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汉译日文小说的出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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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日文小说的汉译和出版传播是清末中国学习和效仿日本的重要方法之一。其是在救国图强思想的影响下，在大量出版机构和复合型出版人才的推动下形成的。该时期的汉译日文小说迎合时代审美情趣，以潜移默化的形态传播国外先进的思想和理念，唤醒当时国人的觉醒。因此，日文小说的汉译和出版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是中国出版传播史上的重要篇章之一。
　　关键词：日文小说;汉译;出版;清末
　　中图分类号： H365.9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3-0073-05
　　甲午战争的战败，让当时的国人重新审视日本，并认识到日本在翻译和出版传播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要优于中国，加上“文同、路近、费省”的缘故，当时中国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提倡以日本作为学习和效仿的对象，而学习和效仿的重要手段就是翻译日文书籍。该时期翻译的日文书籍包罗万象，其中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科技、文学等，不同类型的日文书籍的汉译和出版传播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也不尽相同。其中日文书籍中的日文小说（即用日文书写的小说，不仅包括日本人写的小说，也囊括日本人将外国小说翻译成日语的小说）的汉译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翻譯类别。此类日文小说在清末以前被汉译和出版传播的情况比较少见，但是到了清末由于受到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一部分有识之士前瞻性地认识到汉译日文小说的社会功能，即汉译日文小说的出版传播，有利于对社会进行深刻认知和批评，有利于影响社会民心和社会心理，从而来改造社会。基于这一认知，日文小说的汉译和出版传播在清末掀起了一个高潮。就目前中国学界对汉译日文小说的研究现状观之，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在中日比较文学、文学交流等论著中的部分章节局部提及清末汉译日文小说的概况，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如王向远教授的《王向远著作集·第3卷·日本文学汉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其二，对清末汉译日文小说中科学小说的具体分析，如孙蓉蓉的硕士论文《晚清时期鲁迅的科学小说翻译》。其三，对清末汉译日文小说中政治小说的深入探讨，如李艳丽的《清末日译小说之“德”“情”取舍——政治小说与研友社系小说》（《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09年第2期）。而对清末汉译日文小说出版传播状况的研究较为少见，因此笔者拟以该时期的汉译日文小说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其兴起的历史背景，解析其具有的特点，剖析其历史作用及影响。
　　一、清末日文小说汉译及出版的兴起
　　甲午战争之前，汉译日文小说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在种类方面，都比较稀少。而甲午战后，由于学习东洋的社会舆论兴起和有识之士的极力推动，日文小说的汉译和出版传播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逐渐被很多政治团体出版机构和商业出版机构当作出版事业的重要主体之一。日文小说的汉译和出版传播之所以会形成一大潮流，笔者认为有如下因素。
　　其一，清末救国图强思想的影响。甲午战争之前，当时的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日本的崛起，并没有想到要学习和效仿日本。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甲午战争中又大败清帝国，中国人不得不对日本另眼相看，朝野上下乃至民间均呼吁向日本学习，振兴中华”[1]。这样甲午战败让当时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先进知识输入的重要性，而翻译西方书籍便成了输入西方先进知识的一大途径，日本崛起便是如此。据谭汝谦在其《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中指出，“1896年至1911年间，日文书籍的汉译比起甲午战前要多得多，汉译的日文书籍总共分为八类，如哲学、宗教、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科学、中国史地、世界史地、语文（即日文小说）、美术。其中，社会科学类被汉译的日文书籍最多，其次为世界史地类书籍，再次为语文类书籍。而这里的‘语文’主要指的是日文小说，包括日本及东洋文学74种，西洋文学38种，俄国及其他西洋文学4种等”[2]。日文书籍之所以能被大量汉译和出版传播，是由于“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却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1）[3]。而其中的日文小说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社会形势下被大量汉译和出版传播的。
　　第二，大量出版机构的蓬勃发展。日文小说的汉译和出版传播离不开出版机构的支持。甲午战后，有一段时间民营出版机构大量被创办，据不完全统计，仅1906年，在上海地区加入上海书业商会的民营出版机构多达22家，而清末小说出版高峰大概在1906年至1909年。这些出版机构的增多，为日文小说的汉译和出版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再加上有识之士认识到汉译日文小说“开启民智”的政治功能性，日文小说的汉译和出版传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大批翻译小说的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甚至有的出版机构以小说命名，如小说林社、新世界小说社等。由于出版机构的大量兴起，日文小说汉译的种类和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张静庐在其《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就论述到：“据徐念慈的统计，1907年度参与出版小说的出版机构有15家，出版的小说书籍多达121种，其中上海商务印书馆44种、上海广智书局6种、小说林社41种、新世界小说17种、点石斋2种、文振学社1种、时中书局1种、中外日报馆1种、一新书局1种、鸿文书局1种、开明书店1种、申江小说社1种、时报馆1种、有正书店1种”[4]。这些小说中汉译日文小说占有一大部分，也就是说日文小说在汉译和出版传播的同时，也促进了当时出版业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和发展。
　　第三，复合型出版人才的大力传播。日文小说的汉译和出版传播的背后推动者是当时的一批复合型出版人才。首先日文小说的汉译需要懂得日文的人才，因此日文小说的汉译者除了少部分人出自国内的东文学堂以外，大部分的译者为留日学生。以梁启超为例，他不仅翻译了为数不少的日文小说，而且其还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出版报馆或出版机构，一人身兼翻译家、作家、编辑者、出版人、发行人等复合型工作，是个典型的复合型出版人才。此外，包天笑不但担任作家，还兼任翻译家;陈景韩在担任《小说时报》《新新小说》《申报》《时报》等多家出版报馆编辑的同时，还翻译了大量的日文小说;罗普在日留学期间和梁启超合作创办《新小说》《清议报》等报刊，回国后担任上海《时报》的主编，同时也转译了为数众多的日文小说。显然，日文小说能够得到迅速并广泛的传播，主要是身兼翻译家、作家、编辑者、出版人、发行人等这些复合型人才的功劳，由于将翻译、小说创作、编辑、出版、发行等出版传播环节集一身，就省去了各个环节的矛盾和冲突，能够比较顺利地将日文小说的理念和思维融入出版传播的各个细节中，让日文小说的出版传播更加顺畅和快捷。 　　二、清末日文小说汉译及出版的特点
　　清末汉译日文小说之所以能够比较容易地让一般国人欣然接受，并迅速占领当时中国的阅读市场，以潜移默化的形态传播国外先进的思想和理念，加快当时国人的觉醒。这是由于其能够迎合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并具有自身特点的缘故。
　　第一，以目的性强的政治小说汉译活动为主体。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维新派领导人梁启超，其于1898年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并在该报刊登了其自己翻译的《佳人之奇遇》（柴四郎著）。除了《佳人之奇遇》，梁启超还翻译了德富芦花的《俄皇宫之人鬼》。此外，德富芦花的《窃皇案》由罗普汉译而成，大平三次的《海底旅行》由卢藉东等人翻译，菊池幽芳的《电术奇谈》由方庆周翻译等，这些都刊登在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上。其中被称赞为清末著名翻译家的吴梼翻译成果颇多，有近代日本著名作家的作品，如二叶亭四迷的《犹太人之浮生》，尾崎红叶的《美人烟草》《侠黑奴》和《寒牡丹》;也有当时比较流行的作家的作品，如柳川春叶的《薄命花》，登张竹风的《卖国贼》，大泽天仙的《新魔术》，押川春浪的《侠女奴》等。就该时期日文小说汉译的目的而言，处于当时的历史时期，“在大多數翻译家们看来，文学翻译只是一种经世济民、开放民智或政治改良的手段。他们看中的不是文学本身的价值，而是文学所具有的功用价值。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翻译选题基本上不优先考虑文学价值，而是考虑其实用性。一方面为了宣扬维新政治，启发国民的政治意识而大量翻译日本的政治小说，一方面为了开放民智，向国民宣传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近代法律、司法制度、近代教育、军事而大量翻译日本的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冒险小说、军事小说等”[5]。很显然，该时期日文小说汉译及出版的最大特点是政治目的性非常强的政治小说居多，虽然也出现了家庭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等作品，但是这些小说的汉译和出版均具有明显的“开民智”的政治性目的。
　　第二，转译并出版西洋、俄罗斯小说，成为该时期汉译日文小说的一大亮点。由于日文与中文具有“文同”的因素，故直接翻译西洋和俄罗斯小说的日译本对于中国译者来说更为方便和简单，因此在清末，不少翻译者主要通过西洋和俄罗斯小说的日文译本来转译外国小说。其中，梁启超转译了日文译本的原作者为法国作家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和弗拉马里翁的《世界末日记》。其中转译过俄国契诃夫作品的译者有吴梼和包天笑;转译过俄国虚无党小说的有陈景韩;转译过俄国屠格涅夫小说的有陈嘏;转译过俄国高尔基小说的有吴梼等。而吴梼被学界称赞为用白话文转译俄罗斯小说的先驱，对中国的俄罗斯小说研究的启蒙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奠基石作用。此外还有女性翻译家的转译作品，如黄翠凝和陈信芳共同合作的日译本《地狱村》;凤仙女史转译的日译本《美人手》等。
　　第三，该时期汉译日文小说编辑和出版的内容和语言逐步向通俗化和大众化发展。清末日文小说的汉译大多采用译述和意译的方式，这种汉译方式被学术界称为“豪杰译”。所谓“豪杰译”就是“采用译述或随意翻译的方式，其特点是误译、删节、改译、替换、改写、增减到处可见，甚至为了表达自己意旨不惜改造原文”[6]的翻译方法。“豪杰译”虽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但是这样的翻译方式增加了翻译者本身的意图，在翻译日文小说的过程中融会贯通翻译者的政治倾向和教化色彩。为了体现翻译者的政治意图和功利性，其随意删改日文小说的内容，适当地加入自身思想，借用日文小说的汉译达到社会教化的目的。这样一来，翻译者为了迎合当时国人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口味，使得日文小说的汉译本更加通俗易懂，便将日文小说编辑和出版的内容创作设计得更加通俗化。与此同时，日文小说编辑和出版的语言从最初文言文，过渡到半文半白，一直到白话文。最初将日文小说进行汉译的语言是文言文，这是由于文言文与日文在语言类型上更为相似，翻译起来更为简便的缘故。但是文言文不利于启发民智和广为传播，因此，日文小说的汉译和出版的语言便从最初的文言文逐渐过渡到白话文，呈现趋向大众化的特点。
　　第四，该时期汉译日文小说的出版发行以商业性发行和政治团体性发行为主。出版传播机构不仅从事专门的出版工作事宜，而且还兼任日文小说的翻译工作，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上海和日本的东京。上海的翻译机构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广智书局、上海作新社、上海小说林社、上海教育世界社、上海有正书局、上海群学社、上海开明书店、上海时中书局、上海新世界小说社、上海普及书局、上海文明书局、大同译书局等。此外在北京和杭州等地也有类似的出版机构。在日本将日文小说进行汉译并出版传播的机构，既有中国留日学生创设的，也有日本人设立的翻译机构。如东京译者印行、横滨新小说社、东京明权社、东京翔鸾社、日本东爱善社、东京东亚公司、东京清国留学生会、东京劝学会、闽学会、译书编译社等。在这些国内外的翻译机构中，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当属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广智书局。这两个民办译书出版机构，顺应当时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形势，以适合时宜的选题和灵活多变的销售方式快速地占领当时中国的阅读市场，成为清末日文小说方面译书出版界的领头羊。
　　三、清末日文小说汉译及出版的历史影响
　　清末日文书籍的汉译对于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冲击力，乃至影响到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日文小说的汉译和出版传播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小说形式来传播国外的思想和理念，更加凸显其传播媒介的强大功能性，具有其鲜明的历史地位和特殊的社会影响。
　　首先，为当时中国文学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日文小说的汉译和出版传播深刻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有的翻译者还身兼作家身份，在翻译的创作中深受外国小说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的影响，深谙外国小说创作的精髓，并将其融入自身的文学创作中。同时，作为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形式，大多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的线性叙事方式进行小说创作，而汉译日文小说的大量涌入使倒叙的叙事方式逐步被引入中国的小说创作中。汉译日文小说中的结构和体例等小说创作方式渐渐被清末作家所模仿。陈平原在其论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就明确指出，“没有晚晴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7]。这样一来，随着清末大量日文小说的翻译和出版传播，为清末时期中国小说创作和文学理论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丰富了该时期文学创作的视野，有力地促进了该时期中国文学的转型和发展。 　　其次，大力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伴随着日文小说汉译的兴起，社会各种传播媒介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中国民众对外来汉译小说的逐步接受，外来思想也大量涌进来。特别是“政治小说”的大量汉译，新的价值观念和先进的思维方式逐步被国人所接受，更新了当时国人的固定思维，逐步形成求新求变的社会风潮，加快了国人的觉醒。尤其是后期翻译者为追求新思想的传播时效性，将新思想传播的政治功利性融入军事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家庭小说等的翻译过程中，并灌输了大量译者的政治理念，宣扬自由独立的先进思想，比起最初纯粹的政治小说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多彩，在故事情节上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更加有利于新思想和自由民主精神的传播。这一特点在虚无党小说的汉译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许多文人宣扬虚无党，想借助这一极端政治思潮的冲击力达到唤醒民众的启蒙目的，这就使虚无党小说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启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8]。如《虚无党之女》《虚无党飞艇》《土里罪人》《女虚无党》《俄国之虚无党》《盗魂记》等虚无党小说，大多故事情节一波三折、紧张刺激，而且往往通过描述虚无党人反抗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宣扬自由民主独立的思想，提倡爱国精神，鼓舞国人奋发图强。正是通过这些日文小说的汉译和出版传播，推动了自由民主独立的新思想的广泛且迅速地传播。
　　再次，深刻影响着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日文小说汉译本出版传播的数量经常要超过当时国内的创作小说，郑方泽曾在其《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一书中指出：“《丁未年（1907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显示，在小说林社、新世界小说社、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广智书局等15家的调查统计中，本年度共出版了小说122种，其中创作小说43中，翻译小说79钟，几乎为创作小说的二倍”[9]，可见日文小说的汉译和出版活动的兴盛。随着日文小说的汉译和出版的极大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出版业的进步和发展。作为日文小说汉译的最大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完全使用日本进口的机械和印刷配件，并采用洋纸和正反双面印刷，同时用洋式装订，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比较少见的。研究中国留日学生问题的大家实藤惠秀在其论著中就指出：“商务印书馆创立35周年的紀念刊物《最近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931）中《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一文有论述到，‘从1930年，双方各出十万元资本以扩大经营事业。同时，编辑阵容中，增聘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槙太郎、加藤驹二等作顾问，印刷技术方面，亦输入日本的技术’”[10]。这样单面印刷和对折装订慢慢转变为双面印刷的洋式装订，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洋式装订本的出版样式逐步被当时中国出版界所接纳和采用。
　　最后，进一步促进了中日间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清末汉译日文小说的出版和发行在当时中日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传播媒介作用。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方式，其不仅建构了中日两国之间文学、文化、思想交流的平台，而且加速了中日两国多元文化和思想的融合，这在当时乃至现今的中外跨文化交流中均具有一定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其一，作为清末外来文学的跨文化传播，汉译日文小说在当时有着先行者的作用，不仅促进了清末日本小说乃至欧美日文小说在中国的传播，有力推动了清末中国近现代文学改革和发展的进程，而且提升了当时中国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其二，在清末时期通过日文小说的汉译化，并将其在中国进行出版和传播，形成了良好的跨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站在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形势下，我们可以借鉴历史将日本优秀的文学作品译介过来的同时，也可以将本国原创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并传播到日本去，以增强两国之间的文化理解和信任，进而促进两国之间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因此，在这一点上，清末汉译日文小说的出版和传播对现今的“一带一路”文化策略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四、结语
　　日文小说的汉译和出版传播，不仅是日汉翻译史上的一座丰碑，而且是中国出版史上的重要篇章之一。其促使外国的文化广泛传播，让当时的国人接触到国外各种先进的理念，促进了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日文小说所介绍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当时中国封建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为后来的辛亥革命爆发提供了新思想的保障，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而且，日文小说的汉译和出版传播促成了当时落后的出版印刷技术的提升，极大丰富了当时中国出版业的形式，促进了清末中国出版业的繁荣发展。总而言之，日文小说的汉译和出版传播，不仅在社会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教育学、文学等方面有重要的历史内涵，在出版传播学方面也有独特的历史影响和地位。
　　注释：
　　（1）这里的东文指的是日文，东人指的是日本人，东情势指的是日本的情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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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任江辉.在日华人留学生状况研究（1896～1911年）[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所），2011，（2）：98.
　　[4]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7：26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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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3.
　　[8]张全之.从虚无党小说的译介与创作看无政府主义对晚清小说的影响[J].明清小说研究，2005，（3）：145.
　　[9]郑方泽.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266.
　　[10]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267. 　　The Publish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Japanese Novel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REN Jiang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mei University，Xiamen Fujian 361021，China）
　　Abstract：The translation publish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Japanese novels is one of important means to learn from Japan. It is form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hought of saving the n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and the promo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publishers and compound talents of publishing. Japanese novel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during the period were to meet the aesthetic taste of the times， spread advanced ideas and concepts in the form of subtle style， awakened Chinese people at that time. Therefore， i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is one of important chapters of Chinese publishing and dissemination history.
　　Key words：  Japanese novels;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publishing; Lat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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