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敏小说解读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贺绍俊　阎晶明

　　离圣洁更近一些
　　
　　鲁敏从乡下走来，她用小说建构起一个乡村世界东坝，她所采用的建筑材料应该多是她的家乡记忆和体验。她的家乡在江苏东台。我们阅读鲁敏的小说，仿佛是在她的乡村世界里倘佯，这里充溢着浓郁的日常生活情趣，飘散着乡间的炊烟和雾霭，以及邻里乡亲们的欢声笑语。或许我们可以把鲁敏的小说归类于乡土文学。乡土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厚重的部分，也是最具传统性的文学题材。在当下，乡村生活仍然是作家重点书写的对象，甚至当下的乡土小说为我们编织出一幅完整的当代乡村生活图景，与乡村完全阻隔起来的城市人就是凭着这幅由作家们描绘的当代乡村生活图景来认识乡村社会的，至少像我，长期关闭在城市的水泥牢笼里，基本上是通过小说去想象当下的乡村情景的。但是，鲁敏笔下的乡村世界明显不同于这幅我们相当熟悉的当代乡村生活图景。在这幅当代乡村生活图景中，扑面而来的是苦难、凋敝、衰老、荒凉，会有类似于愤怒、怨恨、悲悯等情绪敲打我们的心灵。鲁敏所建筑的乡村世界却完全没有参照这幅几乎成为文学范本的乡村生活图景。鲁敏的东坝改变了我们头脑中对于乡村的偏见，这是一个充满精神活力的世界。毫无疑问，我喜爱上了东坝。
　　也许鲁敏有一支散发香味的魔笔，因为我从鲁敏的小说中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气，这似乎有些神奇，但这香气千真万确地存在。这香气不是用鼻子闻到的，而是用心灵闻到的。也就是说，鲁敏的小说会让我联想起与香气有关的事情。它让我想起在民间的节日里，天真的孩子们胸前佩带着的鲜艳的香包，如《纸醉》《思无邪》；也让我想起屈原诗吟中，那些比喻君子贤才高洁品德的香草，如《风月剪》《颠倒的时光》；也让我想起庄严的寺庙里，虔诚的善男信女们手捧着一炷炷轻烟缭绕的香火，如《逝者的恩泽》。我把鲁敏的小说比喻成香包、香草或香火，它们都是与圣洁有关的。“香，离秽之名，”香，让人们远离污秽恶浊，让人们变得身心健康、神清气朗。古代有着许多焚香抚琴之类的雅话，陆游有诗云：“剩喜今朝寂无事，焚香闲看玉溪诗”。在古人看来，高雅的艺术是在芬香的氛围中生成的。虽然我不敢断定鲁敏是否有焚香的习惯，但我相信，鲁敏写作的时候，她的内心一定点燃了一支神圣的精神香火，从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优雅清净的心境。这大概就是鲁敏小说的特点，她是怀着圣洁的道德感去体察世界的。
　　中篇小说《逝者的恩泽》突出体现了鲁敏的这一特点。逝者是去西北打工的陈寅冬，他将妻女俩留在了家乡东坝小镇。但他在西北又找了一个女人过日子，当他逝去以后，女人古丽带着儿子来到东坝找他的遗孀红嫂时，按照常规，一场善与恶的交锋就要开始了。但作者让情节悖离常规发展，红嫂不仅收留丈夫的情人，而且两人互相关照互相体贴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接下来作者不断地打破常规：古丽与红嫂的女儿青青同时爱上一个男人时，红嫂的病与古丽儿子的眼疾都需要一笔钱治疗时，古丽知道了红嫂手中那笔不菲的抚恤金时，看似即将有一场冲突不可避免，却都在最关键的时刻改变了方向。而改变方向的驱动力就是人心之善。因为善，现实中所有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鲁敏以近乎宗教般的挚诚去讴歌人世间的善，善引领人们超越世俗和道德伦理的障碍，鲁敏的道德情怀给小说涂上一层金色的神圣之光。
　　但鲁敏不是死守旧道德的“冬烘先生”，完全不是。她的道德感是建立在人性善良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她要在自己的东坝世界设立一套新的道德规范，一套合乎人性发展的道德规范。比如在《思无邪》中，从东坝人对待痴子兰小和聋哑人来宝的所作所为中我们看到了东坝的淳朴乡风，然而鲁敏对此仍以挑剔的眼光深入追究下去，于是她让来宝和兰小走到了一起，来宝对兰小的精心照顾衬托出人们的道德意识中的一个盲点：大概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像来宝那样，觉得兰小也应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得更舒适更有质量。一个绣花窗帘的细节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兰小的妹妹芳小为来宝的房间挂上雪白的绣花窗帘，来宝马上想到兰小的窗户也应该挂上，可是为什么人们就从来没有注意到“兰小的窗户上竟是秃秃的没有帘子呢”？一个痴子，一个聋哑人，他们都不谙世事，因此东坝人不会以正常人的要求去对待他们，但他们却像正常人一样有性的冲动，也会享受性爱的愉悦。当他们两人之间有了性的接触之后，东坝的淳朴乡风才慌张了起来，人们于是急着为两人举办明媒正娶的婚姻，“要给兰小肚里的孩子一个说得过去的背景”。东坝人不想让这两个缺乏精神自卫能力的人遭受到社会舆论的伤害，他们充满善意地为两个人确立道德合法性。我们读到这里会再一次被东坝的淳朴乡风所感动。但是接着看到来宝在兰小死后的一系列情感真挚的表现后，也许我们会领悟到“思无邪”背后的深意。兰小和来宝无疑是“思无邪”的，正因为他们“思无邪”，他们的行为才无所顾忌。至于东坝人的淳朴乡风也好，善良举动也好，并不是因为人们“思无邪”，恰恰是因为人们内心先有一个“思有邪”，然后才用一个“思无邪”的道德外衣将自己约束起来。
　　质疑现存的道德规范，揭露道德与人性之间的不和谐。这本来是现代小说的流行的主题，是作家认同现代性的一种最恰当的渠道。在这些现代小说中，作家往往采取极端的方式，完全颠覆现有的道德秩序，给人性和欲望提供一个毫无边界的自由，他们在肆意摧毁旧道德的同时，也把道德的神圣性横扫得一干二净。鲁敏所不同的是，她心中始终怀有一种道德的神圣感和圣洁感。因此她在质疑道德的时候是想在道德与人性之间找到融合点。这种融合点毫无疑问是存在的,我们可以把人类的普适价值看做是这种融合点所传达出的信号。以人类的普适价值作参照，就不会拘泥于具体的道德标准，而是着眼于人的道德情怀和精神境界。比如《风月剪》，这是一篇写到同性恋的小说，但它就如同小说开头的比喻，这的确是 “挂在脖子里的一块玉，凉而润”，有玉一般的晶莹剔透的品质。作者对裁缝宋师傅的不温不火，既不刻意渲染他的同性恋心态，也不放大他面对道德禁忌时的内心痛苦，而是重点描述了他在处理与小徒弟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坦荡而又决绝的道德情怀。他最终用大剪刀剪断了自己的生殖器，就像是一块玉被断然地摔碎了。《取景器》写了一个婚外恋故事。这是一个温文敦厚的婚外恋故事，作者没有简单地将婚姻与爱情放在对立的位置上考量，也不是单纯地从人性的角度去肯定爱的自由。“我”始终在忏悔对婚姻的不忠，但最终让他毅然从情人怀抱中挣出的，并不是道德的“十字架”，而是情人眼里的“取景器”。从这个取景器里，他逐渐看到了爱的真谛，他才会面对衰老的妻子坦言他一生都在学习怎样去爱，但他学得太糟糕，当他真正明白该怎么去爱时，一切都来不及了。鲁敏在这里委婉地质疑了我们对于爱情的浅薄平庸的理解。这种质疑在她对一个关键细节的运用中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是妻子织毛衣的细节。作家们经常会用织毛衣的细节来表达女人爱情的细微变化，但鲁敏却以织毛衣的细节来表现一个女人爱情的死亡。从不断地织毛衣到晚年不断地拆毛衣，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打着时代悲剧烙印的女人封闭的内心世界同样泛着波澜。但为什么“我”就不能从妻子的一针一线中找寻到爱情的路径呢？多少人爱你年轻欢畅的时候/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的痛苦的皱纹……叶芝的诗句或许是给了鲁敏一把打开爱情与婚姻纠结的钥匙，她忍不住摘抄在小说之中。鲁敏与叶芝在追求精神圣洁上是相通的。
　　鲁敏的小说优雅舒缓，这缘于她有一颗善良宽厚的内心。怀着圣洁的道德感，以东坝的理想境界为蓝图，去剖析人的内心，这似乎是鲁敏小说写作的主要视角。既然如此，就免不了对现实人性和世俗人生进行批判。鲁敏的小说不乏批判，她从来不会因为屈从于现实而降低精神标准。但她的批判充满着善意，她也充分看到事物的复杂性。如《正午的美德》，让我们看到“美德”是如何伤害到一个年轻女孩迷茫而又单纯的心灵。但无论是陷入青春迷茫的圈圈，还是不得不靠开钟点房来为儿子挣学费的凤珍，还是面对女孩的迷茫有些不知所措的程先生，鲁敏都不愿用粗俗的文字去亵渎他们，这构成了整篇小说的优雅基调。鲁敏指责得最重的只是那个居心叵测的老钱，但她不给他足够多的文字，只是让他最后一脚朝门上踹去，而所有的指责都包含在这一踹之中。又如《致邮差的情书》，鲁敏对于生活在巴西原装咖啡豆、五分之一杯红酒与聂鲁达、泰戈尔混和的氛围中的Ｍ无疑是带着嘲笑的口吻的，但她并非轻易否定Ｍ的“由衷地喜欢那些具有清贫气质的人群与事物”，因此在她的叙述里，Ｍ给邮差书写情书的神态是严肃端正的，她不过是优雅地嘲弄了一番一个对生活艰难毫无所知的小布尔乔亚。又如《暗疾》，梅小梅不得不习惯几个长辈难以言说的暗疾，虽然看似生活的细节，却深深影响到梅小梅的心理轨迹。我更感兴趣的是在鲁敏的叙述中所表现出的向欧洲古典小说致敬的倾向，这决定了小说的格调，在这样一种典雅的格调里，作者巧妙地表达了对宽容品性从现实生活中消逝的叹惜。

　　鲁敏的小说清香弥散，毫无疑问，在清香环绕中的阅读让我们的精神离圣洁更近一些。
　　（贺绍俊）
　　
　　在“故乡”的画布上描摹“善”
　　
　　鲁敏可能是很多关心小说的人正在期待出现的那种小说家。她有年轻的优势，有崛起的动力，有探索的热情，更主要的，她的小说平实得看不出时尚的标签，故事都是温情的家长里短，主题向善的巅峰一路攀登。她想传达给读者的，除了温馨，就是感动，而且事实上做到了，这很不易。她在描绘一种和谐，这种和谐既是理想又是现实，既是生活的平静又是心灵的安宁，然而她呈现的不是世外桃源的幻象，也不是“无忧无虑田家乐”的景观，她是在世俗生活的场景中，在散发着人间气息的土地上描写一种现实，表达一种感情，渗透一种理想。鲁敏的小说路径其实并不显得特立独行，她的写作姿态反而有一点从容淡定的味道。她正是捡拾了被很多人不屑和丢弃的东西来用手挑拣，用眼观察，用心体会，在一条人们都看得见但不愿去走的路上，走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写作天地。
　　鲁敏小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抽空了环境方位，探讨人生问题和精神困境的题材，说抽空也不对，其实环境不外乎是“县城”或“南京”，主要是环境在这类小说里不重要了，作者关心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处境。另一类是关于“东坝”的农村生活。相对而言，这是一种有“根”的写作，作者想扎实地、本分地、努力让人“信以为真”地表现一些自己想要表现的生活。
　　鲁敏写作的成功主要是通过后一类小说来实现的，所以得先说。
　　在小说里，“故乡”，抽象地说是一种情境，具体地说是小说家写作的出发地和归宿点。从鲁迅到沈从文，从老舍到赵树理，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确定的地方在小说里的反复出现。新时期小说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清风街”、李锐的“吕梁山”、韩少功的“马桥”，他们的写作都有一个随时可以出入的“故乡”。和鲁敏同处一座城市的作家如苏童、毕飞宇，也都多年来经营着一个类似于“故乡”的地方，这个地方让这些作家可以反复描绘，揪起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老人、儿童、男人、妇女，乃至于回乡的“文化青年”、外来的“移民”、残疾的“废人”，等等，都可以写成一篇小说，既有了然于心的熟稔，又有取之不尽的踏实。鲁敏提供了一个新的小说情境：东坝。可以说她是受到启发后的借鉴，但我更愿意理解为是她写作冲动的自觉选择。因为“东坝”在鲁敏笔下已经超越了“名片”的作用，直接指向了小说的主题深处。
　　东坝这个地方，是鲁敏为自己找到的“故乡”。其中的生活并非完全美好，但作者显然有情感倾斜在其中，东坝没有激烈的冲突，甚至连流言蜚语也没有恶意，只是一些调笑。没有什么地痞坏蛋，夺妻霸产的事几乎没有发生过。美好的东西不会遭到任意破坏。东坝生活的突出特点是艰辛和庸常。通常夫妻关系总是不好不坏，儿女情长倒是保持得很好，人们并不通过语言互相攻击，绯闻轶事确为饭场谈资，但只是好奇的满足，并无恶意的中伤。好些人物和场景在不同小说里反复出现，如伊老师、英姿、赤脚医生，裁缝铺、卫生院，等等。
　　在我读过的鲁敏小说里，以“东坝”为故事环境的有以下几篇：《纸醉》、《思无邪》、《逝者的恩泽》、《白衣》、《风月剪》、《颠倒的时光》。
　　东坝村的风景，用作者的描述：“有村长和会计，有赤脚医生，有裁缝，有聋哑痴瘸，有不是很漂亮的寡妇，有生儿子吃鱼肉的还俗和尚，有无儿无女的五保户。” 鲁敏就是通过描述这样一群人，在所有这些小说里，表达出以美德为标志，以宽厚为底色，以和谐为主调的人间至善。善，是这些小说要共同表达的核心主题。
　　善，是生活的力量。《纸醉》以一个聋哑女子开音的故事为中心。这是一篇关于成长的小说，它更是一篇关于“善”在人的生活中的力量的小说。开音生活在封闭的世界里，她的所有才华、情感都寄托在剪纸上面。她最终因此成为“民间艺术家”。但这不是一篇励志小说，小说里的另外两个人物大元、小元兄弟的介入，使开音的心灵真正走向外面的世界。开音是大元的精神寄托，开音真正向往的是小元展示的生活世界。在一个乡村世界里，在三个少年身上设置这样一种微妙的关系，是非常难处理的。关键在于，这种关系只有心灵上的感应和微妙，没有事实上的冲突和争斗。
　　善，是自然的美德。《思无邪》里的两个人物兰小和来宝，一个是瘫痪在床、又痴又胖的女子，一个是外来的哑巴孤儿。两个互相连对话都没有的人，却被安排到了一起朝夕相处。来宝对兰小的悉心照料是小说最集中的情节，“善”在人性的边缘处被放大并推到极致。
　　善，是一种感人的美丽。《逝者的恩泽》，这是鲁敏既表达“善”也展现“美”的小说。为了在一如既往的善上面突出稀有的美，小说引进了从新疆来的女子古丽，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本来会引来红嫂甚至整个东坝的骚动，让丧夫的红嫂从此永无宁日，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奇异组合的家庭却获得异常的和谐，充满了别样的生气。古丽的美不但引起红嫂的女儿青青的崇拜，而且也让红嫂无法拒绝。善和美在这篇小说交相辉映，两个女主人公的善让艰苦的世俗生活洋溢着童话般的美感。
　　善，是人间风月的黏合剂。《风月剪》，无疑是鲁敏写得最好的小说。这是一篇文笔优美，构思精巧，把环境制造成意境的小说，是情感缠绵而又复杂、纷乱而又苛刻的小说，是故事集中而又开放，线索收放有序的小说。宋师傅的裁缝铺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场所，它更是一个风月场。小说写得很有诗意。即使是师徒二人的“同性恋”读来也似有情理在其中。这也是抒发情感、描写心理、讲述故事十分均衡的一篇小说。笔法没有完全粘在俗世生活上面，故事始终处在悬念、好奇、美感和紧张状态中。
　　善，是关爱与回报的呼应。在《颠倒的时光》里，东坝的善被写到极致。大棚的出现使季节、时光颠倒，但人心没有颠倒，东坝是最典型的和谐社会。小说里有两个重要情节，一是在大雪来临的时候，大棚的安危令木丹无奈，半夜里全村的男女都无人号召地来帮助木丹度过危机。二是在春天的时候大棚里的西瓜反季节收获，木丹挨门挨户去送给村民们吃，作者还不忘告诉我们，即使没有雪中帮忙，木丹也会送的。善不但是全体性的，而且是自觉自发的，超越功利、也超越回报。小说虽然从木丹赚钱的醒悟开始写起，结尾却是他单纯地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回忆，赚钱的意识，从开始确立到最后消解，成了另一种“颠倒”。
　　善，是回避恶的最好途径。《白衣》可以说是一幅东坝的全景图。乡村生活的封闭，庸俗生活的无奈，暧昧烦琐的纠葛，乡村生活的日常景象在平淡中推进，有一点混乱与无序，也不乏追求与挣扎，最接近某种常态的真实。
　　东坝的生活平平淡淡，为了寻找和增加戏剧性，鲁敏也常会在小说里设计一些“突变”情节，小说因此在主题上更加突出，也增添了阅读的效果。如《思无邪》里兰小被怀疑有了身孕，村长、伊老师等人想方设法为来宝的平安尽力。小说结尾，面对兰小的死亡，来宝的伤心欲绝展示的是纯粹的“善”。《逝者的恩泽》里，红嫂在弥留人世之际，她和古丽因为共同的“丈夫”留下的“抚恤金”的使用展开的对话，把“善意”推到了极致。《颠倒的时光》里，突然降临的大雪让木丹的大棚受到严重威胁，东坝的村民们深更半夜自发前来抢险，善的普遍性得以阐扬。“突变”的情节主要是为了增加“善”的普遍存在，同时这些小小的“意外”也让小说在日常风景中增添了某种变异色彩。
　　当然，鲁敏并不是记述“东坝”生活的“乡贤”文人。她还有另一个写作空间。表达当代人的情感世界和灵魂动向，探讨人们在艰辛与庸常中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这是一个年轻作家自然不过的主题选择。相对而言，我以为比起“东坝”生活的小说，这类题材的写作在情节设计、故事冲突、人物性格、主题定位方面，还没有达到成熟自如的境地。《致邮差的情书》里，M是个物质主义女子，罗林是个为物质生活打拼的邮差。M把罗林想象成一个“信使”般的人物，一方面是她个人幻想冲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她百无聊赖中产生的游戏心态。小说最好的创意在于，当M充满诗意的情书被罗林拆开时，他既不激动，也不幻想，除了觉得是写信人弄错了这个疑问外，他想到的是，既然不是一张从天而降的支票，就不如一扔了之。M看着罗林对自己精心发出的情书毫无反应，那种寻求刺激的心理丝毫不能满足，自然非常失望。两个陌生人最终又回到自己的生活天地中，罗林继续奔波，M继续虚拟。小说最主要的看点不是给陌生人写信的游戏色彩，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游戏可能产生的奇遇以平淡无奇收场，让这则看上去有点老套的故事产生了独特的意义。物质的重量会压垮精神，烦琐的生活让人毫无幻想。失明的母亲，捣蛋的儿子，哀怨的妻子，这一切都让罗林的心灵狭窄到无暇顾及任何无助于自己生活的人和事。
　　《正午的美德》也是一则讽刺故事，小说里最重要的看点是凤珍“报案”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对世界、人生和社会的复杂、微妙的态度，可以见出作者用心之细微。《墙上的父亲》讲述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里，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女儿艰难度日，在世俗生活中探讨“幸福”的问题。这篇小说铺开了故事，但似乎没有深入主题就收尾了。
　　另一篇《镜中姐妹》感觉有点像长篇小说的提纲，人物多了点，互相之间缺少戏剧性交流和冲突。《取景器》中，重病之中的“我”回味起自己的婚后“恋爱史”，其间，与之并行的是对庸常的家庭生活的回忆和记述。两相对比，交叉进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对现实生活的突破要求。《暗疾》中的几个人物都有异常之举，这些举动并不美好，而正是这些举止，构成了小说中重要的情节要素，并宿命般地此起彼伏。小说收尾时梅小梅一句“我要退货”的出言不逊，反映了人生总在不满中无奈、挣扎、安慰、冲突的残酷事实。
　　鲁敏似乎对“暗疾”这个词非常在意，“暗疾”是某个人物特有的嗜好，这种嗜好仿佛某种轻微的疾病，不致命，不打破秩序，是人物的某种性格标识，是鲁敏观察人物的视点，也是她突出人物特点的方便之举。如《取景器》里“我”的妻子织毛衣、拆毛衣的嗜好；《纸醉》里开音的疯狂剪纸；《墙上的父亲》里妹妹王薇在超市里的“偷窃”行为；《暗疾》里父亲的呕吐习惯，姨婆对便秘的关切，母亲的记账，梅小梅的退货，等等。这些嗜好有的修成正果，是特定人物的“祷词”、“解脱之径”、“寄托之所”，有的则开出怪异的人生之花。鲁敏较好地抓住了这些特点，有分寸地放大和延伸，生发出特别的效果。
　　以鲁敏目前展现的写作实力，她的创作前景值得期待。鲁敏的小说语言不夸张、不矫饰，属于平实、从容的做法。但她的小说似乎变化的色彩少了些，要继续走下去的话，还应在题材的拓展，情节的丰富，主题的力量，意境的优美，语言的诗意等方面更多磨练和提升。只有不断创出新的小说空间，才能保持旺盛的创作活力。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催促作者求变求异，只是希望她在保持定力的同时，不断带给读者阅读的惊喜。
　　(阎晶明)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
　　责任编辑 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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