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等学校管理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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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潘卫春
摘要: 高等学校管理的科学性是当今我国高等教育在强调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下的必然结果。同时,高等学校管理的科学性问题与西方高等教育管理中提出的“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具有一致性,“院校研究”为我国高等学校管理科学性提供了行为方式。我国高等教育目前在规模上日趋庞大,高等教育质量无所保证,在此形势下,高等学校管理更应该具有科学性。
关键词: 高校管理 管理理念 院校研究 管理行为
高校管理本质上是高等教育的一个衍生性的行为。这种“衍生性”表现在:一方面,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行为在先,而高等学校的管理行为在后,高等学校的管理是服务于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行为的,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管理行为也是发生在教育制度化之后的事,教育制度化使得教育教学行为有了某种规范,因而产生了管理。高校管理行为应服从于高等教育行为,而高等教育无论是从历史维度上还是从逻辑维度上,也无论是在高等教育的“学术性”上还是在“育人性”上,都要求高等学校管理具有科学性。中国的高等教育将要进入大众化阶段,接受高等教育的公民占全人口比例不断上升,而高等教育质量却受到了大众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尤其前一段时间我国进行了高等教育结构调整,许多院校从中等专科学校、高等专科学校、电视大学和职业技术学校升格到大学本科行列中,这类新增院校更需要加强管理的科学性。
一、现代管理理念
管理从显层意义上讲,是一种可见性行为,并且这种行为的“施动者”和“受动者”都是人,所以有学者认为,管理是“一个合作群体将各种行动引向共同目标的过程”[1]。因此,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引向”活动,而“引向”的对象则是另一个“人”(“合作群体”中的人)。管理就是“人”对“人”的“引向”。“人”具有复杂性,人的复杂性使得“人”对“人”的“引向”行为变动不居。从这样角度看,要想管理好一个“合作的群体”主要依靠的是一种经验以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思维习惯和思想境界。
现代管理之父泰勒认为,“由经验和习惯形成的劳动形式与管理方式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他强调“以科学方法来研究管理,取代传统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管理方式”,“只有通过对工作行为的科学分析,才能发现和设计最有效的工作方式”[2]。所以,现代管理理念是强调“科学理性”,提倡通过对已有的管理行为作科学分析而后抽象出更一般意义上的规律,从而利用这种规律性设计管理行为。“经验”是一种浅层次的感性的东西,在被管理对象具有简单性时,“经验”是能起作用的,例如,“仓储管理”经验性成分更多一点。“经验”在管理活动中能起作用的前提条件是事物的“相似性”,而事物的“相似性”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相似性”能提供人们对新事物的思考,例如,科学研究中的转化思想和化归思想就是利用事物的“相似性”而进行的,另一方面“相似性”又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层,即“相似性”并非事物间本质的属性,因此,利用事物“相似性”往往会因为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和解决办法。
人类起初因为生存规律的制约而只能采用群居的方式,生产力水平低,不足以形成满足生存之后的“公共生活”,而后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经过彼此之间的交往形成了“公共生活”领域。“公共生活”需要管理,因为“公共生活”是“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3]。“统一”使管理具有可能性,而“差别”使管理具有存在性。在“统一”的基础上对“差别”进行管理需要的是“科学理性”,因为“人之不同,需求不同”,只有在各种“差别”中找到“共性点”才可能实现管理目标。“共性点”不是能直接依靠“经验”得到的,需要“理性”才能把“共性点”在“差别”中甄别出来。康德认为“感性是接受印象的能力,知性是规则的能力,理性是原理的能力”[4]。管理的本质目的在于维护我们的“公共生活”,发展和提高我们的“公共生活”,扩大我们“公共生活”中的“统一性”,因此管理应该用“理性”来梳理,用“理性”来实施。那么在管理活动中什么样的管理才是具有科学性的管理呢?由于管理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生活中的公共利益,所以,从结果上讲,科学性的管理应该以被管理者全体成员所共同认同和接受为基准;从过程上讲,科学性的管理应该尊重管理中的“事实”,从“事实”出发,确定管理的目标,制定管理的计划。
二、高等教育管理与高校管理
高等教育管理作为高校管理的上位概念,从本质上讲就是“协调高等教育系统有限的资源投入与高效益地实现高等教育总目标的矛盾”[5],因此,高等学校管理直接是为“高等教育总目标”服务。高等学校管理的直接对象是高等学校,高等学校又是高等教育目标的实施者。从高等学校的主体性行为来看,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科研与社会服务,因此相应的管理内容就有“教育管理、科研管理、社会服务管理称之为高校管理的任务”[6](注:“教育管理”指的是一种狭义上的用法,主要是指高等学校中的教育教学活动管理)。从“教育管理”、“科研管理”和“社会服务管理”的发生学角度看,高等教育管理又以“教育管理”为首位,因为高等教育系统的主要目标是一种教育目标,而高校管理就是使如何培养人才的种种要求具体化。
三、院校研究与高校管理科学性
尽管泰勒在他那个时代创立的“科学管理”所针对的是企业与工商界,但作为高等教育的管理似乎与企业和工商界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企业和工商界管理行为的目标在于提高成本效益,是一种物质性的、单一性的和功利性的,而高等教育则是非物质性的、非单一的和非功利的。随着管理学理论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尽管在“科学管理”理论创立时期主要的应用对象是工商企业界,但是由于高等教育管理实践中有学者在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中运用了工商界的管理方法,使得高等教育活动中采用“科学管理”模式对高等学校进行管理。当前在高等学校管理活动中引入“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院校研究”“应当是院校的自我研究,旨在解决高校自身的问题”,是“对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所进行的批判性的自我研究,目的是发现学校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解决方案,促进学校工作的改进”[7]。“院校研究”作为一种高等学校管理的工作形式,它是高等学校管理范式的一次革命,这种革命不仅表现在管理形式上,更为重要的是高等学校管理理念的变革,彻底地改变了过去普遍存在于高等学校管理中的“以开会代管理”的“由上而下”的“行政式管理”模式,而转变成为“问题解决管理”的“由下而上”的“研究式管理”模式。“问题解决”的管理模式要求管理活动的开展要以事实为基础,管理者首先要了解“事实”,即对管理事务进行“事实判断”,然后在事实的基础上确定出管理的计划和管理的目标,即对管理事务进行“价值判断”。在“院校研究”中的“研究者的具体任务大多分两项,一是状态描述,二是对策论证”[8]。“问题解决”的“研究式管理”模式把管理活动的工作台面放在被管理对象的“事实”基础上,使得管理者着眼于“事实”,直面管理“事实”,表现出管理者对管理活动中的“事实”的尊重。如果说“对人的尊重”是人文精神的核心的话,那么“对事实的尊重”则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因此,院校研究作为高等学校管理的一种过程性阶段存在于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中,表明了高等学校管理从经验型活动转变成为一种科学型活动,高校管理应该具有科学性。
四、高校管理行为的科学化
科学性是高等学校管理的一个基本属性,而作为高等学校管理中的具体行为应该科学化。高等学校管理行为科学化要求管理行为“目标化”、“理性化”和“制度化”。
4.1管理行为的目标化
管理行为的目标化要求管理活动在未展开之前首先通过对被管理者和被管理领域进行调查了解管理中的“事实”,然后从“事实”中找到要对其实施管理的“问题”所在,确定管理的目标,制定实现目标的管理实施方案。目标的确定不能单凭主观想象和“拍脑袋”。在高等教育实际管理活动中,“行政式管理”模式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管理者从主观出发。“行政管理”中的目标来自管理者的“脑袋”或者来自他人的“脑袋”。例如,看到兄弟学校在人事或者教学上如何进行管理,自己也就跟着在相应的领域中做相同的事务。这样确定的管理目标并不是从自身学校的实际出发而总结出来的,这样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是一种盲从。他人的管理目标或管理行为是他人在他们的管理环境、管理理念和管理对象的特殊性前提下做出的。“时间”和“空间”、“地点”和“人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故事”也就不可能重复了。
每所高校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例如,根据校园文化、社会环境、领导者素质、被领导者素质等各种原因,要求高校管理应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包括自身内在条件、自身外在条件以及内外关系互动度,来确定高校自身的管理行为目标。当然,也不否认“拿来品”亦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管理活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当下性”、“情景性”。所以,在借用外来管理行为时,一定要与本校自身实际结合起来,再确定自己的管理行为。在管理目标制定上,根据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信教授的观点,高校应该制定:发展人的创造潜力和培养高品质的人的“人文主义的管理目标”;发展人的专业能力的“科技专业主义的管理目标”;发展一个良好的伦理环境的“道德社群主义的管理目标”;发展一个不断创新的智性与知识社群的“知识社群主义的管理目标”;发展一个个体与群体、内与外的合作依存的“可持续发展主义综合管理目标”[9]。
4.2管理行为的理性化
高校管理行为主要涉及“人”与“事”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需要管理者在管理行为上具有理性。在行为的实施上,管理行为理性化主要表现在:从管理的外层看,管理行为对“人”要发扬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大学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大学管理行为理应体现和张扬大学精神。大学精神不仅要在知识海洋里通过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得以凸现,而且还要在大学管理活动中得到彰显,创造出一种人文精神的氛围。从管理外层看,管理行为对“事”要发扬科学精神,广义地讲,科学精神也是一种人文精神,尤其在当今高等教育改革中呼吁加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时,不仅要在教学科研中体现科学精神,而且在管理“事”中也要体现科学精神,要求管理行为应该是“尊重事实”,一切从事实出发。管理行为对“人”与“事”互动中,既要体现人文精神又要体现科学精神,很好地把握“对人的尊重”和“对事的尊重”的度,既不要在对“事”时“认理不认人”“得理不饶人”也不要在对“人”时“见人不见物”“灵活无度”;从管理内层看,管理行为应以管理目标为准则,管理是随目标而定,脱离了目标无论对“人”还是对“事”还是“人”与“事”之间的互动的度把握得再好,这种管理行为也是一种无效行为,有时可能是一种有害行为。
在行为的选择上,高校管理行为理性化主要表现在:所选择的行为作为高等学校的管理行为,要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按照高等教育规律办事。大学是生产知识的场所,大学管理行为应表现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规律是人们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对事物认识的经验的总结,是知识的一种,尊重知识就应该尊重规律,管理行为就会按照高等教育规律办事。尊重人才,也就是尊重人才的个性,包容大学中各种类型的人,作到“兼容并包”,这是大学发展的一种普遍规律。在大学里会有许多个性突出的人,他们可能“难以管理”,但是这类人往往可以做出突出的学术贡献,因为任何有创造性的工作都是具有个性的,没有个性的东西绝对不是一种创新的东西。1916年底,蔡元培对北大进行改革时,“在校长的‘兼容并包’下,北大各派教员在学术上各抒己见,这不但活跃了学术空气,而且有利于人才的成长。”[10]在管理行为选择上,行为理性化还有一个方面表现在:作为一个真正的管理者,在管理行为上不存在正确与错误之分,但是有“好”与“坏”之分。“好”与“坏”之分即一种价值判断。管理者做出的行为选择是管理者思考的结果,但是,“思考”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思考的对象”,即要明确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层次是“思考的方式”,即要明确所要解决的路向;第三层次是“思考方式背后的伦理、道德和价值等”,即要明确从道德、伦理和价值上来审视思考的路向。每个人都有解决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方法,但是只有一个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它既符合伦理道德又符合价值要求。因此,管理行为选择的理性化要求有一种“微型听证”制度形式,思想是在磨合和交锋中进步的。
4.3管理行为的制度化
高校管理行为在科学理性的作用下,为了形成高等学校自身的历史文化,必须有制度作保证,没有制度即便是科学的管理行为也很难发挥它的应有作用。制度是一种公共秩序,公共秩序要依靠公共生活中各个成员遵守来发挥其价值。尽管初期制度人们的行为中具有一种外来性,对行为的实施具有强制性,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会逐渐习惯而成为一种自然过程,即所谓“习惯成自然”。
高校管理行为制度化的另一个作用则是制度反过来又对管理行为具有约束力,在具体的管理行为的实施中会成为一种“标准”,成为公共生活中人们对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进行评判的尺度,在管理上具有反馈功能。制度具有时效性同时也具有稳定性。在新的制度尚未建立时人们必须以旧制度来约束其管理行为;任何制度都具有时效性,超过了一定的时间旧的制度会被新制度所代替,但是,在政策制定上切勿“朝令夕改”。在一定的时期里,高等学校的外部和内部环境总是相对稳定的,所以一项政策方针的制定总应该有一定的前瞻性,具有前瞻性的政策方针制定才能表明领导者的领导水平。
高校管理行为制度化在对管理者的任用上,要对人员任用必须从被考察者的实践活动中进行考察,不能仅仅从被考察者的“表格”上“阅读式”考察;在对管理者的绩效考察中要进行“问责制”,在一部分管理活动中常常出现“利有人要,事无人管”,“权有人用,责无人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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