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艺藏道：文徽明诗画结合的作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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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徽明作为明代吴中地区文人画家的典型代表，在明代艺术史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诗画结合”成为了这一时期绘画的一大特色，并达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作为明四家之一，在文徽明的作品中便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诗画结合”的绘画特色，本文将结合其作品分析这一特色，并讨论这一特色的历史和社会因素。
　　关键词：文徽明;作品;诗画结合
　　中图分类号：J2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3-0152-02
　　一、 吴门四家之一——文徽明
　　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邓恩曾经说过“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言外之意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口和进口，并且在一生中扮演着许多角色。同样追溯本文的主角——文徽明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他则是一个全能型人才，因为根据他所留下的作品和文献，以及他的同辈和后辈所撰写的关于他的传记资料，我们发现不能仅以“文人画家”四个字来概括他的一生，事实上他还扮演着书法家、鉴藏家甚至是政客等角色，也正是这些身份使文徽明成为吴门地区甚至在明代都举足轻重的文人画家。
　　文徽明，原名壁，字徽明，号衡山，苏州府长洲县人，因先世为衡山人，故号衡山，斋号有停云馆、悟言室、玉兰堂等，故又号停云。因曾任翰林院侍诏，后人又称文侍诏，也有人称其为文太史。文徽明在诗、文、书、画上皆有造诣。例如，在诗文方面，他与祝台明、唐寅、徐祯卿秉承“吴中四才子”;在书画方面，他又和沈周、唐寅、仇英并称“吴门四家”或“明四家”。可以说文徽明是明中期吴中（苏州地区）诗文书画领域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苏州文坛领袖、大史学家王世祯曾这样评价文徽明：“夫余自燥发时，则知吾吴中有文先生，今夫文先生着者即无论田嗦妇孺裔夷，文先生啧啧不离口”。此外，他还在《文先生传》中这样写道：“吴中人于诗述徐祯卿，书述祝允明，画则唐伯虎。彼自以专技精诣哉，则皆文先生友也，故不能当文先生。人不可无年，信乎！文先生盖兼也”。由此看来，文徽明的确诗文书画兼工，实为明代中期苏州文人的中坚人物。
　　苏州博物馆于2013年举办过一次“衡山仰止——吴门画派之文徽明特展”，此次展览展出了文徽明所留下的作品和文献，以直观的形式为观者解读那个年代文徽明所扮演的众多角色，同时也展示了吴派文人画所蕴含的苏州山水的古典精神与人文[1]。
　　事实上，文徽明的博学及其传世佳作离不开其游历山川，品茶饮茗的经历，他曾游洞庭东山、西山，攀灵岩山、天平山，一览上方风光，看西城桥月，赏拙政园雅集，这也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诗文书画中感受到。正是多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历，才有了《天平记游图》《石湖图》《江上弄笛图》《拙政园图》等传世佳作。
　　二、文徽明的诗画结合作品分析
　　明代文人画将追忆江南山水作为主要表现题材，对其传统风格和趣味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在趣味上一扫昔日清冷萧瑟之感，且在题材上扩展到了山水、花鸟、人物三大门类，特别是江南自然山水和文人日常生活的表现。
　　文徽明收藏于南京博物院的《中庭步月图》，描绘的是其自京师返回六年后（即1532年），一个初冬的月夜。那天晚上，月色如昼，他与弟子朱朗在山房小酌微醺，便起步于中庭，月下碧桐，流影在地，人境俱静，随心然而乐，兴之所至，便下笔赋诗一章：“明河垂空秋耿耿，碧瓦飞霜夜堂冷。幽人无眠月窥户，一笑临轩酒初醒。亭空无人万簌沉，唯有碧树交清阴。褰衣径起踏流水，拄杖荦确惊栖息。风檐石鼎燃湘竹，夜久香浮乳花熟。银杯和月泻金波，系我胸中尘百斛……”[2]。
　　另一幅《人日诗画图》藏于上海博物馆，文徽明在这幅画中运用水墨手卷描绘了一次雅集的场面：在一个竹树映带的地方，有几件草阁;草阁之右，有一条溪流婉转而出，刚刚下过雨后，溪水涨了许多，似乎可以听见淙淙之音。草阁之中，图书卷轴满架，有两三位好友正据案展卷而观，一童子侍应于侧。另外一位朋友姗姗来迟，正撑伞过溪。行笔粗朴浑厚，点苔浓厚相宜，墨气温润，意境清幽，文徽明首赋诗：“新年便觉景光迟，犹有余寒宿敞帷。寂寞一杯人日雨，风流千载草堂诗。花枝未动临佳节，菜饭相淹亦胜期。春色到今深几许，小山南畔草痕知”[3]。
　　此外，画中所描绘的此次雅集的参与者钱同爱、陈津、刑参均是文徽明早年极为重要的朋友，形象地反映了他当时的交际圈子和生活状态。
　　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云山图》则是文徽明早年模仿米氏云山一路的画作，无论是信笔点出的树石，淡墨轻瞄的云脚，还是以湿润的墨色烘染出的山间雾气的浓淡变化，都让人眼前一亮。从这幅图中文徽明的老师沈周所作的题跋可以看出，其师似乎毫无保留地对这位得意门生的褒奖，他甚至称赞文徽明是米友仁再世，师徒二人的情谊可见一斑。弘治十八年，沈周还替文徽明的第二个儿子取名为“嘉”，而他的第一个儿子名“彭”，“彭”与“嘉”都从士，饱含了老人对这兄弟二人“盖以文士期之”的期望[4]。总而言之，文徽明的作品有着构图平远、湖山秀美、温雅含蓄的特点，同时结合赋诗构成画面，一展江南平淡悠远景象。
　　三、吴中诗画结合的历史与社会因素
　　毫无疑问，诗和画在中国文化与艺术领域中是最具感染力的文字和图像媒介，相较于图像文化，诗作为中国传统文字文化的代表，则有着更高的绘画地位。二者虽都属于艺术语言，但由于诗是文字的载体，所以他和科举以及经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就拿《诗经》举例，作为儒家经典的诗歌艺术，也是科举考试的重要范畴，到了宋朝，虽然取消了诗赋考试，但当时以文为师的风气却很盛行。从而导致诗词歌赋仍然是士大夫讨论时政，讲学的重要工具，后来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文字得以在平民阶层普及，绘画特别是人物画就显得没有之前那样重要了，特别是诗文与仕途联系在一起后，这些文人群体也将绘画看作是稍次一级的艺术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诗画的地位逐渐变得有所悬殊，宋代的诗画开始呈现出了以文学为主要形式的局面，在绘画风格上更加追求意趣，而不是真是形似，这为后来的文人画奠定了理论基础。例如，当时宋徽宗的翰林书院就吸收了这些文人画家对诗画的建议主张，即“重诗意”。后来，画院便以诗句为题，来测试学生的绘画水平，同时考核他们在诗句处理场景和内容的能力，可以说此时把诗画调整到了一个具体的、可操控的层面，但事实上，北宋以后的宫廷绘画只是停留在强调绘画迎合适宜的表层。
　　到了元代，詩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此时的统治者是蒙古人，他们对图像的兴趣远大于文字，再加上文字逐渐失去了经学、科举的支撑，因此在元代，绘画得以和诗文比肩，达到了同一社会地位，亦诗亦画的文化风气也由此开始普遍流行开来。像吴镇、倪瓒等文人画家也都是著名的诗人，他们经常会在画作上题诗、作跋。此时的诗画结合相比于宋代更加丰富，也为后来的吴门画派提供了学习的源泉。
　　明代诗画结合的传统更是得到了复苏，这与当时的社会因素有着很大的联系，由于这些文人画家在仕途上遭遇压制，其诗或诗画的影响力并不如以往，因而在他们的世界里便少了许多意气和霸气，更多的是采用兼容并包的方式，作品风格大多温润而秀雅。最终促使诗画跨过了文学与艺术上的差别，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参考文献：
　　[1] 苏州博物馆.衡山仰止——文徽明的社会角色[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
　　[2] 李娜.读文徽明的画体风格[J].中国民族博览，2018.
　　[3] 汪涤.吴门画派的诗画结合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5.
　　[4] 郭其伟.作为明代艺术史向导的文徽明[J].美术学报，2010.
　　[责任编辑：艾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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