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九世纪欧洲协调机制的运行逻辑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十九世纪的欧洲协调是一种传统的大国协调机制，历经尝试期、深化期、侵蚀期和消亡期，它以会议外交为运行方式、以共同价值观为运行基础，对维护欧洲的百年和平与安全起着重要作用。具体而言，1818年的亚琛会议和1856年的巴黎和会，以及均势原则、合法性原则、包容性原则、协商一致原则和自我克制原则，都对欧洲和平起着积极作用。
　　关键词：大国协调;欧洲协调
　　十九世纪的欧洲协调（ConcertofEurope）是指，在某些层面互别苗头的各国，对影响整体安定的事务要以一致的步调设法解决。具体来说，欧洲协调机制是指始于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基于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的共同价值观，以会议外交的形式试图取得一致同意以处理共同问题的机制。自1814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00年时间里，欧洲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持久的和平，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欧洲协调机制。一般来说，一个具有生命力和发展性的机制都会有较为完善的运行逻辑，包括表面的形式与内在的基础。下文将从会议外交、共同价值观两个部分入手，对欧洲协调的运行逻辑进行具分析，最后一部分将基于全球史的视野进行再思考。
　　一、欧洲协调机制的运行方式：会议外交
　　欧洲协调是通过大国之间的会议维持运行的，这种方式在1815年11月的《四国联盟条约》中被国际条约固定下来，自此以大国会议为核心的欧洲协调就此走向机制化。在实际操作中，国际会议主要有三种形式，即重大战争结束后的欧洲和平大会、平时讨论总体或具体问题的欧洲大会（Congress）以及解决具体的国际危机的一般会议（Conference）。前两种欧洲大会由欧洲各国国王或政府首脑、外交大臣参加，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高峰会议;后一种主要是落实和强化和会的成果，或结合时局对一些条约进行修正，或者对危机事件进行具体安排。不可否认的是，以五大强国为领导的欧洲众国通过会议协商的形式，处理共同问题和危急情况，维持了欧洲社会的稳定和国家交往的正常进行。在“东方问题”的缓和与解决过程中，亚琛会议和巴黎和会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将以此为例进行分析。
　　（一）1818年的亚琛会议
　　亚琛会议可以说是欧洲协调的第一步，会上主要讨论了战胜国撤军、法国赔款、法国的国际政治地位等问题。会议上，黎塞留公爵提出：法国将一次性地交清全部赔款金额2.6亿法郎，其中1亿法郎以公债的形式交付，其他的1.6亿法郎将从英国的两家私营金融机构借来现金支付。于是，外国占领军应该在法国提前还完战争赔款后，全部撤出法国国内。会议进行得十分顺利，战胜国赞扬了法国为了实现欧洲的普遍和平而作出的庄严行动，并邀请法国加入四国同盟。11月15日，五国发表“共同宣言”。宣言声明，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平，保证《肖蒙条约》后所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议不受破坏。同时，五国强调遵守国际法原则，做世界各国正义、协作的楷模。
　　通过这次会议外交，法国终于摆脱战败国的地位，欧洲协调也从四大国协调发展成为五大国协调。五大国通过会议外交，共同承担了维护维也纳秩序的条约义务，从而为维也纳体系的运转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但同时，以梅特涅外交为代表的反动政策主导了维也纳体系，他们在之后援引亚琛会议的精神，干涉他国内政，镇压革命运动，如意大利那不勒斯革命、西班牙革命等。
　　（二）1856年的巴黎和会
　　从希腊独立问题爆发之后，东方问题持续发酵。从1852年起，由于对奥斯曼帝国基督信徒保护者名号的争夺，法俄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加，加之英国海军出于支持土耳其和法国的干涉，双方终于打响了克里木战争，这是列强在拿破仑时代后首次开战。对于战争的原因，基辛格除了关注到宗教因素，还指出了深层缘故：“尼古拉所追求的是古俄罗斯的梦想：取得君士坦丁堡及两个海峡。拿破仑三世则是眼见有机会削弱俄国，破坏神圣同盟，结束法国的孤立。帕默斯顿希望找到某种借口，可一劳永逸地终止俄国向两国海峡进攻。”
　　克里木战争非但是一场欧洲大国间的军事较量，也是一场外交角逐，而这两者均以俄罗斯的失利告终。1856年2月，旨在结束英、法、俄三国战争的巴黎会议正式召开，这1822年维罗纳会议后的首次大会。巴黎会议正式接收奥斯曼帝国加入欧洲体系，其独立与领土完整将受欧洲国家的共同保障，“这无疑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首次实践了集体安全的原则。”并且，在《巴黎和约》中，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性的词汇。同时，本次大会还创立了新的协调决策程序，比如在黑海建立中立区和在阿兰群岛建立非军事化地带;还有新的冲突解决机制，比如规定今后国与国之间发生严重争端，在没有动用武力之前，应视环境允许，请一友好国家出面调停。
　　巴黎会议的顺利进行和《巴黎和约》的成功签署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但是这些后续的外交行为仍然无法消除战争大国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基辛格指出，克里木战争“解放了昔日神圣同盟的盟国俄国、普鲁士，任这贪得无厌的两国毫无顾忌地追求国家利益。普鲁士要奥地利付出的代价是强迫奥国撤出德国，而俄罗斯在巴尔干逐渐升高的敌意，后来成为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之一，也导致奥匈帝国最后的崩溃。”。自此之后，欧洲协调机制的效用已不断下降，强调正统性、道德约束力的梅特涅体制崩溃，具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登上历史舞台，推动欧洲新秩序的建立。
　　二、欧洲协调机制的运行基础：共同价值观
　　基辛格认为，建构均势国际秩序的最重要因素是“欧陆国家是因共同的价值观而结合在一起。”具体来说，“各国不仅在有形势力上，在道德上亦处于均衡状态。权力与正义取得相当的协调。权力均衡降低诉诸武力的机会;共同的价值观则减低诉诸武力的欲望。”在笔者看来，会议外交的正常召开、欧洲协调的良好运行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种共同价值观和原则。
　　（一）均势原则
　　基辛格在书中写道：“有基于相同理念而达成的协议为后盾，均势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均势可压制破坏国际秩序的‘实力’（capacity），基于共同理念的协议可遏阻破坏国际秩序的的‘欲望’（desire）。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安排会引起测试实力的争战，有合理安排而无实力为后盾，则只是虚有其表。”在欧洲协调机制中，各国具有不同的利益，如英国希望扮演离岸平衡的作用，不愿过多地直接涉入欧洲事务，背负机制带来的义务和责任;俄国是个缺乏安全感且具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国家，不断向外扩张以获得更多疆土是他的利益诉求;法国是战败国，如何更高效地恢复经济和国际地位，重新焕发强国之光是其考虑的问题;奥地利与普鲁士同属于德意志邦联，两国都想夺得邦联的主导权，特别是俾斯麦上台后的普鲁士，更是加紧了统一和制衡的步伐。如此看来，各国的利益追求是存在冲突的，但是考虑到客观的实力对比和防止大战的诉求，他们也有了利益或者价值观的交匯点，即保持均势。均势原则使强国克制了扩张欲望，使弱国在协调中甘心做斡旋者。这也保证了内部的相对团结。 　　（二）合法性原则
　　任何国际体系要想持久，都必须满足对合法性的特定的需要，欧洲协调同样如此。“合法性”意指使政府权威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和对其国民统治合法化的、公认的标准和秩序。在维也纳会议上，法国外交大臣塔列兰首先将合法性原则当作和平解决办法的指导原则，并获其他大国的支持;英、俄、奥、普等国在1814年5月和1815年11月分别与法国签订了两次《巴黎和约》，1815年6月维也纳会议的参会国共同签署了《最后议定书》，这些文件都构成了欧洲协调的合法性基础。在欧洲协调框架内，合法性强调的是国际法认定的事实，它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随国际局势的变化，在得到所有大国和当事国的同意，并不危及已有的国际体系的稳定的情况下适当做出修正。值得强调的是，在宗教崇高地位、君权神授、王朝间互不侵犯等原则问题上，各个国家是长期遵守、极少改变的。而且，各大国始终坚信“国家间战争会诱发革命”，而民族主义革命便是不合法的行为，需要共同打击。
　　（三）包容性原则
　　在欧洲协调机制中，任何一个大国都不能被排除在外，即便是昔日的或潜在的敌人，而非成员国也经常被邀请参加会议。当然，包容性原则更好的表现在于欧洲协调机制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在“求同存异”中谋求政治体制、架构、运行等方面上富有异质性的大国间的“共存”。在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在政治上分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即大陆国家保守的王朝统治和英国自由的宪政统治，基辛格分别将二者称为“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法国七月王朝建立后，这种情况明显深化;但是欧洲大国承认国际体系的这种异质性，因而这种政治“裂缝”并不妨碍它们对欧洲和平的共同追求。
　　（四）协商一致原则
　　在涉及安全的重大问题上，通过多边协商寻求共识、而非单边擅自行动是五大国会议外交的核心特征，这也是一项辅助性的决策原则。“协商一致”并非今日全票通过式的“完全一致”，而是“没有反对的一致”，即只要大国不明确反对、退出或漠不关心，这种默认就表示同意。大国之间一般通过磋商、讨价还价、“补偿原则”等方式来达到具有共识性的决策。值得指出的是，协商原则是由一个更高的共识支撑，即五大国一再申明的“彼此亲密的团结和牢不可破的友谊并共同维护和平”。
　　（五）自我克制原则
　　这种自我克制既表现在它们奉行温和的对外政策，适度地收敛起扩张的野心，又表现在在解决重大的利益纷争中将和平手段奉为上策，以更温和地态度对待昔日的敌人和现实的对手。事实上，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俄在整个欧洲，奥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区，普在德意志地区都有寻求霸权的优势，但它们都没有这么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英国的财政和军事实力、俄国的军事实力是决定欧洲外交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这两个欧洲“侧翼大国”成为欧洲协调最初建立和有效运行的核心大国。这种克制也使得大国之间的互信程度提高，合作空间扩大，也减少了不必要的冲突。所以，霍尔斯蒂认为，在欧洲协调中，五大国通过共同的自我克制“事实上创造了一个制约和调节它们自己野心的体系”。当然，这种克制的程度也随着拿破仑三世、威廉二世等具有侵略性的专制君主的出现及扩张性政策而相对降低。
　　三、从全球史视角再议欧洲协调机制
　　对于欧洲协调能成功制止全面战争的原因，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曾分析道：在这一段历史时期（19世纪）内，欧洲社会的道德共识一息尚存，又由于人道主义的道德氛围而加强。当时的世界政治版图有利于大国势力向政治真空地带扩展，各自利益的冲突容易得到调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一时期相继出现了许多卓越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他们熟谙缔造与维护和平之道，并善于缩短战争时间、控制战争范围。诚然，在分析欧洲协调机制时，除了要考虑到机制本身的运行逻辑，也要联系到时代背景的客观变化。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杰里·本特利（JerryBentley）曾将1750-1914年这一时期概括为“革命、工业和帝国的时代”。欧洲协调所处的19世纪正是民族革命兴起、工业化进程深化以及新的世界帝国萌芽的阶段。首先，启蒙运动增强了民众的自由、民主、主权观念，点燃起了民族主义与国家意识，进而推动了革命的大规模扩散，而欧洲协调的一大任务便是镇压革命，维护传统的领土划分和政治体制。其次，五大国是欧洲综合实力最强、经济底蕴和潜力最雄厚的国家，其中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其他大国也是第一批引入工业革命成果并将其转化为本国生产力的国家，工业化与新工业成果对于大国来说可谓“如虎添翼”，毕竟硬实力才能保证话语权的;同时，工业革命也促进了交通、通讯、运输技术的变革，这为欧洲协调提供了硬件基础，即提高了信息传输和人员流动的效率，使会议的开展和协调的进行更为便利。再次，在完成产业升级与资本积累之后，欧洲大国纷纷将眼光放到世界各地，通过对外贸易、殖民扩张、文化输出等形式积累资源，并扩展了商品市场。在走向“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大国之间达成了划分势力范围的默契，避免诸如“东方问题”之类的复杂问题再次出现，进而扰乱了大国在欧洲域外的关系。
　　综合以上三点来看，欧洲协调机制的良好运行是受到机制外的因素影响的，在这过程也对全球其他地区产生了附加效应。由此可见，对一个具有生命力和发展性的机制进行分析，既要关注到其运行逻辑，也要考虑到全球背景条件，从而才能更全面地看待这种现象。
　　[参考文献]
　　[1]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二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2]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6。
　　[3]贾烈英：《欧洲协调机制的内化过程》[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4：30—33。
　　[4]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魏凤莲译.《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1750年至今）》（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K.J.霍尔斯蒂等著，王浦劬等译.《和平与战争：1648年-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王黎：《欧洲外交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作者單位：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092）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7/view-1517033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