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权杖把红海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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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的年末，由法国导演阿兰·迪马尔执导、法国奥勒剧院出品的话剧《孤寂棉田》来到上海大剧院展开连续数日的演出。《孤寂棉田》由法国剧作家贝尔纳-玛丽·柯尔泰斯创作，該剧有弱化人物肢体行动的倾向，并以戏剧主角彼此间的大段对话为特征，有着独特的“案头剧”色彩。因而在接近两个小时的演出过程中充盈着大量的台词，令观众在观看之余，不由深思主角对话背后语意的真谛。
　　《孤寂棉田》的主干剧情非常简单：如阿尔蒂尔·兰波在夏季蓝色的黄昏中踏上幽径，两位陌生男人亦在暮色中相遇于城市一隅。大幕拉开，观众可看见舞台上的灰墙、满地落叶、一只沙发和一架旧自行车等物，一切皆透露出荒芜破败之意。两位男人正是在黄昏时走入此处，如演员所说，这是在“特殊的时刻、特定的地点”所发生的故事，然而剧作家却在设置的场域中渐渐融化了时间的秩序、隐藏了地理空间的标识，让观众在观剧时感到犹疑，进入虚实交织且具法式悖论感的弥天大梦之中。
　　“悖论”实为同一命题中隐含的两个互相矛盾的部分，当作为独立个体的两位男性一在舞台上相遇，其人物关系便已造就了悖论的雏形。不同于一般的叙事性话剧，剧作家并未告诉观众两位男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背景。观众对他们所知甚少，只能从其着装中窥见端倪：其中一位男子身着笔挺西装、拿公文包、戴着一副眼镜，似为身居巴黎的中产阶级;另一人则穿皮衣、戴针织线帽、提着一只旅行包，身型犹比前者高大宽阔。至于二人相遇契机、来自何处、去向何方，甚至他们存在于舞台上的动因，皆成谜团，观众们只能从其对话中获取有效信息方得解惑。当穿着皮衣的男人企图向穿着西装的男人贩卖商品后，两位男人才在“贩卖”这一动态交际过程中被赋予了商贩和顾客的身份，整出戏剧的悖论色彩也由此加深。除了商贩和顾客的身份、二人身份认同感和戏剧情境各互为悖论之外，两人亦频频谈论起与悖论相关的形而上问题：商贩多次提到世界上的社会人与自然界野兽的对立，两人相遇的原因是“一条本来笔直的道路在遇到我的一刻就已经扭曲”，顾客认为都市生活是“升高和下落”，在交易中“说‘不’的所有方法，就是先用所有方法说‘是’”，世界是“公牛的一只犄角末端或三条鲸鱼的背上”等等，都阐述了同一个命题中的两个对立部分。正如商贩认为地球上的绝对不公平便是大地本身，他说：“（大地）因寒冷而贫瘠，也因炎热而贫瘠，却很少因寒流和热浪相交融的温暖而肥沃。”因此，发生于大地上的一切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悖论色彩，又如商贩对顾客语“不论您最初所走的路线是多么绝对、多么笔直，它现在已变得如此相对、如此复杂，既不直也不弯”，商贩和顾客之间存在着命中注定的悖论感，一如加缪所言“生活的全部平衡正取决于和晦涩不明之物的永恒对立”。“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至此，人和兽、买和卖的对立法则，终在一片模糊的语言色块中水落石出般显现。
　　两位男人的身份虽得以确定，话剧的逻辑却并未在日常生活语境中进行。对于一场商品交易而言，受到社会的法律条文保护本应是这一过程的保障与基石，也如剧中顾客所言，城市中有着生意场所营业时发出的“合法的光线”，但在这场交易中，商贩选择交易的“特定的地点”却在城市阴暗一隅，为朦胧的夜色庇护，只能隐隐看到远处高层公寓的灯光。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中游移、幽微的光尚有基督教的救赎之意，在剧作家的笔下，光线暧昧的黄昏和城市偏僻的角落共同构成了一个“人与兽的野性相结合的时分”。交易之初，商贩以一个邪恶客体般的、阻挠别人自由意志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他陌生而孔武有力，蛮横地拦住了一位匆匆路过、看起来颇有资产的路人，反复质问对方的欲望。当顾客拒绝配合时，商贩举起拳头欲打，顾客几次企图逃跑，亦被商贩吼叫而止步。在所谓“充满着野兽的嚎叫”的世界中，观众可看见商贩的恫吓、追赶、逼迫与顾客的胆怯、逃跑、躲避，二者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令观众不仅从现场演出中直观地体会到某种危险的游戏感，更可见舞台上正在发生的欲望蔓延与权力倾轧。随着商贩和顾客的交谈逐渐深入，观众们会发觉在这场交易中不仅商贩对要贩卖的物品语焉不详，顾客对自己的需求也是讳莫如深。对于商贩而言，贩卖是其天性，向顾客贩卖的欲望作为持续的动机而成为舞台上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为了贩卖，商贩采取了多种心理攻势，他时而暴躁，时而软弱，时而在黑暗中与顾客交心，时而让顾客感到“本该挨打却被爱抚”的奇妙心理体会体验等等。为了贩卖物品，商贩不遗余力地引诱顾客说出心中的欲望，“欲望”成为谈话的母题。围绕着欲望，两人在社会、历史、梦境、记忆、心理等方面展开了大量扑朔迷离、艰深晦涩、充满哲学思辨意味的对话，言语纷落间闪烁着“丘也与女”的撕裂与吊诡感，皆可体现剧作家精心设置的悖论陷阱：舞台上的顾客和商贩之间进行着一场没有明码标价的“交易”，这场“交易”作为一个不曾执行、无限延宕的动作，只存在于二人的言谈之间，顾客和商贩之间的界限也仍因这场不曾发生过的交易清晰地存在。
　　值得关注的是，话剧中人物关系的进展若骤若迟，在观剧过程中，观众们可发现商贩的态度渐渐不那么强硬，他对自己的暴力进行了辨白，对于交易的停滞产生了沮丧和挫败的情绪。顾客在几次躲闪、逃离后仍选择重返原处，继续和商贩攀谈，随着情节的深入发生的权力反转实为二元对立体系中，各自的权力此消彼长的动态博弈过程。商贩将人际关系归纳为“相遇的两个人除了打架别无选择，不像敌人那样暴力，就像对兄弟那般友好”，表明了看似复杂的权利博弈亦可被极简化为驯化与驯服、支配与从属、反抗与顺从等关系。而二人对话中屡次谈到“美女与野兽”、顾客对商贩说“在您面前，我好像站在那些化装成男人的人妖面前，到头来，根本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性别是什么”等语，预示两位男人拥有阴柔、纤细、敏感的女性气质，性别认知可谓模糊，似为剧作家本人同性恋生命经验的外部投射。商贩和顾客两人在“都市一隅”这一地理空间中相遇，实则暗含了二位被社会所边缘化的“少数派”男性的可能性，在这样模棱两可的对话中，语词纷纷失去了固有的含义，被覆上了一层绰约不清的朦胧面纱。
　　在顾客和商贩之间暧昧的权力倾轧中，两人脱了上衣、往脸上抹了泥浆，顾客号召商贩剥去悖论和语言的外衣、击碎无远弗届之历史语境中的价值取向，和他一起成为“圆满的、互不切入、暂时平行的零”，商贩却不愿先前关于交易的尝试以失败告终而对其阻拦，顾客还将商贩的外套掷在地上踩踏，二人终爆发了最激烈的争执。两人的关系中“没有规则，只有手段，只有武器”，对于“美女与野兽”而言，前者的美和神秘便是武器，而对该剧中的顾客和商贩而言，两者的交易关系既可理解为两性关系中的征服与驯化，亦可延伸到人类社会关系中去理解：这世界上尚存着永恒的权力倾轧。话剧落幕时，商贩离开舞台，顾客长跪不起，可谓曲终人散、人走茶凉，此前种种被构建起来的贩卖关系最终也失败了。科尔泰斯在文本的舞台提示中便写道：“贩卖”是一场以物品交换为基础、在贩卖者和购买者二者之间进行的商业交易。既然在整个贩卖过程中既没有出现贩卖的物品，最终二人也未成功进行交易，是否能意味着“商贩”和“顾客”二元对立的关系也消解了？两位男人以后还能继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身份吗？
　　走出剧场，再度回想《孤寂棉田》，该剧从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位置、个人与商品社会的关系出发，探讨“存在”“贩卖”“权力倾轧”等话题，最终落脚点却为同性视野中的身体权力，可谓曲径通幽，意境遐远。观众们或许记不清剧中男人们大段哲学宣言般的辩论，却能记得二人在一片孤独的黄昏中的质询与诉说，以及剧中人被解构的重重欲望。欲望也是人类社会中最早的希求、最初的祈祷、最先贩卖之物以及最原始的商品。《圣经》中摩西率领族人劈开红海，将其分成对立的两个部分后，中间变幻出了一条集体的生路，似乎驾驭于背反的二律之上，掌握了控制矛盾的力量。现实世界中的人与人的际遇却恰恰如被分开的海水，又如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只有在一个特殊的诗意的黄昏中才会短暂地结合，随后又很快分开，成为矛盾永远互不交融的两面。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在读研究生，摄影/王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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