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生业考古研究十五年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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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彩霞
摘 要：生业考古是指通过对遗址内出土的动、植物遗存的科学分析，进而探讨不同时空范围内各具特色的生业经济。本文通过对红山文化生业经济的多视角观察，有助于深入认识红山文化时期生业方式变化，以及经济模式与文明起源的关系等重大课题。
关键词：红山文化;生业考古;动物遗存;植物遗存
生业考古是指通过对遗址内出土的动、植物遗存的科学分析，进而探讨不同时空范围内各具特色的生业经济。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距今约6500—5000年[1]。由于红山文化系统的考古工作开展较早，生业经济的认识也早有起步，研究视角多涉及生产生活工具的使用[2]、聚落分布与人地关系[3]、社会结构与经济形态[4]等方面。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彻底取代狩猎——采集经济成为主导型经济部门，农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迅猛增长，促使了红山文化的繁荣，加速了红山社会的复杂化进程。作为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经济活动，生业经济包括农业、畜牧业、采集、捕捞和渔猎等多种形式，因此要想准确地反映红山文化的生业面貌，只有通过不同学科的多视角观察才能有可能趋近，也才能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提供合理的生业视角。
一、生产工具研究
考古学对于古代技术的研究一般是通过分析与之相关的物质遗存来实现的。这些物质遗存既包括实施某种技术所需的工具，也包括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等。生产工具类遗存是认识生业方式的基础性材料，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具有地域特色的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对这些工具的研究，有助于了解红山文化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业方式。
张星德先生对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保存较好的并经过发掘的聚落遗址或遗物较为丰实的白音长汗第四期、朝阳小东山遗址和西水泉遗址中的工具遗存进行统计[5]，红山文化砍伐类工具的形体较小，长度在10厘米以下在红山文化中占到67%，此类工具并不能在刀耕火种生产活动中被用以砍伐高大的树木而为古人提供大片的可供种植作物的裸田。同时，文章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工具情况与中原仰韶文化的进行比对发现，二者工具中可以用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工具，无论是绝对数量或在全部工具中占有的比例，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兴隆洼文化中此类工具占有比例仅为26%，赵宝沟文化占42%，红山文化占31%，说明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在全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远远低于仰韶文化，尚不能独立成为社会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其次，在作物成熟之后用以看护庄稼不受鸟兽破坏的射猎类工具在全部工具中的比例，仰韶文化也远远大于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辽西地区此类工具最多的红山文化，投射类工具占有的比例还要较仰韶文化平均低三个百分点，仅占5%。文章进一步指出，通过工具的分析，辽西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水平始终处于园艺栽培阶段的结论是有一定依据的。这可能与当地的自然条件给人们提供了相对充裕的渔猎、采集资源有关，渔猎采集经济对红山文化古国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索秀芬先生二道梁遗址红山文化生产工具统计，结果表明农业工具最多，占44.6%;次之为手工业工具，占37%;再次为狩猎工具，占18.5%。在白音長汗和西水泉遗址，因加上石叶、石刃等一类加工细石器的剩余产品，而使渔猎工具比例加大，去掉加工细石器剩余产品后，白音长汗遗址农业工具所占比重高于渔猎工具比重，西水泉遗址农业工具数量与狩猎工具数量接近。从工具种类和数量看，红山文化以农业为主，渔猎业占重要位置，手工业是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认为红山文化已具备一套用于快速清理土地、深翻耕地、高效收割和加工的精良农业石质工具，已经脱离了初级刀耕火种阶段，进入到高级的锄耕刀耕火种阶段。由于缺少中耕除草铲类等工具，农业还未达到精耕细作程度[6]。
陈胜前等对哈民忙哈遗址石器工具组合功能进行分析，认为石器组合比较单纯，缺乏真正的农耕工具，相比而言，食物加工工具种类丰富，反映了食物来源多样，并指出当时人们依赖的是一种以狩猎采集兼营农业的生产方式，并强调植物根茎与坚果的利用，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与自然地理条件，哈民忙哈先民进入到一个此前很少为人利用的农业边缘环境，并且高度聚居的人口形成对资源的巨大压力[7]。哈民忙哈遗址出土骨、角、牙制品近百件，种类包括骨柄石刃刀、骨鱼镖、骨镞、骨针筒、骨针、骨匕、骨锥、骨簪、号角、角锥、角钻、牙饰等，还发现20余件骨角料，陈全家先生等对这些骨、角、牙制品的选料取材、加工工艺流程等方面进行详细研究，从这几种骨、角、牙制品的制作使用来看，原始居民已熟练掌握打制、磨制、锯割、剔刮、砍砸、抛光等技术，并将这些技术运用到工具及装饰品制作中。同时，从制品的功能性来说，以实用器为主，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事狩猎、渔猎、采集的工具;一类是日常使用的生活用具，装饰品极少。这些信息对了解哈民忙哈遗址的工具制作、手工业发展水平、生活场景等提供了帮助，并能更进一步探寻哈民忙哈文化的整体面貌[8]。
二、植物遗存研究
（一）植物大遗存
植物遗存研究指的是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和分析植物遗存，认识和了解古代人类与植物的相互关系，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新世纪以来，随着浮选法在植物考古学中的运用，经过发掘的兴隆沟第二地点、魏家窝铺、哈民忙哈等红山文化聚落遗址陆续开展了浮选工作，并出土了大量珍贵的炭化植物遗存，这些植物遗存的发现，对于认识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的比重以及农业与其他生业方式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大量科学的实证资料。
赵志军先生对兴隆沟第二地点进行植物浮选与研究工作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为红山文化晚期环壕聚落遗址，该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数量非常的少，总计不到100粒，其中以硬果类和鲜果类的植物遗存比较突出，如蔷薇科的杜梨、欧李和山杏，壳斗科的橡树，榛科的榛子，胡桃科的山核桃等，发现的栽培作物也是黍和粟两种，但数量很少[9]。孙永刚先生等对魏家窝铺遗址开展了系统植物浮选与研究工作[10]，遗址浮选出的粟和黍的总量占所有种子的50%，但是在整体中粟和黍的数量所占很少，综合浮选结果来看农业所占的比重不大。同时，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鱼骨，说明当地的居民会获取淡水食物资源对自己的饮食进行补充，通过植物考古研究，认为红山文化早期虽然已经出现了以粟和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但是这不足以说明粟和黍为当时主要经济来源[11]。哈民忙哈遗址年代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经过科学的取样和系统地浮选，在遗址中获得的炭化植物遗骸中，包括可能种植的粟、黍和大麻等旱作农作物，用于采集的藜、大籽蒿以及蕤核等可食用的野生植物遗存，通过对遗址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以及出土鱼类、动物骨骼进行综合分析，在哈民忙哈遗址先民的经济结构中，包括有以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生产，同时，采集和渔猎仍然是当时人类生存资源的重要补充[12]。该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大籽蒿，大籽蒿是一种我国常见的野菜，分布广泛，大量的炭化大籽蒿可能表明当地居民对于野菜有了一定的利用，且与坚果类一样作为食物的补充。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麻的种子，大麻的利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许多遗址都出土了大麻，人们一般利用其植物纤维进行纺织或者食用。由此可见在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对大麻进行了种植和利用[13]。 （二）淀粉粒分析
植物考古学研究对象主要以考古发现的与古代人类生活相关的植物大遗存，同时，淀粉粒分析也是植物考古重要的分析方法之一。马志坤先生等对西辽河地区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碱沟、罗家营子和三间房遗址）的8个典型遗址出土的12件磨盘和磨棒表层残留物古代淀粉粒进行了提取和分析，发现从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到红山文化具有野生性质的粟类淀粉粒分别为84.0%、87.4%、100%、97.0%，并且所占比例从13.0%下降到3.4%;而粒径在16.8μm以上驯化粟淀粉粒比例从55.0%增加到62.1%，同时，在红山文化时期淀粉类确定为来自食用豆类和大麦属植物种子[14]。王春雪先生等对魏家窝铺遗址平底器类标本内壁表面残留的黑色灰烬进行了植物残留物提取和鉴定，从样品中观测到植物淀粉粒，这些点分裂可根据形态分为禾本科、植物地下储藏器官、疑似坚果的植物种类和未知种类等四类，大量的禾本科淀粉粒在形态上与粟类淀粉粒极为相似，说明这些陶器是红山文化中的食物储存器，应该与当时的农业经济有关，但同时也指出，采集经济也仍占有重要地位[15]。
三、动物遗存研究
动物遗存研究是指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研究的科学。通过科学和系统的收集古代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鉴定、观察、测量、测试及各种统计和分析，并结合考古学文化背景，认识古代人类动物资源的利用策略以及遗址点的气候环境特征，进而研究古代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探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
索秀芬先生等对红山文化遗址出土动物遗存进行了系统整理与分析[16]，白音长汗遗址红山文化动物有马鹿、斑鹿、狍、猪、牛、狗、狗獾、熊、野兔和贝类等，马鹿数量最多，占22%，贝类有陆相淡水生东方剑齿蚌等[17]。红山后第二住地红山文化出土动物遗存有猪科、鹿科、牛科、鸟类动物[18]。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出土动物遗存种类有梅花鹿、狍、獐、野猪、狗、黑熊、狗獾、野兔、东北鼢鼠、雉和河蚌等，除狗是驯养动物外，其余均为野生动物[19]。东山嘴遗址红山文化出土兽骨较多，以猪骨为主，还有鹿骨和蚌类[20]。目前能够确定的是狗和猪是家养的。哈民忙哈遗址共出土动物骨骼25857件。动物骨骼分布极广，在大多数遗迹中均有发现，多见于房址、灰坑之中。在41个房址、33个灰坑、1个墓葬、2条沟、57个探方地层中均发现动物骨骼遗存，可鉴定标本共9561件，包括软体动物类标本1477件、爬行动物类标本178件、鱼类标本129件、鸟类标本1138件、哺乳动物类标本6639件。其中可确定种属标本共9349件，包括软体动物类标本1477件、爬行动物类标本178件、鱼类标本64件、鸟类标本1122件、哺乳动物类标本6508件。哺乳動物类标本数量占有绝对优势，占总数的70%。从哈民忙哈主要野生动物提供肉量来看，整个遗址的总肉量约4138.5kg。其中，野猪的所占比例最高，近60%。其次为野兔、牛、狍等，但与野猪所占比例相差悬殊。通过肉量的估算，可以推测原始居民对各种动物的依赖程度。该遗址中，主要依赖的肉食消费对象为野猪，具有无法取代的地位。较依赖的对象有野兔、牛、狍、马、马鹿、环颈雉，与野猪一起构成原始居民的主要肉食来源。同时，也会捕获梅花鹿、獐、鱼类、蚌类、鸟类作为次要肉食来源。由此可见，原始居民的肉食来源丰富，肉食结构复杂，肉食对象多元化。从哈民忙哈遗址原始居民对肉食资源的利用来看，人们同时进行着狩猎及渔猎活动。肉食来源以哺乳动物为主，包括野猪、野兔、牛、狍等，并以鸟类、鱼类、软体动物等为辅。生业模式为狩猎、渔猎、采集兼有的混合型经济模式，其中主要依赖的经济方式为狩猎经济，未呈现畜养及农业经济的特征[21]。
四、稳定同位素研究
稳定同位素分析法最初被用于地质学和古环境研究中。随着生物考古学的不断发展，稳定同位素分析作为研究古代先民食性、环境演变的一个有效手段在考古学中得以广泛应用。它的理论基础是“我即我食”，即食物的不同种类将会在动物组织的碳、氮同位素上得到体现。Barton等曾根据大量的稳定同位素数据分析出不同δ13C值所代表的植食食谱：-10.7‰～-6.8‰、-17.8‰～-12.1‰以及-22.7‰～-19.4‰分别代表了C4为主食物源食谱、C3/C4混合食物源食谱和C3为主食物源食谱[22]。此外，也可以根据蔡莲珍等提供的公式计算出C4食物的百分比含量：X=（20+B）/13（B是所测骨骼δ13C值得一千倍，X是C4食物的百分含量）[23]。
张雪莲先生等对兴隆沟遗址发掘区第二地点进行了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其中红山文化人骨的δ13C值为-5.4%，符合C4为主食物源食谱，其中C4类食物在兴隆洼遗址居民食谱结构中的平均比重为100%。刘歆益等对白音长汗和草帽山遗址的红山文化人骨进行了稳定同位素分析，其中3例白音长汗遗址人骨的δ13C平均值为-8.8%，符合C4为主食物源食谱，其中C4类食物在白音长汗遗址居民食谱结构中的平均比重为86.2%。7例草帽山遗址人骨的δ13C平均值为-9.3%，符合C4为主食物源食谱，其中C4类食物在白音长汗遗址居民食谱结构中的平均比重为82.3%。鉴于辽西地区C3植被的优势，C4类植物的消费表明了对于粟、黍的利用。
N在不同营养级之间存在着同位素的富集现象，食草类动物的δ15N值约为3～4‰，杂食类动物的δ15N值约为7～9‰，食肉类动物的δ15N值则大于9‰[24]。兴隆洼遗址第二地点、白音长汗和草帽山遗址红山文化人骨的δ15N平均值分别为8.7‰、8.7‰和9.1‰，显示出明显的杂食特性。
五、结语
通过对植物、动物、生产工具和稳定同位素的多视角观察，可以对红山文化的生业经济进行合理地总结。
作为温带森林与草原交错带的典型地区，辽西地区具有丘陵山地与河谷兼备的地貌特征，特殊的“边缘效应”造就了当地敏感的气候环境和多样的生态系统，进而促使红山文化在生业经济上存在多样的应对策略。在植食方面，尽管C4植物是利用的核心，但是以粟、黍为代表的农作物比重却未占据主要，部分C3野生植物可能也是利用的关键。在肉食方面，尽管家猪是资源利用的关键，但是以野猪、鹿、兔等野生动物却是资源利用的核心，狩猎经济是红山文化肉食资源获取的主要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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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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