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钱国币》探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三块钱国币》是丁西林的一幕短剧，剧情简单，主题不深，又安排在《雷雨》《茶馆》《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名篇之后，给教学带来了难题。如何避免常规教学手段给学生带来“审美疲劳”，突破“背景、人物、主题”式的思维惯性，重构文本与生活的“鱼水之情”？本人采用“浅文深教，逐层探究”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先要求学生自读课文，以“赔、押、摔”三字为骨架，梳理戏剧冲突，掌握基本情节：“赔”――李嫂该不该赔吴太太的花瓶？“押”――吴太太该不该典押李嫂的铺盖？“摔”――杨长雄气急之下摔碎了吴太太的另一只花瓶！
　　在此基础上，扣紧杨长雄的“情、理、势”进行展开，抓住关键性的“和棋”进行深入，师生共同参与，相互启发，在情节、思辨、生活等多个层次上探究《三块钱国币》的内涵。
　　一、尽管李嫂身上只有三毛钱，吴太太认为赔她三块钱是“理所当然”的。面对得理不让人的吴太太，杨长雄从哪几个角度进行反驳？
　　1．请同学提炼成3个字：情、理、势。
　　2．扣住这3点，请同学们根据课文内容作一些分析评论：
　　①情――悯贫助弱之“人情”。
　　虽然吴太太总说自己是“穷人”，但杨长雄一针见血地指出她是一个“高级的穷人”：“一个用得起娘姨服侍的太太，如果穷的话，是一个高级的穷人；一个服侍太太的娘姨，是一个低级的穷人。”所以，杨长雄认为，吴太太不应该过于计较区区三块钱国币，不能对赔不出钱的李嫂这样一逼再逼。
　　②理――难免打碎之“事理”。
　　杨长雄说：“你这就错了，该有花瓶的人，不会把花瓶打破，因为他没有打破的机会。动花瓶的人，擦花瓶的人，才会把它打破。擦花瓶是娘姨的职务，娘姨是代替主人做事。所以娘姨有打破的机会，有打破花瓶的权利，而没有赔偿花瓶的义务。”杨长雄的道理是：不做事的人当然永远没有做错事的机会，做事的人则难免会犯错。
　　③势――无力赔偿之“情势”。
　　李嫂赔不出三块钱国币，吴太太“已毫不客气地把李嫂身上搜过了”，“发现了她身上只有三毛钱”。所以，杨长雄认为：“现在你要她赔的不是三毛钱，而是三块钱。这三块钱的巨大赔偿你叫她从何而来？”李嫂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低级的穷人”，除了随身携带的生活必需的铺盖，身上只有“三毛钱”！即使是面对这么一个可怜的姑娘，吴太太仍然要坚决地将她辞退，无情地夺走她仅有的铺盖，要把它拿到当铺里去典押，以赔偿她三块钱！
　　二、既然杨长雄站在道义的上风，“义正词严”地步步进逼，为何最终不仅毫无作用，自己还被逼得无话可说？联系生活事例，你认为杨长雄的3个“道理”到底有没有道理？
　　同学A：杨长雄说的有道理。同情、宽容、仁爱之心，是待人接物的“处世金针”，是人际交往的“润滑油”。一个人，满足了自己，可以得到快乐；帮助了别人，才能得到幸福。
　　同学B：杨长雄说的没有道理。法律讲究客观证据，它认理不认人。虽然法律的基本原理建立在“人情事理”之上，但是法律的条文和程序则必须剥除“人情”的影响而保证有相当的“刚性”。
　　同学C：杨长雄说的有道理。即使按照法律的规定，也要区分“赔偿责任”和“赔偿能力”的不同。赔偿责任，强调的是事件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事实过错相关，与伤害后果对等；而赔偿能力，则要视责任方的客观经济状况，若没有能力做出全部或部分赔偿，也不能剥夺他的基本生存条件。公司经营亏本了，只能将公司的生产资料和由此所得的财产进行抵押，而不能将经营者的基本生活物品都拿去拍卖。
　　同学D：杨长雄说的没有道理。“情有可原，罪不可恕”，法律讲究的是客观证据和程序公正。曾经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年轻人，为了帮身患重病的母亲筹集治病的钱而参与毒品的走私。他被抓获后，法官并不能因为同情他的遭遇而不判他的刑，这种情况甚至不能作为从轻判决的合法理由。其他如用“家法”处决“不肖子孙”，用私刑解决个人争端等等，都无法在法律上得到承认。
　　教师启示：是否应该赔偿，在法律和道德上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这个花瓶应不应该赔偿，不是简单的两元判断。对于吴太太的赔偿要求，不是“对”还是“错”的问题，而是做得“好”还是“不好”的问题；对于杨长雄的三点分析，也不仅仅是“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而是道德和人性的光辉对于冰冷现实生活的照耀。杨长雄并不抱胜利的希望，或者说并不抱使吴太太改变主意的希望，而是站在道义的立场对这种自私刻薄的人进行一种道德的鞭笞。
　　……
　　讨论要适时停止，留有空白，其目的是抛砖引玉，为学生打开一个可以自由论辩的话闸，引进社会的活水，促成思辨的延伸。
　　三、师生共同探究关键性的两个字：“和棋”。
　　1．在文章中，“和棋”有哪两层意思？
　　表面上指杨长雄和成众两个人在下的那盘棋是“和棋”，实际上是十分风趣又一针见血地比喻这场两败俱伤的争吵。
　　2．引导学生再拓展思路，从社会角度进行深入探讨和辩论，提出有一定深度的观点：（下面摘录有代表性的两组讨论）
　　讨论组一：吴太太和杨长雄两人的争斗，涉及到“道德与法”的深层问题。如果“情”与“理”、“德”与“法”不能有效沟通、和谐一致的话，“个人”与“社会”都难免会出现剧中那种“两败俱伤”的结局。“理”和“法”都是刚性的规定，讲究的是严密的推理和硬性的度量；“情”和“德”都是柔性的沟通，讲究的是宽容仁爱与和谐融洽。刚性的规定是社会运转的骨架，柔性的沟通是社会和谐的血肉，两者缺一不可。
　　讨论组二：如果只有“理”和“法”，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像没有血肉的骷髅一样冷酷无情――吴太太抓住的只是“理”和“法”，而不顾人之常情，因此，她最终被逼得恼羞成怒，耍横耍泼，显得自私吝啬、尖酸刻薄。如果只有“情”和“德”，社会又会变得像没有骨架的皮肉，随人揉捏，没有定型――杨长雄抓住的是“情”和“德”，而不愿承认“损坏物品，照价赔偿”的通理，因此，他最终也到了“理屈词穷，闭紧了嘴唇，握紧了拳头，没得说”的境地，以摔碎另一只花瓶出气。
　　教师总结并加以补充：如果双方都能意识到对方立场的合理性，也许就不会出现这种不愉快的结局：若吴太太“得理能让人”，多一分宽容，就能赢得李嫂的感激、杨长雄的敬佩、邻里的和睦；若杨长雄说话婉转含蓄一些，语气和蔼温和一些，因势利导，不要持这种“仗义执言、打抱不平”的咄咄逼人之势，或许可以将问题解决得更完美一些。
　　浙江余姚市第八中学 315430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88922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