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历史语境下简.奥斯丁的女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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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 晶
在《伟大的传统》(Great Tradition)一书中，F・R・李维斯(Levi s)曾这样评价简・奥斯丁：“奥斯丁的伟大之处在于她的浓郁的道德感及其对生活的不同寻常的兴趣。”正当司各特以遥远的异域文化为自己的小说背景，作品涉及苏格兰、英国和法国八百年历史之时，奥斯丁却独树一帜，描绘小村镇范围内淑女绅士们的闭锁生活，将读者引入一个小巧舒适的古老英国式的世外桃源。
奥斯丁在狭小的天地里耐心雕琢的“两寸象牙”穿越了二百年的时光向我们展现了其时代的烙印，轻巧地把女性写进了“历史”并成为主角。然而由于十九世纪初的妇女“由文化所决定的，在心理上已经内在化的边缘地位”使她们的“历史经验完全不同于男人们”。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出现为以历史为切入点评析奥斯丁及其作品提供了新的视点：新历史主义关怀边缘群体的声音――父权社会中女性的心声；新历史主义文本侧重于边缘群体的历史叙述――大量涉及宏大历史中的个人生活叙述。因此新历史主义从更广阔的视角关注文本的潜在价值，使奥斯丁与历史构成了一个可研究的命题。
一、奥斯丁关照的女性世界
1.婚姻市场
奥斯丁小说中的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在那里财产和等级可以说是和“人品”同样重要；而婚姻简直是一个市场。因此，她的作品并不是简单地描写恋爱和婚姻的小说，而是描写恋爱婚姻的经济与社会意义的小说(所有小说的基本情境都来源于婚姻的经济学)。
奥斯丁的作品显示了其深切的女性关怀――尤其关注婚姻市场中的女性。奥斯丁擅长描写她们怎样作为被评判对象在人前表现自我。浪漫主义时期的最后几十年女性和消费主义日益密切的联系导致了女性时尚市场的飞速发展。奥斯丁在描写《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1817)中的凯瑟琳・莫兰第一次遇到亨利・梯尔尼时，特别着墨描写了莫兰的时尚服饰，这一细节表明莫兰刻意装扮的目的是为了吸引男性注意。女性时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进而成为一种手段，用以捕获一位意中人。在这里，女性对服饰的讲究与其婚姻前景有了密切的关系。这一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奥斯丁时代的女性是被动的，她们只能被注视，被当成婚姻市场上的展品。那个时代的男子寻觅一位富有的妻子可以巩固其社会地位及财产，而未婚女子只是婚姻市场中的待选目标。婚姻传统建立在一系列社会规则之上，即女性的阶级、地位、妆奁、美貌成为决定其能否获得一桩好姻缘的关键因素。对女性来说，违背婚姻市场上的规则可能很冒险，而此规则对男子却有种种好处。
同样作为一种精神追求的时尚，并且使对外表的注重更复杂化的是女性智慧的表现，这也是未婚女子在婚姻市场上角逐的关键因素之一。智慧本是内在素质，可以超出外表评价以外，但在奥斯丁的时代也被拿到了婚姻市场上待价而沽。这一评判标准使女性身份更加复杂化、紧张化。在那个时代，经济不占优势对女孩子来说意味着与生俱来的亏欠，她们必须学习更多的本领来弥补这一重大缺陷。未婚女子从少年时起就要学习怎样拥有优雅迷人的仪态和风趣的谈吐，并且精通音乐、绘画、舞蹈及现代语文。她们必须学习怎样成为好演员，每一个地方都是舞台，每一次拜访、喝茶、跳舞、宴请，女子都要在人前表演，因为周围的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批评家。她们也在同性面前明暗较量，在财富、美貌与智慧方面互相攀比。而男人的生活和经济保障却不像女子们那样取决于她们的社会表现行为。女性智慧也被物化为一种在婚姻市场上角逐佳婿的筹码。
2.家庭政治
婚姻市场上竞争的结果一般都以女性走入婚姻家庭告一段落。奥斯丁时代的家庭是一个父权至上的领地。
《诺桑觉寺》中，奥斯丁将诺桑觉寺描写成一个威胁性多于安全感的地方，由亨利的父亲一手遮天，几乎没有母亲的“出场”(pre-sence)。在此，奥斯丁暗指这不是刻意模仿哥特式小说表现手法，而是真正的生活展现：家庭失去了保护功能，成了一个产生专制、暴力的场所。不管亨利怎样为英国法律制度和文明生活辩白，奥斯丁让我们明白：虽然生活不是哥特式小说，但却包含哥特式的成分。女性的经济地位及她们和家庭之间的复杂关系本质上属于哥特式情节，这就是普通生活现实。
凯瑟琳・莫兰的巴斯之行和诺桑觉寺之行都是真实的生活经历，却构成了女主角人生历程中的恐怖片断。奥斯丁在此也暗指女性日常生活中哥特式情节发生的可能性。亨利对凯瑟琳嘲弄式的教诲中夹杂着从其父权制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严酷，当他指出法律并不允许如今的男人虐待或谋害妻子的时候，我们恰恰被他的言论提醒：男人们从未停止过那样做。这影射了在奥斯丁生活的时代，女性在家庭中受到禁锢，心底的声音被压制。在《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1814)中，奥斯丁向我们展现了一位寄人篱下的年轻女子芳尼在家庭中被忽视、被否定、被窒息及被操纵的境遇。女作家在题目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芳尼所陷入的环境本质是男人的领地(Man’s field)。奥斯丁道出了其同时代女性的心声，表达了女性集体的焦虑和愤怒。
3.文学传统
私人领域中，男人的家庭角色是家中的主人；社会各个领域中，几乎也是由男人一手遮天。男性不仅垄断了文学创作领域，而且也垄断着文学批评标准和审美标准。女人似乎只能通过服饰装扮走入社交场合，女性的声音习惯性地被忽视或淹没。当时女性与社会沟通的一条主要途径便是阅读和写作。而奥斯丁及其同时代的女作家们不得不面对文学领域中男权至上思想的影响，克服男性作家不会遭遇的困境。她们不仅要克服先天失语的障碍，还要遭受男性的偏见和批评，忍受他们以男性的标准衡量女性写作。奥斯丁在男性霸权文化的包围中第一次以女性为中心，从女性角度感悟、描写这个世界，把长期以来被叙述、被窥视的女性置于主体地位。这无疑是对男性文本和叙述策略的大胆解构。
在作品中，奥斯丁总是为她的女主角争取来自家庭的平等、尊重和幸福。这也一直是女性集体的美好愿望，同时也恰恰是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匮乏的。奥斯丁以独特的嘲弄方式嘲弄她的时代弊病，以其女性视角描绘她所了解的那段历史时期的英国乡村社会生活风貌。她不仅是普通的社会风俗小说家，还开创了女性文学传统。奥斯丁颠覆了传统小说的话语权，在她的小说世界中，女性第一次被赋予了话语权，掌握着评判世界的标尺，而男性只是被打量、被评判的对象。奥斯丁的小说展现了女性心灵的伟大力量，最透彻的人性，最活泼的机智幽默和最大程度的幸福结局。
尽管她总是安排皆大欢喜式的结局――人人都结成了般配的婚姻，但同时奥斯丁以她最深刻的道德评估来评述这种幸福之不幸。她的小说结尾始终是敞开的，留下发人深思的问题。她不像后来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表现得那样反叛到底，使女性背离家庭，彻底颠覆父权社会。但她对父权制采取的亦嘲弄亦讽刺的态度却更客观，更恰到好处，启蒙了后来的女权思想。
二、奥斯丁的女性写作意识
1.以“去势描写”对峙男权至上
文学批评界对奥斯丁的女性意识有许多偏见，有人认为她刻意模仿并迎合男性话语，向男权至上的父权社会屈从妥协。这是个值得进一步商榷的问题。所谓父权，即父亲的权力；父亲，即家长，是父权社会的统领。而奥斯丁却在作品中一直把父亲冷落于权力之外，通过对父亲的“去势描写”，嘲笑父亲的权力，挑战男权及男权统治下的社会。
奥斯丁笔下无一位称职的家长，尽是些：无能的家长(《傲慢与偏见》中的班奈特先生)；失败的家长(《诺桑觉寺》中的蒂尔尼将军)：婴孩式的家长(《爱玛》(Emma，1815)中爱玛的父亲)。她在影射当时的父权制度和有效的领导体系正在日渐没落。奥斯丁并非狭隘盲目地颠覆父权制，代之以女性当家做主。她嘲讽的是整个父权社会和父权制度。
男性家长的失败暗示着父权体制的瓦解。《诺桑觉寺》中的“寺”本意是“修道院”，作为社区精神中心和父权家长式的慈善行为发源地，它却没能发挥其历史功能。宅子的主人蒂尔尼将军不是个负责任的男性家长，这说明古老的父权体系已在本质上日渐衰落，士绅阶层不再把自己当做地方社区的领导者或全体成员的监护人，他们作为曾经的治理者已经退位。
2.以“私人叙事”对峙“宏大叙事”
利奥塔德曾经这样描述“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re)；“它包括伟岸的英雄主角、巨大的险情、壮阔的航程及远大的目标。”“宏大叙事”在文学中表现为对重大社会历史题材的驾驭及对社会全景式的再现。叙述者以一种史学家的眼光来处理重大的社会题材，对社会历史提供一种全知的权威的解释。与奥斯丁同时代的作家司各特就是文坛上“宏大叙事”的突出代表，代表了传统男性文学的极高成就。
而奥斯丁的作品涉及面仅限于“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与司各特的宏大叙事相比，奥斯丁展现了一种迥然不同的风格，她执著于个体经验的“私人叙事”(private narrative)，避开了重大历史题材。奥斯丁曾“不合时宜”地拒绝他人“从大处着笔”书写关于“宏大叙事”的历史题材的建议。她坚持“必须保持自己的风格，继续走自己的路”，而她日后的成功证明她的坚持是正确的。奥斯丁的作品在自问世以来的两个世纪中可谓历久弥新，其经久不衰的魅力不仅源于她的创作天赋，也在于她准确的创作风格定位。
新历史主义主张关注边缘群体的呼声，侧重历史中人物的个人生活方面。这正是奥斯丁文学创作的切入点。她深切的女性关怀和“对生活不同寻常的兴趣”塑造了她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使她在十九世纪充斥着“宏大叙事”的文学界独步芳魁。奥斯丁开创了女性写作传统，忠实于女性自身的个体经验的“私人叙事”，展现了不同于男性的“宏大叙事”的女性叙事的特色。她刻画的细致入微的世界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读奥斯丁的小说就像浏览一幅生动的风俗画卷，感受一段现在进行时的历史。
三、结 语
奥斯丁的作品以其跨越时空的魅力，召唤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细细品味而又回味无穷。亨利・詹姆士在他的《巴尔扎克的启示》中提到奥斯丁时，称她是“本能地迷人”。如今，奥斯丁的作品穿越历史，进入了后现代社会读者的期待视野中，从她的一部部再版的小说和一部部据此改编的电影受到的一如既往的喜爱，我们看到：时代呼唤着理性与优雅的回归，“谜一样的奥斯丁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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