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学视角的高等教育体系失衡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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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大众化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分化并未完成，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加剧了普通高校发展不平衡，导致高等教育体系出现“泥足现象”。本研究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从高等教育与外部生态环境的交互作用及其内部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发现高等教育生态的外部失衡、生态位重叠、能量输入壁垒、过度竞争是“泥足现象”的主要成因。建议优化内外部环境，创造开放的制度条件，重塑高校生态位，构建良好的协同发展机制以改善高等教育体系失衡问题。
关键词：“泥足现象”;高等教育生态学;高等教育体系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教育经费的巨大增加彻底改变了“穷国办大教育”的初状，全国教育经费总量由1980年的145.5亿元增至2016年的38888.39亿元，增长了约267倍，年递增16.79%。[1]
2018年高等教育在学规模达383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8.1%，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世界高等教育大国行列。党的十九大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部署，将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赋予了更深远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
新时期，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点。本研究尝试从生态学视角对高等教育体系发展失衡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
一、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的“泥足现象”
至2018年，中央属高校共119所，占4.5%;省属高校共2544所，占95.5%，省属高校的学生规模占全国本专科学生数的93.4%。2016年地方高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为1.69万元，生均经费为2.52万元;中央所属高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为3.10万元，生均教育经费为5.48万元。[2]正如国际知名高等教育学者菲利普·阿特巴赫教授所言：“中国顶尖大学获得大量的财政经费并且可以与国际上最好的大学展开竞争。相反，大量培养学生数量最多、处于高等教育系统最底端的高校却不然，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或小型院校却不然，这些高校的经费严重不足，通常只能提供低质量的教育，学生输出质量不高。”[3]高等教育体系底层高校忧患深重严重阻碍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他将此形容为“泥足现象”。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征之一是高等教育体系明显分化，充分地分化结果表现在其结构和功能上，促使各层次、各类型的高等教育水平可以适应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大众化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分化主要体现在行政等级上，高等教育体系金字塔的塔尖以少量的中央属高校为主，塔基为大量的地方普通高校，而在结构和功能上并未完成分化。“泥足现象”的本质是高等教育体系的不平衡发展，可预见的危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主要劳动力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还非常低，高等教育规模还需扩大是客观需求，而扩张任务主要由塔基高校承担，就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现状，规模扩大并不能带来等量的规模效益，相反，可能加剧“泥足现象”，产生高等教育质量下滑、人口红利被稀释等负效应;二是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各级各类高校输出的人才难以满足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的需要，高校人才供给错位增加劳动力市场剩余容易引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隐患。“泥足现象”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需要借助跨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寻找应对策略。
二、高等教育系统发展失衡的生态理论分析
教育生态学的联系观、平衡观、动态观和整体观可以很好地阐释教育系统的内外部关系问题。已有研究从生态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论证了生态学应用于教育研究具有很强的适切性。[4]“泥足现象”是高等教育系统发展失衡的表现，需要从内外部因素审视和分析高等教育内部要素及与其它社会子系统的复杂关系。基于教育生态学视角，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内部各个结构性要素（高校主体、高校群落、教师、学生等）之间互联共生;外部与多维生态环境影响因子（包括内外部影响因素的动态组合）发生能量、物质、信息、人才等生态链交换。整个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生态链通过能量、物质、信息的输入，人才、科研成果输出和转换而架构起来。物质流主要指高校办学所需的硬件投入;能量流指办学经费和人力资源等大学发展动力;信息流是辦学理念、人才培养方式方法、技术知识、教学内容等。[5]
高等教育的发展符合生态演替的规律。所谓的生态演替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高等教育体系发展也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生态平衡指在一定的时间内和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生态系统各部分的结构与功能处于相互适应与协调的动态之中，使生态系统能够保持其结构和功能的相对稳定。高等教育系统的平衡具体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与社会系统产生可持续交换;二是高等教育内部结构和功能统一，达到动态平衡。英国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者阿什比发现“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他指出内外部环境因素是高等教育生态演替的直接动力和影响要素[6]。内外部生态环境因素可以分为以资源为内容的物质因素和以观念、制度、空间为内容的非物质因素。
综上建立本研究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结合教育生态学理论，本研究从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内外部因素分析“泥足现象”的成因，主要依据两个逻辑：受到物质和非物质因素的影响，一方面，高等教育生态与外部生态环境在相互交换中产生失衡，导致生态链的运行低效或无效，尤其体现在人才输出方面;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能量、物质和信息的输入不足与失衡严重影响高等教育生态内部结构要素的共生和协调运行。“泥足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高等教育内外部运行不协调。从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社会系统产生交换和相互作用来看，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经济社会供需不协调导致外部生态链不健全，政策因素产生能量输入壁垒和封闭阻碍高等教育生态的动态发展;从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内部来看，生态位重叠导致高等教育系统结构和功能不统一，过度竞争导致高等教育生态协调发展机制失灵。 三、“泥足现象”的成因
（一）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生态链不健全
生态系统的平衡不仅指单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也包括与之联系的外部环境的平衡。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由自身发展能力和外部环境因素共同决定。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与外部生态环境失衡是引发“泥足现象”的一大原因。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是适应和协调的关系。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与外部社会系统在交换互动中出现社会发展需求与高等教育供给不匹配的现象，也就是高等教育的培养结构与市场化经济发展需求结构不协调，甚至出现“教育过度”的假象。影响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经济因子包括经济产业结构发展和就业市场。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加快结构调整主要集中在战略新兴产业、服务业、现代制造业。目前高等教育体系中，能够服务三大产业的高校发展迟缓，导致高等教育系统生态链终端的人才输出与经济市场发展需求不匹配。从就业市场来看，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最大，但是由于社会价值观的偏见，职业教育生源和人才供给不足，就业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二）能量输入壁垒和封闭性限制高校动态竞争
外部生态环境中政策因子直接影响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能量输入。总体上，我国高校办学经费以财政支持为主，长期以来采取政策导向性优先发展、地方财政支持的战略，这种资源分配模式形成了难以打破的资源壁垒，单一的供能渠道也难以为高等教育动态发展提供足够的能量。从财政资源配置角度看，公共财政预算和高校生均经费属于非竞争性经费，被当作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运行的基本能量供给。我国高等教育财政制度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模式，地方政府成为高等教育生态的能量供给方。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能量输入由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形成壁垒，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关系到高校主体能量获得多少。从不同地区来看，2016年中部地区生均教育经费支出2.45万元，西部地区为2.93万元，东部地区为3.60万元。2007年，东部地区为11682元，中部地区为5173元，西部地区为7404元。[7]以高等教育扩招十年为时间节点，中西部和东西部的生均教育经费均值差距在缩小，而中东部的差距依然在增大。中西部的普通高校负担着更大比重的学生数量，却采用低成本运行，这显然会对高等教育质量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竞争性经费是促进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动态发展的主要动力。“985工程”、“211工程”、“双一流建设”等作为主要竞争性经费投入项目，由政府主导投入少数高校，重点打造高水平大學。重点建设的实施结果是塔尖高校更换新的政策身份，继续获得财政优势和更好的声誉，导致资源差距加剧，极大地限制了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内部动态竞争。
我国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能量输入主要依赖政府的投入，能量输入的渠道单一、封闭，导致高校自主发展空间受限。曾经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日益减少，就是因为受到单一权利的支配，遏制了大学自主和蓬勃的创造力，这种代价是惨重的。生态系统的能量输入一旦过于封闭，直接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动力。40年来，政策驱动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路径依赖[8]，在以行政约束为主的制度环境中，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物质、信息、能量是不对称的[9]。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能量来源路径单一，制度鸿沟加剧，高校自身获得更多能量输入的自主性、积极性难以发挥。高校自身发展动力被束缚，导致高等教育生态不断丧失自我调节和自我适应机能，对外部经济社会环境发展反应滞后，最终使高等教育生态与外部失衡，内部陷入泥潭难以突破创新。
（三）生态位重叠降低高等教育生态运行效能
在生态学中，物种的多样性意味着生态系统结构复杂、网络化程度高、异质性强，能量、物质和信息输入输出的渠道多，可以相互补偿和替代从而保证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10]生态位的概念能更深入说明生态系统的结构问题，它强调个体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状况，即功能角色。多个具有相似的功能角色的生物处于同一位置时出现生态位重叠，引发资源竞争。在复合生态环境中，高校个体因不同因子组合影响而形成不同的生态位，不同生态位的高校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同的定位和功能。早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为了高等学校数量和入学率迅速提高，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呈现条块分割，高校类型和专业重复建设，导致高校同质性明显;由于资源过度向办学层次高和研究型大学倾斜，诱导高校盲目定位，发展特色不明显，造成我国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生态位严重重叠。
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生态位严重重叠的后果是高等教育生态链运行低效。这是由于高校自身发展的取向一直以迎合政策为主，导致高等教育生态演替滞后于外部社会环境的发展需求。我国高等院校分层几乎等同于“三六九等”的行政级别划分，而不是以多元化需求作为划分标准。一个完善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结构应呈现繁复交错的生态位。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就源于其复杂结构。在办学层次上，美国本科学院提供大众教育，研究生院提供精英教育或是高深学术研究平台，赠地学院提供实用知识，集平民主义、精英主义、实用主义一身。在管理体制上，既保持中世纪传统权威、学术领袖魅力，也有现代官僚机构。这都让美国大学更加擅长适应环境，同时激发大学举办者的“企业家精神”，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追求成功。[11]相比之下，我国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结构单一，缺乏多样化的生态位，高校特色未能凸显进而影响高等教育系统运行效能。
（四）过度竞争阻碍高校协同发展
在生态学中，物种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主要有竞争、捕食、寄生和互利共生，从广义的共生关系来讲，可以归结为负相互作用和正相互作用两类。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能量输入来源单一、高度依赖外部资源且资源消耗性强，政府长期采取“集中投入、重点发展”手段决定了高校主体的竞争基调。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越来越受绩效导向影响，采取工具主义管理和极端的功利主义取向导致“无序竞争”，高等教育生态出现愈发显著的高利害效应。高层次、研究型大学在优秀生源、教育经费、科研经费、人才、学科建设等方面具有明显“虹吸效应”又进一步诱导高校盲目追赶、趋同，这种高利害效应引发高校“过度竞争”产生负相互作用，从而加剧“泥足现象”。 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这种共生“负”效应特性实际是由主体与环境的互动而产生。一是外部环境中政策制度造成高校群落严重分割。在绩效导向制度下，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保护主义仍然严重，即使国家政策大力倡导发展区域高等教育，但行政壁垒导致各层级管理部门联动低效，协同发展难以落地，存在典型的“囚徒困境”。二是内部环境中高等教育组织结构缺少协同机制。高校内部缺少以协同为导向的跨学科、学科融合创新组织结构，缺少学分互认、数据资源共享、教育教学交互评估、跨学科成果评价等支撑机制。这样的内外部环境致使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自我封闭，严重削弱了高校之间、区域之间的联系和合作，这有悖于高等教育生态的协同发展。
四、应对“泥足现象”的策略
生态系统的内在结构和功能是生态演替的根据，而它的外部环境则是生态演替的条件。[12]因此，有必要通过优化外部环境，创造开放的制度条件，改善高等教育生态内部能量输入瓶颈问题，优化高校生态位，构建良好的协同发展机制以应对“泥足现象”。
（一）重塑高校生态位，达成高等教育生态与外部环境的平衡
生态系统的平衡，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系统内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结构越复杂，生态系统抗干扰和自我调节能力就越强。多样性是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只有多元化、优势互补、特色鲜明、功能各异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才能具备足够的活力，满足高等教育推动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使命责任。多样性造就复杂结构，营造差异性的竞争环境可以给予高校更多自主成长的可能性和空间。另一方面，生态平衡是开放性的动态平衡，生态系统必须同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促进生态平衡的稳定发展。高等教育生态系统需与外部环境进行相互作用和交换，教育输出与社会需求也需达成平衡。高校应重新定位发展目标，把握合理的定位，凝练特色，走向多元化，重塑多样复杂的高等教育生态位。
过去我国高等教育生态主要出于被动的演替，展开的是揣测、追赶政策式的调整，把“政策”意旨作为主要的发展动力，几乎丢失了内生动力。从“被动”转向“主动”发展是重塑高校生态位的基础，以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发展作为定位取向是增强内生动力的方向。要实现这一转变，高校应坚持开放性和创新性，兼顾本土和国际发展需求。应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调整高校学科结构、专业设置，优化学科专业调整机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对于陷于“泥足”中的底层高校，应走向地方化，坚持“因特色成就一流”的发展战略，突出应用及服务地方发展需求。地方高等教育应该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对接地方经济、产业发展，形成有序的人才、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保持高等教育系统内外的动态平衡。职业教育、应用型职业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补丁，应摆脱社会偏见，建立社会和市场参与管理的合理机制，增强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生态链中的效用。
（二）丰富能量输入渠道，激活高等教育生态动态竞争
能量输入渠道单一、资源壁垒难以打破是阻碍高等教育生态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优化高等教育生态的根本方向是从源头进行调节，既要增加能量输入的“渠道”，也要对能量输入进行调整。有研究表明，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而地方财政对高校的投入越少，地方高校的收入增长只能依赖财政收入。[13]需要中央加大对地方高校的支持力度，以及对财政体制与预算体制进行调整以增强地方政府实际可用财力以及财政投入的努力程度。为了缓解地方财政收入差距导致的高等教育投入的差距，可建立中央对地方高等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激励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在延续《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對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计划》、“省部共建高校计划”等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完善补偿机制优化高等教育资源分配问题。由于中西部高校分担成本过重，加上中西部毕业生由西向东流动“倒贴”发达地区，应考虑对中西部毕业生向东部净流出进行省际补偿，减少这些省份过高的成本分担。同时，拓宽高校多元化筹资渠道，增加社会力量支持办学，制定省级-校级配比捐赠制度和税收优惠政策激励社会参与大学捐赠，提高大学基金会专业化管理水平，提升大学筹资效率。
（三）优化内外部制度环境，增强高校群落间协同发展
在生态学中，物种间倾向于相互补充而非竞争，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和扩充资源。“过度竞争”会加剧高等教育生态泥足忧患，融合协同发展是高等教育生态自身要求和发展战略选择。[14]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可以按区域、学科集群、行业类型等划分为不同群落，群落之间协同进化是优化高等教育生态发展的一个重要向度。协同共生的类型包括“强强联合”、“弱弱互助”和“以强扶弱”，可以大到跨国际合作、区域联盟，也可以小到学科平台共建。协同共生首要是优化内外部制度环境：外部制度环境中主要调整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有必要减少制度性约束，把权利下放，扩大地方办学自主权，推动“中央-省-市”三级管理体制，让有能力的地级市开始试点;内部制度环境应创新高校内部组织结构，不同院系之间基于学科相近性或发展交叉学科的需要展开合作，依托高校特色专业，打造创新学科群，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高校之间开展合作办学、共建科研平台、共享实验室、联合科研攻关、共建师资以及联合培养多元化人才等。对外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与国外高校围绕新兴产业在科研、课程、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同时，以“京津冀地区”、“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作为高校协同发展契机，立足本土特色，以创新和特色构建互动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实现互利共赢，促进高等教育生态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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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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