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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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大伟
在苍茫的大西北，在那遥远的地方，自古流传着许多醇厚质朴的民歌。其中，“花儿”以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丰富的吟咏主题、独特的演唱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盛开于大山乡野的奇葩，影响着一代代憨厚淳朴的人民。可以说她是老百姓心上的“少年”，也是学者眼中西部标志性的民歌。
“花儿”滋长于西北青、甘、宁、新四块文化沃土之上，并为汉、回、土、藏、撒拉、保安、东乡、裕固、蒙古等九个民族传唱。青海是“花儿”的故乡。河湟“花儿”更是西北“花儿”的精魂。最美的“花儿”是由三江源头的清水浇灌出的圣洁之花。勤劳朴实的各族群众，无论是劳作田间、放牧山野，还是赶赴庙会、外出打工，甚至在赶车的路上，一有闲暇，都要漫上几句悠扬婉转的“花儿”以表心怀，“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个家”。在这里，人人都熟悉“花儿”的内容与唱法，人人都有一副唱“花儿”、漫“少年”的好嗓子，男女老幼都邀游于“花儿”的海洋，尽情表达着他们对生活的认知和对理想的追求。“高山岭上的鹿羔娃，它在个山尖上站哩；刚刚断奶的憨娃娃，满嘴者花儿哈漫哩”。从这首唱词里面，我们不难发现，“花儿”就是老百姓生命的一部分，自小至老，伴其一生。每一首“花儿”的吟唱恰似天、地、人之间的一次对话，有多少快慰与忧伤来自这份绵绵的心肠……
从万物复苏的阳春三月到姹紫嫣红的炎炎夏日，从草长林密的大小山峦到麦浪滚滚的碧野田间，“花儿”像来自雪线的一股清泉，汩汩流淌于广袤天地间，浸润着老百姓沧桑的心坎，描绘出一幅幅撼人心魄的生活画卷。在田间地头，拔草的妇女们“尕马儿你拉回了来，拉回了缓来”的心语里，蕴含着她们对生活理想的希冀，以及思念出门人时内心所隐藏的深深忧伤，那种希冀和忧伤好似一场落雨，滴落在大地之上，让太阳逝了光芒，让听者断了心肠。在山冈野岭，年轻的牧者高歌“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平川里一朵儿牡丹”。歌喉里燃烧着青春的激情，还有他们对爱情最初的憧憬。“花儿”以其悠扬婉转的曲调，率真朴野的语言，直抒胸臆的表达，打动了听者，陶醉了歌者。她是歌，更是诗，因为最初的诗就是用来歌唱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花儿”被视作一种“野曲”，因其“淫词荡调，有伤风化”而难登大雅之堂，只适合在山川野外吟唱，所以对她的记录少之又少，仅靠民众口头传承。正因如此，几经历史风云，“花儿”流传至今而未失其真，未伤其神，虽“蓬首素面”，却“不掩国色”。加之传唱于边陲，文化上较少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染和内化，使其葆有相对的自足性和顽强的生命力，直到今天并未失其朴野之风。
从流行区域来看，“花儿”超越了地区和民族的界限，扩布极为广泛。流行地区的各民族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只要一提及“花儿”，各民族都能求同存异，在见解上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基本上都能做到用汉语方言来演唱“花儿”，如“清茶不喝了奶茶喝，渴死了凉水哈别喝”这样的唱词，体现了土、藏、蒙等民族习惯喝奶茶的饮食习俗，但总体上并不妨碍以汉语方言为主体的吟唱风格，由此来看，“花儿”是一种不同民族之间多元文化相互吸收、碰撞、融汇，逐渐整合而成的文化共同体。一般认为，“花儿”这种民间艺术形式成熟并流行于明代，传承至今，可谓年代久远。
就其咏唱的内容来看，花儿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到宗教人文、民俗风情，从天文地理、自然风物到山川草木、花鸟鱼虫，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综合来看，其基本主题大致有一：
一是礼赞生命，歌唱青春。少年无疑是人生中最为多彩难忘的一段时光――充满着朝气和阳光，憧憬着未来和希望。正如这首“花儿”所唱的：“脸如银盆者手如雪，黑头发赛过了丝线；小嘴是樱桃者一点点血，尕妹是才开的牡丹”。唱词用细致的笔法描绘出了少女的青春美丽，光彩照人。又如：“尕妹好比个嫩白菜，一指头儿弹出个水来”。在这里，生命如同新长的白菜般娇嫩朴素而又单纯，同时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花儿里赛不过藏金莲，人里头好不过少年”，意在昭示人们：青春易逝，要珍惜韶华，有所作为，这样才不虚此生。
二是诉说衷肠，表达男女之间的恋情爱意。很多人认为“花儿”就是一种情歌，原因就在于爱情题材占了这种民歌的绝大多数。其中，有表达年轻女子情窦初开、大胆追求朦胧爱情的：“二系子草帽往前戴，恐怕是南山的雨来；十七十八的人人爱，恐怕是婆家里娶来”；有不畏外界各种压力，坚决捍卫美好爱情的宣言：“清水们打得磨轮子转，磨口里淌的是细面；宁叫皇上的江山们乱，决不叫我俩的路断。”对爱情的真诚、专一是劳动人民的美德，也是“花儿”闪光的内容：“山里的松柏树冬夏里青，铁桦树它是个实心；维你者半路里起二心，太子山倒插在海心”。这种对恋人的忠贞不渝之情可与汉乐府民歌《上邪》媲美，着实让人感动。还有许多表现恋爱双方天各一方，诉说相思之苦的花儿，如：“兰州的木塔藏里的经，拉卜楞寺院的宝瓶；疼烂了肝花者想烂了心，望麻(瞎)了一对儿眼睛……”歌者如泣如诉，凄婉幽怨，听者无不触景生情，潸然泪下。
此外，“花儿”还涉及出门人对家乡的思念和亲朋好友之间的深情厚谊、时代风貌和生产生活中诸多美好或苦难片段主题的，虽数量相对较少，但情真意切，听来回味无穷。
“花儿”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抒情过程中总是借助具体的物象来起兴或作比较，从而形成和《诗经》类似的比兴格式。我们知道“花儿”以情歌居多，男女青年在初次见面或搭话时比较害羞，心里有话难以启齿，再加上双方还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例如女子在田间锄草，男子往往站在田埂对面)，只能用歌声来表情达意。但各自的心意不好直接说出，于是先唱它物，后回归到歌者内心之本意，如此便有了婉转回旋的余地，也为自己准备下文赢得了时间。如：“红嘴鸦落给了一河滩，咕噜雁落在了草滩；拔草的尕妹妹坐塄坎，活像是才开的牡丹”。这里的“红嘴鸦”、“咕噜雁”、“草滩”皆为类比之物，以此引出后面的颂扬对象――尕妹，她是春天里才开的牡丹，美艳而又光彩照人。
如果我们深究一二，不难发现。“花儿”中的比兴之物除了形式上的意义外，还具有特定的文化意蕴和特殊的象征意义。如“牡丹”、“鸟”、“鱼”、“云”、“雨”等物象暗含有两性婚媾的意味。如“东山拉雾西山开，后山里下着个雨来；给阿哥做下的花鞋垫，老妈妈睡着时你取来。”老妈妈睡着之后再悄悄到家里来取鞋垫，情人之间如此炽烈大胆的约定绝对是对传统礼俗的一种反叛。不难想象，夜深人静之时贸然前来，其目的不仅仅是一双鞋垫。这首“花儿”将男女之爱恋作为人性正常自然的欲求加以表现，风格单纯明净，真挚而炽烈。在这里一切都是率真的，没有丝毫扭捏作态之势，也无虚伪油
滑之处。正如刘经庵在《歌谣与妇女》中所言：“这是男女们赤裸裸地把彼此恋爱的心情，真挚地、自然地、放情地歌唱出来的，较之一般文人做的什么闺怨哪，什么思春哪，要高尚多了。”
“花儿”的唱法跟曲调有关，不同的曲调有着不同的“令”。据统计，河湟地区有上百种“令”。按流行地区分为“河州令”、“湟源令”、“川口令”、“循化令”、“互助令”、“西宁令”等；按照吟唱民族划分为“土族令”、“撒拉令”、“保安令”、“东乡令”等；按照“花儿”的衬词又可分为“白牡丹令”、“尕马儿令”、“花花尕妹令”、“好花儿令”、“绿绿儿山令”、“杨柳儿姐令”、“水红花令”、“咿呀咿令”、“沙燕儿绕令”等等。每一种令都有其自身的唱腔和旋律。“花儿”这种“令”的形式又与古典文学中的元曲之曲牌极为相似。
老百姓除了在余暇时间、劳作之际唱唱“花儿”外，民间自发形成的“花儿会”又为这种民间艺术提供了一处绝佳的表演空间。“花儿会”的形成一般与庙会、传统节日关系极为紧密。我们所熟知的各大寺院庙观大都依山傍水而建，并且远离尘嚣喧闹。山上草木繁茂，门前溪流潺潺，环境优美，清净宜人。在特定的传统节日(如二月二、四月八、五月端午、六月六等)，一些寺庙都要进行大规模的的法事活动，届时便有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前来敬香朝拜，除了虔诚的信徒，小商小贩、卖艺杂耍、方圆几十里内的游客都闻讯而来，俗称“赶会”或“浪花儿会”。
穿着节日的盛装，身处花红柳绿、鸟鸣声声的天然会场，眼前的景象不禁使人春情萌动，引吭高歌。到处给人以生命的昭示和体悟，为劳累困顿多时的庄稼汉们，平添了一种原始生命粗犷朴野的冲动和豪情。“天不下雨者雷干响，惊动了四海的龙王；过路的阿哥好声嗓，有心了我俩人对上”。起初彼此陌生之人先用歌喉搭讪相识，若能对上话，感情的距离就逐渐拉近，气氛也趋于宽松；“胡麻花开下的一片蓝，俊不过山里的牡丹；尕妹的跟前坐一天，喝一碗凉水者喜欢”。若此一唱顿生好感，双方一改之前的羞赧，进而坦率大胆起来；“杨柳弯弯弯杨柳，五月端午的绣球；你和阿哥我当两口，好日子还在个后头。”那份对爱情的渴求与热烈不言而喻，有的甚至达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早晨里邀着个媒人来，晌午里送着个礼来；后晌里借着个驴车来，擦黑儿我把你娶来。”短暂的一天时间，唱词里竟然包含了传统婚礼中的“六礼”习俗，着实让人拍手叫好。如此，两个情投意合的人便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当然其中也不乏失意败北者，不过也不气馁，他们相信“天涯何处无芳草”，况且“花儿会”年年有、处处有，因此没对上歌的人也好聚好散：“互助的二月二没赶上，大通的老爷山浪上；这一首唱完再不唱，留在个明年的会上。”
尽管日薄西山，倦鸟归林，但更多的年轻人还在纵情放歌，如痴如醉。而人神共娱的庙会活动为他们追寻伴侣的不懈行动提供了弥足的合法性：“红白的经幡峨博上插，手拉手佛跟前跪下；三世的夫妻把誓发，四世里还不能罢下。”除了歌唱爱情，赞颂神灵，他们还在描摹自然的博大精深。在这曲径通幽的深山里，在这泉水叮咚的溪流边，他们暂时远离了繁忙和困顿，只身徜徉于“花儿”的海洋中，用生命原始的悸动和豪情烘托起诗意的寄寓之所；在佛祖神灵前的跪拜与誓愿，也使得他们暂时获取了精神的超脱和言行的默许，毫不顾忌地将日常桎梏一举打破，在尽情的追寻和放歌中，劳苦的心灵得到了歌声之抚慰，蕴积的心绪得以恣肆的宣泄。
在“花儿”会场上，大家不分民族、不分区域。前来赶会的群众不约而同，欢聚于一处，演唱花儿；交流情感，尤其是各种花儿擂台赛，更是将民众的注意力和他们的希冀串联在一起，唱他们所喜，诉他们所悲。如我们熟知的《出门人》、
桫娃泪》等曲目，未闻唱词便已经拉近了听众的心。出门在外的人虽劳累不堪，却历尽艰险卖命挣钱；守在家里的女人望眼欲穿，终日泣涕涟涟。“端起个饭碗想起个你，面叶儿捞不到嘴里”，对爱人不绝如缕的牵挂，尽显于歌词凄怆的吟咏之中。
在青海，规模大小不一的“花儿会”数目甚众，具有代表性的包括西宁凤凰山“花儿会”――于农历四月八举行。届时艳阳高照，满目青山，歌手们携情侣，带酒食，三五成群，边饮美酒边赛歌，歌声传遍四野，气氛热烈至极。民和县峡门“花儿会”――此会历史悠久，每年五月端阳节在满山遍布股股清泉的乱泉滩举行，届时人们头戴杨柳帽，手提节日饭，畅饮清泉水，放声唱“花儿”，别是一番情趣。民和县七里寺花儿会―每逢六月六，在当地颇具名声的药王庙和药水泉附近，花儿会就此拉开帷幕。乐都县瞿昙寺“花儿会”――每年农历六月十四至十六日举办，十五日是高峰，歌手们一边领略瞿昙寺的优美风景，一边引吭高歌，心情格外激动，歌声分外动听。互助五峰山“花儿会”――于农历六月六日在素有“风景胜地”之称的五峰山澄花泉边举行。互助丹麻“花儿会”――农历六月十五至十七日举行，这里土族“花儿”风格独具，别有韵味，此会是融物资交流、“花儿”演唱于一体的大型民间活动。还有大通六月六老爷山“花儿会”――以演唱源于藏族的“长寿令”的“花儿”见长，这里峰回路转，林木葱茏，悠悠白云上飘荡着声声“花儿”，一片诗情画意。其中，大通老爷山“花儿会”、互助丹麻土族“花儿会”、民和七里寺“花儿会”和乐都瞿昙寺“花儿会”已人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各地“花儿会”一般规模宏大，人数众多，不论待于闺中的少女，还是严守妇道的妇人，乃至两鬓斑白的老者，往日都矜持严肃，一旦进入“花儿会”现场，则个个神采飞扬，兴奋异常，众人纷纷在热闹非凡的“花儿会”场上一展歌喉，从而形成一种人人皆歌、其乐融融的和谐场景。特别是年轻人，白天，他们往往三五成群，或男女对唱，或一人独抒其意，然而待到夕阳西下时，他们的行动就变得异常诡秘和浪漫。在丛林密布的山前溪后，只听见悠扬的歌声却看不见多情的歌手，他们心中的“花儿”呢――似乎也都隐匿在这份神秘浪漫中了。纵观整个“花儿会”的始末，我们完全可以拿老百姓的说法去总结：“花儿”不仅是唱出来的，而是“浪”出来的。“浪花儿会”是民众一年中最为舒心惬意的活动。在那里不仅可以尽情抒怀，一展才情，更重要的是能遇到故知，有幸者还能觅到意中之人，喜结连理。
我们知道，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中国民众很难真正进入忘我的狂欢之态，很多时候他们更愿意做一名忠实的观众，静静地聆听世界。而在众人皆歌的“花儿会”上，再含蓄的人也会忍不住唱上几嗓子，稍有心才(“花儿”演唱很多时候需要即兴创作，即需要歌手具备很好的素养)的便早早加入了“花儿”“唱把式”的行列。大家不分民族、不论男女，左手拢耳，或激昂或悲怆地漫起来，引来众人的互动和共鸣。许多人生痛苦、生活烦恼于此刻都化为乌有。大家歌唱时代、生活和刻骨铭心的爱，将一切美好的祈愿和祝福都融入歌声，实乃余音绕冈，多日不绝。由此来看，“花儿会”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高度集中和浓缩了“花儿”文化的精华，既吸引了颇为有名的歌手，也集中了最广泛的听众。它不仅是农村社会生活的调节器，也是人们压抑心理的减压器，更是各民族融合交流的黏合剂，从而在局部地区达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狂欢。
十分有趣的是，各地的“花儿会”，不仅风情各异，而且大都与美丽的传说有关，与某些独特习俗相连，更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欲知花儿事，想观花儿情，还得身临其境，亲自来采撷那些美丽的花儿。
作为西部民歌中的标志性艺术精品，花儿自然成为语言学、民间文艺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社会科学的关注对象，目前，用口头程式理论和表演理论来研究花儿的势头正在兴起，其独特的民俗文化价值也得以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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