，曾经对吕先生主持编写试印本时制定的《编写细则》进行了较多的重要修改，形成编写细则的改订文件。《现汉》试用本及以后的各版本除少有变动外，基本上都是遵照了改订后的编写细则的。但是这个文件发现得很晚，笔者是试用本印出半个世纪后（2014年）才看到的，而且不少当年参与过试用本工作的人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文件。尽管文件没有发表，知道的人不多，但却是丁先生写的对《现汉》总体设计和体例改进的文件，其内容在《现汉》试用本的“凡例”中也有所体现。
三
辞书主要的是字典、词典，其主要特点是具有典范性。典范性就要继承传统，遵从语文发展规律，正确地贯彻语文规范，这包括反映语言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实际情况及国家制定的有关规定。要正确地阐释规律、规范，维护和完善规范。
《现汉》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及悠久的辞书编写传统，遵循国家的语文政策，贯彻语文方面的各种标准，包括字形标准、语音标准及各种语用法规，还有国家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制定的自然科学各科名词术语，等等。《现汉》在编辑方面既继承了我国现代词典的以字带词、分词出条的传统，也吸收了《新华字典》“词本位”的观念。
丁先生对我国传统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有深入的研究，在现代的语音、语法、方言研究上也有很深造诣。他古今兼通，对历代语文的传统，各方面的习惯用法很有研究。能正确地判定汉语字词形、音、义、用法等各方面复杂问题。比如，北碚的“碚”、匼河的“匼”，他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考证 、研究，确定其正确读音。对于一些人主张“发酵”的“酵”要从俗据部分人读半边字的习惯读xiào音，他坚决反对，他说，不可读半边字，“教学”的“教”字，人们也没有读半边字读成xiào。对于《现汉》大字头的排列和加不加符号、词条的编排，他主张遵从传统，使《现汉》更为读者所习惯。
丁先生博古通今，但决不泥古。刘洁修先生收集古代成语材料，遇到不解的问题时常会向他请教。有一次问他五禽戏怎么大都不是禽类，丁先生说，禽者擒也，古代禽是禽兽的总名。有一次他和笔者谈及方言土语。笔者说到家乡（河南柘城）将贴出的戏剧海报写成“露布”，他很有兴趣，说是古词，可以在词典中加上方言义。笔者说到家乡shu，fu不分，shu都说成fu，把“孪（shuàn）生”说成“饭生”，“一对孪生”说成“一顿饭生”，不少人误会成两个孩子是一顿饭工夫先后生下来的。丁先生更感兴趣，说笔者家乡孪生的“孪”是保存了古音，跟《广韵》的反切（生患切、所眷切）正相符合。但他并不主张推行这种读音。“拎”，《广韵》郎丁切，以往的辞书都注音为līng，丁先生根据现在语言生活的实际读音改为līn。 辞书编纂必须守正，就要正确地坚守、维护标准，排除横生枝节的干扰。这里说一下我国简化字规范遇到的“二异”和“二简”的问题。1955年我国颁布了第一批异体字表，废除了1053个异体字。后来又搞了个第二批异体字表。听时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曹先擢先生说，由于丁先生等人的反对，第二批异体字表没有公布出来。第一批异体字表已经出现了很多麻烦的问题，比如，“干部”的“干”又是“干净”的“干”，“头发”的“发”又是“发展”的“发”，合成一个字，就出现了问题。第二批异体字表牵涉的问题更多。曹先生说没有公布第二批异体字表，少带来一些麻烦，也算是为文字规范工作做出了贡献。我国1956年公布《简化字方案》，1964年公布《简化字总表》，普遍推行简化汉字。1977年的12月20日，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开发表第二批简化字表。1977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开始贯彻第二批简化字。1978年3月2日，教育部通知中小学课本要贯彻第二批简化字。当时《现汉》正要排印，要不要贯彻“二简”、改排一些字形成了个大问题。丁先生很重视这一问题，还让我去搞了个“二简”字表，将来可考虑放在《现汉》附录中。后来丁先生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暂不增加附录，也不改动字形。《现汉》不理会“二简”，这在现在看来是很有远见，也是很有学术胆识的，顶住了那时胡乱简化汉字的歪风。到了1978年4月，全国政协召开会议，很多政协委员发言严厉批评第二批简化字表，后来第二批简化字表慢慢地停止推广和使用，直到1986年6月有关部门正式通知废止“二简”。我们《现汉》一直没用它，也一直没有提到它。
四
任何事业都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辞书编纂要创新，要继往开来，要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前进。
1978年《汉语大字典》审音组专门访问丁先生，征询意见。他说： 要求新，就要有比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我们要在前人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再向前进。前人的成果要吸收，已批判或发现错了的要屏弃。（严学宭1990）
《现汉》在诸多方面都有所创新。它不仅在编纂形式、编写细则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且在收词、正音、释义、举例等方面都有创新、改进。比如，《现汉》收的词语区分是词还是非词、离合词、异形词、同音同形词;以“〈书〉〈方〉〈口〉”的形式分别标识口语、方言词语、书面上的文言词语和古代用法等的词语的语体色彩;以“〈古〉”的形式标识某些字的古今字、通假字的关系;用“同”“也作”“也说”“也叫”“另见”表示词语的异体、异形、异说、异名、同音等的关系。这里还要特别指出以下几点。（1） 多字词条注音分出词、词组，词的注音连写，词组注音中词与词分写。还有的词中间可插入其他成分的所谓离合词，注音中加双斜线（∥）标示。如结婚，可说“结过婚、结了婚、结一次婚”、发言可说“发过言、发了言、发了两次言”。（2） 多字词条中形同音同而意义上需要分别处理的，分立条目，在右上方标注出阿拉伯数字。 如【大白】1（真相完全清楚）、【大白】2（粉刷墙壁用的白垩），【生人】1（人哪一年出生）、【生人】2（陌生、不认识的人）。（3） 同义词释义处理。意义相同的同义词，只对最为常用的词语做释义，作为主条;跟它同义的作为副条，用主条词做注。比如对常用的“储存”进行释义，将“存储”做副条，注“储存”。“打盹儿”在口语中更常用，作为主条释义，“打瞌睡”用它来注。“导言”注“绪论”，“绪论”作为主条释义。主条较详释义，副条只用主条词语注释。设主副条，是辞书编纂为节省篇幅的做法，经济实用。（4） 在释义中运用括注使释义更为准确、科学。增设“注意”增强词典的实用性。括注的位置、内容、注文方式需要不断研究、深化。（5） 异形词的处理。按照理据性、通用性、系统性等原则科学、合理地处理异形词。这些方面与以往词典相比，科学性大为提高，在学术上具有多方面的创新精神。（6） 释义方面，力求避免过去辞书常有的以词解词、循环互注的缺点。比如，《国语词典》“跳”注成“跃”，而“跃”又注成“跳”，就是循环互训，就使读者弄不清“跳”是什么意思。《现汉》的“跳”注成“腿上用力，使身体突然离开所在的地方”。
《现汉》在所收字、词的形音义处理方面对以前辞书的成例或前人的成说有不少的突破或改正。
在收条方面，《现汉》收了“NFCA1”字。丁先生主持修订《新华字典》就把它增加到字典里，后又收入到《现汉》中。丁先生認为它在汉字文献里面常用，不能不承认它是个汉字。在词形上，“烧卖”有的又写作“烧麦” ，“柴火”有的又写作“柴禾”。其实，“火”和“禾”，字音不同，“卖”和“麦”在古代及现代一些方言中字音也不相同。《现汉》对词形进行了规范。在字音方面，“癌症”的“癌”，传统的读音与“炎”相同。《新华字典》1962年前的本子、《现汉》的试印本都还是注作yán，跟肠炎、胃炎的“炎”读音一样，这就会在医疗卫生方面带来很多的问题。丁先生主持修订《新华字典》时，把它改读成ái音，《现汉》继承这一做法，受到社会上的接受和欢迎。“大乘、小乘”的“乘”，原来是念shèng，也是丁先生在《现汉》中改读为chéng。他说北京就有大乘胡同和小乘胡同，大家都是念chéng的。还有“叶公好龙”的“叶”，过去念shè，《现汉》的试印本上也还是注shè的，丁先生也把它改注音为yè了，他说姓“叶”的和河南的叶县的“叶”人们都读成了yè。山西有个地名匼河镇。“匼”字，《康熙字典》反切注音相当于ān。丁先生力主念kē，山西方言中念kē，而且从历代的大量文献资料中也可以证明应该念kē，所以丁先生在《现汉》里将它注音为kē，他（1962）还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匼”字音》，给以充分而有力的论证。
《现汉》对过去的辞书中一些词语的不正确解说予以廓清，进行纠错正误、匡谬正俗，使释义更为科学、准确。如：
雎jū 《现汉》注 “用于人名，如范雎、唐雎，都是战国人”。这里特别举出战国时的两个人名是因为范雎在一些史书、字典中被误为“范睢”。清代学者已对这种误写进行过考证、辨误。但后来的甚至现代的一些著作、辞书仍有弄错而以讹传讹的。《现汉》“且”jū音的第2义项“用于人名，如范雎，也作范且”也呼应了“雎”的释义。 螟蛉 《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蜾蠃常捕捉螟蛉存放在窝里，产卵在它们身体里，卵孵化后就拿螟蛉作食物。古人误认为蜾蠃不产子，喂养螟蛉为子，因此用“螟蛉”比喻义子。古书注释都误认为蜾蠃喂养螟蛉为子，《国语辞典》也只是注“古人谓蜾蠃养螟蛉为己子”。《现汉》解说了古人误会的情况。
娘子军 1979年版以前的《辞海》及其《语词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注释为：“唐高祖的女儿平阳公主曾组织妇女成军，帮助高祖作战。《新唐书·诸公主列传》： ‘主（平阳公主）引精兵万人与秦王会渭北。绍（柴绍，平阳公主丈夫）及主对置幕府，分定京师，号称娘子军。’后因泛称由妇女组成的队伍为娘子军。”当时和以前的一些辞书，也有这样释义的。但根据历史记载，隋末李渊的三女儿建立的数万军队并不是由妇女组成的，之所以称“娘子军”并不是指“组织妇女成军”，而是指由女子率领的军队。还有，李渊和李世民刚起兵反隋，李渊还没称帝，更没有他死后才有的庙号唐高祖，自然，他的女儿也不可能有平阳公主的称号。所以，《现汉》将“娘子军”的释义改作：“隋末李渊的女儿统率的军队号称娘子军，后用来泛称由女子组成的队伍。”这样才符合了“娘子军”源流的实际情况。
昙花 昙花一现 现在我们见到的昙花，夜间开花，数小时即凋谢，正好与“昙花一现”的花相吻合，有的词典就简单地加以解说，使读者会产生误解。其实“昙花一现”中的“昙花”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昙花。这个成语起源较早，唐代前已经通过翻译佛经产生了。成语中所说的昙花原是佛经中优昙钵花的简称，它还简称为优昙。《现汉》为避免读者的误解，在释义后加上了括注。
望洋兴叹 这条成语中的“望洋”二字，现在一般人会像对“望文生义”“望子成龙”中的“望文”“望子”一样，看成动宾结构，理解为“望着海洋”，而且根据这个成语又仿造出“望天兴叹”“望江兴叹”“望书兴叹”之类的四字格。其实“望洋兴叹”语出于《庄子·秋水篇》，其中的“望洋”只是个联绵词，不是动宾词组，它还可以写成“望阳”“望羊”等形式;“洋”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海洋”的意思。《现汉》在这条成语的释义后加上括注 “望洋： 抬头向上看的样子”，这对于纠正一些人对原意的误解，防止望文生义应该是有益的。
不毛之地 以往有的詞典收词条“不毛”，注为“不生长草木五谷”，有的收“不毛之地”，注为“不长草木的地方”。实际上，根据历史典籍中的用法（如诸葛亮《出师表》“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只是说那里极为荒僻，没有人烟，并不是说那里就不生草木，相反，那里的草木可能十分茂密呢。《现汉》注为“不长庄稼的地方”。
编纂辞书是一个系统工程，全书是一盘棋，有关条目的释义要有整体性、统一性，应该相互照应，彼此平衡，不可畸轻畸重，顾此失彼，甚至相互龃龉。过去的一些辞书对此并不注意，丁先生则十分重视这一问题。《现汉》试印本“垫”字的前三个义项是： ① 在物件下面加点东西，使加高，加厚或平正。② 在物件上面铺点东西，使加高，加厚或平正。③ 在物件的上面或底下加点东西，起隔离作用。每个义项又都有举例。丁先生和吕先生说这样编很好，但类似“垫”字的，整部词典恐怕不下300到500个，不能每一条都这样分辨，不如笼统一点，说成垫平、垫高，把它充实，定义不分一二三，别的类似条目就比较好办。后来试用本“垫”字将上述义项合并为： 用东西支、铺或衬，使加高、加厚或平正，或起隔离作用。吕先生十分赞赏丁先生的做法，他说：“这个地方详细，别的过于简要就不够一致，有个统一性很有道理。”（吕叔湘1994）
从上述各点，不难看出《现汉》在守正创新、继承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也足见丁先生在辞书编纂方面深厚的功力和杰出的贡献。
五
丁先生一生非常谨慎，常常引用薛宝钗的名言“小心没过逾的”来告诫自己和同事。他十分看重辞书编排和校对工作，《现汉》第一版从校样出来，他便领导词典室编辑人员跟着出版社的校对一遍一遍地通读校稿，“校到底，改到底”，还得将改正的地方逐一过录到原稿上。有好几个月，他坐镇所里确定改正的文字，让笔者带领资料组人员去出版社过录，强调过录一定要仔细、认真。过录几次后，有一次让一位资深的学历较高的资料员领队过录，笔者留所里看稿。结果那位领队的资料员不够小心，过录出了问题。丁先生很不满意。又让笔者带队去过录。《现汉》第一版出版后，又检查出“仓鼠”词条误排入“苍”字头下。丁先生多次提及，说他越编词典胆子越小，生怕出错，又常会出错。他要大家细心再细心，尽量不要出错，贻误读者。
丁声树先生从1961年3月来到词典室主持工作，一直到他1979年10月病倒，在词典室工作了十九年。李荣先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进行汉语语法和方言研究工作时曾与丁先生密切合作过，还协助丁先生做过《新华字典》的修订及《现汉》的通读定稿工作，他对丁先生是极为熟悉的。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丁先生在词典室的十九年，不是《庄子·养生主》里的十九年：‘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刀刃若新发于硎。’丁先生在词典室的十九年，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里的十九年：‘晋侯在外，十九年矣。……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李荣1989）确实，丁先生在词典室十九年里，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受到了很大冲击，经受过一些磨难，但他全心全意奉献给国家辞书事业的意志和决心是从未改变的。他孜孜矻矻，一心扑在词典编纂上，带领一班人苦干实干，十年磨一剑，直到把《现汉》高质量地奉献给世人。丁声树先生对我国辞书事业的杰出贡献，历史是不会忘却的。
附 注
[1]丁声树先生日记。未发表。
参考文献
1. 丁声树.说“匼”字音.中国语文，1962（4）.
2. 季羡林.怀念丁声树同志.∥季羡林.悼·念·忆——另一种回忆录.北京： 华艺出版社，2008.
3. 李荣.丁声树先生.中国语文，1989（4）.
4. 吕叔湘.丁声树同志的学风.中国语文，1989（4）.
5. 吕叔湘.编词典的两点经验.语文建设，1994（11）.
6. 严学宭.一生严谨圣洁 风范长留青史——怀念丁声树先生.语言研究，1990（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2488）
（责任编辑 刘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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