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以生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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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现今的全球化发展和生态危机的大环境下，生态语言学从生态的角度出发思考语言相关的问题，这对于语言的发展、生态的保护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梳理生态语言学的缘起，总结性地分析了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模式和范围，并对生态语言学这一新兴的跨学科的发展和研究前景进行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 话语分析 语言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3-0077-03
　　一、为什么需要生态语言学
　　近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自然和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些语言学家开始尝试讨论语言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希望能通过语言分析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以期阻止生态进一步恶化。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全球化，英语的全球化也势不可挡，语言文化的多样性遭遇到危机，一些弱势语言和文化在英语全球化浪潮中遭到极大的破坏，许多语言或方言遭到排挤并逐渐走向灭绝。因此，语言的危机也是世界生态危机的一部分。
　　在此基础上，“生态语言学”这一新兴的跨学科分支得以诞生。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人作为生物的一种，人类社会也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因此，“生态”更多地是一种看问题的视角，而语言的应用问题几乎都可以从“生态”的观点看，比如生态批评话语分析，濒危语言，语言的多样性，语言习得，语言政策等。
　　二、生态语言学的缘起
　　早在19世纪，在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影响下，施莱歇尔就将语言学和生态学联系到一起，他认为语言可以纳入进化论系统，达尔文对生物的研究范式也可以用来研究语言的发展。那时的语言学大背景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当时的基本观点是：语言可以作为一种生物来对待，即把语言看成生命，有其出生、发展、消亡的过程。类似的思想在赫尔德和洪堡特的论述中也有体现。总体上，人作为一个物种，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参见Bang & Trampe，2014）。美国语言学传统中，对印第安语言的关注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也使诸如Sapir和Whorf等语言学家注意到语言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互动。与洪堡特类似，Sapir和Whorf的论述中也包含语言世界观的思想，认为语言、思维、文化、现实世界密不可分，比如，“言语似乎是通向思维的唯一途径”，概念在具有明确的语言形象之前是不会获得独立生命的（Sapir，1921：13）;“使用明显不同的语法的人，会因其使用的语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观察行为，对相似的外在观察行为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因此，作为观察者他们是不对等的，也势必会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世界观”（Whorf，1956：221）。
　　现代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上世纪70年代学界对语用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的兴趣有密切的关系。对于社会阶层、族群、性别、年龄等问题的讨论以及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使语言学家从对语言结构的关注中走出来，进入到跨学科的研究中来。同时，生态危机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經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环境日益恶化、能源危机、气候变化等问题，也刺激了学者们思考环境问题。比如，1962年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就标志着生态运动的正式开始。
　　一般认为，现代生态语言学有两个源头，首先是Haugen在1970年关于语言生态的一次报告，Haugen使用“ecology of language”来指称他所关注的语言生态学，认为是研究特定的语言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的一门学科。Haugen（2001）对生态一词的使用更多是隐喻性的，他把语言和言语社区的关系比作生物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生态语言学第二个源头来自Halliday（1990），在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宣读的论文中，他旗帜鲜明地将生物生态、生态环境和语言问题联系起来。Halliday还讨论了生态批评主义，通过分析语言系统及其在各种不同语篇中的表达形式，可以解释语言使用中的生态与非生态特征，并指出语言要为各种环境恶化负责。Halliday提出语言学家要考虑社会责任，比如要注意语言与增长主义，语言与物种灭绝，语言与环境污染等问题。
　　三、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模式
　　在这里，我们采取广义的视角，认为生态语言学就是在语言所使用的环境中研究语言。环境包括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与其说生态语言学是一门分支学科，不如说是一种研究视角，或者研究范式，一种看待语言、社会和生态问题的方法。根据Fill（2001）的区分，生态语言学研究有两个模式，一种是Haugen模式，另一种是Halliday模式。另外，根据LeVasseur（2015）的补充，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还应该包括以Nettle & Romaine为代表的“生物—语言多样性”研究。总体上来说，Haugen模式和Halliday模式都是关注语言的生态学研究，而在当今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语境下，语言和生物多样性是另一个重要话题。
　　1.语言的生态学研究
　　Haugen（2001）把生态语言学定义为“研究任何特定语言和它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谈到语言与环境时，他将其比作动植物物种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Fill认为Haugen的生态语言学主要是隐喻性的，Haugen主要的影响在于提出了环境和语言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启发了一众学者将生态学原理和方法用于语言研究（参见Fill， 2001）。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学的方法进入到了很多跨学科领域。
　　Halliday的观点可以看成对Haugen模式的发展，Halliday强调语篇的作用，认为语篇与意识形态不可以分，语篇对于现实也有建构的作用，因此，Halliday模式对生态语言学提出了要求的更高。Bang & Trampe（2014）认为，任何文本和话语都是语境中人们互动的组成部分，所以任何一个语篇、句子甚至单词的意义都与特定的语境和环境有关系。一些生态语言学家以此为基础，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进行生态语言学研究，比如Stibbe就采用了这样的模式，研究语言的使用是怎样影响生活和生态的。Stibbe（2015）认为，生态语言学需要多种语言学工具，比如批评话语分析、框架理论、认知语言学、身份认同理论、修辞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等来揭示人们潜在的世界观，或者说揭示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赖以生存的故事”指的是个体或者整个社会的认知结构，这种认知结构或者说认知框架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比如人们如何对待彼此，对待动物、植物、森林、河流以及整个物理环境。而这些“故事”，有的对生态有益，有的则有害。因此，我们需要从生态的视野出发，分析文本背后的认知结构，质询和判断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目的是鼓励人们避免破坏并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Stibbe认为我们的日常语篇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类型的话语：“有益性话语（beneficial）”“中性话语（ambivalent）”和“破坏性话语（destructive discourse）”。比如，关于经济增长和消费的话语中，背后的基本隐喻就是“增长是好的”，如果出现了高消费和高增长，不管环境的代价如何，媒体和大众通常都会用带有颂扬意味的话语来描述事件，并希望这些话语可以进一步刺激人们生产和购买更多的商品，然而这些行为却会破坏生态环境。这种话语背后隐含的“故事”已经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它影响了语言的使用，并通过话语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和生态。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故事]→[话语]→[行为]。因此，“故事”对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因为“好”的故事可以产生积极的话语，并导致对环境友好的行为，而“坏”的故事则产生破坏性的话语，直接或间接导致环境的恶化。Stibbe认为，“坏”的故事包括：消费主义故事、无限经济增长故事、广告故事，以及把自然当成机器或者资源的故事等。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 生态语言学希望能找到对生态和人们生活都有利的新的故事，可以寻找新故事的途径包括：自然写作，诗歌，环境写作，以及各种丰富的本土语言形式。
　　2.生物—语言多样性研究
　　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即我们需要一种通用的、稳定的语言，比如英语。但是从生态的角度看，不同语言背景和文化所蕴含的生态位都是重要的生态资源。共同语（lingua franca）的定义只能是功能上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某种交际功能。并不能从形式上取代多样化的语言资源。单一的语言和文化所代表的生命形态注定是贫乏的，人的生活和自然世界应该是多维度的。
　　语言多样性的研究部分属于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因为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是内嵌于本土语言的，而本土语言的多样性和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之间也是相关的。根据Gorenflo等（2012）的研究，随着生物多样性的遗失，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也遗失了。他们研究了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共现关系，发现生物多样性高的地区，语言多样性也比较高，一些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包含了世界70%的语言。然而一些地区的语言面临灭绝。科学家推测，本土文化和语言对生态系统的维持有积极的作用。与此类似的观点可以参见Nettle & Romaine（2000：166）。他们认为对于土著们来说，上百代人都是生活在独特的语境中，很多具体的关于本土生态的知识也是内嵌于本土语言中的，所以他们拥有相关的独特生态知识，而这些语言和内嵌其中的知识正面临消失。
　　因此，保存语言多样性，探寻语言多样性和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将是十分有意义的事。因为语言和人类发展的关系非常紧密，语言是知识的载体，也是人类交流行为的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说，人类生存的基本模式也是根据自身的语言和文化来设定的。保持人类语言的多样性不止是为了语言自身，更重要的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四、挑战与展望
　　虽然生态学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但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生态语言学包括的内容很广泛，似乎任何语言的应用研究都可以结合生态的视角，这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并帮助人们反思人类社会的语言和行为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这虽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其内容过于宽泛，学科建设上也缺乏相应的标准，就连“生态语言学”这一术语也没有公认的定义。其次，生态语言学属于跨学科研究，应该获得语言学、社会学、哲学、生物学以及生态学诸领域的共同关注，但目前的研究工作基本还是来自语言学家。因为语言学家多是从语言和语篇的角度出发分析问题，所以在学科视野上难免有其局限性。最后，生态语言学呼吁新的话语和新的生活方式，虽然从长远的发展眼光来看很有意义，但这需要改变权力阶层的兴趣和整体社会的舆论导向，以及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方式和追求，就社会现状看来是很困难的。
　　虽然生态语言学研究面临诸多挑战，但是在多学科融合的大背景下，生态语言学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展望未来，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乐观的方面。首先，很多学者已经在思考该学科的定位，Steffensen & Fill（2014）认为，生态语言学中的“生态”可以从四个角度来定义：符号生态，自然生态，社会文化生态，认知生态。还呼吁建立一门“统一的生态语言科学”，这就很有积极的意义。此外，从社会发展来说，因为地球资源的过度开采以及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我们面临非常严峻的环境危机，而社会发展的不平等所激化的矛盾需要化解，生态和生产的辩证矛盾也促使我们去思考新型的发展道路，而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重要参考。
　　五、结语
　　生命的形态总是和自然—社会环境交织在一起。语言既是说话，也是行为，同时也是生活，因此，语言深深植根于社会现实和自然世界中。从生态的观点看，人是生物的一种，人类生活的环境也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所以严格地说来，如果没有对语言和生态的思考，对人类语言的研究是不完整的。
　　參考文献：
　　[1]Bang，J.C.& W.Trampe.Aspects of an ecological theory of language[J].Language Sciences，2014（41）：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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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Whorf，B.L..Language，Thought，and Reality[M].Cambridge：MIT press，1956.
　　責任编辑：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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