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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文医不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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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先秦到明清时期,历代涉医文学表现出了医学的进步,也折射出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演变。优秀的涉医文学作品,既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又促进了医药学知识的普及和发展。
  关键词:涉医文学;中医药;养生
  中华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孕育出许多灿烂的传统文化,文学和医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与人们生活休戚相关的古代医学,是许多文学作品的表现对象,疾病的诊疗、中药的神奇功效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找到印记。文人通医,创作出一些与医药相关的文学作品,也是中医药普及和传播的重要方式。“自古文医不分家”,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文学和医学相互交融不可分割,这也对后世文学和医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不妨从文学、医学交融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去追根溯源,回顾其自先秦两汉时期开始萌芽,后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
  先秦两汉时期,还处于文学未完全自觉期,各类文体也还未完全成熟独立,但已经具备了后世文体的雏形,所以可以用后世文体的名称。先秦时期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文学具有开创性、综合性、实用性等特点。《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305首诗歌,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这一主要流派,影响深远。《楚辞》开创了浪漫主义诗歌的流派。《史传》散文故事情节曲折动人,也不乏哲理思辨。诸子散文采用了多种文学手法,如寓言、比喻、夸张等,饱含哲理,引人思考,传为经典。秦汉文学与先秦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就诗歌而言,《诗经》四言躯壳僵化,楚辞的形式转化为赋,汉代乐府民歌以一种新的姿态、新的活力,显示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并酝酿出中国诗歌经久不衰的五七言体[1]。这些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涉及医药的内容,笔者主要以《诗经》《楚辞》以及汉赋中的涉医作品为例。
  《诗经》中记载了40多种疾病名称。《楚辞》中也有疾病记载,比如《九章·惜诵》中写道“反离群而赘肬”,这里的“赘肬”就是一种皮肤病,受病毒的影响,皮肤上呈现出跟正常的皮肤颜色不同的或是黄褐色的突起,表面粗糙而干燥,不疼不痒,多长在面部、头部或手背等处。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词典《广雅》中也有记载:“肬,肿也。”此外,《诗经》《楚辞》和汉赋中对于本草的描写也是一大特色。据李经纬《中国医学通史》统计,《诗经》中记载的可入药使用的动物、植物、矿物有300种。如《溱洧》中有“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采苓》有“采苓采苓,首阳之巅”;《聊椒》有“椒聊之实,蕃衍盈升”。这里的芍药、茯苓、花椒均具有药用价值。虽然《诗经》是文学作品,不会单独描写本草的形态、药性、治疗效果等,但其采用了一些比兴的手法,用本草的某些特性表现作者的情感。例如,《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后世称荇菜为凫葵。《新修本草》记:“凫葵,味甘,冷,无毒。主消渴,去热淋,利小便。生水中,即荇菜也。”这里用荇菜参差、摇摆比喻淑女婀娜多姿。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离骚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2]。这里就指出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里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这些本草被赋予了比喻的意义。如香草“芷”,常称白芷,有祛风湿、活血排脓、生肌止痛的疗效,并且还有一定美白的美容效果,在《楚辞》中多有提及,如“邕江离与辟芷兮”“兰芷变而不芳兮”等。到汉代,赋这种文学形式兴盛,铺陈写物,辞藻华丽,其中也有一些记录本草的作品,如曹植、王粲等人所作的《砗磲碗赋》。《海药本草》中记载砗磲“主安神,解诸毒药及虫螫。以玳瑁一片,车渠等同,以人乳磨服”[3]。曹植、曹丕还作有《迷迭香赋》,这里的迷迭香也是味本草,具有镇静安神、醒脑作用,对消化不良和胃痛均有一定疗效。由此看得出,先秦两汉时期文学与医学交融处于萌芽阶段,诗、文、赋、散文等文体都有涉及医学的内容,并且本草的比例较大,其所蕴含的比兴意义对于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古典文学进入了全盛时期。这一时期,词这种形式开始兴起,当时称为曲、曲子、曲子词,中唐以后文人创作增多。唐代也是继先秦两汉之后散文创作的高峰期。唐传奇开始运用虚构想象的艺术手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标志。特别是唐代诗歌,是中国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光《全唐诗》就收录唐代诗人2539人的诗作42863首,数量众多,风格各异,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高峰。同时,医药学也在发展,在医经、本草、针灸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同时,文人通医的现象十分普遍,他们创作出大量与医药相关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既丰富了医学的文化内涵,又促进了医学的传播和普及。《中国文化史》有段论述,“唐人学艺之精者,自诗文书画外,复有二事:曰音乐,曰医药”,可见唐代医药学之盛。以唐代涉医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药名诗为例,这一诗歌形式发源于南朝,在唐朝得到发展,至宋代达到繁荣,将一种或者多种药物名称嵌入诗中是其特点。药名诗以药为主、诗为辅,是中药和诗歌相结合的产物,有一定的娱乐性和游戏性。药名诗既展现了唐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文人的雅趣,也反映出药学的发展和普及。许多中药名词汇丰富,有双关、会意、谐音等特点,也成为诗人创作的素材。如中唐诗人张籍《答鄱阳客药名诗》写到:“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诗向松桂,心中万事喜君知。”该诗表达了诗人与友人的深厚情谊,其中药名地黄、半夏、栀(知)子、桂心、使君子(喜君知)嵌入诗中[4]。晚唐时期诗人陆龟蒙、皮日休更是掀起了药名诗创作的高潮。唐代許多文人还有种药、采药、制药的习惯,人们为了让疾病得到快速治疗,自古以来就有自种草药并且自采、炮制的习惯,一些种药诗、采药诗、制药诗就应运而生。例如,韦应物《种药》:“好读神农书,多识药草名。持缣购山客,移莳罗众英。”杜甫久病成医,自种草药来医治自己的疾病,他在《远游》一诗中就曾写道:“种药扶衰病,吟诗解叹嗟。”孟浩然《白云先生王迥见访》:“居闲好芝术,采药来城市。”杜甫《秦州杂诗》中也写道:“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这些种药、采药诗反映出药物的生长环境,也能体现出诗人与自然的亲近。有些诗人还在自家开辟药铺,种药躬耕,这也与文人兼济天下的道德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制药诗更能体现诗人尽力寻找与自然沟通途径,制药的过程充满了乐趣,意境恬淡优美。例如,钱起《月下洗药》:“汲井向新月,分流入众芳。湿花低桂影,翻叶静泉光。”王建《戏酬卢秘书》:“芸香阁里人,采摘御园春。取此和仙药,犹治老病身。”涉医文学在唐代的兴起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医药学在理论体系、临床实验上有长足的进步,文学也空前繁荣,各种体裁、风格都大放异彩;二是文人在“上医治国,治人犹如治国”理论的影响下,认为好的医者,不仅能治病救人,也能以医理来论国事,治国与治人相通。所以许多文人兼通医药,“济世救人”中饱含他们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着尊师重教的风气,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统治者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重视文教,极大提升了文人的社会地位。词这种文学形式发展到高峰,成为宋代代表性文学。最全面的词类总集《全宋词》就收录1330多家词人2万余首词作。同时,宋朝几位皇帝对医学十分喜爱,组织编修医书,发布医学诏令,宋初还建立了完全意义上全国统一的最高医药管理机构——翰林医官院,医学的地位有了很大提升。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李经纬教授在《中国医学通史》中说到:“纵观中国医学发展史,在历代皇帝中,重视发展医药卫生并主要发挥积极影响者,当以宋代为最。”[5]有了统治者的重视,文人涉医便有了政治上的保障。这一时期道教也受到统治者的偏爱并发扬光大。宋代几位皇帝都尊崇道教,崇尚养生,并发布政策宣扬道教。同时,内丹学开始流行,即通过人的自身三宝“精气神”,利用此修炼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内丹学成为道教修炼术的主流和道教理论阐发的核心。道教的养生观念也深深影响着文人,一些词作中不乏体现词人淡泊名利、清淡饮食、追求天人合一的养生观念。苏轼《浣溪沙·野饮天下》有“玉粉轻黄千岁药,雪花浮动万家春。醉归江路野梅新”,词中就提到松黄汤,是用松花做的饮品,清热解毒,益寿延年。宋李清照《摊破浣溪沙》有“豆蔻连梢煎熟水,莫分茶”,用豆蔻熬煎的饮品,服用后有化湿消痞、开胃消食的效果[6]。张抡《朝中措》“人生所贵,逍遥快意,此外皆非。却笑东山太傅,几曾梦见蓑衣”,体现出词人不慕权贵、追求安逸恬淡生活的心理,这也是遵循了《道德经》“致虚极,守静笃”的养生要旨。这些词作对于后世养生保健有一定的影响。
  到了明清时期,中央政权高度集中,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均取得快速发展,医药学方面、诊断学、病案书写格式、医学书籍编著和传播都有较大发展,本草学巨著《本草纲目》问世,达到药物学的最高峰。文学方面,小说这种文学类型蓬勃发展,故事情节生动曲折,人物形象立体丰满、有血有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态。有些涉及医药的内容通过对寻医问药过程的具体描绘,使医药学不再晦涩难懂,走进了寻常百姓家的生活,从而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例如,中国第一部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就描写了名医华佗给曹操诊疗治病的过程,其中蕴含了中医七情内伤病因理论和外科手术的内容。写曹操头痛难忍,遍请良医却找不出原因,之后请到了华佗,华佗诊断为头风症,病根在脑中,要想治愈,需要服用麻沸汤,进行开颅手术,取出风涎。可是曹操生性多疑,觉得华佗要加害他,所以拒绝治疗并且杀了华佗。这也就导致了他病情加重,再加上心忧吴蜀之事,噩梦连连,肾气亏虚,最后甚至双眼失明,气绝而死。长篇白话世情小说《金瓶梅》第五十四回中也描写了中医基本的诊治过程。医生为李瓶儿看病,先是“细玩脉息,多时才放下”,也就是为病人把脉;然后“却斗膽要瞧瞧气色”,也就是观察病人的外部表象;接着向旁人询问了具体的疾病演变过程,最后就得出论断,对症下药。这正好符合中医“望闻问切”四诊法,这种诊法具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特色,医生在感官所及的范围内直接获取信息,对病因进行分析,及时做出诊断,是对阴阳五行、藏象经脉、病因病理等学说的具体运用,也一直沿用至今[7]。
  通过对先秦、两汉、唐、宋至明清时期涉医文学作品的梳理,不难看出自古文学和医学二者互相融合,既展现出中医药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又体现出文学类型的多元化和广泛化。历代涉医文学表现出了医学的进步,也折射出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演变。优秀的涉医文学作品,将医药学知识与文学独特的韵味相结合,让人们品味药之风雅、医之风骨,并从中总结经验,治疗疾病,延年益寿。
  参考文献
  [1]袁行霈,聂石樵,李炳海.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王水香.先秦两汉涉医文学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6.
  [4]王伟.唐宋药名诗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10.
  [5]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6]姚琳.《全宋词》医药文化现象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6.
  [7]李迎春.明清小说中的医者形象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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