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视化分析的国外高等教育研究现状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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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超洋
摘要：本研究以国际上公认的高等教育领域领军期刊《高等教育期刊》为例，搜集其2014-2018年收录的184篇论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后发现：目前国外高等教育研究已经形成了核心作者群和核心机构群;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公平、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师资、高等教育政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五大方面;由引文共现分析揭示了该领域的理论基础主要由希拉·斯劳特、亚历山大·阿斯廷和文森特·廷托的研究组成。对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启示为：要形成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和机构群，要深化高等教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重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重视理论基础研究、把握国内高等教育动向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前沿。
关键词：可视化分析;国外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期刊;启示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后大众化时代，雖然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当前，“双一流”建设作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战略，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方向。基于此，对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进行概述，把握国际高等教育的研究前沿，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质量而言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研究方法
（一）期刊选择
SJR（Scimago Journal & Country Rank）学术期刊指数排名是近几年国际上公认的期刊评价方式之一，它不但关注期刊的被引数量，而且还关注被引期刊的质量。[1]中科院JCR期刊引证报告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世界科学前沿分析中心发布的期刊分区情况，在国内具有较高的认可度。本研究在SJR中搜索显示，《高等教育期刊》（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的影响因子高达2283;2018年11月中科院公布的JCR分区报告中显示该期刊在教育学领域为一区期刊。该期刊是美国期刊，为双月刊，由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成立于1930年，是高等教育界的领军刊物，因此选取该期刊为例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哈钦森和洛弗尔（Hutchinson & Lovell）指出文章的主题、特性和研究方法在五年内趋于稳定，[2]因此本研究选取《高等教育期刊》近五年（2014-2018年）内收录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共搜集到184篇论文，对其文章作者、机构、主题和引文进行分析，以把握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及动态，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二）数据采集
在WOS数据库中的高级检索中以“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为检索词，将时间限定为2014年至2018年，将文献来源设置为期刊名称，共得到184篇相关文献，将数据以“全记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形式下载后导入Citespace中进行格式转换，将转化后的数据作为本研究数据的来源，并将其重新导入到Citespace中进行相应的分析，得出各类分析的可视化知识图谱。
二、核心作者和核心机构分析
（一）核心作者分布
在 Citespace软件中将 Node Types 选为 Author，将时间范围选为2014年至2018年，时间切片设置为1年，进行分析后如图1所示，共得到 217个节点、119条连线。美国科学计量学奠基人普莱斯（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在普莱斯定律中规定某一研究领域中的核心作者或核心机构的计算公式为M=0749 （Nmax）1/2，Nmax为统计范围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或机构发表的论文数量，M值为界定核心作者和核心机构的论文临界值。另外，核心作者或核心机构的发文总量要达到该研究领域发文总量的50%以上，才能形成某一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或核心机构群。
通过对该领域发文作者统计得出，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量为5篇，即Nmax为5，带入上述公式中得出M值为167，即发表2篇以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经统计发表2篇以上的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量一共为101篇，占该领域总文献数量的549%。其中发文数量最多的三位学者为马修·梅休（Matthew JMayhew）、阿德里安娜（Adrianna Kezar）和欧内斯特·帕斯卡瑞拉（Ernest Pascarella）。马修·梅休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与人类生态学院的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学和学生事务，主要研究大学环境、教育实践和学生经历如何影响学习和民主结果，包括多元化的、不同世界观间的学生积极交流及创新能力，他在《高等教育期刊》《高等教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论文50多篇。阿德里安娜是美国南加州大学高等教育教授，也是普利亚斯高等教育中心的联合主任，她主要关注高等教育变革、高等教育治理和领导力，STEM改革等方面。欧内斯特·帕斯卡瑞拉是美国爱荷华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他主要关注大学对学生和学生坚持高等教育的影响上，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30余篇，他与帕特里克（Patrick TTerenzini）合著的《大学如何影响学生》一书获得1991年高等教育研究协会成果奖。这三位学者的发文量都为5篇，分别以他们为主形成了高等教育不同研究方面的核心作者群。
（二）核心机构分析
在 Citespace软件中将 Node Types 选为Institution，将时间范围选为2014年至2018年，时间切片设置为1年进行分析后如图2所示，共得到136个节点、89条连线。根据上述普莱斯定律，对该领域发文机构统计得出，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机构发表的论文数量为10篇，即Nmax为10，带入上述公式中得出M值为237，即发表3篇以上的机构为核心机构，经统计发表3篇以上的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量一共为143篇，占该领域总文献数量的777%，其中发文数量排名靠前的机构分别是：密西根大学10篇（University of Michigan）、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10篇、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9篇（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马里兰大学8篇（University of Maryland）、哥伦比亚大学7篇（Columbia University）、俄亥俄州立大学7篇（Ohio State University）、弗罗里达州立大学7篇（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南加利福尼亚大学6篇（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由此可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由美国高校为主要核心机构的核心机构群，这些机构之间相互合作，引领着国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发展。 三、研究主题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研究内容的高度凝练，通过对关键词的统计分析可以快速了解某一研究领域内的研究主题。在Citepace软件中，将Note type选定为Keyword和Term运行后得出高等教育研究的知识图谱如图3所示，共得到162个节点、237条连线，图中节点越大表示关键词词频越高。
除了关键词的词频之外，关键词的中心度也是衡量研究主题的一个重要指标，它能够揭示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节点的中心度越高表示其连接的关键词越多。将关键词分别按词频和中心度排序，由高到低排名前二十位的关键词统计如表1所示。剔除如高等教育、大学等这些无效关键词后，本研究结合关键词的词频及中心度排序将国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分为高等教育公平、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师资、高等教育政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五个方面。
（一）高等教育公平方面
高等教育公平問题是国外学者较为关注的主题之一，本研究将种族（race）、入学（enrollment）、性别（gender）、女性（women）、公平（equity）等关键词归纳为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欧赞（Ozan Jaquette）等人的研究发现许多公立研究型大学招收低收入和少数民族学生的数量在下降。如今，大多公立研究型大学面临着增加学费收入和招收高学业成就学生的压力，它们倾向去招收那些能够支付更多学费和在入学考试中取得较高分数的学生，而这些学生一般不太包括黑人或拉丁美洲人。[3]斯特拉（Stella MFlores）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对美国的少数民族学生和白人学生之间的大学毕业差距进行了分析，发现与白人学生相比，大学前的特征（如个体或高中背景因素）对黑人学生的影响高达61%，也就是说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的毕业差距一半以上的原因是由大学前的因素所构成的。[4]丽贝卡（Rebecca DCox）指出，虽然当前的研究和政策制定者致力于减少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的障碍，但是传统的改革策略并未对低收入和代表性不足的种族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产生实质的影响。[5]琳达（Linda JSax）通过对1971年至2011年的大学生计算机科学专业的调查数据发现，近四十年间学生对计算机科学的兴趣有较大的波动，但是所有年份中持续存在着相当大程度的女性学生不足，并对这种性别差异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6]
（二）高等教育质量方面
国外高等教育关注的另一个研究主题是高等教育质量方面，主要包括学生的学业成业、在校表现及学业持续等方面。本研究将学生（students）、结果（outcomes）、学业成就（academic-achievement）、表现（performance）、坚持（persistence）、大学毕业（college completion）等关键词归纳为高等教育质量方面主题。研究较多的关注第一代大学生方面，第一代大学生是指家庭中父母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没有得到大学学位的学生。艾莉森（Allison MMitchall）等人指出第一代低收入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道路上面临着种种困难，但是他们却仍然坚持不懈地坚持接受高等教育，通过运用自我决定理论对七名学生进行质性研究发现，家长参与高校的规划、树立积极的榜样、及早设定较高的学术标准、培养学生的职业意志能够增强学生的自我决定能力，有助于学生顺利完成高等教育。[7]乔西帕（Josipa Roksa）等人也关注第一代大学生，他指出第一代大学生在博士生中占有很大比例，通过基于全国生物学博士生的样本结果显示，第一代大学生和非第一代大学生在经验和学习结果方面存在显著的相似性。[8]伊（Yee April）通过对城市公立综合性大学本科生的访谈和参与者观察的民族志研究，调查了不同社会阶层背景的学生在大学前两年的学术参与策略发现，第一代大学生和中产阶级学生为成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中产阶级学生因为采用更加互动、独立和广泛的策略比第一代大学生在大学环境中更具有优势。[9]
（三）高等教育师资方面
师资作为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研究关注的主要方面之一。本研究将关键词职员（faculty）、教师（teachers）、工作（work）等总结为高等教育师资方面主题。凯文（MKevin Eagan Jr）等人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高等教育的学术工作人员已经从主要由全职终身教职员工转变为临时非终身教职员工组成，他们通过一系列关于校园资源、校园环境和制度方面测量和考察了兼职教师的工作满意度。[10]此外，他还分析了来自四年制全日制本科教师的数据，研究种族、性别、压力源与教学、研究和服务领域的生产力之间的联系，通过分析发现由于歧视造成的压力对于黑人教师具有特别的负面影响。[11]诺艾尔（Noelle Witherspoon Arnold）等人探讨了黑人教师的晋升和任期过程，他们利用心理学结构来检验种族微侵略是如何通过个人和组织现象表现和表达的。[12]莱斯利（Leslie DGonzales）的研究表明包括女性在内的非主导群体成员将学术界视为充满敌意或边缘化的空间，她们将工作的起点定位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正规的教育场所中，从批判的种族女权主义中看，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并建议未来的研究应关注权力和特权如何在女性中产生特定的条件和后果。[13]他也在另一项研究中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和定性研究提出了三维框架来描述终身教授如何承担他们作为学校的代理人致力于建立研究型的学校，并对未来的实践提供了指导意义。[14]
（四）高等教育政策方面
关键词政策（policy）的被引频次为10，中心度为014，无论按照频次排序还是按照中心度排序，其都在前二十位之中，是国外高等教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研究主题。达尔（Dar Luciana）等人指出过去30年来，美国高等教育筹资政策的趋势一致困扰着社会科学家，尽管联邦政府在学生资助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但高等教育在大多数州中已失去了政策优先事项的地位，他们在研究中探讨了党派偏见如何影响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优先次序和支出，并认为民主党的实力对国家高等教育的资金有积极影响，但随着政治两极分化或失业率的上升，这种影响会减弱。[15]尼古拉斯（Nicholas WHillman）等人对2000年宾夕法尼亚州高等教育系统引入的一种基于绩效的旨在提高该州公立大学的学位生产率资助模式进行研究，主要探讨了新政策如何影响本科毕业率，最后发现该政策没有系统地增加州内的本科毕业率，就增加大学毕业率的能力而言，这是一种无效的资助模式。[16]张亮等人对弗罗里达州光明未来计划对学生选择大学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光明未来计划显著改变了学生在公立大学和四年制公立大学的选择。[17]大卫（David ATandberg）等人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研究人员对国家一级高等教育的政治、政策、财政和治理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增多，但是很少关注到州高等教育执行官（SHEEOs）方面的研究，已有的研究表明他们对国家高等教育政策有较大的影响，他们通过一组跨越二十多年的数据分析发现高等教育执行官与州长之间的制度关系对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支持有重大的影响。[18] （五）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
国际化是当今社会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高等教育国际化也是国际学者广泛关注的主题。本研究将关键词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都归纳为高等教育国际化主题。大多数学者将国际化视为增加国家间相互依存的过程。例如，埃尔斯（Ayers）和帕尔马迪萨（Palmadessa）指出：今天的主导社会反映了一种日益增强的全球相互依赖感。[19]同样地，斯科特（Scott）也提到：21世纪正在迅速走向全球化阶段。随着民族与国家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大学的另一个使命正在出现。[20]西蒙（Simon Marginson）指出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水平正在迅速提升，全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2年的10%上升到了2012年的32%，并且每年以1%的增长率增长。[21]国际间的比较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关注的一个方面，戴维斯（Davies）等人对美国和加拿大高等教育学生竞争的渠道进行了对比，[22]马什（Marsh）对澳大利亚、胡斯曼（Huisman）对欧洲的高等教育进行了介绍。沃克（Walker）在其研究中指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机构而较少集中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虽然高等教育研究人员试图了解全球化对学术界的影响，人们普遍关注的是知识经济的需求变化如何影响高等教育机构的性质和宗旨，往往不太关注全球资本主义的后果。同时她也指出，在全球范围内讨论高等教育中的权力、特权、支配、边缘化、霸权和不平等等概念时，这些概念将会变得更加明显。[23]
四、引文共现揭示的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是指在该研究领域内具有基础性作用的理论原理。在Citepace软件中，将Note type选定为Cited Reference运行后得出该领域研究的引文共现知识图谱如图4所示。据统计，该领域引文有9个较大的节点，且每个节点所代表的被引文献的被引次数都超过10次，本研究截取被引次数位于前三的文献进行分析如下。
（一）希拉·斯劳特等人的《学术资本主义和新经济：市场、政府和高等教育》
美国乔治亚大学教授希拉·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等人合著的《学术资本主义和新经济：市场、政府和高等教育》是本研究所选期刊被引次数最高的文献，该书出版于2004年，该书一共分为十二章，建构了完整的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制度体系，是研究高等教育学术资本主义方面重要的参考文献。该书中对学术资本主义定义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一种市场导向的知识生产与转化方式，是一种基于专业化理念的大学组织与管理模式，是一个影响大学及其成员身份定位的文化系统。之后高等教育的研究更加关注以利益为导向的院校行为与院校能力提升之间的内在关系。[24]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产业部门寻求新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大学得天独厚的科研条件及学术氛围使其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更能契合产业界的需求。因此，作为产业逻辑学术资本主义在大学中赢得了其“合法性”，该书也成为此研究方面的重要理论参考。
（二）亚历山大·阿斯廷的《大学里什么最重要：四个关键年份》
亚历山大·阿斯廷（Alexander Astin）1993年出版的《大学里什么最重要：四个关键年份》（修订版）一书是本研究所选期刊被引次数第二的文献，是研究大学对学生影响的代表性著作。亚历山大通过对1985年至1989年间309所大学24847名新生的连续调查问卷所搜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解释了学术性课程、教师、学生同龄群体和其它变量对学生大学经历的影响，并对在最后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特别是对研究型大学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25]该书基于实证数据的分析，全面分析了高等教育环境中影响学生的各个因素，不仅对于改善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来说意义重大，对于高校管理者及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而言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三）文森特·廷托的《离校：反思学生流失的原因与对策》
文森特·廷托（Vincent Tinto）在1993年出版的《离校：反思学生流失的原因与对策》是本研究所选期刊被引次数第三的文献，主要探讨了大学生流失的原因和后果，以及高校应对大学生流失的制度行为特征。其在综合研究学生离校原因的基础上，结合爱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学生离校的理论。研究表明师生互动质量和学生融入学校情况是影响学生流失的核心因素，在分析了学生留校和离校评估的内容、结构和评估方法基础上，他利用评估信息制定了有效的学生留校计划。[26]文森特的研究全面分析了大学生离校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他在研究中提出的理论也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五、对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启示
（一）形成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和机构群
核心作者群和核心机构群能够在科学研究领域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它引领着该研究领域的方向，是该研究领域的权威所在，也是该研究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爆发地，只有建立起核心作者群和核心机构群才能进一步促进某一研究领域的深化发展。国外高等教育研究已经形成了核心作者群和核心机构群，国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也应该重视核心作者群和核心机构群的确立，需要形成以核心作者和机构主导的学术共同体来引领国内高等教育的研究。鼓励不同领域的学者互相合作、加强联系，形成密切的核心作者群，同时也需要鼓励高校与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的机构相互合作形成丰富的核心机构群，以形成广泛参与的研究共同体，促进高等教育的研究更加丰富。
（二）深化高等教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近几年，国内高等教育领域研究成果逐年攀升，每年知网收录的高等教育领域的論文高达万篇以上，并在高等教育治理、高等教育转型发展、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民办高等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纵观国内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其在研究深度和广度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 首先，需要重視高等教育领域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国内研究多数没有明确交代研究中所用的研究方法，大都采用经验总结式的归纳讨论，相比与国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研究方法的使用，国内该领域应该加强基于实证数据的调研，用客观的数据或丰富的资料来支撑研究内容，而不是凭借研究者本人的主观推断下结论。综合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方法，全面搜集与研究领域相关的数据，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意见。
其次，需要重视理论基础研究。国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另一不足是理论基础研究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引文共现分析发现，国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理论基础主要由希拉·斯劳特、亚历山大·阿斯廷和文森特·廷托的研究成果组成。国内学者应该在借鉴这些理论基础的同时，提出适应国内高等教育环境的理论基础，并在实证研究中进一步验证与修正，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基础。
再次，需要把握国内高等教育动向。当今高等教育发展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国际化、信息化的趋势，“双一流”建设便是这种趋势下的具体改革方向，应该在进一步理清高等教育发展的本质及落脚点的基础上把握高等教育发展动向，加深对“双一流”建设的本质、标准及如何建设方面的研究，促进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朝向更加微观的视角探讨保障体系指标、质量保障文化方面的研究，在重视学生体验的基础上促进基于信息技术的课堂教学方式变革研究，促进更具有实践意义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研究等，以提高国内高等教育研究质量。
最后，需要把握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前沿。国内对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现状及主题方面分析的研究不多，对于国际上该领域领军期刊的分析能够把握较好地把握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前沿，并为国内高等教育研究提供借鉴意义。贝雷迪（Bereday）指出比较教育研究不能停留在增进认识上，还应该转向实际运用，因为研究的实际价值有可能为改善人类社会服务。[27]因此，把握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前沿，从而为国内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本土化的发展路径，是国内高等教育研究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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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赖佳）
收稿日期：2019-11-11
作者简介：刘超洋，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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