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劫持事件探究(下)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邹珊珊

　　催眠专家应当中立、客观，并且乐于探索真相，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必须谨记的是，询问是面谈的过程而不是审问的过程。在询问过程中应避免任何不恰当的建议，并且使用开放式的问题，避免提及遭遇者先前未曾提到的具体细节。若遭遇者肯定了具体细节，接下来的询问才能更加具体，要注意谨慎地组织问题以免偏见。人们还应意识到催眠中个体反应的时滞差别，在对前一个问题做出反应之前千万不要急于问下面的问题。
　　
　　虚构，谎言和误示
　　
　　人们在催眠状态下会撒谎吗?是否会有那么一些人为附和催眠治疗专家的想法而虚构事件以达到取悦专家的目的呢?答案是肯定的。虚构就是用想象的或歪曲的信息来填补记忆的空白。催眠治疗专家能判断出这种情况何时发生吗?多数时候，以面谈为导向而非以质问为导向的劫持调查确实提供了产生更多谎言或虚构的机会。催眠证言并不比认知证言更能自动地叙述事实。然而，催眠证言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以获得那些通过其他手段所得不到的信息。调查者既要统观全局又要掌握可以进一步说明问题的证据。
　　为了确定催眠状态下证言的真实性，催眠治疗专家又能做些什么呢?一种做法就是让遭遇者按照不同的顺序回忆事件。告诉他们从头到尾经历事件是很自然的，但是你的想法是让他们从结局开始，然后逆着逻辑顺序再返回到开始，这样谎言就可以识破。让遭遇者不按顺序而以不同阶段为起始点来叙述，这种方法能够提高记忆回溯能力。
　　
　　引导性问题
　　
　　催眠治疗专家往往会尝试引导或有意误导遭遇者以便了解他们是否非常容易受影响或是想要取悦催眠治疗专家。在催眠过程中可以尝试许多方法去引导他们，这些方法包括快速引导、假想引导、逻辑引导、偏见引导和遗漏选项法。
　　快速引导是指利用快速或突然的发问以使遭遇者避免其他干扰直接做出回答。例如，遭遇者或许会说，“我站在飞船下，一道光射下来，我整个人都笼罩在其中”。“是明亮的红光，对吗?”治疗专家紧接着说。 “不，是淡黄的白光。”
　　假想引导是指使用双重约束式的提问，即问题的前半部分形成一个预设的前提，从而引发其他几个虚构结果。如果被调查者不赞同第一个假想前提，他还可以给出其他的假想条件。例如，当问道： “外星人开口说话时，你听到的是低声调还是高声调?”遭遇者会说， “它并不开口说话。它用心灵和我交流”。
　　逻辑引导式的提问，要假定当遭遇者被问及一个给定的情况时，他们会做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或是理性的反应。比如遭遇者描述“当我仰头看飞船的时候，一道光射下来吞没了我。我快吓死了”。治疗专家会说： “所以你逃走了?”“不。我不能跑了，我吓瘫了，僵住了。”
　　治疗专家或许会对遭遇者的陈述提出强烈的或是偏激的观点，这是为了试探他们是否试图以恰当的反应来取悦专家。遭遇者说， “我躺在一张桌子上，那个家伙一直用探头类的东西扎我”。“你就走上前去，一拳猛击它的脸。我敢打赌你就是这样做的。”治疗专家回应道。“我没在，我不能动啊。”遭遇者说。
　　当使用遗漏选项法时，会提供好几个选项，但是却没有正确选项。为了让遭遇者回答问题，他们必须提供漏掉的选项。“当你看那家伙的脑袋时，你注意到它的大耳朵长什么样吗?是尖的、圆的、还是和我们人类的相像?”“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耳朵……似乎只有几个小洞代替了耳朵。”遭遇者说。
　　以上所述只是几种可用于尝试引导或重新提示调查对象的方法。事实上我从未引导过任何一位和我合作的当事人。而且，我也从未发现任何一个“希望成为被劫持者”的人，这恰恰与一些怀疑者的观点相反。
　　劫持事件研究往往涉及大量的身体接触和心理亲近现象，所以身体接触可能成为一个研究课题，尤其是涉及情感或心理创伤的时候。典型的美国人要保持0.6米(约双臂伸展开)的私人空间。亲昵地轻拍他人肩膀对一些人来说合适，可对另一些人就未必。卡帕斯在他关于大脑控制和行为的研究中发现，受左脑支配的人往往比受右脑支配的人更加捍卫自己的私人空间。交叉的双臂，紧握的拳头，烦躁不安和夸张的动作都暗示着遭遇者的情感状态。注意这些线索将会提供很多的信息，并能增进催眠治疗专家和遭遇者的融洽关系。
　　
　　劫持创伤
　　
　　对大多数人而言，劫持遭遇是非常痛苦的。心理创伤的主要感受就是能力丧失以及与社会的脱离。哈曼在他的著作《创伤与恢复》中指出：“受创伤的人们感到彻底地被抛弃了，非常孤独，完全被逐出了支撑生命的、人类神圣的关怀和保护体制之外。此后，从最亲密的家庭关系到最抽象的社区和宗教关系，疏远感、脱离感蔓延开来。”
　　一个人很难接受类似被强暴这样的痛苦经历，同样可以想象当受到外星人欺辱时所带来的创伤。遭强暴者在向她的家人和朋友叙述自己的遭遇时已经十分困难，更何况是受外星人劫持的经历?她又能向谁诉说呢?
　　那些遭到劫持的人往往会长期处于紧张之中(如同遭遇飞机失事、被扣为人质或参战等极端痛苦经历者显现出来的症状)。这些人或许呈现出紊乱、失忆、不同程度的恐惧、无助、极度敏感、强烈的吃惊反应、愤怒、遗弃感等，并伴有各种各样的身体不适。
　　
　　治疗
　　
　　在回溯过程中，应当允许遭遇者发泄任何不舒服的情绪。事实上，遭遇者只是叙述他们的故事就可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叙述痛苦故事的治疗目的就是愈合。
　　当遭遇者的情感和心理需要优先于调查需要时，催眠治疗专家应该有准备地根据需要进行介入治疗。利用治疗手段尽可能积极地把劫持经历融合进遭遇者个人的生活中去。
　　一种有效的做法就是给催眠状态中的遭遇者提供机会，让他们设想自己站在回溯过程中描述的其中一个实体面前，然后建议遭遇者设想自己和这个实体交谈，陈述任何有关经历劫持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情感或想法。这种做法为遭遇者的发泄提供了一个积极的途径。
　　治疗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就是，从劫持经历中获得完全的解脱是不可能的。治疗专家或许会帮助遭遇者从诸如强暴、灾难事件等创伤中解脱出来。因为多数情况下，这种事件在人的一生中只会发生一次，而且已经成为过去。通过治疗，他们意识到事件已经过去了，所以能够继续积极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生活。但是对于遭遇者而言，事实证明劫持事件是个持续的过程。遭遇经历在过去发生，现在也会发生，并可能在未来再度发生。在我看来，这一因素使劫持事件的遭遇者不同于受到其他创伤的群体。
　　我所遇到的许多遭遇者似乎都有源于自尊和信任问题方面的困难。我的治疗主要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医疗情况查询

　　
　　催眠阶段一结束，询问就开始了。这一谈话阶段有助于辨明特定的信息并帮助遭遇者回忆其他相关信息。这一时期还有益于被询问者进一步发泄自己的情绪。要注意在催眠刚刚结束时，他们仍然非常容易受影响，因此谈话应具有说服力且不带任何偏见。
　　在调查过程中，我始终坚持面谈、回溯和询问的例行程序。如果遭遇者的意识或经历处于波动的危机状态，那么这些阶段就只能实施治疗，而不采用回溯技术。
　　
　　互助组
　　
　　如前所述，情感创伤的显著特点是自我能力丧失和脱离社会。处理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建立互助组。互助组提供了重新和他人联系的最佳途径。痛苦的幸存者往往感到和社会的其他成员非常疏远，他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分离。和自己的同龄人在一起是重新进人群体和恢复正常交往的最重要步骤之一。
　　刚刚启动我们的互助组计划时，第一次聚会的主题就是百乐餐。四处布满的食物营造了一种欢乐的气氛，极好地“打破了僵局”。我们的聚会是非正式的，更像是家庭联欢。尽管会遇到困难，我们努力回避有关外星人劫持事件终极意义的无尽猜测。相反。我们努力的重点是培养自我控制能力。
　　每个互助小组大约35人，其中有15位～20位成员出席每次特定的聚会。我们不定期地碰头，不过至少每三周要设法碰个面。当然有些人每次都到场，他们从未想过要错过哪次聚会。
　　
　　特别考虑
　　
　　有治疗专家在场固然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他应该扮演着被动的角色，除非治疗专家本人就是事件的遭遇者。这种情况下要依赖于自助而不是小组治疗。这种自助所强调的并非专业知识而是感性知识，它们来自于参与者的亲身经历，具有更多的个人特征。在遭遇者相互帮助的过程中，感情共鸣和沟通交流尤为重要。
　　互助小组中的研究人员应尽可能地少。以便遭遇者能够畅所欲言。即使在场，研究者也应像治疗专家那样扮演被动的角色，不过研究者有时也能就劫持经历提供宝贵的建议。
　　假如把那些未曾探索过自身劫持遭遇的当事人带到小组里，可能会带来消极影响。按照研究者以及遭遇者的观点，这种影响可以说是搅浑了一池清水。研究者需要不受他人影响的较为准确的信息。如果遭遇者要把这些经历融入他自己的生活中去，那么通过催眠回溯所得到的任何记忆都将是他自身的实际经历，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如前所述，重述自身经历在治疗过程中非常关键，它是迈向自控的第一步。
　　
　　儿童与劫持事件
　　
　　通常我并不提倡在孩子身上使用催眠回溯。因为即使对于成年人，采取治疗干预的方式把他们的劫持经历融入日常生活中也是非常困难的，更不用说对一个仍在成长中的孩子。如果孩子对劫持经历有清楚的记忆，最好能有意识地对待这种记忆而不是去尝试使用任何的催眠手段。
　　那些遭遇劫持的孩子经常会发现他们的劫持经历在青春期时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年轻人试图发掘个人身份和自我意识的时期。年轻人自己有一大堆的问题，催眠的使用则极大地依赖于个人的成熟水平和家庭支持。当然在尝试任何催眠之前，应当首先得到其父母的同意。
　　
　　针对治疗专家的治疗
　　
　　那些从事创伤经历咨询和接受关键事件汇报的工作者知道+在咨询之后或许有三四十人会卷入那些事件中，因此询问汇报人无疑是个很好的方法。当治疗专家长时间与遭遇者接触时，要想不受所述证言的影响恐怕是比较困难的。治疗专家本身间或接受询问或治疗，可能是个不错的预防措施。
　　
　　最后的思索
　　
　　研究劫持事件在许多方面对我而言始终都是个挑战。尽管对宇宙运行的考察我一直都持十分开放的态度，但调查此类现象无疑丰富了我关于“人们公认的现实”的观点。我认为不管一个人在生活中学到什么，经历什么，对这些现象的研究都将会进一步拓展其视野。我个人也总在不断追求真理。无论劫持现象最终证明是集体无意识也好，或是深不可测的外星人与人类互动也罢，就让事实为自己辩护吧。
　　(张小宁　插画)
　　
　　链接
　　催眠对我们而言充满了神秘，仅仅看到这两个字，就仿佛要被一根魔棒牵引，带入一个不可知的幻境。如今，越来越多的心理治疗采用催眠法，然而它的原理仍然是个谜。那么，在催眠神秘的面纱下，到底是令人迷醉的美女，还是恐怖阴森的巫婆?
　　催眠术至少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第一个发明催眠术的人是谁，早已不可考。但在3000多年前的土著印度人的史诗中，就有关于催眠的最早的记载。
　　近代的催眠开始于18世纪后半期，维也纳医师麦斯梅尔提出“动物磁力说”，认为人体内有一种“动物磁力”，分布不当就会产生疾病。他的治疗方法是：让一群精神病患者围坐在一起，周围是昏暗的灯光，播放着轻音乐。然后，麦斯梅尔就扮作巫师，从装有各种化学药品的瓶子中取出一根铁棒，用它轻轻敲打每个患者的身体，以此把化学药物中的“动物磁力”传给患者，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这套程序被称为麦斯梅尔催眠术。他曾经用这样的方法治愈了很多病人，名噪一时。
　　1843年，英国外科医生布雷德发表《神经催眠学》一书，阐明催眠并非由实施者流入被催眠者的某种“动物磁力”或神秘物质所致，而是被催眠者受自己主观心理的影响。而布雷德也是第一个提出“催眠”一词的人。之后，南锡学派对现代催眠术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首次揭示了暗示在催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1955年，英国医学协会认定催眠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1958年。美国医学协会也开始肯定催眠的临床应用。如今，世界催眠组织已经规范了催眠师应有的准则与操作原则，催眠被广泛应用在牙医、一般医学、心理治疗以及许多催眠爱好者的日常生活中。
　　目前比较积极活跃的催眠组织有美国催眠师协会(NGH)、美国催眠委员会(ABH)、世界医学和牙科催眠协会(IMDHA)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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