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解构与重构：基于文化生态视角的江南蚕桑丝织农业文化遗产的一个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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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运用文化生态学理论及研究方法，提出了关于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江南蚕桑丝织文化”传承与保护的一个清晰的研究框架。通过文献分析及调查研究来构建江南蚕桑丝织的文化生态系统，研究其生成、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借助文化生态学的动态平衡原理，解释这一文化遗产在当前保护和传承上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并提出通过生产性保护来维持其文化生态的动态平衡。为“江南蚕桑丝织文化”如何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得以保护、传承、开发提供了可参考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 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态;解构与重构;传承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 S-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9）10-0243-06
　　Abstract Using the theory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cultural ecology，we proposed a clear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a —“Jiangnan sericulture and silk weaving culture”.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survey research to build this jiangnan silkworm silk culture ecosystem，we studied its form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s the foundation， with the aid of the dynamic balance principle of cultural ecology， we explained this in the current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n the facing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and put forward by productive protection to maintain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dynamic balance.It provides a reference research paradigm for th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Jiangnan sericulture and silk weaving culture” in the new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Key words Jiangnan sericulture and silk weaving;Cultural ecology;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文化生态学理论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其系统的研究方法现已被学界广泛地应用于区域文化的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源起于早期的文化人类学，1955年，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在他的代表作《文化变迁论：多线进化方法论》中首次提出，其研究重点和主要方向为人类的文化方式如何适应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1]。随着环境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的兴起以及新媒体环境研究的出现，文化生态学的关注视野进一步扩大，文化生态环境所包含的因素也从自然环境，拓展到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环境等多角度的综合研究。由此，文化生态学将生态学对自然生态系统领域的研究方法引入到了对文化的研究上，并从自然生态系统演化出“文化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即由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3个层次构成的“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复合结构[2]。文化生态学的诞生为研究区域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近年来，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历史文化保护、城市规划布局及各类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甚至可以说，该理论也是指导我国非物质文化研究保护的重要方法论之一。
　　当前，国际社会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遗产问题日益关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之余，国家和人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越来越强烈而清晰的自觉与自信，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近年来国家制定文化政策和维护文化安全的焦点，也成为中国学术界形成学术议题，整合学术资源的平台。我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蚕桑丝织文化，曾经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在今天“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背景下，并将继续对中国和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江南（指今天的苏南、上海、浙北地区，也就是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具体指苏、常、宁、镇、松、杭、嘉、湖8府及太仓直隶州）[3]地区作为蚕桑丝织的重要产区，形成了独特的“江南蚕桑丝织文化”，是我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江南乃至中国农业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江南蚕桑丝织文化”是中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国重要区域文化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在其形成、发展、传播以及演进的过程中，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非常重要。这里的环境不单纯地指蚕桑丝织文化所处的地域环境，更重要的是它包括其所处地域的社会制度结构、人文环境等形成的综合文化生态系统。“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由于其研究过程注重以他者的视角来反观、诠释和重构文化，使其既具有对文化的人文关怀，又具有应对现实的深刻思考，因此成为了非遗研究的基本学科起点”[4]。基于以上认识，该研究以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生态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江南蚕桑丝织文化这一重要文化遺产进行发掘、解构和重构，力求实现对其生态系统的有效认知。研究中还借助文化生态学的动态平衡原理，进一步分析文化生态平衡对于文化本身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搭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进一步考察江南蚕桑丝织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包涵与融通问题，在变迁的语境下重构其文化生态系统，进而提出传承与保护的有效载体。 　　1 发掘：认知“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逻辑起点
　　1.1 发掘和认知“江南蚕桑丝的文化”的基本原则
　　“发掘”一词基本含义有二：一是开掘，把埋藏的东西挖掘出来;二是把人们不易发现的事物本质属性揭示出来。“‘非遗’研究的认知起点在哪里？应该是发掘，即发掘并弄清‘非遗’的存在现状及其基本生存样态”[4]。由此不难想到这是认知“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逻辑起点。通过对江南蚕桑丝织文化这一宝贵的区域文化资源的发掘与整理，可以让普通百姓乃至全社会、各阶层充分了解它的现存的基本状况以及面对的传承危机与挑战，并且可以使他们在认知的基础上，针对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问题达成多维价值判断上的共识。
　　因此，该研究认为发掘和认知“江南蚕桑丝织文化”，首先，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1.1.1 下决心做好田野调查。从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来看，田野调查是发掘和保护传统区域文化的基本的和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任何一个民族或区域的文化都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江南蚕桑丝织文化”作为一种传统区域文化遗产也具有同样的属性。一方面它表现为代表国家或官方的主流文化;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又体现其区域特征，其自身蕴含着独特的地方、民族文化基因，因此体现其非主流的一面。“江南蚕桑丝织文化”是我国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朝历代官方相当重视，因其主要脉络记载比较清晰。但由于官方记载的历史局限性，史料中并无记载或者语焉不详，甚至还有很多的具体内容却散落于民间，因此只能通过田野调查进行挖掘。田野调查是进行“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务，也是当前学界比较认同的“非遗”保护的起点和基础。专家们认为“只有深入特定的文化空间，与‘非遗’传人和群体进行交流，并亲身感受‘非遗’赖以生存的自然和文化生境，才能感受和了解到蕴藏在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4]。可喜的是，当前包括各种学科如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建筑学等学科的众多学者，从事“江南蚕桑丝织文化”遗产保护者和传承人，已经自觉的开始对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全方位的挖掘与拾遗，并且近年来成果颇丰。
　　1.1.2
　　始终遵循文化生态学系统、动态的研究理念和方法。首先作为人类学的重要分支，文化生态学从一开始对社会文化的研究视角就采用系统、整体的研究方法，可以说系统论的研究方法是其基本的学科理念。“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存在的特定自然生境和社会生境，同一生境的人们共同创造了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文化和生存样式;同时，民族、文化及其生境还是一种相互关联的综合系统”[5]。因此，该研究认为，在对“江南蚕桑丝织文化”进行发掘整理是应该将其与自然和文化生境（包括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诸因素）联系起来，全面地、系统地进行分析梳理，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变化发展机理。当然，整体性和系统性是就观察视野而言，并非仅仅局限于发掘对象本身，而是将其与周围环境、社会文化结合起来审视。其次，在文化发掘时要注重和研究文化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问题。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一定是一个连续的动态平衡过程，区域文化的生态环境与其存续空间紧密相联，并且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其发展与变迁的过程应该是螺旋式的上升，表现为旧的平衡不断打破，新的平衡不断重构的过程。“江南蚕桑丝织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是因为文化本身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始终保持着动态平衡的状态。因此研究其文化生态的成因、发展与变迁的规律就成为从事区域文化保护工作者的首要任务。该文化具有典型的地域性和时代性，其折射出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传统、审美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都还需要进行深度挖掘。
　　1.1.3
　　在文化發掘过程中，必须坚持审慎、开放、包容和公平的文化立场。文化人类学家马广海[6]认为，在“非遗”研究中坚持文化相对论原则的最大意义在于“使我们能够克服民族中心主义的狭隘眼光”。因此，在对待不同于本区域甚至本民族的文化遗产时，不能僵化地用本民族固有的文化标准或文化式样进行评判。其应该具有态度是审慎、开放、包容、公平立场和思维方式。“江南蚕桑丝织文化”作为特定区域的文化存在形态，在发掘中必须秉承文化无高下、优劣的客观价值观，坚持客观公平的对待“非遗”文化。一是横向公平，即对待不同文化形态的公平——一视同仁;二是纵向公平，即代际公平，不能用现代社会形态、价值观念以及生态环境去批判历史的文化存在，甚至武断地认为该遗产是落后、愚昧乃至腐朽的文化遗存。
　　1.2 发掘“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主要内容
　　在坚持以上认知原则的基础上，发掘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对以下三方面的考查。
　　1.2.1
　　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1）江南蚕桑种植文化调查，主要包括：①非遗项目——嘉兴（海宁、桐乡）蚕桑习俗（轧蚕花、扫蚕花地等）、杭州、苏州等地种桑养蚕传统技艺。②非遗传承人——蚕农群体。③生存环境——杭嘉湖传统蚕桑农业地区。
　　（2）丝织技艺文化调查，主要包括：非遗项目——苏州宋锦、缂丝织技艺;杭州余杭丝绵制作技艺、杭罗织造技艺、双林绫绢织造技艺。非遗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生存环境——历史上的政治经济中心，有官办背景的手工业实体—织造局及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环境。
　　（3）当代蚕桑丝织文化传承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生产性保护所取得的成效和不足。
　　1.2.2 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纵向传承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江南蚕桑丝织文化原生态之前的考察，包括：①钱山漾遗址、铁山漾遗址、余姚河姆渡遗址、江苏吴县良渚文化遗址等的丝麻制品、茧丝原始织造技术、原始纺织工具、蚕纹黑陶等的研究。②商周时期蚕桑丝织兴起阶段，锦的出现，冠服制度改革;蚕桑人工种植桑树、野蚕驯化;丝织技术，缫丝、络丝、并丝捻丝和整经等丝织准备工序初步定型，丝绸练染工艺，石染、草染技术的掌握;最早的提花织机出现。③秦汉时期，北方丝绸之路的开启，蚕桑种养技术的进步，丝织工具基本完备，沸水煮蚕缫丝法的应用，汉代斜织机、花本式提花机，织、罗、绫、棉等的发展变化最具代表性，丝绸产量大幅增加，汉代帛书逐渐普遍。 　　（2）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态形成。三国至隋唐五代重心南移，大运河开凿、唐代绫绮纱罗、缂丝技法、丝绸印花工艺、胡汉丝织技艺的融合及江南地区蚕桑丝织的快速发展。
　　（3）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态发展与繁荣。明清时期，棉花推广，北方蚕桑生产走向衰退，江浙凭借良好基础和优越自然条件独呈繁荣和发展趋势。清代三大织造局均地处江南（江宁、苏州、杭州）集丝织技艺的大成，宋代织锦、元代的织金锦、明清两代的杭锦、妆花缎、妆花绒缎，都是异常名贵的丝织品种。
　　（4）近现代的衰败与复兴。机器丝织业的兴起与挑战;日本侵华对蚕丝业生产地的垄断掠夺，我国蚕丝业遭到了空前浩劫。新中国成立以来恢复期与发展，徘徊、衰退与调整。
　　1.2.3
　　江南蚕桑丝织文化横向文化涵化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①原始宗教对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影响与涵化。早期丝绸的主要用途是祭祀祭品，丝绸神圣性质，模仿蚕蛹化蛾，以求灵魂升天等。②民间信仰与蚕桑文化的互融。江南蚕桑农主要信仰：螺祖始蚕（黄帝元妃），蚕马神话（民间马头娘）等。③蚕桑丝织文化与礼制文化的互相影响。“冠服制度”、瓮棺葬仪开始出现。④对古代文学的影响。蚕、桑、丝在文学与诗歌中的体现。⑤农耕文化对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影响与塑造。封建社会耕织模式的确立，蚕桑生产与农耕一样被赋予“国之根本”的重要意义。⑥“丝绸之路”的影响与交流。胡汉文化互融，西域等外来文化与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互相渗透与融合。⑦近现代外来文化、现代文化的影响与冲击。⑧文化涵化过程中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区域性特征等研究。
　　2 解构：基于文化生态视角的“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系统认知
　　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生态系统”是由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复合结构。首先，运用文化生态学理论及调查研究建构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态系统”。该系统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蚕桑丝织文化）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3个环境层次构成，并且文化主体受环境的影响，主体也反作用于环境，二者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过程中达到平衡，其平衡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动态平衡，不断发展与进步的一种平衡，其表现为旧的平衡不断被打破，新的平衡不断形成的发展过程，并且呈螺旋式上升状态。分析结构模式见图1。
　　对“江南蚕桑丝织文化”进行发掘与整理后，下一项工作就是运用解剖学的方法对其生态系统进行解剖，也就是所谓的文化解构。其基本目标是达到对这一文化的深层次剖析;其主要任务是要求回答这一文化遗产为什么会存在、如何存在、它与区域的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生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何等问题，通过文化解构的研究视角以期实现对“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内在文化基因及其传统生存模式进行一次全面的审视，其关注重点应该聚焦在：“江南蚕桑丝织文化”与区域自然环境、与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民俗及宗教信仰、与区域价值观及艺术审美观等方面的关系，进一步明晰该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核心文化因子。因此，具体的，该研究从以下几个层面对“江南蚕桑丝织文化”主体进行解构。
　　2.1 物质层面的“蚕桑丝织文化”研究
　　主要包括种桑、养蚕、缫丝、丝织等实物存在，具体指各种桑树、蚕茧种类及丝织名品。“桑、蚕、茧、丝、绸是蚕丝文化的有形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丝绸及织品。从丝织品种看，商代就出现了罗、线、纵、纱、络、绮、锦、绣。战国秦汉出现了织锦，宋代发展了缂丝，元代普及了缎，明清出现了妆花及大批地方品种”[7]。当然还包括制茧、缫丝、丝织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以及发展生产的经验总结等研究。任何一项文化遗产的存在总是以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前提的，与特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江南蚕桑絲织文化”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产物，与江南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紧密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区域的经济类型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作为一项传承上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是与我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相辅相成，并且映射出农耕文明形态下人们的基本愿望与诉求。因此，对于“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探究，不能脱离其产生和发展的区域经济形态和生产力条件，否则就很难准确把握其存在的根由和价值。
　　2.2 制度层面的“蚕桑丝织文化”研究
　　主要包括建立在物化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等级制度、礼仪制度、服饰制度、宗法制度以及分配、消费制度等。制度层面的“蚕桑丝织文化”是指建立在蚕桑丝织物质文化层面基础上的宗法等级制度。宗法等级上下尊卑的社会生产关系给蚕桑丝织文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丝绸在中国古代一直被当作贡赋品，“三日开箔雪团团，先将新丝送县官”，官库内“增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而蚕农则是“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竺麻”。丝绸服饰自周朝开始就是“昭名份，辨等威”的标志，丝绸色彩中的“正色”被当作尊贵的象征，“间色”则为卑贱的象征。“尽管蚕丝制度文化所反映的宗法等级观念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将成为落后的、过时的文化而被新的文明和社会制度所代替”[7]。其实，到了明清以后，制度型文化逐渐简约、潜隐，更突出民间性特点。随着江南丝绸市镇兴起，蚕桑民俗特色更加浓郁，并显现出较强的社区文化特征。
　　2.3 精神层面的“蚕桑丝织文化”研究
　　主要包括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前者指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它是人类日常生活所表现的惯常的行为习惯、民风民俗。心态文化是文化的核心，它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特有的文化观念，如宗教观、美学观、价值观、经济观、外交观、道德观等。而这些观念无不制约着蚕桑丝织文化，这就形成了蚕桑丝织文化特有的观念层面。要进一步理解它，需要从蚕乡民间故事、民间信仰、蚕桑文学、礼仪习俗、节庆活动、蚕桑生产习俗、丝织款式图案、音乐舞蹈、工艺技能等方面研究其基本观念的形成、发展以及变迁。著名非遗学者孙克[4]强调：“对‘非遗’的文化解构，就是要真正弄清在具体‘非遗’项目中蕴含的核心文化因子”。区域文化表象看似简单，其实质总是错综复杂，并且往往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科学的文化构成。因此，在研究江南蚕桑丝织文化这一重要的“‘非遗’项目时，就需要去伪存真，从根本上解析某其文化基因，使之成为客观反映江南民众经济、文化、社会、艺术、信仰等方面的综合性样本，从而避免在肤浅认知基础上的‘伪民俗’对区域传统农耕文化空间的占领”[8]。 　　2.4 “江南蚕桑丝织文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研究
　　按照图1分析结构模式，首先应该弄清“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自然生态环境及变化规律;其次就要认识“江南蚕桑丝织文化”各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变迁，包括国家制度环境及变迁;最后还必须研究江南区域历史上人口分布及生产生活方式情况，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变迁等等。文化生态学代表人物朱利安·斯图尔德认为，具体的文化形态总是与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并且在剧烈的文化、社会演变进化过程中尤为重要。这一理论观点也被后来的文化生态学者所广泛认同。因此，该研究认为，每一种文化遗产无论其存在形态和表现特征怎样，都有其产生和存在的自然、社会原因，并与其他文化形态和社会相互依存，并形成独特的区域文化。
　　总之，认何一项文化遗产其作为一定区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形态，它的产生和发展并非偶然，而是与其所处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产物，其形成过程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这就是需要解构“江南蚕桑丝织文化”与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原因。
　　3 重构：当代条件下“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文化人类学者普遍认同，对于文化遗产的发掘及解构是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文化人类学者的神圣使命。其文化生态学理论更加强调纵向历史社會比较的研究方法，特别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他们认为，研究文化遗产的终极使命并非仅仅限于对传统文化的记录与拷贝，而应该是以其演进和变迁为导向，在保持其原真性基础上的发展与传承，即当代社会条件下的“重构”。因此，文化生态学者通过社会比较的研究视角，从自然、社会、经济、习俗、信仰等不同层次进行系统比较，力求认识传统文化发展、变迁及演进的真正规律，发现和提出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路径与策略。对于“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重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思考。
　　3.1 正确认识当前“江南蚕桑丝织”的文化生态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如前所述，对于“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发掘与解构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基本层级，都是基于对现存事物的客观认知，还远非对事物本质及未来发展规律的理性思考与分析。发掘和解构“江南蚕桑丝织文化”之后面临的更为重要的任务，或者说必然的思考取向就应当是如何实现“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重构。在一定程度上说，重构是研究文化遗产的归宿，因为任何一项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是特定区域文化自然变迁的结果，都遵循着自身的生存发展法则。“江南蚕桑丝织文化”在过去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发展中，其文化生态的根基基本上处于良性的互动与运行状态，来自外界的冲击是微小或说作用是有限的。千百年来，“江南蚕桑丝织文化”正是处在这种相对“原生态”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其文化的本质核心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与变革，而且其过程是在动态平衡中维系、发展和变迁的。但是，当今中国所处的时代已不同于以往时候，经济形态、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加之经济全球化，东西文化及各种价值观的冲击等，“江南蚕桑丝织”的文化生态正在失衡。
　　于是，该研究认为，重构的前提应该放在对“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态失衡研究上，重点考察以下两点：①生态系统平衡与失衡理论。文化生态系统失衡理论在传统文化研究上的应用研究等。主要分析思路“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态系统（图1）已示。②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态系统失衡的表现及原因分析。研究中发现其主要表现以下五大困境：困境一，非遗传承人——养蚕种桑后继乏人;困境二，非遗项目——蚕桑习俗影响力不足，传统催青法、缫丝技艺等几近失传;困境三，生存环境——从事蚕桑业的地区正在缩减，种桑养蚕规模及产值逐年下降。困境四，文化习俗濒临消亡;困境五，文化价值及观念信仰日趋淡化。原因如下：江南蚕桑丝织文化主体和文化生态环境发生“四个根本变化”——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传统农耕）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需求发生根本性变化，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传承机制发生根本性变化，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社会认知观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可以从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变迁导致传统服饰文化的消解，审美情趣的改变，文化价值观念变化，机械化大生产对传统手工技艺的冲击，传承群体和空间的变化，社会政治经济模式、制度环境变迁以及经济全球化影响等方面开展研究。
　　3.2 “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态系统失衡修复的基本理念及主要研究内容
　　3.2.1 基本理念。
　　“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生命力极强。从文化生态视角来看，“江南蚕桑丝织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五千年来，不断吐故纳新，自我修复，在历史变迁、民族融合以及国际交往中不断发展和颤变，形成了一种极富生命力的动态平衡生态系统。这就是“江南蚕桑丝织文化”既古老又常新的重要原因。文化生态的健康与否既是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指标，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维度。当下的工作任务就是重构具有江南地方属性的文化时空框架，使一定程度上失衡的文化生态得到修复。
　　按照文化生态学基本理论，“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态系统是“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复合结构，基系统的平衡是一种动态化的平衡，所以当前的任务其实就是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三方面，运用当前方式其生态系统达到平衡状态。
　　该研究提出：重构的基本理念是江南蚕桑丝织文化传统与当代核心价值观的融通问题。重构的基本途径是活态化传承、生产性保护（蚕桑产业）。
　　3.2.2 重点研究内容。
　　3.2.2.1 重构“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态系统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态重构以时代要求为导向，包括以市场作为导向，不能囿于传统社会的生存环境和基本状态;其次，是对“非遗”不可抛弃的内在核心文化基因的基本价值判断;最后，在功能、市场导向和价值判断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文化生态平衡理论原则提出生产性（蚕桑产业）保护的设想。该研究认为，生产性（蚕桑产业发展）保护在重构“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生态平衡系统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它体现在经济功能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文化“江南蚕桑丝织文化”存续的根本动因。 　　3.2.2.2 重构“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开放包容体系。农业文明奇葩——“江南蚕桑丝织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存续与发展，离不开在各种文化的大碰撞中广泛吸收营养与养分，也离不开其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因此，重构“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开放体系对于这一优秀传统区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江南蚕桑丝织文化”需要“纵向传承”，继承五千年华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精髓;另一方面，还需要“横向涵化”，即在广泛吸收和包容国内外先进的文化的同时，努力从诸如现代自然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等领域中学习吸收先进的文明成果，丰富和发展“江南蚕桑丝织文化”。随着人们对传统区域文化认识的不断深入，我国蚕桑丝绸生产技术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江南蚕桑丝织文化”将会焕发出更加辉煌的光彩。
　　3.2.2.3 重构“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态系统的底线认识与探讨。
　　对重构“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态系统的底线认识，其实也可说是对这一重要区域文化内在核心文化基因的价值判断。人类学家认为：“在当代社会形态下，基于对符号的理解和控制，所有的文化知识甚至物品都可以进行生产和交换，这也使‘非遗’的文化重构成为可能”[9]。因此可以说，对于任何一种文化遗产，都可以通过语言、文字以及行为、技艺等符号形式表现出来，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适应自然与社会的变迁而传承更迭，历久弥新。其内在核心文化基因却始终保持其自身本真性，这些文化基因不会因为外在符号的变换而遗失或变异，并且富有持久的生命力，这正是传统区域文化能够历经沧桑而世代传承、经久不息的原因所在。但是区域文化内在核心文化基因必须通过不同的文化符号来表现其真实的内涵要义，而不能背离或者异化。也可以说，符号是内在文化基因的外在表象，它的存在必须服从于其表现的文化遗产的核心文化基因。因此，在对“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态系统重构的时候，不能僵化地固守文化的形式表象而忽視其内在文化精髓。
　　在茫茫历史长河中，“江南蚕桑丝织文化”与江南稻田文化一起，构成了江南汉文化的主体内容，它是江南农耕文明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对我国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成为中华浩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及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江南蚕桑丝织文化”核心内容包含了物质层面的、制度层面的、精神层面的“蚕桑丝织文化”，贯穿种桑、养蚕、缫丝、染织及其民风习俗等全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来的一系列的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特有的文化观念，如宗教观、美学观、价值观、经济观、人际观、道德观等构成“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核心因子。这些文化基因通过语言、文字等符号记录下来，并通过民间故事、民间信仰、礼仪习俗、生产习俗、款式图案、工艺技能等方面展现出来。因此，重构“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态系统，必须区分清楚真正的文化内核与文化表象，注意识别一些“伪文化”的干扰，这些所谓的文化，在符号及外部表象上看，似乎很规范，但其实是一些为吸引眼球或赚取经济利益的“文化异类”或者是一些与真正的文化本质根源相去甚远的“伪文化、伪民俗”。
　　3.2.2.4 重构“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态系统的载体选择——蚕桑产业（蚕桑文化产业）。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从文化人类学本身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这门学科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从母胎里带上了应用的痕迹”[10]。文化产业体现很强的时代性，并兼具应用性特点，其实质是通过挖掘文化客体的文化内核，赋予文化客体新的时代价值，使之成为新的时代或市场所能接受的文化产品，实现其经济价值。这就体现了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与产业的密切关系。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是人文，所以该研究认为，对江南蚕桑丝织的人文关怀是文化产业的应有之意。处理好文化与产业的关系是做好传统文化保护的基本要求。对于蚕桑文化产业的介入，应遵循前述“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态系统重构的文化底线，否则只能意味着文化内核的异化或消亡。
　　文化产业必须体现文化意义和时代意义。进一步发展蚕桑文化产业的基本思路应该是，首先以文化为本，注重整理、挖掘江南蚕桑丝织的历史、文化的基本内涵;其次注重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平台创新，通过创新为传统的丝绸行业注入新生活力;最后注重自主品牌的培育与扶持，构建蚕桑丝织丝绸企业品牌集群，打响丝绸行业品牌。
　　3.3 “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产性保护实践与探索研究
　　重点考察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①考察与研究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模式，选择其中对我国，特别是对“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产性保护有借鉴作用的运作模式。重点研究湖北、山东、浙江等地提出的“以传承主体为本，充分调动传承主体主观能动性为核心的1+3+N内生式动态机制模式”。②开展“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产性保护可行性分析，重点考察蚕桑丝织产业的分布特点、产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产业发展前景、产业发展的优势与劣势以及当前蚕桑丝织产业的产业链、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企业品牌资源等。③考察江南区域内蚕桑丝织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实践模式，重点考察以下5个试点模式：浙江海宁中国蚕桑丝织文化生态园、湖州蚕桑丝绸基地、吴中丝织创业园、杭州西溪文化创意产业园、苏州蚕桑丝织文化博物馆及各地丝绸旅游产业等丝织文化生产性保护实践。④考察苏南、上海、浙江主要丝织企业生产、销售情况及发展前景。⑤10年“东桑西移”政策实施的效果的思考。重点研究2006年以来，国家实施“东桑西移”战略对“江南蚕桑丝织文化”保护与传承带来的影响与冲击。⑥考察杭州G20峰会期间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表现及影响。重点研究类似活动及模式对“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带来的新启示。⑦总结历年来国内外蚕桑丝织文化生产保护的经验与教训，以供人们借鉴与反思。⑧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提出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产性保护原则、模式、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
　　4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市场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丝绸产业如何与时俱进，实现丝绸文化的繁荣成为研究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在传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国策的大背景下，笔者着手研究“江南蚕桑丝织文化”这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课题组以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建构关于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态系统分析框架，通过对该系统的解构与重构，全面揭示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系统的生成、发展与变迁的内在规律，发现并解释当前这一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上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与传承的载体与路径，为保护与传承这一宝贵的农业文化遗产（非遗）做出贡献。
　　该研究认为从事“江南蚕桑丝织文化”传承与保护这项研究工作必须注重2个关键维度：一是关于“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的基本内核的知识。其体现的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是该文化遗产的核心。二是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区别的基础是它的活态性质，文化生态的健康与否既是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指标，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维度。生产性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化传承中是一条非常可行的路径选择。
　　该研究框架要突破的重点是：构建江南蚕桑丝织的文化生态系统，研究其文化的生成、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并提出其文化生态的动态失衡的原因，在新的经济社会体系下重构文化生态系统。研究难点可能是：现代社会条件下对江南蚕桑丝织文化生态系统的重构与生产性保护模式与路径的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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