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语学视角下《红楼梦》书名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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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书名承载了著作的内容和精神，是普及和推广文化的第一媒介。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是经典的中国文学典籍，其书名英译的探讨也一直是红学与翻译学研究的重点。从术语学的认知维、语言维、传播维三个维度对《红楼梦》书名英译的杨宪益译本和霍克斯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这两个译本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造成不同的认知效果和传播效度，由此指出现代术语学理论对中国文学典籍书名翻译实践的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 术语学;书名翻译;中国文学典籍;红楼梦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2.0105.05
一、引言
书名是读者对书籍的第一印象，它会影响整部作品在读者中的接受度，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书名的恰当翻译可以有效地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对书中的文化精神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产生积极作用。中国文学典籍《红楼梦》自问世以来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涉及了宗教、婚姻、习俗、价值观等中国文化元素，与西方文化存在极大差异，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随着《红楼梦》的英译研究越来越深入，其书名翻译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该书名也有多种翻译版本，其中以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两个版本的译名流传度最为广泛。目前来说，如何使《红楼梦》书名翻译在传递原著的文化内涵中获得更好的效果是红学界和翻译界不断研究和讨论的问题。
中国文学典籍书名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具有特定的文化概念及精神内涵，与普通词汇翻译存在较大的差别，译者需要考虑到书名的专业性、理据性，简明扼要再现原著书名，传达出书中的内容及精神。术语与概念意义的关系十分密切，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也非常丰富。译者在处理书名的翻译中若能采用术语学的相关原理进行分析处理，从概念特征的角度来充分理解书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并有效地应用术语学的三个维度，即认知维、语言维及传播维（以下简称“三维”），将有利于为今后中国文學典籍书名翻译提供实用的指导框架和借鉴意义。因此，本文拟结合术语学的三个维度来分析中国文学典籍《红楼梦》两个英译书名对读者产生的认知效果以及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传播效度。
二、术语学的“三维”研究概况
传统术语学以词汇的概念为先，通过研究术语单位来更好地关注其内在的概念意义。其理论基础是奥地利术语学家欧根·维斯特[1]提出的术语学三条基本原则：第一，术语学研究只考虑词汇的概念意义;第二，术语学只限于研究词汇;第三，术语学是共时性的语言研究。然而，传统术语学的研究是有局限性的。冯志伟[2]曾指出，除了以概念为基础研究术语外，还应从知识本体出发进行研究;除了研究词汇外，还应研究句法和语义;除了用共时的方法研究术语学外，还应关注术语研究的历时性。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术语学家们一直在进行理论创新，致力从多角度研究术语。英国术语学家Juan C. Sager[3]认为，基于语义分析，术语可从三个不同角度，即所指对象、所指对象的名称及二者的关系来进行研究，从而得出术语学理论的三个维度，即认知维、语言维及传播维。Sager[3]首先从认知的角度出发阐释人们如何认识客观事物并用语言表达与其建立联系，从而理解术语概念及其定义;其次通过客体的语言表征方式来考察术语命名中的概念问题;最后为术语的使用建立了一个交际模型，探讨术语在交际活动中的有效性。这一观点为现代术语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同样，与术语学的三个研究维度相类似的还有胡庚申教授所提出的“三维转换”。这是基于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上所提出的一种翻译方法论。生态翻译学的概念由胡庚申教授[4]在《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一书中正式提出，即指“一种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其中，适应性选择是生态翻译理论的核心，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必须实现“三维转换”，即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来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并达到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从而得出最优的翻译作品。
术语学的三个研究维度与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虽然在命名上有所差异，但两者在内涵上存在共性之处。从认知—文化维层面上看，都关注了不同认知背景下文化差异问题;从语言维层面上看，都通过关注不同语言的特点差异来实现翻译转换;从传播—交际维层面上看，都考虑了读者因素，注重不同信息文本转换的目的，强调译文的可读性、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从而促进良好的交际活动。然而，由于术语学与生态翻译学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基础不同，其“三维”的着重点也有所差异。生态翻译学是将生态学与翻译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胡庚申[5]认为其核心是强调译者的作用，以“译者主导/中心”为核心理念、以“翻译即适应与选择”为主题概念，因此，译者的“三维转换”对翻译生态环境下的适应与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意义。而术语是对专业知识领域中某一概念的语言指称，传统术语学强调概念与名称的对应关系，现代术语学也更重视术语的跨文化交际语境因素。因此，Sager提出的术语学三个研究维度体现了术语翻译不仅要受语言本质属性和术语翻译规律的制约，同时也十分注重文化传播的影响[6]。
本文从术语学的三个研究维度出发进行中国文学典籍书名英译研究，是由于书名作为一种专业词汇，属于专业领域内某一概念的语言指称，符合术语的特征。如果译者在书名翻译的过程中能利用术语学的相关视角进行分析，更多地考虑书名作为专有名词的术语性质，并对书名中所包含的相关概念进行梳理，那么将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书名翻译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中国文学典籍书名不仅体现了著作的精神内涵，还包含着不少中国传统文化因子，译者在进行书名英译的过程中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概念，“寻求一种什么样的翻译模式能让这些代表性术语的外译既准确流畅又易于理解和传播，仍是翻译界的巨大难题，以至术语的对译成了制约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的瓶颈”[7]49。然而，关于中国文学典籍书名英译的研究不是很多，主要是探讨书名翻译所遵循的原则[8]或以译本为例印证某些理论[9]。目前从术语学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典籍书名翻译进行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研究空间十分广阔。因此，这方面的研究理应得到更深入的发展。 三、《红楼梦》书名英译的认知维分析
认知维关注的是“将语言形式与其概念内容相联系起来的认知方式”[3]13。人们往往根据对客观实体的认识抽象形成概念，再结合新的语言形式而构建术语。因此术语与人们的认知有着紧密的关联。然而，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人们的认知能力不尽相同，即不同主体对同一客体的认知可能存在差异，这就给术语翻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可见，从认知层面来看，译者在术语翻译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寻求译语中语言形式和概念内容的贴合度，从而提高译语主体和源语主体的认知和谐度，对同一客体达成共识。
就《红楼梦》来说，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两个版本的译名则体现了中西方对色彩词不同的认知取向。杨宪益夫妇将《红楼梦》译为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保留了“红”这一特殊的文化意象。红色是中国传统色彩之一，中国人认为这是吉祥、喜庆的颜色，不仅象征富贵荣华，还常用来指代青春貌美的少女，如“红颜”“红粉”“红妆”“红袖”等。因此，“红”的意象具有深厚的文化沉淀，常常体现在中国文学的各个角落。《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典籍中的代表作品之一，具有丰富的文化性和艺术性，“红”字对于这部小说尤为重要。例如，《红楼梦》中的人物服饰多为红色，回目名也多次出现“红”字[10]。书中所出现的词句“千红一窟”“飞燕泣残红”“红消香断有谁怜”等无不揭示了林黛玉、薛宝钗、贾元春等金陵十二女子红颜薄命的悲剧。周汝昌也曾提出“红”与小说主角之一贾宝玉的紧密联系：“宝玉以爱红闻名，……吃丫环吃金钏唇上之红，爱袭人姨妹身上之红，……必非无故”[11]515。由此可见，曹雪芹将红色作为全书的高调色，“红”字对于作品《红楼梦》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杨宪益夫妇对“红”字进行了异化处理，直译为 “red” 充分传达出了原文的神韵及文化内涵。
而霍克斯则将《红楼梦》译为其别名《石头记》，即 The Story of the Stone ，这其中自然也有他的考量之处。《红楼梦》开篇处的第一回早已道明“石头”的缘故，原来是女娲补天弃而未用的頑石落到了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后来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经过这个地方时施法将这块石头变成一块美玉，并刻上“通灵宝玉”等字样，其后带入红尘，历尽人世间的悲欢离合[12]。这就开始了贾宝玉携玉而生以及贾府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而后来由于《红楼梦》这一版本的流传更加广泛，以致《石头记》这一别名鲜有人知。因此，霍克斯译为《石头记》意在更好地保留《红楼梦》书名原意，既弥补了文化认知上的偏差，也帮助中西方读者加深了对《红楼梦》的了解。其次，霍克斯[13]45认为，“‘red’的中文意思往往代表‘春天’、‘青春’以及‘吉祥好运’等褒义，因此在全书中反复出现;而英文的‘red’除了能让人联想到年轻人绯红的面颊以及鲜红的嘴唇以外，就没有其他褒义”。因此，由于中西方对色彩存在不同认知和意义表达，霍克斯考虑了英美读者的预期接受倾向，进行了归化处理。同样，霍克斯在处理书中“红”字的翻译时也做了适当处理，例如，将曹雪芹的书斋“悼红轩”以及贾宝玉的住所“怡红院”分别译为“Nostalgia Studio”及“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使其符合英美读者的认知习惯，也不会造成文化上的误解。而“石头”在西方神话中也具有丰富的符号意义，民间相传石头有生命且在生长，与神灵相通，化身为人类，代表着人类希望永生的美好愿望[14]。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前身神瑛侍者与林黛玉的前身绛珠仙草有宿命的姻缘，绛珠仙草前世未报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于是动了凡心，要求一同下凡用自己的眼泪报恩[15]。仙人化身的一僧一道得知后将石头夹带之中，跟随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经历红尘，后来便有了贾宝玉及林黛玉后世的爱情悲剧故事。由此看来，霍克斯将书名译为 The Story of the Stone 不仅可以避免不同文化中对色彩词的认知差异所造成的误解，同时能吸引西方读者对小说中由石头所起的一系列故事产生更多联想，有利于加深对小说内容的认知理解。
四、《红楼梦》书名英译的语言维分析
语言维关注的是“术语现存及可能的表征方式”[3]13。“术语是概念的语言表征，因此语言维主要考察用以表达概念的语言形式问题”[16]49。现代术语学理论已不再仅仅关注术语与概念之间的严格一一对应关系，而是根据不同的交际情况，采用尽可能多的语言表征方式来表达同一概念，例如同义词、复合词以及词缀变体等[3]13。因此，若译者能结合语言的各种表现形式，如词义、结构、修辞等方面来考察术语与概念的贴合度，采用能被译语读者接受和认同的语言方式，使源语和译语在语义上相对应，就能大大提高术语的语用价值。
由于中英语言在表达方式上存在差异，《红楼梦》的英译书名和中文书名所反映的文化会有所不同，给读者的感受也会不一样。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采取异化的手段，保留了原书名的形式，仅起到“所指”的作用，即指《红楼梦》这部著作。但从语言形式上看，这一译法也体现了杨宪益夫妇对于《红楼梦》书名翻译的细节处理。《红楼梦》中的“楼”含义丰富，不仅指简单的楼房建筑，也代表了书中的“荣宁二府”及四大家族和封建王朝的盛衰之路。杨宪益夫妇将“楼”译为复数“mansions”，表明了《红楼梦》主要讲述发生在荣宁二府里的故事。另外，就字面意思而言，“mansion”与“楼”确实比较接近，而且也有“府”的意思”[17]448，如中国儒学文化圣地“孔府”译作“Confucius Family Mansion” [18]151。而书中的“红楼”亦称“朱楼”，用来指代富豪权贵人家的府邸，如“昨夜朱楼梦，今昔水国吟”，“帘卷朱楼罢晚妆”等[10]243。因此，这一译本不仅选词准确，同时使用复数形式再现了原文的用意。其次，将“梦”译为单数“a dream”使得“整个故事被艺术地归结为一个梦，一个红楼里的梦，一个关于繁荣大家族走向衰败的悲剧梦” [19]2，达到了艺术与真实的统一。 中文小说书名中习惯带有“记”“传”“录”等体制性后缀的字，而《红楼梦》的别名《石头记》中的“记”字实际上是指“故事”，而不是“记录”。这在原著第一回中也有交代，通灵宝玉下凡历劫几世后又复原回到青埂峰下，空空道人路过此地，看到石头上写的就是“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17]447。霍克斯则使用归化的手段，译为其别名 The Story of the Stone， 将“stone”喻为携玉而生的贾宝玉，点明了书中的主要人物，并提示了读者《红楼梦》是以贾宝玉为主角展开的一系列故事，这也更符合英语小说主要以突出主人公为特点的命名习惯，便于西方读者的阅读。另外，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回译成中文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在红房子里睡觉”，能使英美读者的头脑中联想到神秘且耐人寻味的意象，但这一语言表征与源语本义大相径庭，同时会导致英美读者对源语理解造成偏差。实际上，“红楼”这一意象在小说中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除了喻指书中荣宁二府及其兴衰之路外，曹雪芹在书中第五回也提到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姑所作的《红楼梦》十二支曲，象征书中金陵十二钗，因此“红楼”也暗指这十二位女子的悲剧命运如同一场梦。霍克斯认为将其直译成“red mansions”未必能完全体现其中的内涵。因此，虽然霍克斯的译本牺牲了源语的文化特色和比喻形象，但其体现的语言形式和表达的概念内容更易为英美读者所接受。
五、《红楼梦》书名英译的传播维分析
传播维关注的是“术语如何在交际过程中起作用以及其实际使用情况对术语本身性质及用法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推进术语在交际活动中的服务效果”[3]13。Sager[3]认为，良好的交际状态是指发出方生成信息时的目的与接受方接收文本后的知识状态完全一致，因此，为了达到交际成功，发出方在生成信息过程中需要做出三个选择，即对目的的选择、对知识的筛选以及对语言的选择。也就是说，在术语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与读者，即发出方与接收方对信息文本的目标期待值一致，同时译者能正确假設读者的知识状态并通过选择双方已知并能理解的语言形式来构建信息文本，从而提高译语文本的可接受程度，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翻译是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而书名翻译是一部著作走向世界的关键一环，对文化传播起着重要作用，也由于其具有较强的文化特殊性，因此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考虑受众的可接受度。而如何通过书名翻译实现有效传播，这就需要译者考虑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译语传播的目的、翻译的原则、译语受众的语言认知程度、源语和译语的文化差异等。谢天振[20]曾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中指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任务不仅仅是把中国文化忠实地译成外语，因为这样显然没有考虑到译本的传播和接受问题。谈及《红楼梦》的对外传播和接受度，国内学者对《红楼梦》的杨宪益译本与霍克斯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大都认为这两个译本在艺术成就上不分上下，两位译者也倾向于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进行书名英译来传递书中丰富的文化意象，然而在西方读者中，霍译本的声望远远高于杨译本，其对外传播的影响力更为广泛 [21]。《红楼梦》这一书名包含了浓厚的中国文化印记，曹雪芹在作品中通过空空道人所悟的十六字“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交代了小说的整体走向，而“色”“情”“空”和题目“红”“楼”“梦”这三个文化意象分别相互重合，从“色”的物质世界到“情”的精神感悟，最后对“空”的人生了悟，作者揭示了人生的终极意义：人生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都如红楼一场梦，最后都会走向虚幻的“空”。因此，不管是文化内涵还是语言表达方面，中西方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对色彩词的解读以及文化意象的阐释。杨宪益夫妇对这一著作的译名则选择保留源语的语言形式和文化内涵，目的是唤起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元素。但由于这“属于源语文化对外宣传的一种改写方式，不属于英语世界对《红楼梦》的接受和改写”[22]239，杨宪益夫妇译本在海外市场的传播效果必然欠佳。而霍克斯则以译语文化为归宿，对《红楼梦》的书名进行了归化处理，尽可能地避免中西方文化冲突，以提高英美读者的接受程度，这就为霍克斯译本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尽管“红楼梦”这三个字中所传递的人生感悟并非“石头记”能完全承载，但在文化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实现文化交流，而传播的目的就是为了理解，只有真正传播出去，才有真正理解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看，霍克斯对《红楼梦》书名英译的处理是具有合理性的。可见，《红楼梦》的书名翻译不仅要考虑到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也要关注其对外传播的效度，从而推动中国文化的有效传播。
六、结语
中国文学典籍英译的目的是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向西方世界传播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好的书名翻译能够激发西方读者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同时有效促进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从《红楼梦》的两个译名可以发现，当英译本面向国内读者时，杨译本运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基本保留《红楼梦》书名中的文化内涵，从而实现了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而当英译本面向国外读者时，霍克斯主要采用了归化翻译，将《红楼梦》的书名译为其别名《石头记》，即“石头的故事”，以提高西方读者对《红楼梦》的接受度和认知度。具有不同认知背景的读者因受到自身语言文化的影响，对原文和译文自然会持有不同的认知观。因此，译者在翻译书名时从术语学的三个维度进行思考，不仅要注意认知和语言层面的转换， 再现中国文学典籍中的文学价值及其承载的概念内容，更要注意译本对外传播的效度，从而实现中西方良好的跨文化交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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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E Title Translation of Hong Lou Me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minology：
Exampled by the Two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Yang Xianyi and Hawkes
KUANG Xini
（School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20， China）
Abstract： The book title carries the content and spirit of the whole work， which is the prominent medium to popularize and spread culture. Hong Lou Meng ， one of the four great classical novels of China， is an important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 Moreover， the C.E title translation of Hong Lou Meng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in the study of redology and translation. Based on three dimensions of terminology， namely cognitive dimension， language dimension and communication dimens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Yang Xianyi’s translation and Hawkes’ translation of the title of Hong Lou Meng is conducted. It shows that the two translation versions adopt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resulting in different cognitive effects and communication validity. Thu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modern terminology theory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title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ics.
Key words： terminology; title transl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ics; Hong Lou Meng
編辑： 邹蕊
收稿日期： 2019.07.01
作者简介： 邝曦妮（1995-），女，广西梧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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