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为主要对象阅读与再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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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韩彩玲
摘要:对张爱玲的研究,成果虽丰,然而“虚无”的前理解一定程度和一定层面上妨碍了读者与作者及作品深入对话的进行,对张爱玲的研究仍期待着积极的阅读与再阐释。
关键词:对话 阅读 再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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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一热再热之后,如今再来谈张爱玲其人其作,似乎有点儿不赶趟,同时又有费力不讨好之嫌。在张爱玲大嚷“出名要趁早”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和其香消玉殒的九十年代这两波“看张”热潮中,似乎所有的话题都已经被说尽。不管论者持何种见解,总算是“尘埃落定”,关于张爱玲及其作品,也总算是有了一个众说纷纭的“定评”。可惜的是,在忙于总结、归类,高屋建瓴地进行分析时,不管唱的是褒扬还是批评的调子,却鲜有能真正立足于作品,在用心细读的基础上来做出自己的评论的。因此,有关研究成果虽颇为丰厚,却未能道尽作品应有之意。读者、作者与作品并未能真正有效地进行对话。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文学作品并非是一个对每个时代的每个观察者都以同一面貌出现的自足的客体,它也不是形而上地展示其超时代本质的纪念碑,文学作品像一部乐曲,要求演奏者将其变成流动的音乐。只有阅读,才能使文本从死的语言物质材料中挣脱出来,而拥有现实的生命。” [1]对一部优秀的作品而言,对它的阐释是无穷尽的,而这也正是作品的魅力所在。陈思和教授认为,“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阐释,越是提供了多种阐释可能的作品,就越有艺术生命力。” [2]《红玫瑰与白玫瑰》在张爱玲的全部作品中,并不是最优秀的一篇,然而却有其独特的扣人心扉的魅力。这篇作品可供分析的地方也很多。有不少不乏真知灼见的有力分析;也有一些很奇怪的分析,扛起弗洛伊德理论的大旗,把佟振保和《沉沦》中的“我”联系起来。本文主要针对对这篇作品分析尚有欠缺和薄弱的地方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一是张爱玲到底是爱情的“虚无”主义者还是“存在”主义者?其实这也关涉到张爱玲对待人生的态度,这一点对于理解张爱玲的作品是非常重要的。二是女性该如何承担自己爱情乃至命运的重量?这个问题自从“五四”时期女性被她的启蒙者“解放”以来,一直程度不同地得到关注。《红玫瑰与白玫瑰》这篇作品,会有怎样不同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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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文学生涯的鼎盛之年(1943-1945),中国正处于“影子似地沉没下去”的年代。在沦陷区的特殊环境中,那种因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动而产生的虚无和恐慌感受,对张爱玲来说是那么强烈。同时,张爱玲自身特殊的个人成长经验加剧了这种感受。家对她而言,是一个吸毒蓄妾的遗少父亲,一个独立的不在身边的可敬而不可亲的母亲。年少时的张爱玲常常“一个人在公寓屋顶的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总觉得自己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3]只有失去一切依傍的个体存在体验,才能化为这“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的绝望意象。长大后的张爱玲,虽然达到了她“出名要趁早”的愿望,然而这却无助于改变她爱情的不幸结局。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的爱情,带给张爱玲的创伤,是难以想象的。无论时间是怎样一位抚慰伤痛的良医,却难以抚去张爱玲心头滴血的痛。
童年时失落于家庭的爱,成年之后失落于胡兰成的爱,而时代虽然成就了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总难免疏离孤独之感。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个人能抓住些什么?个人又能相信些什么?什么也不能。张爱玲笔下那些处于“乱世”的人们,关注的只能是现世的快乐,斤斤计较于物质利益。面对人生虚无的底子,用得过且过的方式去应付。
在此基础上来谈论张爱玲对待爱情乃至人生的态度时,很容易得出“虚无”的结论。张爱玲那支笔,或不甚严肃,或看似轻松地调侃、解构着一切人类最神圣的情感。无论亲情、爱情,还是友情。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调侃她的人物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许多论者受了张爱玲这种表面说法的误导,认为《倾城之恋》“这部爱情传奇是一次没有爱情的爱情。” [4]陈思和教授对《倾城之恋》作了独到的解读,肯定了范柳原与白流苏之间的爱情,但又认为这一爱情超出了张爱玲的理解,而“虚无的人感受不到真正的爱情”。[5]事实果真如此吗?从《倾城之恋》中,很难有确凿的证据,这里暂且不论,我们来看张爱玲另外一篇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
这里,张爱玲延续了她惯用的手法。在她离奇的想象中,红玫瑰经岁月的践踏终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而白玫瑰经时间的汰洗也将只能成为“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这样的描写,虽深具洞察力,却让人感到很不堪,温馨与纯真丧失殆尽。而在王娇蕊与佟振保的婚外情中,佟振保即使是动过真情,也只是为了一己欲望的满足,很难与爱情扯到一起。王娇蕊呢?遇到佟振保后不久,两人就互相试探、挑逗,玩着爱情这刺激的游戏,而且游戏一路升级,游戏的规则最终成了虚设的无用的东西。张爱玲则站在一边看着这对男女,嘲弄着他们,也似乎在嘲弄着爱情。于是爱情沦为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任性的有妇之夫”的“贪吃好玩”的游戏。这样来理解王娇蕊,实在是受张爱玲误导太深,上了大当。于是,我们完全忽略了作者看似不经意的提醒,“现在这样的爱,在王娇蕊还是生平第一次”。而宁愿循“虚无”的思维惯例,把作品中传达出的真爱仅视为游戏。可是,如果王娇蕊真的只是一个玩家,她何必要让自己伤筋动骨,在和佟振保结束之后又毅然和王士洪离婚呢?这显然不是一个精明的小市民之所为。解释只有一个:她遇到了生平第一次的爱,她的心回不去了。她只能以离婚来祭奠和纪念这份刻骨的不在的爱。
张爱玲不是不相信爱情,只是觉得爱情是那么难遇难守,所以才会在描写爱情时显得那么犹疑,才会以故作轻松的调侃之态来面对这严肃的话题。在张爱玲的心中,爱情是令人绝望的希望。因了这仅有的一点点令人绝望的希望,生命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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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玫瑰与白玫瑰》在张爱玲的全部作品中,是显得较为粗糙的一篇。佟振保与孟烟鹂两个人物的刻画,明显是受了作者过于强烈的主观意图的挤压,而失去了应有的光彩。作品的结尾也显得过于突兀和牵强。这与张爱玲对待写作的看法直接相关。关于“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她认为是要“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作者有什么可给的,就拿出来。” [6]张爱玲是在向他的“读者群”讲述一个新版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吗?作为张爱玲的“读者群”,完全可以随自己高兴来这样理解。我们却不能作同样简单化的理解,我们必须注意到作者“多给”的东西,这“多给”的“一点别的”,才是理解作者与作品的关键。
初读《红玫瑰与白玫瑰》,并不喜欢。可是,又觉得作品中有什么地方在呼唤着我再次的阅读。当我第二遍、第三遍地阅读作品时,我明白这正是作者要“多给”的东西。这“多给”的东西,通过王娇蕊这个人物体现了出来。
我认为,王娇蕊不同于张爱玲笔下的任何一位女性。曹七巧、葛薇龙、白流苏,她们艰辛跋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的只是获得一份物质经济的安稳。即使《十八春》中的顾曼桢,无论赋予她多少赞美之辞,有一点却不得不指出,是她在爱情上的不能主动争取,以及委曲求全的性格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自身的悲剧命运。王娇蕊是独立于张爱玲笔下小市民群相的另类,为了爱,她愿意去承担今后生活中不可预知的重量。
王娇蕊亦不同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任何一位女性。中国女性的大解放始于“五四”时期,由于女性的解放始于男性的“启蒙”,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之独立,所以虽形成一时之风气,“娜拉”们纷纷出走,然而在失去了爱情,又没有经济能力之情形下,只能退回去,或渐归于枯萎。后来的女性解放,在被赋予“平等”的权利之同时,泯灭尽了作为女性应有的特色。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大行其道,女性形象大放光辉。然而,却从“反传统滑向了反男性,从树立女人变质为呵护女人”。即使那些最先锋的作品,也仅仅“……局限于传统女性特有的狭隘、小气、自恋和报复心理”。[7]我们再来看王娇蕊。她作为女性真正的觉醒是在遇到佟振保之后。她觉醒之后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自己了。当爱情单方面毁约之后,她选择的是勇敢的面对与承担,是自己对自己的所为负责。她不自恋不自苦,不仇恨不报复,不找借口亦没有怨言。王娇蕊对她与王士洪婚姻的抉择及其勇敢地让生活继续下去的坚韧努力,深深震撼了我。这才是王娇蕊生命中最成熟最美丽的时刻,这才是王娇蕊个性最为闪光的时刻。这里,王娇蕊对爱情的理解与选择,显然是张爱玲对爱情的理解与选择。张爱玲对待人生与爱情的态度并不是虚无的,而且,她更懂得女性应如何承担起自己的命运。张爱玲的生命中没有可以退守的“后花园”,她只能凭着骨子里那点儿独立与尊严,倔强地让生命在平凡中前行。
在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分析中太多的“前理解”阻碍了我们深入阅读的可能性。因此,对张爱玲其人其作,仍期待有积极的阅读与再阐释。
参考文献:
[1] 姚斯:《接受美学》129页,瓦尔宁主编,转引自《文艺美学方法论》,胡经之、王岳川主编,3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
[2]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1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
[3] 张爱玲《私语》,见《张爱玲散文全编》12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
[4]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26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之第十三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6]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4卷),79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
[7] 邓晓芒:《当代女性文学的误置》,《文史天地》1999年3期。
作者:
韩彩玲 河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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