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和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兼论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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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对这些符号的辨读与翻译便是广义的阅读。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阅读这些符号，阅读自身以及周围生活的世界。农民阅读大气与植被，渔夫阅读水流与船只，乐手阅读音符和乐谱；婴儿阅读母亲的眼睛，情人阅读彼此的身体，商家阅读顾客的表情。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几乎就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能。”[1]而这一切广义的阅读形式，和我们要讨论的阅读即对书本上的文字的阅读一样，是辨读与翻译、发现和领会符号意义的过程。
　　尽管如此，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阅读，还是仅仅特指一般意义上的对文字符号的阅读和领悟。毋庸置疑，这个意义上的人类的阅读行为是随着文字这一套符号系统的产生而产生的。虽然和人类的全部历史相比，文字的出现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阅读行为一经产生，便成为人类最重要的学习方式，并从此成为人类发展个人经验、交流彼此情感甚至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的重要方式。正如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其博大精深的《阅读史》中所言：“在文字社会中，学习阅读算是一道人会仪式，一个告别依赖与不成熟沟通的通关仪式。学习阅读的小孩借由书本之途径得以参与集体的回忆，熟稔此一社会的共同过去。”[2]
　　事实上，人类交流信息和传承文明的方式经过 了漫长而又复杂的演变。在文字产生之前的漫长历 史进程中，原始人类曾经用手势、表情及呼叫来表达 意义和交流信息。语言的出现，把人和动物从本质上 区分开来，口传文明时期的人类以口传身授的方式 将文明的薪火一代一代地传承。但是声音会受到时 空的限制，导致语言承载的信息得不到有效的传递 和积累，“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便是文字产生 之前的上古先民帮助记忆和保存信息的方法，“上 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周易系辞 下传》)这是中国古籍文献中对“结绳记事”和“契 刻记事”的诸多记载之一。由结绳而契刻再到图画， 最后终于衍生了文字。据考古发现，华夏民族是在距 今3000多年的殷商时代孕育和发展了相当成熟的汉 字；至于古巴比伦和亚述，约在公元前3200年就产生 了最古老的象形文字，它是后来楔形文字的前身，而 楔形文字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一地区在国际交往 中使用的文字；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产生了文 字；而印度的文字最早产生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 哈拉帕文化时期。总之，文字大约产生于四、五千年 之前，而人类的历史，早在300多万年前就拉开了帷 幕。
　　然而，文字和书写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却具有非凡的意义，对此，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有一个相当精当的表述：“史前文明的最早遗迹就已显示，人类的社会一直都在设法克服地理的阻隔、死亡的大限、遗忘的侵蚀。而仅就这样一项动作――将一个符号铭刻在一块泥制刻写板上――最早的不知名的作者，突然在这似乎不可能的技术上获得了成功。”[3]文字出现以后，人类社会便开始了自己的书写史和阅读史。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来，并不是人类社会中的全体成员都能学习书写和阅读，有很多人无法“人会”和“通关”，被排除在文字社会之外。从书写材料的不断变革到十五世纪中期谷登堡成功地用他所发明的铅字印刷术制作出世界上第一本铅字书籍《圣经》，书写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走的其实是一条不断在时间和空间领域扩大其传播范围的道路。刻写了文字的甲骨、青铜、石头甚至树叶和树皮可以阅读和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兼论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印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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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对这些符号的辨读与翻译便是广义的阅读。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阅读这些符号，阅读自身以及周围生活的世界。农民阅读大气与植被，渔夫阅读水流与船只，乐手阅读音符和乐谱；婴儿阅读母亲的眼睛，情人阅读彼此的身体，商家阅读顾客的表情。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几乎就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能。”[1]而这一切广义的阅读形式，和我们要讨论的阅读即对书本上的文字的阅读一样，是辨读与翻译、发现和领会符号意义的过程。
　　尽管如此，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阅读，还是仅仅特指一般意义上的对文字符号的阅读和领悟。毋庸置疑，这个意义上的人类的阅读行为是随着文字这一套符号系统的产生而产生的。虽然和人类的全部历史相比，文字的出现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阅读行为一经产生，便成为人类最重要的学习方式，并从此成为人类发展个人经验、交流彼此情感甚至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的重要方式。正如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其博大精深的《阅读史》中所言：“在文字社会中，学习阅读算是一道人会仪式，一个告别依赖与不成熟沟通的通关仪式。学习阅读的小孩借由书本之途径得以参与集体的回忆，熟稔此一社会的共同过去。”[2]
　　事实上，人类交流信息和传承文明的方式经过 了漫长而又复杂的演变。在文字产生之前的漫长历 史进程中，原始人类曾经用手势、表情及呼叫来表达 意义和交流信息。语言的出现，把人和动物从本质上 区分开来，口传文明时期的人类以口传身授的方式 将文明的薪火一代一代地传承。但是声音会受到时 空的限制，导致语言承载的信息得不到有效的传递 和积累，“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便是文字产生 之前的上古先民帮助记忆和保存信息的方法，“上 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周易系辞 下传》)这是中国古籍文献中对“结绳记事”和“契 刻记事”的诸多记载之一。由结绳而契刻再到图画， 最后终于衍生了文字。据考古发现，华夏民族是在距 今3000多年的殷商时代孕育和发展了相当成熟的汉 字；至于古巴比伦和亚述，约在公元前3200年就产生 了最古老的象形文字，它是后来楔形文字的前身，而 楔形文字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一地区在国际交往 中使用的文字；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产生了文 字；而印度的文字最早产生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 哈拉帕文化时期。总之，文字大约产生于四、五千年 之前，而人类的历史，早在300多万年前就拉开了帷 幕。
　　然而，文字和书写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却具有非凡的意义，对此，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有一个相当精当的表述：“史前文明的最早遗迹就已显示，人类的社会一直都在设法克服地理的阻隔、死亡的大限、遗忘的侵蚀。而仅就这样一项动作――将一个符号铭刻在一块泥制刻写板上――最早的不知名的作者，突然在这似乎不可能的技术上获得了成功。”[3]文字出现以后，人类社会便开始了自己的书写史和阅读史。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来，并不是人类社会中的全体成员都能学习书写和阅读，有很多人无法“人会”和“通关”，被排除在文字社会之外。从书写材料的不断变革到十五世纪中期谷登堡成功地用他所发明的铅字印刷术制作出世界上第一本铅字书籍《圣经》，书写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走的其实是一条不断在时间和空间领域扩大其传播范围的道路。刻写了文字的甲骨、青铜、石头甚至树叶和树皮可以算是人类社会早期的书籍，当然，竹简、木牍以及继而出现的缣帛更接近于今天的书籍形式。显然，这些书写载体要么不便携带要么不便保存，而作为当时最轻便的书写材料的丝织品价格则十分昂贵，一般普通知识分子难以使用。这些都不利于知识、经验和信息的大面积和跨世代流播。中国的蔡伦于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105年)造出了质量较好的纸，比缣帛便宜得多的纸张开始作为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书写材料，“洛阳纸贵”的故事告诉我们，公元3世纪，纸被普遍用作书写材料。到南北朝时，纸抄本书籍风行全国，简帛被纸质写本所代替。而印刷术的发明，其意义和影响更是“既直接又深远，因为，很多读者几乎立刻就了解到它的伟大优势：速度、文本的统一性、价格相对便宜。”“突然间，自从书写发明以来的第一次，迅速而大量地生产阅读材料成为可能。”[4]于是，不可避免地，印刷物的普及把知识从少数人手中移交给了普罗大众，把书籍这种曾经价值昂贵的稀世之物变成了廉价的商品，或者说，正是谷登堡印刷机的出现，少数人的特权变成了大众的技能，宗教的神圣语言变成了日常交流的语言。
　　我很想谈谈在书籍更容易取得，并有更多人学 会阅读和学习书写的时代之前，文字所承载的信息 是通过何种方式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大地扩大它的流 播范围实施它的传播功能的?以传播学的视角对阿 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史》进行阅读，我们可以 发现大声朗读和图像阅读成为那些时代普及文字信 息的重要手段。我们知道，文字出现在口传文明时期 (人们以口传耳受的方式进行传播)和印刷文明时 期(人们以独自一人一卷在握的默读方式接受传 播)之间，所以最早发生的文字一定还会带有口传 文明的习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说：“从苏美尔人 最初的刻写板开始，书写文字的目的就是用来大声 念出”，因为大声念出的话语，“带有翅膀，可以翱 翔；相比之下，书页上的沉默文字只是静悄悄不动， 一片死寂。”而且，据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考证， “《圣经》的原始语言――阿拉姆语和希伯来 文――并未将阅读活动与言说活动加以区分；两者 都用同一个名称来表示。”[5]不知是否因为文字惯 性地带有口传文明的习性，还是因为口传作为一种 具有高度交互性的集体仪式赋予公众的意义等原 因，到中世纪以及印刷文明出现前期，大声朗读仍然 是一种重要的公共阅读方式。大声阅读的特点是文 本的喜悦由大家共同分享，而不是属于个人，这和宗 教时代的时代精神是互相交融的，在这个时代，个人 的烦恼与欲求必须受制于集体的需要，“孤独和隐 私被视为是惩罚；这里没有一般人所谓的秘密；任何 种类的个人追求，不管是智性上或其他方面都受到 强烈的压制”，[6]我们知道，印刷术发明之前，读写 能力并不普及，而书本则属于少数富有者的财产，阅 读书本便成为一小撮读者的特权，那些一心巴望着 熟悉某一本书籍或某一个作家的普通民众，其聆听 朗读的机会便远远大于将珍贵的书籍一卷在握，于 是通过大声的朗读，文字的传播得以通达那些不具 备读写能力或者具备了读写能力但却无法拥有书籍 再或者既具备了读写能力又拥有书籍但却不愿意做 一个(仅仅是一个)孤独的读者的诸多民众，文字由 此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它的传播功能。总之，“朗读 仪式无疑地剥夺了听众的阅读活动里所固有的一些 自由――选择一种语调、强调一处重点、回到一处最 爱的段落――但它同时也给予这多变的文本一个值 得尊敬的身份、一种时间上的一致感和一种空间上 的存在感，而这在孤独的读者那善变的双手中是鲜 少出现的。”[7]
　　除了大声朗读，中世纪，图像书曾经十分盛行。它起源于一些宗教人士想象让不识字的信徒通过欣赏教堂和书本上的绘画来阅读宗教教义的心理，显然，图像书的出现和流播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实际的情形是：“图画对于不识字者的效用，就像书本对于读者一样。”[8]我们自己在阅读活动中一定也有过类似的体会，假设我们阅读的是不曾学过的文字，自然无从明了书中内容，但是如果这本书中有插图，那么我们虽然读不懂文字，但通常还是可以找到文字的意义。正因为当时阅读能力是少数富有者的特权、书籍是少数富有者的财产，所以这些图像书籍后来

被冠之以《穷人圣经》之名。富人阅读文字，穷人阅读图像，这确实十分有趣，图像便是这样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实现了文字更大面积的传播，并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民主，因为“对目不识丁者来说，由于无法阅读文字的东西，看见圣籍呈现在一本以他们可以辨认或‘阅读’的图像书上，一定能够诱发出一种归属感，一种智慧与智者、掌权者分享上帝的话具体呈现的感觉。”[9]然而，图像作为一种任何人(包括受教育者或未受教育的人)都可以了解并加入共享的语言，也被很多人认为是给具备阅读能力但却精神贫弱、缺乏进一步的求知欲的人看的，这一点我们也很容易理解，用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话来说，每一个文字都具有“多样的意义，读者可以根据作者的随文注解或读者自己的知识来摸索，以逐步获得更深入的领会。”而且，从阅读方式来看，对于文字书册，“读者可以用任意方式来阅读，读个一小时或一年，中断或延迟，跳过一些段落或囫囵吞枣。但是，阅读《穷人圣经》书中的插图页几乎是一种瞬间性的动作，因为‘文本’是以图像的方式整体呈现，没有语意上的逐渐变化，而且图案中的叙事时间必然与读者自己的阅读时间一致。”[10]正因为以上原因，中世纪的图像书成为一种供给物质上贫困或者精神上贫弱的人阅读的文本。
　　综上所述，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在读写能力作为少数人的特权、书籍只为少数人所特有的时代，大声朗读和图像阅读成为文字信息的重要补充，成为向更多的民众实施普及性的传播的必要手段，并且借由此种传播方式，政治上的平等和观念上的民主得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有趣的是，这两种方式都需要读众(大声朗读的听众或图像阅读的观众)的高度参与而不是深度参与，深度参与属于独自默读文字的那些孤独的读者，而这种读者只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后的大众阅读时代才得到了培育的土壤从而大量地生成。
　　应该说，我们的社会是经由谷登堡印刷机的发明而进入大众阅读时代的，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阅读的能力，并且拥有了书籍，随着经书慢慢地被束之高阁，世俗读物开始出现与兴盛，更为大众化的传播形式普及到人们的客厅与卧室。“人们从聚集在一起听讲故事、说唱或聆听经文的场所散开，回到自己的家中独自阅读书籍。””’吱学作品提供了当时阅读的主要内容，比起传统的经书或经典，文学性的作品广泛而深入地发掘了个人内心经验，发展和完善了个人内心世界，对此，耿占春先生有精辟的表述：“在阅读社会，我们的内心世界是被漫长的阅读过程所塑造的。阅读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它要求个人的独处状态，要求安静的环境与心态。阅读使我们向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走去。阅读书籍、尤其是阅读文学书籍的过程，是自我内心分裂与丰富的过程，在每一部小说的阅读中，尤其青少年时代的阅读，我们都在小说中寻找自己的影子，寻找自己的另一个自我的可能性，对人物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在其中产生自我投射，产生自我的‘镜像’或‘映像’。个人‘镜像自我’的阶段是在文学作品的阅读活动中产生与生根的。这个自我的确认、自我的投射都是文学话语活动的产物，是想象力的叙述活动的结果。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是一个人自我对话的过程，是自我质询、自我探索的复杂的内心活动。阅读产生了近 现代特有的内心生活样式。”[12]
　　发掘内心经验，发展内心世界，耿占春先生指称 的这种近现代特有的内心生活样式表现的正是读者 对文学文本的深度参与。但是，这种内心生活样式、 这些孤独的读者群落受到了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严 峻挑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的确是一个具有多重 身份、多重性格的时代，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 同的侧面对它加以解读。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最 近一、二十年来电子媒介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 不断普及，这是人类传播史上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 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 态，如今，它已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成为普通人日常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 如果说蒸汽机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那么， 网络也催生了一种崭新的社会模式，“网络社会的 到来代表了人类经验的一种巨大变化，尤其是由于 网络自身所具有的时空抽离性、互动性、平等性、开 放性等特点，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的创新提 供了丰富的契机，并成为支配和改变我们社会的重 要源泉。”[13]
　　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说：“当语言从口传包装和印刷包装转换到电子包装时，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也就被重新构型”，”诚然，网络社会在改变我们的经验方式和生活模式，型塑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联系主体与世界的重要渠道――阅读――前文已经提及，阅读便是对世界提供给我们的符号(一般特指文字符号)的辨读与翻译。通过互联网这样的互动媒体获得知识和信息的网络居民或网络漫游者日益增多，和通过电影、电视等播放媒体阅读世界的观众，通过文字符号辨读世界的孤独的读者并存，并且和观众一起，逐渐挤占传统读者的时空领域。有学者认为，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民主的进程，传统意义上的作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作者、代表启示的真理的作者不再存在，网络虚拟的阅读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狂欢的场所，在这里，人们可以相互约定一套符号系统，在博奕中寻求合作的机制，在协商中追求意愿中的平等，并以此消解从前那种以上界或外界的力量、以圣言的方式向下界实施启示或颁布命令的机制。网络这样一种随着电子科技手段的高度发展出现的新事物内里隐含着巨大的哲学意义，正如麦克卢汉在其《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所表达的一样，科学技术和人性、和人文精神并不对立，能够进入人类社会空间的技术一定是合乎人性的，是自然人力量的有效延伸。
　　不管人们怎样理解，今天这个世界和以往时代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波斯特以信息方式的不同来区分人类文明的不同阶段，他认为口传文明阶段的特点是符号的互应，印刷文明阶段的特点是意符的再现，而电子文明阶段的特点是信息的模拟。这样的概括无疑是十分准确的，但就交互性这一点而论，今天这个电子文明阶段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原初的口传文明阶段，有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网络上，在网络阅读活动中，人们高度参与的状态可以和从前人们在聆听圣言、阅读圣像时的高度参与状态用同样的方式加以分析。我在《阅读史》中就发掘出了两个可以对此加以解析的既新鲜又颇有意义的角度，第一，我们知道，在口传文明阶段，人们主要是通过用耳朵聆听的方式来接受信息的传播，而在印刷术发明之后，随着掌握了书写能力和阅读能力的人群的扩大，随着书籍的大幅度普及，人们主要是通过独自用眼睛看的方式来进行阅读活动。两相比较，用眼睛看显然比用耳朵听更便于记忆，便于批评，便于回味和反思，所以在不同审美感官的等级中，眼睛一直居于上位。然而，从前的人们在阅读活动中，往往是“欲达到完整的理解，不只需要用眼睛，也需要整个身体的配合：随着句子的韵律摆动，并将圣言喃喃念出，免得有任何神意在阅读中不慎流失。”[15]这样的阅读情形在独自阅读书籍是印刷文明时代较为少见，那时的阅读通常是由眼睛而大脑、而心灵，然而在今天的电子文明时代，这种情形再次出现。网络多媒体、超文本、超链接一方面要求新型读者调动身体的不同感官，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同时使用多种感官进行阅读提供了可能性。身体的高度参与显然削弱了心灵的深度感悟。第二，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卷轴是人类社会主要的书籍样式。和印刷文明时代的书籍相比，卷轴的表面积十分有限，文本的组织只能依据卷轴的容量来进行区分。阅读书籍的时候，读者几乎可以立即地轻易翻拨到其他各页，因此保有一种文本的整体感，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把它称之为“一个在阅读过程中读者通常将整个文本握于手中的事实所构成的感觉”；阅读卷轴的时候，读者显然无法获得这样一种整体感。(说到文本的整体感，我不由得联想到在网络上看到过的一个flash作品，题名为“原始人怎样观看三级片”。匿名和隐形的原始作者把一次性交的动作分解为多幅图画，画在大片岩壁上，原始读者在岩壁前飞速地奔跑，从第一幅到最后一幅。显然，是题材的刺激导致原始读者以飞奔的方式进行阅读，从而获得文本的整体感。倘若题材缺乏刺激机制，原始的书籍样式便只能给原始读者提供一些缺乏整体感的文本。)另外，现代书籍的四个边白使得读者可以十分容易地对文本的内容加以注解和评论，而这些注解和评论显然建立在读者阅读时深度卷入的思考和体会之上；阅读卷轴时，这样的参与要困难许多。有趣的是，到了今天这个电子时代，“我们的电脑荧幕已经返回到这种古代的书籍格式，只能靠着往上或往下卷动卷轴来显示部分的文本。”[16]电脑荧幕不仅是在缺乏整体感上和古代卷轴具有相同的不便之处，实际上，网络世界看起来为新型读者提供了一个随意、广泛发表意见，充分参与和交流的无限空间，但是和在书籍的边白上发表意见相比，通过点击的方式进入的这个发表空间和文本本身的联系显然要微弱许多，无论外在的形式关联还是所发表意见的内容关联。
　　身体的高度参与削弱了心灵的深度感悟，文本的非整体性更是几乎销蚀了原始读者和新型读者深度卷入的可能性。只有印刷文明时代，才能生成和培育近现代读者的阅读个性。而电子文明时代虽然在“信息的模拟”这一时代特性上和口传文明时代的“符号的互应”特性有所区分，但在阅读特性和审美品格上却充分地体现出口传文明时代以“符号的互应”为核心的一系列相似性特征。
　　今天，人们用“读图”二字来概括我们的时代在阅读生活中体现出的某种特性或者说某种品格，比如说，耿占春先生就用阅读书籍这种行为来理解和定义自身的文化特性，以区别于阅读图像的一代新人类。这些新人类显然是电子时代的产物，正如马克・波斯特所言：“人类创造了电脑，接着电脑又创造新类型的人”[17]人类阅读图像，但他们此种阅读活动的时代基础和印刷文明之前阅读图像的读者明显不同。当时图像的出现源于社会上具备读写能力的人群的匮乏和贫弱，图像帮助文字扩大了它的传播对象和传播范围，今天这个时代，人们普遍地具有书写和阅读能力，以及拥有书籍的巨大可能性，今日图像的出现便不再具备旧日图像在传播学以及在政治领域推进平等和民主的功能和意义，相反却一方面因为图像书籍和电脑等电子设备的价格相对昂贵，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贫富的差距和社会的不平等，一方面保留了它在精神上的相对贫弱(理由如上所述)，今日阅读图像的一代新人类便成为中世纪那些“‘精神贫弱’、缺乏进一步的求知欲而自满于这些图像”的“学者或教士”[18]。
　　这就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阅读状况和阅读特性。这是一个技术手段能够而且已经为人类提供无限量的资讯与娱乐的时代，当然，在这个时代，还是存在着一些传统意义上的阅读文学作品的孤独的读者。或者正是因为如此，仍旧有一些人文学者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前景十分看好，当代欧洲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翁贝托・艾柯2003年11月1日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发表了一篇题为《书的未来》的长篇演讲。在他看来，既然书写的发明曾经被认为会杀死人类内在的记忆能力，减弱人类的精神力量；既然印刷术发明之后书籍的出现曾经被认为会杀死教堂，字母会杀死画像；那么，电视图像或其他电子设备的出现被认为会杀死印刷的书籍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这是一种人类永恒恐惧的范例：即一种对新技术成就将杀死我们认定的珍贵而有益之事的恐惧；这也是一种人类永恒偏见的范例：即任何新的技术发明或许都弱化了人类的力量，尽管其表面上是被取代和加强了。而且，书籍出现之后，口传、图像等等方式依然和书籍一起作为人类知识和经验传播的重要媒介，所以艾柯说：我属于那种始终相信印刷版图书仍有其未来的人。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其《阅读史》中也写道：“一种科技的发展――譬如谷登堡的――是提升了而非消除它应该取代的东西，这真是一种颇值玩味的现象，令我们发觉到自己很可能会忽视掉或认为不重要而置之不理的旧式美德。在我们的时代，电脑技术与电子书籍CD-ROM的增生，就目前的统计显示，并没有影响到旧式书籍形式的产销。那些视电脑发展为混世魔王的人，让怀旧支配了经验。譬如，1995年，就有359437本的新书(小册子、杂志与期刊不计)被添加到收藏量已经十分庞大的国会图书馆。”[19]
　　在许多乐观主义者看来，文学在探究心灵和人性方面，在摹写生存状态方面，在张扬想象力方面，在文明的传承与塑造方面具有最为宽广的表现力，是最为强大的人类情感工具，其生命力既古远又蓬勃，所以即使在已经进入电子阅读的今天，尽管作家的写作技巧在不断提高，大众的阅读趣味也日新月异，但经典文学作品的价值亘古不变。理论上如此，文学自身的历史也是如此。是这样吗?我们只能对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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