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赋论与辞赋创作变化成因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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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志阳
摘 要：扬雄是两汉文学转折期的代表作家，其赋论和赋学创作也呈现出前后相反的情况，这主要是由扬雄个人情感因素、个人经历与经学思想所决定的。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因个人情感变化，扬雄对辞赋抒情功能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结果;二是因个人阅历日渐丰富，扬雄为辞赋创作和赋论引入了实践因素，重新考察辞赋的意义和价值;三是具有强烈创新特征的经学思想，是扬雄赋学创作和赋论变化的学术因素。
关键词：变化;个人情感;个人阅历;经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6-0078-09
关于扬雄辞赋创作、赋论变化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当以许结师的研究最具代表。许结师《论扬雄与东汉文学思潮》一文“对扬雄矛盾的人生、丰富的著述和深邃的思想进行探讨，认为扬雄对东汉文学思潮的变革有着诸多方面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由于作者系于两汉之际的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去探索扬雄的特异性，故于论证扬雄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文学发展所起的重要扭转作用的同时，实则对两汉文学、文风，其中尤以对东汉文学、文风多所论列”[1]。此后许先生将此文修订后收入《汉代文学思想史》第三章第三节《以扬雄为代表的两汉之际文学变革思潮》[2]198-224，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王青《扬雄评传》第六章《扬雄的文学创作与理论》以许先生的观点划分扬雄赋作为开篇。但是许先生重在考察扬雄辞赋创作的各方面影响，虽有涉及扬雄赋论与辞赋创作变化成因，却未有系统论述，故本文考察扬雄赋论与辞赋创作变化过程，从扬雄个人情感因素、个人阅历、经学思想三个方面探究扬雄赋论与辞赋创作变化成因。
一、扬雄赋论与辞赋创作变化述论
关于辞赋，扬雄的态度发生过重大变化。《法言·吾子》载：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矣。”《剑客论》曰：“剑可以爱身。”曰：“狴犴使人多礼乎？”[3]45
《法言》作于扬雄晚年，当属其学术思想定型之后的作品，其要有二：一方面，扬雄少喜辞赋，人所共知，后来一反早年观点，对辞赋持批评态度;另一方面，辞赋具有讽谏的功能，若其功能未显，则流于劝进的弊端。因此，扬雄早年好赋，晚年对赋的功能则持较客观态度，只是因其讽谏效果难以发挥，故有“壮夫不为”之语。由此可见，扬雄的辞赋观实有重大转折变化。
与辞赋观相对应，扬雄在辞赋创作方面也发生重大变化。按照时间顺序可分为三大系列：“第一个系列，可称为骚体系列，其作品包括《反骚》、《广骚》、《畔牢愁》、《天问解》。今虽仅存《反骚》一篇，但据有关资料，该系列作品的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一致，代表了扬雄早期的骚体赋创作。”[2]204-205“第二个系列，可称为大赋系列，其作品包括《蜀都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等，是扬雄辞赋创作极盛期的作品。”[2]206“第三个系列，可称为太玄系列，其作品包括因其哲学著述而引出的文学作品《解嘲》、《解难》、《太玄赋》，以及与此阶段思想相近的《逐贫赋》。”[2]208三个系列的赋学创作过程，实为三个阶段的作品，即扬雄早年主要创作骚体赋作品，中年主要创作大赋作品，晚年主要创作太玄系列作品，呈现前后相续的创作轨迹，却有极其巨大轉折的轨迹，正如许结师所概述：
从时代发展看汉赋的流变，汉初贾谊等骚赋作家仅承先秦骚体，属汉赋的发端期;而汉赋艺术的独立并成为一代正体文学，是在汉帝国强盛的大一统思想下司马相如等的大赋作品出现才得以完成的，而由相如到扬雄形成一持续期;继以扬雄悔赋（仅悔其大赋）为信号，汉赋艺术进入一变革期，在创作上，扬雄向楚骚复归和小赋的出现意味了这点，在理论上，扬雄受自身多变思想和忧患意识的影响，其创作心理和思维结果处于穷变之中，而汉代文学正以此穷变为过渡，显示了由西汉而东汉的发展轨迹。[2]210
汉代文学以骚体为发端，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大赋作家完成一代主体文学的创新发展过程，而扬雄的创作过程亦是从骚体赋开始，再模拟司马相如的大赋作品，最后走向自我革新的太玄系列作品，实则推进了自我否定而朝前发展的轨迹。
由此可见，扬雄的辞赋观与辞赋创作之间呈现了同步发展的轨迹，其趋势概述如下：扬雄早年在蜀地喜好辞赋，辞赋创作以骚体赋为主，间有创作《蜀都赋》，处于高度推崇赋学的阶段。42岁入长安后，创作四大名赋，属于践行赋学观念的高峰阶段。晚年则创作太玄赋，处于否定大赋的阶段，转向创作太玄赋系列作品。
二、抒情功能：扬雄辞赋观念与创作变化的情感因素
前述扬雄否定大赋的观点，实是从大赋的功能来着手，这已然涉及扬雄评判辞赋优劣的标准，即以辞赋能否达意作为评价辞赋的最重要标准。兹述如下：
一方面，骚体赋和太玄体赋能够充分抒发作者个人情感。
在早年，扬雄高度推崇辞赋，这是因为扬雄被辞赋的情感内容所吸引。《汉书》扬雄本传载：
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4]3515
班固首述扬雄以司马相如为榜样，但是笔锋一转，叙述扬雄推崇屈原《离骚》，而在出蜀入京都之后，才开始大量创作大赋作品，这是为了说明扬雄与司马相如之间的差异而作的伏笔。事实上，班固在首句之后就要接续后续的汉大赋作品，但是扬雄又与司马相如有着巨大差异，尤其是情感差异，故于此处叙述其作品的情感基调——忧国忧民之情，其最主要的依托载体正是骚体赋作品。《反离骚》分十章就屈原《离骚》及其生平行迹反作其意，最后提出了解决屈原困境的方法，当以末章最能说明扬雄一生的心态。《反离骚》末章载： 夫圣哲之遭兮，固时命之所有。虽增欷以于邑兮，吾恐灵修之不累改。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溷渔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遗！[4]3521
扬雄借用儒家圣人孔子能够离开鲁国而周游各国，因时而动，未滞留于鲁国，批评屈原固守楚国，更反对屈原沉江自杀的行为，强调要安时适变的心态。
不论是《离骚》还是扬雄的《反离骚》，均是直抒胸臆，内心情感不会被外在语言形式所湮没。与之相似，太玄体赋作品也是直接表达自我思想的作品。《解嘲》的写作背景是“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4]3565-3566这已详细介绍了写作《太玄》之时，扬雄自守而淡泊处世的心态。这种心态明确呈现于《解嘲》当中。
《解嘲》有两处客嘲的内容，均是以扬雄不求禄位而作《太玄》的问题，而扬雄针对社会各界的嘲笑，分为两大部分加以批判。前者分为三个层次，后者则以时势作为前者根源来作结，实可视为第四层次，具体如下：
第一层是认为有没有禄位不能够成为判断士大夫成就的标准。他说：“故士或自盛以橐，或凿坏以遁。是故驺衍以颉亢而取世资，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4]3567由此确立了论述的观点，即入仕为官与遁世为人之间取道不同，并不能成为判断士大夫成败的标准。
第二层是认为处于升平之世的在位者，并非因其才华高、功业大而获高位，而是得到宠幸而已，其升迁原因在于“当途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4]3568。与此相同，当权者实无真才华，即“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4]3568。由此可知，扬雄认为在升平之世，禄位高低均是以是否得到宠幸而已，并非是有真本事，不足以禄位评才华。
第三层是认为古代真正有才华的士大夫，因为真正为社稷办事，不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反证当今得高位者实多为庸碌之人。“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4]3570不能得到高官厚禄，仅是小事，反而因为直言行道，遭遇祸害，故有“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4]3571。由此可知，扬雄认为当时情形是当官不足以实现抱负，反而可能因此罹祸。
第四层是列举各时代有才华的士大夫在各时代成就不同事业，其根源在于因时势而动，否则仅能取祸而已，故扬雄总结道：“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4]3573正是时势的变化造就了不同时代的风流人物，而扬雄以自己所处的时代仅能以立言《太玄》作为成名的手段了。
由上述可知，《解嘲》从开篇引题，中部论述，结尾总结，全部围绕着扬雄作《太玄》的原因与目标来进行，能够充分抒发自我的思想与情感。
与《解嘲》相近，《解难》《太玄赋》《逐贫赋》等均是以自我思想情感作为文章主线，通过各类事例的堆叠排列，形成一系列的论证来回答社会上各类质疑的内容，未有客套虚浮之语，全文贯穿着作者真性情。
另一方面，大赋通过纷繁复杂的文本内容，反向突出作者所否定的内容或者现象，表达效果不佳，甚至泯灭作者真实情感的效果。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
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5]3073
此篇论赞引用扬雄的观点，显然属于后人补做，而扬雄对司马相如赋作的具体评价用语真伪如何，难以确考，但是“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一语则基本符合汉大赋的整体风格特征，即作者的思想情感都是通过夸张铺排相反事物或者现象来反证，泛滥于否定事物，使读者迷失于铺排夸张描写之中。不过此论赞之语颇符合扬雄生平主张，其义当源自扬雄无疑。《汉书》扬雄本传载：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髠、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而不复为。[4]3575
班固道出了扬雄晚年所持的关于大赋的观点，即汉大赋不能够直抒胸臆，反而注重排比夸张之法，用词靡丽，篇幅巨大，无以复加，结尾虽能够回归作者本旨思想，却让读者不可避免产生了误读的效果，其所举例子正是司马相如《大人赋》，让汉武帝产生了严重误读，形成“劝而不止”之效。此处内容正与前述《史记·司马相如》论赞之语内涵完全相同。正是大赋的表达方式与表达目的之间的差异，形成了鲜明反差，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实仅有取悦帝王之效，未能真正实现作赋者的初衷。
事实上，扬雄的上述观点，不仅源自司马相如《大人赋》，更是扬雄个人大赋创作的经验总结，兹以扬雄四大赋之一的《长杨赋》为例查考其个人创作目的、情感与表达效果之间的关系。
关于《长杨赋》，其创作背景正如《汉书》扬雄本传所说：
明年（元延三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敺汉中，张罗罔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罔为周阹，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4]3557
汉成帝好大喜功，不顾民生疾苦，这就是《长杨赋》最为重要的创作背景，而扬雄则希望成帝能够改变这种做法，节省民力，以改善民生作为日常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故扬雄借当时最时尚的文学体裁大赋体来表达上述目的。但是综观《长杨赋》，通篇借子墨客卿和翰林主人对话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其开篇就道出了前述写作背景给人的困惑，实是扬雄本人对此现象不满的态度。子墨客卿概述了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的外事活动场面后说： 虽然，亦颇扰于农民。三旬有余，其廑至矣，而功不图，恐不识者，外之则以为娱乐之游，内之则不以为乾豆之事，岂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为神，澹泊为德，今乐远出以露威灵，数摇动以罢车甲，本非人主之急务也，蒙窃或焉。[4]3558
此段内容概述了汉成帝在外事活动中奢靡排场的危害，确定其活动的性质为扰民与不务正事之举，已然道出了扬雄作此文的初衷，即反对君主奢靡作风，当以百姓福祉作为活动的初衷。但是为了符合汉大赋的传统，扬雄借翰林主人之口讲述了汉高祖灭秦平项中的勤劳征战，建立汉代基业之功劳，又叙汉文帝以节俭之德和文治致天下太平，汉武帝以武治天下，平定海内，汉成帝施行仁政而举办游猎都是为了检阅武功与施行礼乐而怀柔四方。这些内容的铺排效果显然是逐步消解了作者开篇所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对汉成帝游猎之事的描绘与解释，虽然有学者解释说：“实际成帝施政并未达到这种地步，只不过是扬雄暗示讽谏罢了。”[6]134但是综观全文以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三位功绩卓著的帝王作为汉成帝游猎之举的铺垫，显然是对开篇指责汉成帝游猎之举观点的辩护与消解，更多成分是在面谀奉承成帝。
由此可知，《长杨赋》意在讽谏帝王当以礼乐为原则，注重节省民力，致天下于太平之境，但是通过歌颂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和汉成帝的业绩，实已完全消解了其作文的讽谏初衷。又因全文把作者初衷放置于篇首，使全篇的内容都是在辩护其内容，失去了普通大赋最后的立足点，即劝百讽一的功效，由此也就迎来了“辍而不复为”的结果。
因此，扬雄以个人情感能否得到正确表达作为评定各类赋体功能的重要标准，并以此作为其赋学观念和赋学创作的基石。
三、个人阅历：扬雄辞赋观念与创作的实践因素
汉大赋影响了情感表达的效果，但是在扬雄以后，汉大赋仍旧有许多著名作家与作品，如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经典著作，这说明扬雄否定汉大赋情感表达功能，尚属于个体层面。与之相应，扬雄辞赋观念与创作的变化与其基于实践基础上的个人阅历密切相关。
关于扬雄的辞赋观念与创作，实与扬雄的思想分不开。许结师说：
由于时代之兴替、学术之隆污对个人心理的影响，扬雄的思想与行事表现出一种矛盾，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态，这就是强烈的改变现实的要求和痛苦的逃避现实的思想矛盾;这种矛盾蕴蓄了两种精神，即由使命意识激发出的变革精神，由忧患意识产生的反思精神。[2]199
许结师综观扬雄一生行迹而高度概括了扬雄的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高度影响了扬雄对辞赋的态度，尤其是对汉代大赋的态度。事实上，扬雄对汉大赋前后相反的态度，全蕴含在了扬雄骚体赋的创作实践当中了。《反离骚》的主要思想正如许结师所说：“其间含有两层意义：其一，读骚而感于史事，陷入对屈原尊崇、同情以至哀怨的心理矛盾;其二，借史事针砭现实，以屈自况，抒发牢愁。”[2]205而对其特殊性，许结师说：“扬雄吊屈，虽承贾谊、董仲舒、司马迁余绪，但更多是属于他个人的对西汉末世衰危的忧患心绪（如他洁身自好，对当时外戚专权的愤懑）。”[2]205已然涉及扬雄创作《反离骚》的独特性，只是未及系统分析扬雄《反离骚》独特性而已，其独特性大体有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反离骚》首次反思屈原的日常行迹的可取性。汉代士大夫关注屈原沉江之事，当以贾谊《吊屈原赋》为最早。贾谊感叹屈原自沉之事，提出了自己的办法，其文云：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凤漂漂其高滞兮，夫固自缩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弥融爚以隐处兮，夫岂从螘与蛭螾？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惪晖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徵兮，摇增翮逝而去之。彼寻常之汙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鱏兮，固将制于蝼蚁。[5]2494-2495
贾谊认为，屈原不该固守故国，而应该外出寻求机会，避免出现被群小所制的困境。但是贾谊主要同情屈原的遭遇，深思自我处境而已，纾解“意不自得”的内心。与贾谊相似，董仲舒因自身“为人廉直”杵公孙弘，作《士不遇赋》，有“若伍员与屈原兮，固亦无所复顾”[7]1之语，仍属同情其不遇，未有新看法。司马迁则是在观屈原一生行迹之后，于《史记》屈原本传说：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馋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5] 2482
司马迁认为，屈原因所遇不明之君而穷，高度推崇其志向，对其深表赞赏，抒同情之意，但未及其他方面了。
与这些前辈不同，扬雄对屈原的处境和行迹逐条反作其意，正如班固所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4]3583在这个反作其意的过程中，扬雄说：
带钩矩而佩衡兮，履欃枪以为綦。素初贮厥丽服兮，何文肆而质！资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赖。凤皇翔于蓬陼兮，岂驾鹅之能捷？骋骅骝以曲囏兮，驴骡连蹇而齐足。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拟而不敢下。灵修既信椒兰之唼兮，吾累忽焉而不蚤睹？[4]3516-3517
扬雄高度赞赏屈原的质美之体，反问屈原为何不能够早识君心难测而采取相应对策，免于陷进退维谷之境。扬雄对屈原的反问实在情在理，因为既然从事政治，就要按照政治的法则或者规律处理政坛之事，而非简单以赤子之心对待政坛之事，这样的反思亦符合社会情境。与之相似，扬雄从此段之后逐层反思屈原招忌的原因，即从屈原的日常行为举止寻找其悲剧成因。面对诸多进谗之人，扬雄批评屈原“闺中容竞淖约兮，相态以丽佳”[4]3518。明知事不可为，却又要逆流而上，不知进退，反问：“知众嫭之嫉妒兮，何必飏累之娥眉？”[4]3518这是扬雄反问屈原不能明哲保身的原因，批评屈原太过锋芒毕露，重在强调自我保护的政治对策。又追问屈原在政治失败之后，为何不外出寻找实现政治理想，即“览四荒而顾怀兮，奚必云女彼高丘”[4]3521？正如顏师古注曰：“女，仕也，何必要仕于楚也。”[4]3521即使非楚不仕，那也没有必要沉江自杀，即“陵阳侯之素波兮，岂吾累之独见许”[4]3519？正是在诸多的质疑当中，反思屈原日常行为的合理性及其处理方法的科学性，因为谁都无法预测命运，可能此次挫折过后，就会迎来自己成功的时机，即“累既攀夫傅说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鷤之将鸣兮，顾先百草为不芳”[4]3520。失去生命之后，一切生前之事也就失去可能性了。 另一方面，《反离骚》批评屈原处理问题的方式，首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既然反对屈原日常举措，又反对其处理方法，扬雄就借屈原之事阐述自己解决问题之方法。一是大隐隐于朝，即“芳酷烈而莫闻兮，（固）不如襞而幽之离房”[4]3518。既然芳香之气无人欣赏，应该敛行而藏迹，褪去外在功利之心。与之相同，扬雄否定屈原沉江之事，认为这于事无补，应该静待世事变化。扬雄批评屈原说：“既亡鸾车之幽蔼兮，（焉）驾八龙之委蛇？临江濒而掩涕兮，何有《九招》与《九歌》？”[4]3521正如张震泽注：“讥屈原言辞夸张，不符实际。”[6]171二是坚持自我理想信念，不被外在之物所束缚。屈原把全部的内心外化为追求目标，缺少永恒的信念，如“精琼靡与秋菊兮，将以延夫天年。临汨罗而自陨兮，恐日薄于西山。解扶桑之总辔兮，纵令之遂奔驰。鸾皇腾而不属兮，岂独飞廉与云师！”[4]3519追求长生的目标与自沉汨罗江的行为之间，前后矛盾。与之相对应，扬雄从历史事实的角度论证个体与社会现实环境之间的关系，提出处理的方法，那就是直面外在环境的苦难，采取变通之法处理问题，保存生命，反而存在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反离骚》文末载：
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虽增欷以于邑兮，吾恐灵修之不累改。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溷渔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遗！[4]3521
扬雄先以圣贤不遇明君，本属生命历程的正常现象，唯有变通，才有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孔子就是一例。即使无法实现预期目标，但是也不能轻生以逃脱现实苦难，而应该淡然处之，保留实现的机会。
这不是扬雄苛求于屈原，而是扬雄表述自己的真实想法，且通过实践，真正融积极进取与退守自处为一体。此可证于扬雄在官场的经历，兹证如下。
中年时代，刚入京城，尚未深入了解帝王的思想、品行及官场形势，故扬雄非常积极入世，如前述许结师所说的“强烈的改变现实的要求”，只是扬雄借助于大赋体式而已，《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大赋正是此时的代表作品，也均有为而作，目的均是改变汉成帝过于奢华的帝王生活，即使不是汉成帝责任之事，也要劝谏，如《甘泉赋》。《汉书》本传载：
（甘泉宫）且为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党鬼神可也。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虙妃”，以微戒齐肃之事。[4]3534-3535
甘泉宫本不是汉成帝所建，其奢华程度也非成帝之责，但是扬雄仍谏言其太奢华，更是对汉成帝在斋戒之期，让赵昭仪扈从其间，显违礼教，劝谏汉成帝遵守礼教。由此可知，扬雄向汉成帝献赋当有求闻达于帝王的思想，但是其秉持的儒家思想，又使其具有为天下苍生建言的担当精神。这是扬雄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之心作为行动的出发点。
但是通过献赋，帝王行为并未因此有任何改观，扬雄改变现实的要求也就无法得到满足，故扬雄退守自身道德，不再积极入世。《汉书》本传载：
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4]3583
扬雄四十出头由蜀郡入京，先为王音的门下史，因奏《羽猎赋》被提拔为郎，与王莽、刘歆同列，后在哀帝时与董贤同官。当王莽、董贤为三公之时，扬雄却原地踏步，担任郎官。因此，班固认为在西汉末年的政坛中，扬雄淡泊名利，不以加官进爵作为人生目标，始终以立言作为人生目标。班固仅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以扬雄后期淡泊名利论定扬雄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固然符合事实，但这是扬雄积极入世之后无法施展抱负后的退处自守的结果。这是由于班固未全面考察扬雄行迹而妄下结论，显属臆测多于事實。上述情形可获证于前述《解嘲赋》的创作缘起。这是扬雄穷则独善其身的结果，也就是许结师所说“逃避现实的思想”。
由前述可知，扬雄的行迹确如许结师所言，扬雄思想具有“强烈的改变现实的要求和痛苦的逃避现实的思想”两方面，但是我们认为两方面不构成矛盾，而是扬雄自我思想体系调整的结果。前部分为汉成帝以前时期，后部分则是哀、平、新莽时期，综观其时间的线性特点，可知这是扬雄人生思想变化轨迹，不能构成矛盾之处，因为时间的线性特征决定了扬雄思想的变化过程并非同一时段发生的，此其一。扬雄的行为实符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精神，如得志时，积极进言四篇大赋，讽谏君主，力求改变现实，难以如愿之后，则退处自守，创作《太玄》等作品。在此形式之内，扬雄又为自己寻找到一条安顿不平之心的道路——立言，正如前引本传所说“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4]3583，实是扬雄以立言作为人生退处阶段安顿精神方法，与孔子正相符，可视为儒家人生轨范。
四、注重创新的经学思想：扬雄辞赋观念与创作变化的文化因素
汉代是经学昌明的时代，各类文化现象都受到经学的深刻影响，扬雄亦不例外。扬雄辞赋观念前后反差与辞赋创作内容变革，都是扬雄注重创新经学思想的产物。
在两汉经学昌明时代，其时学术风气正如《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赞文所说：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4]3620
“元始”为汉平帝年号，公元1至5年，正是扬雄所处的时代，当时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更有甚者，“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4]1723，显然是当时经学风气使然，其最重要的特征正是重师法，正如皮锡瑞所说：“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8]77一字不敢出入，造成层层相因的结果，以至于出现前引《汉书》的情形。这正是当时的经学现状。 与当时层层相因的经学风气相似，扬雄亦以经学作品或者前辈学者的作品作为学习模拟的对象。《汉书》扬雄本传载：
（扬雄）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忽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4]3583
在选择对象方面，扬雄以《周易》《论语》《仓颉》《虞箴》《离骚》及相如赋作为学习对象，始终以经典作品作为学习的对象，这是对经学风气的继承。
但是与时代风气不同，扬雄重在学习前代经典的内在精神或者格式，运用自己的知识创作出具有自我特征的作品，这亦可证于前述《汉书》扬雄本传的赞语。如扬雄学习前代经典，但是班固均以“作”来命名扬雄《太玄》《法言》《州箴》《反离骚》及四赋，明显不属孔子所言“述而不作”（《论语·述而》）的述或者注了，改变了经学注解作品的特征，此其一。扬雄学习前代经典作品是“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则是重在学其本原的精神实质及规律之外，以驰骋自己思想作为主要内容，实非汉代经学层层相依的风格，此其二。
在独特经学思想的指引之下，扬雄的文学创作也在模拟外在形式的过程中，大力突破原有范式的束缚，正如许结师所说：
从现象上看，汉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因袭复古之风，此与整个汉代以五经为祖祢，以圣贤为准则，和重师法传承、章句治经的学术风气有关。……也恰是在这股复古思潮中，出现了扬雄这样的兼因创于一身的文学家。在他的创作审美和理论构想中，既表现出摹拟复古，又表现出变革创新;而在东汉文学思潮兴起后，王充、张衡、仲长统等人正是抛弃扬雄思想中摹拟复古而扬举其创新精神以推动文学理论之发展的。[2]22-23
许结师简要概述了扬雄时代文学深受经学影响的情况，论述了扬雄文学思想与经学之间的关系，可作为前述《汉书》概述扬雄经学思想与文学的注解。故我们重点关注扬雄经学思想的创新性以证扬雄赋学创作与赋论变化的成因。
由前述《汉书》扬雄本传所载“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可知扬雄以立言传世作为人生的重要目标，而其立言的途径正是在传统注经之外，寻求树立经典地位的方法。
一方面，扬雄以推崇儒家之道作为作品的核心内容。扬雄的作品与传统经学的传注之间关系，实是异曲同工，此可证于《太玄》与《周易》之间的关系。关于《太玄》与《周易》之间的关系，司马光《说玄》详细比较两者之间的关系，逐一论证两者从原理、篇章结构到内在运行机制方面都具有相似之处[9]3-5，尤以内在指导思想最具典型，故说：
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皆本于太极两仪三才四时五行，而归于道德仁义礼也。[9]5
《太玄》与《周易》能够做到殊途同归，则是认定《太玄》与《周易》实取径不同，只是内在的原理均是以太极、两仪、三才、四时、五行为基础，并以道德仁义礼作为其阐扬的对象而已。故司马光认为：“乃知《玄》者所以赞《易》也，非别为书以与《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之浅而过之之深也！”[9]1-2司马光是从传统经注关系来看待《太玄》与《周易》的关系，但是司马光无法否定的是《太玄》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故说《太玄》的内容特点：“考之于浑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于当今而玄非不行，穷之于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万物之情而不漏，测之以鬼神之状而不违，概之以《六经》之言而不悖，藉使圣人复生，视《玄》必释然而笑，以为得己之心矣。”[9]1司马光是从《周易》与《太玄》均具有综罗天下万物的维度来论定《太玄》是《周易》的传注，但亦不得不承认，《太玄》与《周易》仅是得圣人之心，而非完全相同。即使扬雄同时代的学者也是以《太玄》与《周易》的传注具有不同的特征。
与之相似，《法言》也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核心内容。班固《汉书》本传载：
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4]3580
《法言》的创作缘起于学术界歪曲儒家圣人的学术观点，迷惑大眾，与经典颇相违背，为了指摘时代，纠正错误学术观点，其目的正是为了突破世俗观点，弘扬儒家学术思想，故以《论语》格式创作《法言》。
不管《太玄》还是《法言》，均是以儒家圣人之言作为基础，与《五经》主体思想相同，故时人桓谭评价其内容：“论不诡于圣人。”[4]3585因此，扬雄以儒家思想作为基础，顺应当时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思潮，逐渐被社会所接受。《汉书》本传述其情况说：“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然篇籍具存。”[4]3585到东汉中期，《太玄》也被确定其为一代典范，正如张衡所说：“兴者之数，其道必显，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岁其兴乎！”[10]339由此可见，扬雄以儒家思想作为主体内涵，使其作品被社会各界逐步接受，最终成为一代经典。
另一方面，扬雄以“言辞并称”作为经学形式与内容的判断标准，创作具有自主个性作品，力求成为传之后世的经典作品。扬雄《法言·吾子》篇载：
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3]60
汪荣宝注“事、辞称则经”说：“《考工记》郑注云：‘称犹等也。’《仪礼·聘礼》记云：‘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辞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3]60则事与辞之间的关系要达到对等，方能实现最佳状态，即经典作品。赋则是辞胜事，远不能实现经典地位。正是以此为标准，扬雄极力否定赋的功能，而对《太玄》则是颇为看重，虽然司马光于《太玄经集注》卷第一卷首下按语曰：“子云《法言》《解嘲》等书止云‘太玄’，然则‘经’非子云自称，当时弟子侯芭之徒从而尊之耳，今从之。”[9]1当可成立。但是当时人已然定其为经，故班固《汉书》本传有云：“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4]3585则扬雄弟子以《太玄经》尊称其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如东汉学者张衡《与崔瑗书》就说：“披读《太玄经》。”[10]339此后《太玄经》一名几成定论，故司马光说：“诸家皆谓之《太玄经》。”[9]1 正是为了树立经典地位，扬雄在模拟《周易》的形式之外，更注重自我思想体系的建构過程，正如《汉书》本传载：
大潭思浑天，参摹而四分分之，极于八十一。旁则三摹九据，极之七百二十九赞，亦自然之道也。故观《易》者，见其卦而名之;观《玄》者，数其画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与《泰初历》相应，亦有颛顼之历焉。筮之以三策，关之以休咎，絣之以象类，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拟之以道德仁义礼知。无主无名，要合《五经》，苟非其事，文不虚生。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冲》《错》《测》《摛》《莹》《数》《文》《掜》《图》《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体，离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4]3575
班固概括了扬雄《太玄》与《周易》之间的共同点是“自然之道”，而更多的是《太玄》的创新点，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基础有差异。如《周易》以卦为单位，《太玄》以画为单位，以数为基础。二是内容的差异。《周易》以六十四卦的卦爻辞作为主体内容，而《太玄》则利用了太初历、颛顼历等新的成果，又在其中融入了人事、仁义礼智道德等人类社会的内容来解释天下万物，由此形成了一个体系庞大的思想体系。故张衡《与崔瑗书》说：
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10]339
张衡已然把《太玄》作为和《五经》相比拟的作品，称为代表汉代典范的经典，甚至《太玄》的出现与儒家经学作品一样，预示汉代前后四百年国运。虽然其言使用了谶纬之学，但是张衡以赞叹口吻来评价《太玄》，可谓无以复加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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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汉〕张衡，撰.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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