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职业与职业教育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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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 媛
摘要:技术创新与全球化“驱动”了中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后的大学教育及技术与职业教育(TVE)的变革;新技术正在改变着职业,并要求技术与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做出重大变革,同时也引发了教育与培训的变革,包括多技能培训、交叉培训,与知识工人的教育。
关键词:改变职业;改革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
收稿日期:2007―01―15
作者简介:黄媛(1969―),女,汉族,山东省郓城人,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阅览部馆员,大学本科。
各国在全球经济中面临的挑战要求人们更加关注技术与职业教育与培训,因为大多数人在有生之年可能要调换三至五次工作――而每次改变职业都需要新的知识。飞速发展的技术改革与全球化也对技术与职业教育与培训产生着重大影响。学习已成为终生之举,最重要的技能也已变成学会如何学习,技术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任务是保证国家拥有经过培训的、合格的劳动力。
一、背景:定义
技术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指人们为准备从事有报酬的工作而接受的教育与培训,技术与职业教育与培训可以在正规学校展开,并逐渐在后中等教育中的社会学院或工学院进行,也可以通过工作场所培训等非正规途径进行,许多技术与职业教育家赞成把普通文化课程与技术/工艺课程一体化,知识工人的教育与培训表明,这种一体化方式在21世纪将占主导地位,因为掌握技术概念需要在数学、自然科学和传播技能方面有坚实的基础,还要对技术有一定的了解,基本说来,教育的目标是“在充分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培养学习者掌握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培训的目标则是“教会人们遵守规定程序,并按标准化方式完成任务”。在变化不定的职业世界里,这两种原本不同的观点正在趋同,这对于教育的未来、尤其是技术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未来,相当重要。
二、科技进步
阿尔文•托夫勒(1981年)认为,世界历史经过了三个时期――或称“浪潮”,第一浪潮是农业革命,大约从公元前8000年起到公元1700年止。后来,农业生产变成了家庭农场企业,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发展成“工业化农业”。托夫勒的第二浪潮是工业时代,从1700年到2000年,工业时代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商品生产与消费的分离(Tjaden,1995)。由于纳米技术的影响,有可能会在二、三十年间结束第二浪潮。托夫勒的第三浪潮开始于1950年代中期的美国,第三浪潮包括了向信息时代的转变。
刘易斯•芒福德曾描述过新技术革命,即通过机构的研究与开发开创新工艺(Mumford,1970)。这场“革命”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太空竞争”期间把科学研究应用于军事(及其后的消费品生产)开发的种种首创。这改变了工作的性质,也改变了教育与培训的形式与功能,新技术革命的核心特征是,雇员在机械电子环境中工作,他们使用的精确度高、电力驱动的机械设备越来越多地受复杂的高级计算机程序控制,这构成了工业生产过程与信息的合一。机械电子环境要求工人掌握通过交叉培训或一项以上“传统”专业培训才能学到的多种技能,如通过培训学会维修与保养工业机器人的机械部件和电力/电子部件。
三、变化着的工作场所
这些技术创新的全球传播影响到了职业,随之又影响了教育与培训,由于取消了组织等级制度中的几个管理层次――由多至8个减到少至3个层次,管理级别被削平,从而提高了工人的地位。改革后的工作场所鼓励雇员与管理层交流意见,参与决策,并解决问题,因此,这种类型的工人已经不再单纯服从指令,而变成了知识工人,公司则成了“学习组织”。
信息时代的产业是围绕着信息流动、而不是产品的流动来组织的,而且依靠知识工人为主要劳动力,而不是那些完成高度重复性的简单劳动的手工劳动者或服务人员。信息时代产业的中心问题是提高知识工人的生产力,减少对服务人员的依赖程度,再设计运动其实就是要通过创造新工艺知识的过程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些组织的构成几乎没有上下层次,通过信息的自由流动来协调各项活动,被称为“公用控制管理”。
孟席斯曾写道,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与社会缘自于信息数字化,影响了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工作活动,“从资源的加工与制造到服务业与政府行政系统”,以及工作的重新安排与调整。她强调指出,“工作范围与相关知识是数字化技能(软件),可以挣脱地理局限的桎梏,通过信息与传播技术(ICTs),借助日益扩大的全球数字化传播网络,在任何其他地方重建或改建”。
四、信息时代的工人
未来的知识工人很可能成为高级员工,霍默―狄克逊把他们称为符号分析员,反之则是低级员工,被称为汉堡包,因为智能更高的技术总能设法达到技能等级的顶层,这种劳动力分化现象已经出现十多年了。
新经济中的工作职位增长,已成更加明显的两极分化之势:高技能、高工资的技术与专业工作往往是全日性的专职工作,福利待遇也好,而低技能、低工资的服务性工作则往往是非全日性的兼职工作,福利待遇也低。
五、“新”工作的性质
预言计算机会取代数以百万计的工人的早期观点还没有成为现实,迄今为止,与已经被计算机取代的工作相比,信息时代的技术所创造的工作机会可能要多得多,作为技术革新与生产及贸易全球化的结果,工作场所的改组与调整的确造成了伤害,尤其是对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随着就业条件的改变,雇用工人的企业的性质也改变了。
由于新技术减少工时、增加经济产出,农业和制造业雇员人数减少了,生产率却提高了。技术革新减少了“传统”领域需要的工人的数量,而在需要先进的职业与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新兴信息与传播技术(ICT)部门,就业人数却增加了。
教育的性质同样也发生了变化,因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当懂得该如何学习,且在一生中不断学习,尤其是在正规教育期间和脱离正规教育之后,知识工人同样必须学会如何从一个团队转移到另一个团队;如何让自身融入团队;对团队该有何种期望;又该对团队做出哪些贡献,这才是完美的成人学生。此外,教师的作用职责应当从“传统的”说教式传输知识改变为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帮助。
六、几种可行的解决办法
为了获得14年(或更多)教育,以便加入信息时代的劳动大军,将学生留在学校里的各项举措显然都是必要的。经合组织指出,“自从70年代的石油危机首次引起人们关注青年失业问题以来,从初步教育到工作的转变已在经合组织各成员国中成为一项长期享有优先地位的政策”。此外,“从初步教育到工作的转变至为关键,可以为贯穿整个成年生活的学习与工作的不断进步、为改善青年人面对的劳动力市场的前景奠定基础”(经合组织,1998)。经合组织分析了“从初步教育到工作的转变”,认定这一转变是“一个关键阶段,可以为贯穿整个成年生活的学习与工作的不断进步奠定基础”。该组织指出,“虽然入学率的提高减少了辍学者的绝对人数,但那些过早离开学校、没有取得合格证书的人面临的问题依然很严重。”经合组织的结论是,“许多青年人不知道怎样利用各种现成的途径获取最大利益”(经合组织,1998)。
经合组织的研究方法借用了类型学,或者说“理想类型”,对两种职业与技术教育与培训体制进行了比较:“有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相对开放,重视一般性就业能力,而不是特种职业资格证书”,“有些国家按职业划分劳动力市场,制度化的、‘全面的’职业教育已成为绝大多数青年向就业过渡的基本框架,编织严密的安全网可以保护不幸失败者”(经合组织,1998)。
降低过早辍学率的策略与一系列举措结合在一起:地方的后续行动与监督;个性化引导;强调教育的早期一体化,取得资格证书;有权选择符合个人需要的教育、培训和就业;统筹安排就业、地方教育与培训、福利和社会服务;采取鼓励处境不利的青年积极投身教育、培训或求职活动、不鼓励失业或怠惰的收入政策。由于教育的参与程度正在提高,15至19岁和20至24岁这两个群体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提高了高中与中学后教育的入学率,新千年需要的国际竞争力同样也是青年在面对信息时代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时应具备的能力,这其中包括:
第一,个人能力:能够有效地交流;宽容歧义;经证实的领导才能。
第二,职业技术能力:解决问题;了解最新的科技知识;谈判技能;战略思维/规划能力。
第三,跨文化能力:能在其他文化中运作;国际工作经验;语言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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