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票号管理思想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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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金融企业建立之时起，它的发展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近两百年来银行危机时有发生，最近一次爆发的金融危机甚至对全球实体经济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金融业的管理秩序亟待重建。晋商票号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有着许多自己独创或发扬光大的管理制度，晋商票号的管理思想对现代金融企业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启示。
　　关键词：晋商票号；金融；管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1783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4543(2009)06―0115―06
　　
　　一、引言
　　
　　2008年底，一场由美国2006年春出现端倪的“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华尔街职业经理人置风险管理于不顾的种种金融创新在多重传导机制的作用下让全球经济陷入疲软。在这场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扩散的经济危机中，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金融业管理上的缺陷都暴露在我们的面前。金融业的管理秩序亟待重建，当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从中国古代金融业管理制度中会发现许多有建设性的方案，对完善我国乃至世界的金融管理秩序有着重大的意义。
　　晋商在我国的商业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明清时期主导全国商业的“十大商帮”之中。以晋商与徽商的成就最为耀眼。而论及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山西票号的地位更是不能忽视。晋商票号自1823年创立，在鼎盛时期，曾经实现了“汇通天下”的局面，但由于政治原因和本身发展的一些瓶颈，晋商票号历时一百余年后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现代金融企业的组织形式比百余年前的晋商票号更为严密，业务范围更为广泛，但晋商票号的兴衰对金融企业的管理还是有着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也能给与我们许多的启示。
　　
　　二、“道德与业务并重”――完善的员工培训制度
　　
　　人力资本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的资本，“事在人为，得人则兴，失人则衰”。所有的企业基本上都有自己培养合格职工的体系。晋商早在一百余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把人力资源看作票号的第一资源，十分注重培养职工的业务能力与道德品质，并有一套与之相对应的培训体系。
　　山西票号中一般职员的选拔与培养遵循严格的“学徒制”，学徒(亦称“练习生”)时间1年，其录用、遴选都是非常严格的，从年龄、品格、相貌上都有具体的要求。已通过遴选的练习生还要经过1年的试用期，在试用期内，掌柜会交办一定的业务，在实际中考察，如站柜、待客、取货、送货、跑外、通知、誊写等。经过1年的训练，掌柜们听取伙计们的评论意见，认为符合当伙计，或者发现有经商头脑、精明干练的，进行谈话，决定留用人号。
　　之后练习生就进入了为期3年的见习期，在此期间对练习生的培养，不仅要传授业务知识，而且要培养每个练习生的道德品质。“练习生由总号年资者训育，训育的科目，在技术方面为打算盘、习字、背诵平码、抄录信函、练习写信及记账等；在道德方面为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幸辛苦、戒奢华”。…晋商在道德考察方面还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即“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志；近则易钾，近则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其观其能；卒则难办，卒间以观其智；急则易炎，急期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久则易情，班期二年而观其则；杂处易淫，派往繁华而观其色。”
　　晋商不仅重视练习生的培养教育，而且也很重视对其他员工的培养教育。如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十分重视儒学伦理思想。他在担任大掌柜期间，开办号内学校，“命阖号同人皆读《中庸》、《大学》”，并请名师教育青年职工，灌输重信誉、讲忠诚的立身基础，以商人伦理道德要求员工“正心、修身”，杜绝邪道侵入。晋商对职工的技术培训使职工熟悉了票号的业务，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与此同时进行的道德教育则增强了职工对票号文化的认同感，使员工将商号与自己的价值取向合而为一，既避免了一些由于职工本身的差异带来的道德风险，又增进了职工的业务能力。
　　同样，现代金融企业也视人力资本为最重要的资本。他们通过对职工的轮岗、定期专业知识培训、公费留学等手段，培养、选拔合格的职工。但这样单方面侧重于技能的培训并不能规避金融业中尤为严重的道德风险。在这次次贷危机中，金融工作者们出色的职业技能使他们创造了许多新的金融工具，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不同年龄的债务本着风险分散化的原则被打包成次级债券在债券市场上发行，风险进一步被分散、转嫁，在技术角度看来，这样的金融创新无可挑剔，但是，金融衍生工具数理模型计算而来的定价则忽略了现实中社会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多样性、突变性，于是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房地产经济泡沫破灭的那一刻即是鼓声停止的那一刻，总会有人在该时刻为之前的一切付出代价。如果现代金融企业能够在培训员工的时候像明清晋商那样将道德培训放在与业务培训等同的地位上，职工在进行日常业务时就会考虑到道德因素，而不是只考虑业务的增加量、风险的转嫁率。
　　由此，关于规章制度与业务技能等“硬指标”、“硬约束”与职工道德文化等“软约束”的关系应该再度被我们提上讨论的平台。众所周知，仅靠道德约束的社会由于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等问题的存在并不可能成功运转，但仅靠制度约束的社会也并不能进行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晋商的成功告诉我们，只有将“文化因素”渗透到员工的意识中，企业才能在现有的组织结构下获得最大的效益。在产业经济之中，也有不少大型企业都将企业文化建设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松下公司在几十年的经营生涯中形成的七种精神：“产业报国、光明正大、和亲一致、奋斗向上、礼节谦虚、顺应同比、感谢报恩”，通过将这些理念不断地传递给新的职员，保持松下谦和、执着、一以贯之的风格，松下产品的质量以及品牌形象也就在对员工的文化道德培训之中薪尽火传。
　　而现代金融企业由于业务的特殊性以及人才的特异性，在发展中并未像产业部门中的知名企业那样注重企业文化也就是对于职工的道德培训。这些现代金融企业在培训、任用、奖惩员工时，如果将文化道德与技术指标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上，员工的道德意识就会在业务指标之后形成第二道“保险杠”，使员工的价值取向与社会价值取向相接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金融企业的高道德风险问题。
　　
　　三、“花红制”――解决金融业委托一代理问题的一种可能方式
　　
　　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它的业务主体是在不确定环境下对资金或货币资源进行跨期配置，而跨期的经营就容易引起经营的脱节甚至失败。大到政治动荡、战争爆发、未预料到的急速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经理人的经营方式(冒险或是审慎)，小到单个客户的违约风险，都关系着金融企业的经营成败。
　　但在诸多的影响因素中，经理人的经营方式可以说是对金融企业的存亡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因为经理人是直接面对种种风险，他的决策将与社会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可控因素有一个综合作用。冒险的经营方式将放大固有的金融风险，将金融企业推人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与此相

反，审慎的、合理的经营方式将最小化不可控风险，使金融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由于经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对称，除了经理人本身的道德因素外，正确的激励机制和完善的监管机制就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
　　在百余年前，晋商票号在面对种种不可抗拒的风险时，采用了一个非常人性化也更值得现在的金融机构借鉴的激励机制――花红制，来对经理人的行为进行规制。晋商票号的所有者们一般从红利中预提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弥补未来意外损失的风险基金。此笔款项是总号在每次账期①决算后，依据纯利润的多少按预定比例、对应各分号掌柜记提的一定金额的损失赔偿准备金，此项准备金成为“花红”，或者称为“倍本”。如“大德通的资本，在光绪十年改组时，原本十万两……光绪十八年，每股倍本一千五百两，共倍本三万两，合计为十三万两。”…此款专项存储于票号，并支付一定利息，一旦出现意外风险，以此款作为补偿。如果在分号掌柜任期届满退休时，而未曾出现意外事故，则连本带利一并付给分号掌柜，这相当于一笔数目十分可观的退休奖励金。
　　建立花红制的作用一方面在于保障票号正常经营，防范意外经营风险；另一方面能够激励总号分号掌柜审慎经营，因为分号的利润越多，在未发生风险的条件下所获的收益也越多。花红制不仅相当于现代银行的计提风险准备金，它还包括建立了“风险管理奖励基金”，为票号的有序经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个“风险管理奖励基金”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晋商的时代，其对现代金融企业也有着很大的启示。
　　在当代社会，面对来源于社会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给金融业带来的不可控因素，金融监管机构想出了各种各样规避、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对策、措施和方法。特别是在20世纪“大萧条”之后，银行监管成为金融业的首要议题，经过数十年的建设，银行监管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含存款保险制度以及最后贷款人安排制度等官方安全网的体系。从日常经营管理的角度看，其中包括业务活动限制、资产分散化管理、资本充足性限制、风险管理评估以及信息披露要求等。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林银行到近期雷曼兄弟公司等近50年时有发生的金融企业倒闭案中，我们发现，纷繁复杂的条款并没有阻止现代金融业的经理人们采取冒险的决策。究其原因，是其激励机制与监管机制实际上的背道而驰。
　　现代金融企业的监管机制控制了以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的比例，而激励机制则是激励职业经理人从有限的报表数字之中在短期内获得最大的会计利润。而激励机制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经理人的薪酬体系。金融业经理人的薪酬通常是由两部分构成，即“底薪+分红”。以华尔街的金融工作者为例，他们的薪酬以分红为主，占总薪酬的80％甚至更多，②所有工作者根据等级以及业务量的不同对总的奖励金即总分红进行分成。而总分红的多少则仅与该会计年公司的全部利润正相关，即经理人为公司创造越多的利润，经理人本身可以获得越多的报酬。在这样的情况下，利润成为薪酬考量的近似唯一指标，好的风险管理并不能量化为可参与薪酬体系的因素。而冒险的策略通常在短期内能获得更大的利润，经理人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选择审慎经营的可能性就很小，委托一代理问题也就更为突出了。
　　当监管机制希望用数量上的规制来避免经理人的冒险行为时，现代金融业的经理人所面临的激励机制却是鼓励经理人找到监管制度的漏洞，获得更大的收益。近期起源于美国的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正是由于银行业的冒险经营，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业间的风险转嫁，最终影响到整个经济体。在此次金融海啸中倒下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就为这种监管机制与激励机制的不平衡付出了代价。与其他的现代金融企业一样，雷曼兄弟也采取了员工持股、期权的薪酬体系。相当比例的员工报酬以公司股票和期权的方式支付，且锁定期较长。巨大的财富激励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同时也带来弊端，职业经理人不断冒险推高股价以获得高收益，公司的风险也不断累积。由于雷曼兄弟转变传统投资银行的经营范围，进入多角色的跨界经营，再加上与会计利润紧密结合的经理人激励机制，促使各分、子公司大量操作风险业务，如承销以及在二级市场上买卖以次级房地产贷款为源头的垃圾债券和贷款，这就使得风险头寸大大增加，导致在市场风险加大的时期资产结构的调节难度大大增加。此外，雷曼公司一直增加的杠杆率使其在双高风险下运作，也是导致其风险管理能力低下的重要原因。截至2007年，雷曼兄弟资产中45％是金融头寸，这些头寸中垃圾债券和贷款达327亿美元。当然，这样的运作模式也正是该公司激励机制极好运行的体现。不过，在激励机制完美运转的同时，雷曼兄弟公司的风险管理机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雷曼兄弟风险管理部门的设计虽然是独立于收益生产部门，但实质上风险管理部门并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公司的收益激励。与其他金融企业一样，雷曼兄弟对高管的激励措施也与短期证券交易收益挂钩，在诱人的高薪驱动下，雷曼兄弟的“精英”们为了追求巨额短期回报，纷纷试水“有毒证券”，借鉴金融创新从事金融冒险，重奖之下放弃授信标准，离开合理边界的高薪激励使得高管在风险与收益这一对孪生兄弟中特别疼爱收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仅职业经理人的行为以会计利润为准绳，应该加强监督、实行风险管理的风险管理部门也抛弃了自己本身应有的职责而走向监管机制的反面――以会计利润为表现的激励机制。
　　此时再反观晋商票号，那时并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更没有中央银行的日常业务监管。换言之，现代约束金融企业的严密的监管网络，当时并不存在，但其在19世纪的经营活动却从未由于经理人的过于冒险的行为招致损失。经理人在退休时可能得到的“风险管理基金”的约束下，采取了审慎经营的态度，对票号的放款对象、总放款额度有着严格的控制。也正得益于这种审慎的经营态度，晋商票号以信用贷款而非抵押贷款的高风险方式运营却得以屹立中华百余年。可见“花红制”作为风险管理的一种模式，是相当成功的。如果现代金融业能够借鉴晋商票号的“花红制”，也建立一个能够与“利润比例分红制”规模相当甚至规模更大的“风险管理奖励基金”，将风险管理量化为激励体制的一部分，从而从根本上遏制金融企业经理人的过度冒险行为，金融业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四、“有限责任与无限权利”――权责失衡带来的困境
　　
　　从权利构成上看，晋商票号实行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普遍采用“东家出资，伙友出力”的方式。东家作为所有者只决定两件事：任命大掌柜和主持一个账期的分红，不直接参与票号的经营与管理。这样的所有制结构的分配制度是所谓的“股俸制”，即将人力股与资本所有者的资本股合在一起，按总占股比例分配。李谓清描述了山西票号“股俸制”的操作细则：“各票庄身股之分配，大致无多大差异。各伙友人号在3次账期以上，工作勤奋，未有过失，即可由大掌柜向股东推荐，经各股东认可，即将其姓名登录万金账中，俗称为‘，顶生意’。最初所顶之身股，最多不能过2厘(即1股之十分之二)，然后每逢账期1次，可增加一二厘，增至1股为止，谓之‘全份’，即不能再增。”管理

人员经营得好，东家、伙友均可获益；若是经营得不好，“赔东家不赔伙计”，管理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票号的经营之初，各票号财东所占的股份占绝对股数，这样的制度可以更好地激励管理人员从而使票号的业绩更上一层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票号财东的银股数变动很少，而人力股却处于持续的递增势头，到了20世纪初期，各票号的身股数已经普遍超过了银股数。以大德通1908年账期的分红情况看，银股分红34万两，身股分红40.288万两，比银股多分6.288万两，人力股东实质上已经是企业利润的主要获得者。在这样的情况下，管理者的行为就趋向于以获取最大的可能利润为主导，如果高收益所带来的高风险造成了票号的亏损，管理层并不为此负任何责任。加之晋商票号的所有者承担无限责任，票号破产之后要变卖地产、房产，甚至因此入狱，晋商票号委托人、经理人的权责严重失衡使其发展步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之中。
　　不少学者认为晋商票号的出路应该是改革组织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建立股份制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但是，根据现代金融企业的经营状况，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并不是最好的组织形式。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组织形式也不能解决管理层的权利与责任不对称的问题，管理层尽管面临着董事会与监事会的权利约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依然存在。以本次次贷危机中声名狼藉的投资银行业为例，在一些投资银行破产或是被收购之时，股东为决策上的失败承担了有限责任，但具体做出决策的管理层并未被追究责任，其与本期对亏损相对应的收益早已在前几期以经营奖励的形式成为其私有财产。仍以雷曼兄弟公司为例，其作出2004年大举进军次级贷款市场决定的CEO富尔德在雷曼公司破产之后，虽然在华尔街乃至全世界的名声已经一片狼藉，但其已经获得的经济利益并没有在雷曼公司破产之后受到损害。而公司的另一名高管Xavier Rolet更是在雷曼兄弟破产后不到1年的时间内，接受了伦敦证交所提供的首席执行官这一职位，继续书写他的职业生涯。这与该公司许多变得一无所有的股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进一步说明了，在现行的所谓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之中，管理层的权利与责任仍然处于不对称的状况。
　　此时，在风险投资基金中最主要的结构形式――有限合伙制可能成为解决这种权责失衡的方法。在这种形式中，合伙人由有限合伙人和无限合伙人组成。有限合伙人主要包括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大公司和富有的个人，他们的投资占总投资的99％，但不直接参与经营和管理，对投资承担有限责任；而无限合伙人(又称为普通合伙人)为风险投资家，他们出资仅为总投资的1％，负责基金的实际运作，对投资后果承担无限责任。在项目产生收益后，先归还投资人的投资，超过基本收益的部分，无限合伙人可以分得20％～30％。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不直接参与基金的经营运作，并且仅以其投资额为限对基金的亏损及债务承担责任。而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投资专家，则直接经营管理风险投资基金，并以自己的所有资产对基金的债务承担责任。
　　在有限合伙制下，风险投资企业的经营者作为一般合伙人，在企业中占有一定比例的出资额和主导风险投资的决策权，但同时也对企业的借贷和负债承担无限责任，因而个人的财产处于与公司的经营共同的风险之中。对风险投资企业的经营者而言，其采取的实际上就是“控制取向型”的融资方式，但他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外部出资者，而是实际性地参与了企业的具体经营。因此，此时的经营者既是出资者，又是经营者，是个古典意义上的“企业家”，即是企业剩余控制权的拥有者，又是企业剩余索取权的拥有者。也就是说，作为一般合伙人的经营者拥有完整意义上的企业产权，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是高度匹配的，经营者的权利和责任是高度匹配的。因此，有限合伙制的实施大大制约了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内部人控制”现象的产生。
　　从企业组织理论的角度看，晋商票号的失败说明了所有者承担无限责任并不是一种好的组织形式，而现代金融企业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说明了有限责任公司制在金融行业的应用并不十分顺利。制度只有在能促进企业发展的情况下才能继续生存，若是其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改革势在必行。而就有限合伙制在风险投资领域的表现而言，其在统一权利和责任这一方面算是成功的。金融行业的高风险要求管理层对企业的经营情况负责，而有限合伙的形式就从激励层面彻底地约束了管理层的行为，如果这样的形式能够真正得到推广，金融企业被经理人权利与责任失衡所放大的金融风险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虽然有限合伙制这样的组织形式现在还是主要应用于风险投资基金，若想将其推广到整个金融行业上还面临着各种各样操作层面的问题，但这样的权责分配也为金融行业的改革提供了一种思路。
　　
　　五、小结
　　
　　晋商票号作为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金融主体，在其百余年的发展中，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管理思想上的创见。这些管理思想并未随着历史的演进而褪色，反而愈见其出彩之处。这里选取了晋商票号的三个重要管理思想――道德与业务并重的培训方式、“花红制”的应用、权责构成形式进行分析。
　　通过与现代金融企业的管理制度的对比，我们提出了道德与业务并重的培训方式，“花红制”即“风险管理奖励基金”对现代金融企业的重要意义。道德与业务并重的培训方式将文化道德作为“软约束”引入企业每个员工的行为准则之中，与规章制度等“硬约束”一起，将企业员工的价值取向引向企业乃至社会的主流取向之上。如果这样的培训方式能够被引入现代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金融企业员工只顾及技术操作而忽视道德约束的现状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花红制”即“风险管理奖励基金”，使晋商的经理人能够自觉对自己的经营决策进行风险控制，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企业发展的风险。“风险管理奖励基金”如果能在现代金融企业中得到应用，现代金融业中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就可以通过将风险管理量化为激励机制的一部分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同时，也分析了晋商票号权责构成形式的不足之处，认为无限责任制与现代金融企业的有限责任制同样都不是最适合金融企业发展的模式，而20世纪80年代后走上历史舞台的有限合伙制在一定程度上优越于上述两种权责构成形式，可为金融行业的改革提供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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