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湘绣女的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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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花鼓戏《湘绣情》用花鼓戏来诠释湘绣，这是剧作者将湖南花鼓戏和湘绣这两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的尝试和突破，也是对传统花鼓戏内容的变革和挑战，使湖南花鼓戏更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性。本文从《湘绣情》的民族地域特色、语言风格特色、戏剧主题思想以及戏剧结构铺陈等方面来分析这部带有浓厚湘韵湘情的花鼓戏剧作。
　　〔关键词〕非遗； 花鼓戏； 湘绣； 工匠精神
　　《湘绣情》讲述了湘绣女田甄虽然命运多舛、时乖命蹇却六十年如一日地热爱湘绣，始终对湘绣不离不弃的故事。该剧塑造了一个心性坚忍、蕙质兰心的女性形象，通过她对梦想的追求和坚持，折射出普通人物身上的人性光辉，展现了湘绣的不凡魅力，讴歌了普通绣女身上所折射出来的工匠精神，这种工匠精神，在浮躁的当今社会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该剧还将湘绣和湖南花鼓戏这两种具有湖湘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到了一起，使得观众在戏剧中体会到了一种浓郁的“湘”土气息。
　　一.非遗文化中的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
　　湘绣是湖南文化特有的组成部分，是湖南民间刺绣艺术的结晶。《湘绣情》以花鼓戏作为载体，在剧中展现了湘绣的独特魅力，揭示了一代代传承人的匠心精神，而且还在剧中表现了湖南花鼓戏不同于西方戏剧或者中国其他剧种的地域特色。这一点在剧本创作上就体现出极大的不同。焦菊隐先生在谈到中西方戏剧的不同特点时曾指出：“欧洲戏剧的发展规律是时代的美学观点支配着剧本写作形式，剧本写作形式又主要地支配着表演形式，中国戏曲却是时代的美学观点支配着表演形式，表演形式又主要地支配着剧本的写作形式”[1]中国戏曲表演形式的共性是以歌舞演故事，湖南花鼓戏也不例外，这点体现出中国戏曲的相通之处，但是湖南花鼓戏在题材的选择、人物的语言上却表现出与其他剧种不同的个性。
　　在题材选择上湖南花鼓戏不似其他剧种多描绘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等大人物的故事，它多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讲述普通民众的平凡生活，剧中人物我们一般都可以从生活中找到原型，具有浓厚的烟火气息。《湘绣情》就是描写了普通的湘绣从业者中的一员，这样一个人物可以在人群中找到千万个，但剧本所刻画出的主角又是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一个。剧作将小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让观众在观赏戏曲时产生共鸣。田甄虽时运不济却依然坚守梦想，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平凡民众的人性光辉。剧作开头提到，她这一生爱过三个人，这三个人后来都成为了一个人——湘绣。她的第一任恋人杨少爷喜爱画画，田甄热爱刺绣，在新婚前一天杨少爷上山画虎，不料遇害，杨家人认为杨少爷是为了让田甄绣出更生动的老虎，才冒险进山画虎，最后丢了性命。于是，他们将田甄关进杨家，田甄怀着对恋人的爱与愧疚为其守节，展现出这对恋人惺惺相惜之情。田甄在舞台上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都经过演员的反复推敲。每次面对命运的转折，她似疯非疯，完美地诠释了普通人在面对困境时的挣扎，将观众带入戏剧情境，设身处地地感受演员的喜怒哀乐。
　　湖南花鼓戏的艺术风格曾被何为先生概括为“田园牧歌式”。[2]因此，湖南花鼓戏戏曲语言欢快活泼，并且具有浓厚乡土味和通俗性等特点。此外，其戏剧语言通俗易懂，诙谐幽默，并且充斥着许多湖南方言。就湖南花鼓戏的受众群体来看，他们大多是下层劳动人民，湖南花鼓戏的这种表演形式正好契合他们的审美情趣，为观众所喜闻乐见。王骥德在《曲律》中指出“世有不可解之诗，而不可有不可解之曲。曲之不可解，非入方言，则用僻事之故也。”[3]这就要求戏曲语言应该是雅俗共赏的语言，反对对华丽辞藻的过分堆砌。对于戏曲语言的创作，李渔也提出了“贵浅不贵深”[4]的观点。由此可见，一部完整的戏曲不仅仅要具备案头阅读的功能，还要能够适应舞台演出，不应该局限于辞藻的华丽优美，而应该让观众听懂。《湘绣情》中剁辣椒和余脑壳这两个人物的语言活泼幽默、通俗易懂，穿插湖南方言，达到了使观众忍俊不禁的艺术效果。“霸蛮”“剁椒配鱼头”等寥寥数语就生动地刻画出了人物形象，剁辣椒“霸蛮”的湘妹子形象深入人心，可爱又真实。余脑壳的唱词也十分通俗，符合他的身份，贴近日常生活。另外，他们的插科打诨也增加了这部戏曲的喜剧性。让观众为田甄命运多舛感到同情之时，也能够发笑一阵，消解剧作的沉重感，使观众感到轻松愉悦。
　　二.人物形象塑造中的个性与共性
　　《湘绣情》这一剧作作者着大量笔墨刻画人物形象，恰到好处地推动了矛盾冲突的发展。该剧没有尖锐的讽刺，也没有严肃的批评，因此，观众在观看戏曲时会饱含對人物的同情与怜悯之心。田甄对爱情与理想的坚守，杨少爷为爱涉险的勇敢，林慕鸿的才华横溢，剁辣椒的泼辣可爱，余脑壳的油嘴滑舌撑起了整部剧作。
　　剧中某些人物出乎意料的反常行为给该剧带来了喜剧性，引得观众发笑。熊佛西曾指出“笑”与“反常”的关系：“笑是生命的中心，文化的促进，是人类感觉的反应，是是非辨别的标准，‘是’不能引人发笑，‘非’才使人发笑，‘常不能使人发笑’，‘反常才能使人发笑’”。[5]林慕鸿向田甄表白被拒绝后，找到田甄的闺蜜剁辣椒，在林慕鸿表明来意之前，剁辣椒以为他放弃了对田甄的追求，转而来追求自己时，从她的唱词和表演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她不符合本身人物形象定位的反常的娇羞。之前所有的台词给观众刻画出来的是一个“霸蛮”的湘妹子形象。这种反常不仅引得观众笑声连连，还使得剁辣椒这个人物形象更加真实饱满。
　　田甄跌宕起伏的一生是该剧的主干，剧作家充分利用戏曲的写意性和虚拟性等特点，深入描绘田甄的精神世界。剧中，田甄为杨少爷守节，那是她对爱情的执着，是对恋人不幸遇难的愧疚。不同于黄梅戏《徽州女人》，十五岁的少女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坐上了花轿，不料等待她的是离家的丈夫和几十年如一日的等待，最后她等来的是丈夫和他幸福的一家，“我？我是你伢子的姑姑……”，这句台词包含了无数的辛酸和无奈，这里的“守节”是封建包办婚姻对女性的摧残与束缚，我们在观剧时会对这个女人产生怜悯之情，也会产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徽州女人》中女人的“守节”与“孤苦终老”体现出的是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控诉与抨击。但《湘绣情》中的田甄为杨少爷“守节”却是心甘情愿的，这种情感带给观众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直击人心的。在当今这个人心浮躁的社会，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与追求更难能可贵。此外，她面对林慕鸿的追求表现出的挣扎，也让人物愈加真实和饱满，她的拒绝与逃避，她的彷徨与无奈，这些都是构成她内心冲突和行为选择的主要推动力。战乱年代，田甄进入湘绣厂，厂长林慕鸿一直对她照顾有加，当田甄看到林慕鸿画的虎与杨少爷画的如出一辙时，她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林慕鸿与杨少爷似乎合二为一，成为一个人。文化大革命前夕，林慕鸿被抓这一突发事件，让田甄痛不欲生。从剧中可以看出，林慕鸿被抓之时，田甄发了疯似地想要救他，她在台上似疯非疯的表演，真实情感的流露，在舞台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形象被演员刻画得入木三分，观剧时我们能感受到她的无奈。她认为是自己“绣老虎”连累了林慕鸿，同时心中一直放不下的杨少爷，使她最终抛开了“爱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湘绣事业中。剧中最后一幕与第一幕完美衔接，解释了她嫁给“湘绣”的缘由。她的抉择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匠人精神的背后包含了人物的无奈和对梦想的坚守。用普通小人物的故事来折射出时代的“工匠精神”，潜移默化中引导和教育观众，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达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湘绣情》这部剧作中的所有人物的命运既有共性又兼具独特性，这种共性是大的时代背景造成的，这种独特性却是每个人物的独立性格的写照。 　　三.跌宕起伏、巧妙反转的剧情构架
　　《湘绣情》的人物形象塑造简单却典型，剧情简洁明晰而又跌宕起伏，于平淡生活中感受嬉笑怒骂。它之于观众的吸引力很大一定程度在于剧情的自然反转，在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矛盾冲突，在于一幕幕意料之外却情理之中的剧情构架。这样更容易让观众与剧中人物产生共鸣，达到共情的作用。
　　该剧有两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剧情反转。第一次是田甄与杨少爷结婚之时，本来一桩美好的姻缘却因为杨少爷上山画虎而终结。在剧中，我们为这对郎才女貌、惺惺相惜的恋人祝福之时，这种幸福圆满却一瞬间化为乌有。杨家人责怪田甄害死了自家少爷，将她关进杨家，迫使其为杨少爷守节。这种做法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田甄的甘愿守节却让人感到意外，毕竟要一辈子被关在大院里，没有自由，没有个人空间，还被当作“罪人”，这种苦非一般人能够承受。但田甄的心甘情愿正是她身上最为光辉的特点，这种执着和坚守并不是来自外在的压力，而是内心对爱情的执着坚守以及对爱人的歉疚与思念。在后面的戏中，她的执着和坚守不仅仅体现在爱情上，对于理想也是一样，她和别人比赛“劈线”，将一根线劈成两百多缕，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她对湘绣的热爱与坚持不懈的钻研。
　　第二次是在剁辣椒和余脑壳的婚礼上。田甄担心拖累林慕鸿，又知道好朋友剁辣椒心悦林慕鸿，于是想撮合剁辣椒和林慕鸿，到了婚礼现场，才发现是剁辣椒和余脑壳的婚礼。这次剧情的反转同样是令人微微惊讶之后，亦觉得合情合理。戏剧的前半部分草蛇灰線、不经意般地在前文埋下了余脑壳对剁辣椒的爱恋，使得这一反转自然流畅。而各个人物的独特性格则是造成这种戏剧反转的内在因素，田甄的执着，林慕鸿的痴情，余脑壳的小聪明，剁辣椒的善良，都让“婚礼变了新郎”这一戏剧反转显得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观众在观戏时并不觉得生硬和突兀。
　　当然，剧中也存在转折突兀的地方，比如最后的女记者说，“那个崇拜你的人就是我爸爸”，这句台词似乎是为了与第一幕时女记者出现时说的话刻意呼应，对于剧情的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刻画并没有意义和作用，稍显突兀。
　　结 语
　　自2006年开始，湘绣和花鼓戏就先后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绣情》一剧以花鼓戏作为媒介去演绎传统湘绣，湘绣湘戏，相得益彰，两相碰撞，熠熠生辉。简洁明了的故事，演员精彩绝伦的表演，通俗且带有湖南特色的方言，都让观众眼前一亮。这部剧作在朴实中透露出诗意，于诙谐中包含着情怀，它所展现的坚守精神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这种匠心精神值得我们现代人倡导和学习。此外，这部剧作也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认识湖南花鼓戏和湘绣的绝佳机会，为这两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走出去”创造了机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传播起到了借鉴和指导的作用。
　　（责任编辑：杨建）
　　参考文献：
　　[1]焦菊隐.焦菊隐戏剧论文集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148
　　[2]何为.戏曲音乐散论[J].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07）：03
　　[3]王骥德.王骥德曲律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09）：202
　　[4]李渔. 闲情偶寄[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08）：31
　　[5]熊佛西.论喜剧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戏剧卷石家庄[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0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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