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宋理学家所撰碑志文中的两浙富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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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由于碑志的文体属性、撰写者的思想观念、撰写者与富民的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两浙地区的富民在其碑志中被理学家撰述为乐善好施的“善士”形象。但在许多关涉富民的碑志中却存在着一些富民为富不仁的记述，这使得富民的实际生活呈现出复杂性。此外，随着南宋科举取士的兴盛和任官程序的严密化，落第士子逐渐成为两浙富民群体的重要构成部分。
　　关键词 南宋，理学家，碑志文，两浙，富民形象，义利观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12-0050-07
　　中唐以降，富民阶层崛起，成为地方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中心。①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富民之形象日益凸现，成为研究地方基层社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随着南宋理学的兴盛和传播，理学家在富民形象之书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富民形象多存留于理学家所书的碑志文中，且两浙地区的富民碑志占有很大比重，其中，尤以浙东学派所撰居多。这并非一个偶然的现象。由是，笔者就南宋理学家所撰碑志文中的两浙富民形象作一系统地探究。②
　　在宋代，大多数富民占有丰厚的物质财富，未获得政治权力。富民群体不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社会组织，而是以财力殷实为其主要社会特征。南宋时期，富民群体在两浙地区担当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使得碑志文中其富民的公共形象十分突出。
　　首先，富民在致富后凭借丰裕的财富，积极地接济族人和乡人，巩固家族的团结与和睦。如何少嘉“处宗族以顺，待朋友以信，接乡党以礼，协亲戚以恩意”;③喻夏卿“孝友慈爱，慈恤里闾，而豪夺力取之事不行焉”;④陈敦化“家累百金，益能增侈，先德之施，伏腊之外，率用振业族党乡闬之急难”;⑤叶权“规处其祭丧婚嫁，使有经用;分其子弟，使有常职;使不傲不愚，共家之业而皆达于学义”;⑥边友诚“推是心于宗族，相与欣欢，无纤芥隙。有贫乏者，月必馈之，贷久不偿，置而不问。推之旁亲，亦皆恩意周浃”。⑦从中可知，接济亲友是很多富民的日常生活。
　　其次，宋代的赈灾救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史载“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志意，视前代尤为切至”。⑧其中，民间赈济逐渐成为官府赈灾的重要补充，而富民救济也是民间赈灾的组成部分。如“绍兴丙辰，岁大侵，婺米斗千钱”，“发廪不足，（潘好古）则橐厚赀致他郡粟，下其直十之三以贷之。秋稔，民劝趣偿惟恐后，公闵民偿之不易也，视初贷复绌其一”。①“暴雨雪，乡邻艰食”，张进之“给薪米以赈之。市材治棺，以待贫无周身者。每千人为一录，曰‘冥惠’，饭千僧以荐之”。②吕师愈“致富虽纤微，然遇旱饥，辄再出稻子数千斛，助州县赈贷”。③“凶岁，人多闭籴，（陈敦化）常发私廪平价出之，赈贷单贫，孜孜不倦”。④由此可见，积极参与赈灾是富民在乡里社会的活动之一。
　　再者，除了赈灾活动外，富民也会对地方的公共设施进行改善。如孙永叔“出私钱筑堤捍海，县无凶年，繄君力也”。⑤潘好古不仅“代官逋、弛私责、恩鳏寡、逮困疾，旁及棺槥、飧药、桥梁、井泉之属，给予除治亡所靳”，而且赞助松阳学田，支持家乡教育，“处（州）之学所以裕于养士者，繇公之助也”。⑥汪及甫“里有重费，则以为己任。更新县学，材良工坚，有助风教。建石梁于双溪，新既坏于南江，续惠政于归湖”。⑦“津梁道路，有不便往来者”，阮符向“倡率乡闾，协力修治”。⑧可见，在南宋基层社会中，富民在农业水利、乡村道路、教育设施的建中设发挥着作用。
　　最后，基于富民在地方建设和赈灾救济中的突出贡献，他们在地方社会中取得了一定的威望。由此，有些富民可以协助官府处理一些民间纠纷，在维护地方秩序上发挥作用。如胡彦功父子“端然坐家，为里闾信服，不啻官府，能光显公济余业”，乡人都认为“此其父子皆有过人者”。⑨余仲美“家豪于赀……自奉约甚，语人善不绝诸口，乡闾有讼，往往就之平决，耻干官府”。⑩在余姚县，“里正多破业，仇讼不已”，县令施侯劝民义役。茅唐佐积极支持义役实施，“亟捐膏腴数十亩倡之，博尽众谋，画为要束，期于坚定永久”，县令“施侯特所叹重，遂以为一县式。岁饥，独不闭粜，远近赖之”， 等等。
　　概言之，在富民碑志中，两浙富民抚恤乡里族人、赈灾救济、改善公共設施和处理民间纠纷的现象较为普遍，从而使得大部分富民呈现出“善士”“佳士”的形象。
　　不过，在一些关涉富民的碑志文中，两浙富民却呈现出另一种形象。
　　其一，有的两浙富民勾结官吏权贵，扰乱地方秩序。如台州地区，“有豪民郑宪以赀给事于权贵人之门，为一郡害”，“会奸利事发”，知州李浩“尽籍其家，徙其妻子”。而“权贵人者教其家讼冤，且诬公（李浩）以买妾事，言者用是挤公”。 “有季全者，父、叔父皆为富民潘应芾威使杀之，事下宪司七八年，潘不就逮，反以其弟争产事讼季全于溥牵制之”。右司麋弇谓：“杀人事重，争产事轻，并宪司理究，庶雪死者之冤，否者自当反坐。”但富民潘威勾结权臣丁大全，“大全方以趣办为能，益不便公（麋弇）所为，出公知台州”。 “太和（县）多士之地，又多巨室”，若县“令稍不自爱，虽自爱而弱不能立，或少不更事，”就会被“吏民持其柄，不敢孰何”， 等等。
　　其二，有些两浙富民诡避税役，转嫁税役负担。如在婺州地区，很多富民诡避税役，以致“其俗或误以不纳官赋为豪，至有田连阡陌而官无户名”，“由是官赋失陷，而小民受多纳之苦”。①孙子秀“奏行挨究法，使官民户各置册”，清查婺州民户田产，若有“册不载者没之官，大家多不便”，而“婺有贵人通在朝，因嗾言者罢公归”。②武义县“黠吏豪宗，邑之巨蠹也”，“巨室或凭仗势要，故不输赋，令末如之何”。③范季克建言，“蠲放贫民下户余税”，而帅司认为“大家巨室有诡匿为下四等者，免敷下四等户，恐非计也”，如若实施，这势必会造成“富户得产而不收，揽户得钱而不纳”的后果。但范季克认为“催（民户）之不已，则受害者贫民下户耳，非富室、揽户之所忧也”。由此，“宁使富民有徼幸，不可使真贫弱者重受其困，其议遂定”。④由上可见，一些富民投机逃避税役，甚者与权贵勾结对抗官府。 　　其三，一些富民兼并土地，导致地方水利失修。如“常州北滨大江，南连大湖，运河贯其中，两旁支港接续联络，今皆堙塞，傍湖本皆良田”，豪民巨室则“谋取大利，乃于水面围筑成田”，造成了“傍湖之水利皆废矣”。⑤一些富民为了抢占更多的田地，不惜制造假冒田契，“莫辨其伪”，以此来“豪夺民田”，⑥甚至产生了“豪民执伪券取陈氏田，陈父子毙于狱，妻又将毙矣”的恶劣影响，⑦云云。
　　此外，陈亮在对“（吕）浩以赈济得官……约为怨家所告，几陷不测，语连吕君，浩诣阙告哀，请以所得官赎父兄之罪”之事件的记述时，⑧仅撰述吕浩之父兄因怨家所告而失去官职，却不言怨家告官的具体原因。而陈亮在郎秀才墓志中也撰述道：“今天下之田已为豪民所私矣，虽在官者亦不以与无告之民，岂期有在官之山又以与民而忍夺之乎！”⑨这也透露出两浙地区富民兼并土地的景象。
　　简而言之，在一些关涉富民碑志尤其是地方官员碑志中，由于书写对象之不同，有些许关于富民为富不仁的描述，这不仅反映了部分富民在两浙地方社会中消极负面的形象，而且反证出富民在两浙地区的地位和影响。
　　除了参与公共事务外，大多数两浙富民在家庭生活上勤俭持家、重视子女教育、与士子联姻等，广泛构建多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使得碑志文中两浙富民的家庭生活形象也十分凸显。
　　其一，富民群体未获得政治权力，他们大部分依靠勤劳致富，且在致富后，能够在生活上保持着勤俭的品德。如“吕君用一扇十年，尚补缉之，道遇坠炭数寸，亦袖携以归”;⑩金元卿“以俭勤自将，铢积寸累，迄用有成，而豪取智笼之术一切置不用”。 时德辅“余屋数椽，勤俭自力，以封殖其家”， 茅府君“综葺生理，惟俭惟勤，亦无他营，久之遂甲一乡”， 等等。而有的富民不仅自身勤俭节约，并且要求家族成员也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品德。如潘好古“家政俭而肃，有妾治衣栉垂三十年，挟宠微骄媢，公一旦资遣之，人咨其断”。 李叔文“家事井井有法，丰于奉先，而俭于妻子”。 汪及甫“虽生长巨室，而食饮被服，与寒素无习。遵规矩，履绳约，不溺于骄侈之习”。 可见，勤俭持家既是多数富民致富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内在的良好品德。
　　其二，随着宋代科举取士制度的积极推行，教育文化在地方家族事务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而富民群体拥有相对丰厚的物质财富，对家族子弟的文化教育更为重视。一是部分富民鼓励子女与当地名儒交游学习。如东阳县何坚才“积资至巨万，乡之长者皆自以为才智莫能及”，“平生为学之志于是不酬矣”，他不仅让其子“（何）逮从一世士君子游”，而且“又招至邵康似之，使造、适、遇、述从之学”，使得何家“似之有声学校中。及为甲辰礼部榜首，世多知其人”。①李文仲“晚知（雪斋）先生名，延致家塾。每闻讲绎圣贤言行，常大喜，饬其子叔文惟先生听”。②伍子寿“以教子为急，家务靡密，躬自任之，不以累诸子。闻四方有明师良友，亟使就正焉”。③黄仁静“有田二十顷，以为如是不已，则以财自没矣，于是诸子出师入友，交劝以学”。④
　　二是有些富民亲自教育子女。如汪及甫“急于教子，以身率之，鸡鸣而起，盥沫诵书有程。点勘讹舛，手自亲之……朝夕对之，勉自警策，至老而不倦，以故诸子皆知务学”。⑤吕师愈“已力教子，凡可以益其子之学，无所吝也。……其子孙既皆深于儒，寒苦自课，如未尝富者，可谓知本务矣”。⑥云云。
　　三是随着南宋学术的发展和传播，理学在地方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广泛。由此，富民子弟与理学家的交游学习，成为富民重视子女教育的突出表现。如陈性之子陈颐从陈亮游学;⑦陈元嘉之子陈桧“尝从予（陈亮）游”;⑧方元卿之子方坦“尝从余（陈亮）游”。⑨张勰之子“垓尝从予（吕祖谦）游”;⑩“有徐生文虎者……相与（吕祖谦）居者数年”。 林元章“诸子自刻琢，聘请陈君举为师，一州文士毕至，正仲、懿仲皆登进士第”， 等等。
　　此外，随着科举取士的兴盛和官员任用程序的严密化，并非所有的南宋士子都可以挤入官僚队伍。因此，有些士子受两浙经商风气影响，逐渐致富，成为当地富民。不过科举经历是这些富民的显著特征。如边友诚“在举场二十年，既不得志”。 又如李必达“从师四明，知以义理为宗，歸即闭门不出，发愤力学……而试终不利，乃知天分素定，非人所能为”。 再如朱子正“昼夜刻苦，委己于学。战场屋左次，不咎有司。洎二子预荐书，遂不复作仕进想”。 而有些士子则由铨试落选而转向富民群体。如阮符向“长补初品官，试计台不利。……年几四十，慨然有感于陶公‘富贵非吾愿’之语，遂厌科举业”。 这既反映出有些富民致富前之生活经历，也折射出因士子之融入而使富民群体之构成的日益复杂化的趋势。
　　其三，除了培养子弟科举入仕外，有些富民直接以捐官的方式获取国家的政治权力，进而维护家族利益。如“（汪）泌与其弟天锡、澄、溥皆令入粟补官，以试其艺业于计台”， 又如陈廷俊“尝以纳粟辟尉靖之永平”， 再如陈性之“以赀补迪功郎，尝主南剑之剑浦簿”，等等。 不过，在入仕的途径上，富民家族更青睐于科举。如吕夫人夏氏之子“浩以赈济得官，夫人不为动。及用是而获贡于漕台，乃始为之喜”。何茂宏之父“必欲其二子由科举自奋”，“独以其余力助理家事，积累至巨万”。这不仅因为科举入仕能够提升富民家族的文化实力，而且科举出身官员的仕途前景要远远优于捐官出身的官员。
　　其四，在日益兴盛的科举制度下，宋代的社会流动频繁，“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①进而，在宋代朝廷中，出现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景象。②部分富民便与贫寒士子联姻，以此维持自身的经济地位。如义乌何氏家族为当地首富，何茂恭、何茂宏兄弟“俱能文”，③且“以文字自奋场屋，有声诸公间”。④而当时陈亮家贫，“何茂恭欲妻以其兄之子”，“诸凡茂恭姻党皆以为不然”。⑤但经武义县刘叔向“力赞其说”，最终成就了这桩姻缘。孙天诚也将其女嫁于贫寒士子胡行仲。据孙天诚的墓碣铭载，“乡人徐木子才、胡达可行仲，联登进士第。方二君未第时，行仲之贫特甚，孙君天诚皆妻以女而左右之”。⑥ 　　综上所述，大多数富民在辛勤致富后养成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同时，他们通过科举、捐官、与士子联姻等渠道积极向官僚队伍靠拢，以此来维护自身的经济地位乃至社会地位。
　　在南宋理学家所撰的两浙富民碑志中，许多富民展现出积极正面的形象。那么，为什么两浙地区的富民碑志数量多，且以浙东学派为撰述主体呢？下面笔者就这一现象进行简单地分析。
　　首先，两浙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该地区富民碑志的书写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唐以降，我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北宋时期，“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糟都下米百五十万担，其他财富供数不可胜数”。⑦到南宋，宋高宗偏安一隅，“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⑧随着宋代两浙经济的蓬勃发展，经商逐渐成为当地百姓重要的谋生手段。这不仅改变了该地区“务农为本”的生产方式，甚至影响了当地的社会风俗变化。如婺州浦江县为山邑地区，“非宾客商贾之所奔凑。民生其间者，往往朴茂质实，力农务本，家以不欠赋租相尚，人以不历公庭为常，耻于华言少实而以士自命……则相与安乐其俗而已”。⑨但几年之后，“浦江之俗所闻日与向异;风俗之移人亦甚为（钱）廓惧也，非复余（陈亮）向者之所闻。虽廓之通敏愈于昔，而其朴亦异矣”。⑩严州分水县因“地狭而瘠，山居其九而田居其一”，故“其民大氐行贾，铢裒厘积，堇堇自足”，如徐亨仲自幼“尝爱书，中遭家难，虽辍业从其俗”，走上了经商的道路。 可见，随着南宋两浙地区经济的繁荣，经商风气日盛，许多百姓经商致富，这为富民碑志的撰写提供了大量素材。
　　其次，浙东学派对富民群体的认识影响着其对富民形象的撰写。如叶适云：
　　县官不幸而失养民之权，转归于富人，其积非一世也。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
　　此段论述说明了富民群体既可以接济贫民，帮助其生产，又能抚恤游民，稳定其生活，还可以承担地方“官输”任务，分担官府繁琐政务。由此，叶适认为“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甚者提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赖也”。 与此同时，陈亮也持相同认识，曾云：“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不困也;君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
　　基于此，浙东学派在富民碑志的书写过程中相互借鉴富民的书写内容，积极宣扬两浙富民的正面形象。如叶适在撰述吕师愈墓志时指出：“（陈）同甫以所述夏氏铭示余，因使余题其墓。……及吕君葬，同甫之子演屡为请铭，曰：‘先人之愿也’”，同时文中对“实讳贫而文诋富”风气加以斥责。①在书写富民胡彦功事时，陈傅良道：“余读陈亮同父所铭胡公济之墓，慨叹天下之才，有不能以文自进，而老于闾里，盖终篇三致意焉”，②且在文末称赞胡氏“嗣兴其家，一以农圃为本，自世所谓兼并机变之巧者，秋毫不肯也。则其风土固厚，与所闻反谬”。③同时，在何坚才墓志铭中，陈傅良也明确指出：“有何生造者，与其族师说，一日以谒至余，望见生容止恂恂，其东阳学者耶？与之语，出同甫所遗书，果道生之父善教子。”④可见，陈傅良撰述的何坚才墓志参照了陈亮所书的遗文。
　　再者，理学家的思想观念与富民形象的描述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南宋理学派别中，浙东学派崇尚义利统一，讲求寓义于利。叶适道：“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后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⑤关于“义利”问题，朱熹曾劝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以淳儒自律”，⑥陈亮却认为“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⑦对于朱、陆间的争论，陈傅良云：“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老兄（陈亮）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作功夫。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⑧事实上，陈傅良支持陈亮义利统一的观点。⑨
　　以上义利统一的观念在浙东学派所撰的富民碑志中都有所体现。陈性之“盖古之义侠所谓‘不以存亡为解’者，大率亦此类。……士之素守里闾，曾不得少自概见于世者，岂必曰乡称善人而已乎！”⑩又如喻夏卿“慈恤里闾……‘为仁不富’之论，盖至夏卿而废矣”。 陈亮在书写金元卿碑志时指出：“富，人所欲;善，吾所独欲也。公之独也同之。” 而富民金元卿富善一体即是义利统一的体现。
　　但较于浙东学派，心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袁燮却更多强调富民义利之辨、以财养性的形象。如边友诚不仅“行笃敬，孰不欲专利”，而且认为“人不当为财役”，“钱财所以辅养吾气”。 又如阮符向“观以自省，严于义利之辨”，经常讲道，“世人之所谓利者，非吾所利也……积善有余庆，毋以小善为无益而不为也;积不善有余殃，毋以小恶为无伤而不去也”。 再如李必达“遵道而行，不任智术者，斯为可贵”。 由此，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基于义利观之不同，理学家在撰述两浙富民时对其品格特征的书写侧重也略有差异。
　　最后，理学家和富民及其子弟间人际关系也会影响到富民形象的撰述。请托碑志是碑志书写最为常见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反映了墓主和撰写者间复杂的人际关系。就理学家与两浙富民之关系而言，其一，理学家和富民的人际关系分为三类：一是理学家与富民的同乡关系，如孙应时与茅唐佐“同乡有连，又相善也，知君之行为详，可以传信”， 陈亮和胡公济“居相邻，亲相属焉”。 二是理学家与富民的同族关系，陈廷俊“曾伯祖之子廷俊与其继室叶氏，实左右有家。人事固多故，而吾（陈亮）家三世被其三世之德，其大者可念而不可忘也”，①陈性之为“永康之陈……则富尝甲于乡闾矣。自君父祖崛起清渭，俨然遂为七族，而谱牒之相通则未有考也”。②三是理学家同富民的姻亲关系，例如曹子华之子娶杨时之孙女，③袁燮娶边友诚之兄的女儿，④何茂宏为陈亮之岳父，⑤袁燮之弟娶李府君之女。⑥
　　其二，理学家与富民子弟的关系也分为三类。一是理学家与富民子弟的同年关系。吕祖谦和时德辅“兄之子铸皆癸未进士”。⑦叶适与姜安礼同学于太学。⑧二是理学家与富民子弟的同僚关系，如袁甫与朱适之之子为同僚关系。⑨三是理学家与富民子弟的师友关系。这一问题在富民为己生活部分已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述。而这些部分关系不是单线之社会关系，而是多层次之交际关系。如陈性之不仅与陈亮存在同宗关系，而且陈性之之子“颐尝从予（陈亮）游”。⑩何少嘉不仅“尝从余（陈亮）学”，且其姊为陈亮之妻。
　　由此，上述复杂的社会关系折射出南宋两浙社会发展中，富民家族复杂的社会网络。在这些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鉴于碑志书写为尊者讳的缘故，理学家们在书写富民形象时必然会倾向于撰述富民的正面形象。
　　要而言之，随着南宋两浙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富民群体在该地区的社会地位日益凸显。同时，伴着南宋理学的兴盛，尤其是浙東学派思想的日益成熟，浙东大部分理学家对这一群体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且多持肯定的态度。加之，在理学传播的过程中，基于碑志文体的特殊属性，大多数理学家与富民群体有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存在情感的寄托。由此，南宋的理学家，尤其浙东学派更乐于为两浙富民撰写碑志。
　　在理学家所撰的富民碑志文中，大部分两浙富民被书写为积极正面的形象。此与南宋两浙经济的发展、富民之地位、撰写者对富民之认识、撰写者的思想观念、富民与撰写者之社会关系、碑志的文体属性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在理学家所书一些关涉富民之碑志中，由于书写侧重点的不同，显露出一些富民在两浙社会中消极负面的形象。此负面形象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两浙富民在当地社会的地位和影响。这种景象使我们认识到两浙富民在地方社会中实际作为的复杂性。另外，随着南宋科举的兴盛和任官程序的严密化，需要强调的是，落选的士子也不断地融入富民群体，使得富民之构成也日益复杂化。
　　【作者简介】武胜鑫，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王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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