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的史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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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谦之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其史学生涯中，大量运用了史学批评，他以史学批评的方式建构了自己的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论。与同时代其他人的史学批评相比，朱谦之史学批评更多地关注了西方学人及其历史哲学。其史学评论是在宏大架构之下展开的，不同于传统批评方法，突出了对史学现象、史学观念及史学思想的评论，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史料与史观并重，是其史学批评的重要学术标准，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关键词〕史学批评;历史哲学;史观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3-0112-07
朱谦之（1899-1972），字情牵，福建福州市人，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极为独特的学者，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且均有卓越的建树，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思想发展史上，他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1]（447），在北大读书期间提倡的虚无主义，不仅影响了当年的毛泽东，而且也是他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痕迹最深的一笔
（10）。其一生的学术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1924年以前，主要是致力于宇宙观人生观的探寻;1924—1949年，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体系的构造和史学理论的研究;1949年后，则主攻中国古代及日本、印度等国哲学史及宗教问题。目前学界对他史学领域成就的研究取得一定成果，包括从史学史角度对他进行的研究①，对他的历史哲学及其与西方学术关系的研究②，对他的史学思想及史学史研究③等方面的探讨等。本文关注的是1924—1949年，即其学术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他的史学研究情况。他曾说“我是一个很好批评的人”[3]（10），正是在此阶段，他充分运用史学批评方式建构他的历史学理论，目前学界却鲜有关注。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补充朱谦之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解放前史学批评及史學思想发展的多个面相。
一、史学批评建构历史理论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最具有理论性的史学代表作是唐代刘知己《史通》与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中国学人才开始主动关注西方史学理论，但主要处于学习的阶段。20年代后新一轮的理论性撰述高潮逐渐出现，朱谦之就是这一轮撰著者中比较早出成果的人之一，也是出版较多专著的人之一。1926年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以《历史哲学》为书名的专著，此外还有《历史哲学大纲》（1933）、《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1933）、《黑格尔的历史哲学》（1936）、《孔德的历史哲学》（1941）、《现代史学概论》（20世纪40年代铅印）等。这些专著的部分内容是属于通过史学评论的方式建构的历史理论。
首先，朱谦之发表了自己对历史观的看法。他指出传统史家的历史书写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堆积”，他们所持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退论都不对。而现代史家，尽管注意了发达与进步趋向，但是他们“太看重在历史之社会的经济的解释了，所以结果把过去的历史，都看作社会的，或经济的产物，这实在错误不过”[4]（8-9）。他也批评了达尔文式的机械进化论，而认同杜里舒从生物学方面解释的历史进化论，即“应该从生机主义的进化，而把历史看作由原始而现在而未来的不断的生命之流”[4]（8-9）。认为“进化变迁的动力，就是本能”，因此作为历史学家，“最要紧的，是认清人类的历史，是由人们的本能造成的。如果讲历史而忘却这个遗传的内在的生机力——本能，这是很不对的，算不得历史家。”[5]（20-21）所以，他持生机主义进化史观，也就是本能这种集体无意识，才是社会进化真正的原因。同别的动物相比，人的本能是不受必然的物质机械主义的历史法则如地理环境等所支配，而“是基于有智能的高等本能，所以更进化了。所以更为主动的、生机的了。因为如此，所以在人类方面，特别的以‘生命自主律’为进化的原动力”[5]（42）。这里，虽然他强调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却不免陷入唯心史观。
其次，历史研究与书写的主体内容是什么？是朱谦之关注的核心问题，他批评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史观以“叙人种之发达，和他相结相排的故事”的历史叙事，也批评中外传统史家过于关注政治史的做法。“德国史学家兰克（Ranke）以为史学的目的，是要明了我们对于国家起源和性质的观念，似这种把国家—政治的组织，为研究史学中枢，和中国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把帝室为史的中枢的观念，当然是一样地错误了。”[4]（7）另外，他也批评了当时的中外“新史学家”，认为他们只是将人类活动的事迹，算作全历史，有以偏概全的嫌疑，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起源的历史应该研究，这就涉及天文学、地史学、古生物学的研究，“以有史前的系统发生的研究，把那所谓世界历史和脊椎动物的种类史联合到一起”[4]（8），但宇宙史也是不对的，那属于自然科学。他进一步强调“只有人类在这生命进化长久的年代之中，因为生机力格外奋发，已经造出极复杂的极高尚的文化了，所以人类实在是成立历史的主源。”[4]（8-10）人类仍然是历史书写的主体。在此基础上，历史叙事的对象不是强权阶级，不是少数英雄，而是“叙述人类在知识线上的文化进化”[4]（11）。而能促进人类知识线上进化的是“历史的人物”，他们“是那些肯在历史的进化中负过责任的人们;是那在生活混乱中间为思想的传达者。无论是宗教家、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批评家、革命家，只要他在历史当中，能为大家指出了一条道路，一个方向，他便是历史界的一盏明灯。我们应该纪念着作一个历史的人物。”[4]（13）这些能促进人类在知识线上进化的人物共相才是历史书写的主体。这一观点与唯物史观不同，他只强调了人民群众中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们，这与他重视精神，重视思想文化相一致。
再次，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是怎样的？在对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之后，朱谦之也得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应该分清本能的类别，指出麦独孤（WilliamMcDougall）关于本能的分类，实在太滥而且太不扼要，而哈特（A.Herter）在《生物学的人生观》中对人类本能的分类又实在太简单了。在对本能分类时应该分别出：哪是基本的？哪是派生的？哪是和别的动物公共的，哪些是人类特有的。由此，他将人类本能分为宗教的本能、自我的本能、社会的科学的本能。这三种本能之间尽管关系复杂，但是“这么三种的基本活动，形成三个历史阶级;使我们对于历史进化的程序，略示了一个大概”[4]（191）。在此，他指出孔德、维科、费尔巴哈等人提倡的“三阶级的法则”有利也有弊。“这些学者告诉我们，历史的最大的概括，就是知识线上一天比一天趋向进化的地位，这实在一点也没有错;但因他们很执意地，把一阶级一阶级都看成印成呆板的东西，这就不足以说明历史进化的真相了。”[4]（191-192）因此，应该采用“发生式”法则。结合这两个方面，他得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状貌，“历史的现象，都是极其活泼泼地，过去乃连绵不断地增加，并且在发展期中一方面仰倚着过去的一种本能，一方面则逐渐生出新的本能，它不仅仅是一个继承的延长形式，乃是些遗传的先天的本能之无穷的发展当着机械努力忽然爆裂，便依次涌现出来的……所以是生机的进化却不是物质的堆积;是永久的创造，却没有最后的完成。”[5]（54）这个发展过程既有量的积累也有质的飞跃，与唯物史观有一定的相似性。 通过历史批评，朱谦之建构起他的生机主义史观的系统历史理论，许冠三曾指出朱谦之的历史哲学“由1924年起的二十年中，其论旨与所用方法大致有三变”[6]（314）。虽然如此，但是，朱谦之宣传与研究的西方生命哲学是解放前他从事各项研究事业的灵魂思想，也渗透于他的史学研究活动之中，同样史学批评也是他一直使用的方法。
二、史学批评建构史学理论
在朱谦之的历史哲学论著中，同样包含了史学理论的部分，也主要是运用史学批评的方式进行建构。
首先，朱谦之讨论了史学的性质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为此他列举了哲学家叔本华、历史家费鲁德（J.A.Froude）、郎格诺瓦（Ch.V.Langlois）、瑟诺博斯（Ch.Seignobos）等人關于历史是否科学的见解。他认为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史学性质也便不同，在非此即彼的同类观点中，这是很独特的一种思维。他认为在以神学为知识分类标准的第一期，史学属于修辞学之内，为一种文学;以哲学为知识分类标准的第二期，史学属于“记忆”的范围，为一种主观的知识，还算不得科学;以科学为知识分类标准的第三期，史学属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之类，为一种科学，或一种复杂科学;在以文化学为知识分类标准的第四期，历史学为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也就是说，在他身处的当下第三期，史学已经是科学，是社会科学之一种，是文化史。
朱谦之指出许多人都认为史学非科学，如叔本华（Schopenhauer）和吕墨林（Rumelin）就是根本怀疑到史学的科学性;以为“史的概括”，多少总带有不正确的主观色彩，和实验的科学相违，所以不能成为科学。另外梁启超、泰罗（Tayler，A·E）、温特尔班（Windelband）、黎卡特（Rickert）则认为历史是个性的研究，非反复事项的研究，历史是特殊的，而科学是普遍的。他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批驳，“依我们意思，把历史看做不同题名而同内容底反复，和把历史看做一回起非反复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错误”[4]（109）。那么，是否科学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他指出：“我们要问历史是不是科学，应该先问历史是不是与一切科学同样的有一个法则？是不是贯澈于历史进程中的‘个性’，乃跟着存在其中的必然底法则来的？”[5]（135）因此，是否科学的标准之一在于是否有“法则”。在他看来，历史和自然科学一样是科学，只不过“同在法则科学当中，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法则，历史科学有历史科学的法则”[5]（135）。他认为历史科学是研究时间的进化法则，是从内部进化来的生成的科学;而自然科学是研究空间的现象法则，是从外面堆积来的既成的科学，他们从本质上根本不相同。但是，“历史学的最大任务即在于根据历史的一切事实，来发现一切统辖人类发展之定律的”[4]（109），即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从事实中发现定律。在这方面，他是吸收并赞同孔德的观点，指出“我所认为科学的历史哲学只有在法国的孔德（Comte，1798—1857），他实在能于德国之外，分布一种较黑格儿的成就更为远大的历史哲学”[5]（18）。朱谦之也赞同英国巴克儿（Buckle）在“解释历史定律的时候”的观点，认为历史的法则，一方面注重自然界中气候、食物、土壤、自然之一般的状况，叫做“物的法则”;一方面则注重人类的精神、知识，叫做“心的法则”。巴克儿认为“那未支配人类进步的两种定律之中，心理的当然比物质的更见重要”[5]（19）。同样，在朱谦之看来，历史进化的意义，就在于“心的法则”，而不在物的法则。是否重视心理的解释成为他判断是否科学的另一标准，这一结论与他历史本体论一脉相承。
其次，朱谦之讨论了史学分类问题。他批评古今中外的史学分类都有其缺陷，例如按区域的分类：“这种史，都是要分别区域，一个人和那一个人不同，这一国和那一国不同，所以都是适宜于个性的描写，而对一般的文化状况则常常忽略过去，所以仍不算最好的历史分类法。”[4]（18-19）再如按照事实范围的分类也难以满足他的要求，新史学家班慈（Barnes）的《史学》一书分历史为：（1）知识史;（2）科学史;（3）工艺学史;（4）经济史;（5）社会史;（6）政治制度史;（7）法律史;（8）世界史;（9）普通文化史。这似乎合乎他“文化史”的分类了，但是他认为“Barnes这种乱七八糟的分类，实在毫无历史之系统可言”[4]（19-20）。由此可知他对历史分类的一些标准，首先分类应体现其历史书写的内容“综合的文化史”;其次分类不是“堆积”，而要体现历史内在的“进化”，即要通过发展变迁的历程构成动态的分类，而非静态的空间性分类。据此，他认为只要将黑格尔（Hegel）和伯汉姆（Bernheim）两家的史学分类学说融会贯通起来，就可以成立一种最圆满的最适当的史学分类的学说了。伯汉姆（Bernheim）是借用孔德（Comte）知识进化“三阶段的法则”来进行历史分类的，这种分类与黑格尔（Hegel）三种不同的历史考察法完全一致。这两种分类同以原始的历史即故事式的历史为起点，中间经历省察的历史即教训的历史阶段，同以哲学的历史即发展的历史为历史知识的发展中较后较进化的产物。经朱谦之自己斟酌，认为伯汉姆（Bernheim）史学分类说，较之黑格尔（Hegel）更为接近科学，这种史学分类方法，实际上是将史学发展历程形成的不同阶段当作史学不同类型，即类型说与阶段说同一，从而实现分类的“进化”。
这种发生学的分类方法，朱谦之不仅运用于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分类，也运用于他所有需要分类的所有事项之中，包括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分类、中外史学史发展过程的分类、中外历史哲学的分类、历史研究方法的分类与对史学性质的看法甚至对科学的分类等。
另外，朱谦之强调了史学参与社会的致用功能。在20世纪20年代最初从事史学研究时，朱谦之就指出“把从过去而现在而未来而不断的生命阐明出来，这就是历史家供给人们以一种改造现状的原理了”，注重当下，强调史学研究应该为现实服务，批评当时完全无缺记载“过去的僵迹”的历史著作“都不足使我们明了我们的现状，更不足以应付未来的问题”[5]（12）。“九·一八”事变后，为唤醒民众承担起民族复兴的责任，1932年底朱谦之开始筹办《现代史学》杂志，发起“现代史学运动”，强调历史研究的现代性，更加积极地倡导史学的致用功能。他批评了传统上众多学者的一个错误认识，即“历史就是一种研究过去的学问”，认为历史研究应该“将现代同过去同未来一样看待，不应只是回忆过去的事迹”[4]（3）。这才是真正史家的职责，他们应该如西塞罗（Cicero）所说，是“真理的火把，是生命的指导师，是往古的传达人”[4]（3）。为此他批评了当时史料考订派一味考古的倾向“他们不谈思想，不顾将来。其心理特性完全表现着对于眼前社会剧变之无关心，而只把眼光放在过去的圈套里面”[4]（98）。他还指出：“现代中国史学界的最大病痛，正是‘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考古耳’。”[7]（158）在《考今》一文中，针对“考古”现象，他提出了“考今”观点。指出现代史学与过去史学的不同，“从前史学以‘考古’为目的，现代史学则以‘考古’为方法，而以‘考今’为目的，所以说‘一切真的历史就是现代的历史’”[7]（158）。另一方面，他肯定了当时史学界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民族意识的增强，使我们对于本国文化的价值，从极端怀疑古史中解放出来，考证考古的工作一转而从事抗战史料的搜集，社会经济史料的搜集，民族文化史料的搜集，这种努力，使研究工作与现在问题发生密切的联系，不能不说是有很重大底历史意义的”[7]（157）。为此，他强调现代史、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科学史、甚至军事史、国防史的研究，提倡经济史观、民生史观。 三、史学批评建构史学方法论
建立在历史本体与史学本体批评的基础上，朱谦之建构起自己的史学方法批评论。首先，他认为当时很有影响的史学方法论著均有偏颇的地方，它们都太重视“历史构成的方法”，即历史科学所特别采用以建设历史的方法“史料学”，而对“历史进化的方法”，即为研究社会科学所共同采用的历史方法付诸阙如。这包括德国伯汉姆（Bernheim）的《历史研究法课本》一书，法国朗格诺瓦（Langlois）与瑟诺博司（Seignobos）二人合著的《历史研究法入门》，日本人的论著以及何炳松《通史新义》等。他指出这种只重视史料考证方法的论著“其结果当然不能建立伟大的历史方法学了”[4]（119）。而真正的历史研究应该是历史构成方法与历史进化方法的结合，“我们看重后者方法，因其能为人类历史建立下进化的根本法则;我们亦看重前者，因其能为历史进化法则建立下史料之确实的基础”[4]（119，5）。包含校勘、训诂、考订、分类、评判、决定特殊的事实等对史料的搜集考证方法，与对历史的解释的方法对历史研究来说都是重要的。
其次，朱谦之详细论述了历史研究必须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即历史进化的方法。他认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体现在相关的两个方面，其一运用该方法能够“发现一切统辖人类发展之定律”[4]（116）。因为“说明现象之发生、变化之必然性的一贯的方法和法则，才是科学”[4]（116）。其二，该方法在“动态中研究事物”，而“科学的法则，是在事物的动态中产生”，他称这种研究方法为“历史法”，也就是“发生的方法”[4]（116）。他进一步解释了发生的方法，“历史方法即发生的方法，在以生物学为背景外，尚有以哲学的进化论（发展论）为背景之大派，前者可算史的心理主义，以孔德为代表，后者可算史的论理主义，则以黑格尔为代表”[4]（127）。也就是在批评分析孔德与黑格尔的方法理论基础上，构建起他自己历史发生的方法，“真正的历史方法则实兼有两种方法的长处，互相补充以达到建立历史进化方法的大目的”[4]（4）。黑格尔代表的“史的论理主义”就是历史辩证法，孔德代表的“史的心理主义”就是历史心理学。两者相较，他认为：“历史的心理主义似乎要比历史的论理主义重要得多。”[4]（113）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决不反对史的辩证法，然而史的辩证法只能承认其有为一个辅助的次等学说的价值，而真正发展的历史，应该如Lamprecht的话，是以‘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4]（128-129，133）这种更加重视历史心理方法的倾向与他对历史本体论的认识相贯通。
再次，他批评了瑟诺博司（Seignobos）历史完全是一种推理的科学的观点。指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作为科学的史学，同其他的科学一样，“一切科学都是以实证的方法为基础，换言之即一切科学都不外观察的科学，而一切科学的方法都不外使观察正确而已。所以历史不是科学便罢，如果还承认历史也可成为一种科学，而跻于实证科学之列，則历史方法当然也是一种以观察为起点的方法。历史决不如Seignobos所说，只是一种推理的科学，如果那样，一切历史都成了抽象的灵物了。历史应该自己承认也是观察的科学之一，甚至于历史所研究之现象，也不应绝对把他划在自然现象之外，而谓为绝对不可直接观察事实。”[4]（117）此外，他指出除了观察法，历史研究一样可以运用实验法与历史统计法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只是这些方法在具体研究中并不能运用于所有领域，它们都是历史研究的辅助方法。
通过他的批评可以看出，他提倡的是一种除历史本学科的研究方法之外，同时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只是比较强调历史心理方法的运用。
四、朱谦之史学批评特色
与同时代他人的史学批评相比，朱谦之史学批评更多地关注了西方学人及其历史哲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这在当时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首先，同传统史学批评相比，朱谦之史学批评的内容突破了传统史书的体裁、体例、史家主旨、文字表述、曲笔、直书、良史等问题的评论，突出了对史学现象、史学观念及史学思想的评论，是在一种更为宏大架构之下的评论，具有开阔的视野。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等提出“史学革命”，发动“新史学”思潮，传统史学开始了近现代转型，史学界关于中国史学的评论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反映时代发展的新的评论标准逐渐建立起来。20年代以后更是有多途发展的倾向，朱谦之就是这一时期紧跟时代步伐甚至得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是现代较早涉足历史哲学这一具宏观视角领域的人，1926年出版的《历史哲学》一书，便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哲学》命名的著作，他自己也曾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对于‘历史哲学’的贡献。”[5]（3）事实上，早在1924年便已经以教学讲义的方式存在了。该书便是采用史学批评的方式组织结构，而且主要讨论西方学人的历史哲学。他的史学史研究同样是一种宏大建构。1927年梁启超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首次提出应该将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研究，并把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基本内容概括为“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8]（219）。后来治史学史的学者基本按照这个模式进行研究，只是侧重点不同、体例不同而已，但是这种“史学史的论著仍保留着相当浓厚的旧历史文献学和史部目录学气息，这一点，从郑鹤声的系列论文到金毓黻、方壮猷和顾颉刚的专著中都可看得很清楚”[9]。而朱谦之以史学评论方式对史学史的研究则是另一种模式，即分阶段研究。他于1934年5月发表约5万字的《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一文，包括了中国人自己编著的比较早的西方史学史和中国史学史。这两篇提纲挈领式史学史是按照他一贯的生机主义的发生分阶段法组织而成，以西方史学史为对照，突破朝代的限制，将殷周至他生活的当下的中国史学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故事式的历史”“教训式的历史”“发展式的历史”，有的阶段又有进一步划分，每一时期以对史著或史学方法的评论为中心，围绕阶段名称即每个阶段最突出的特点进行论证。白寿彝曾经对这种研究史学史的方法评论道：“这样的写法，究竟是否跟中国史学发展的情况相符，这是另一个问题，但他究竟划出了中国史学发展的一条线，这在别的史学史论著中是见不到的。”[10]（174）正是在这种整体框架之下，辅以他古今中外的学术修养，使得其史学批评也具有了宏大气象，从长时段的视角探索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成为史学批评近现代化继续发展期的独特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创造了历史文学等概念。 其次，在民国众多的有关史学研究方法或流派的讨论中，史料与史观并重，是朱谦之史学批评重要的学术标准。这不仅是他对当时史学界存在的史料派与史观派对立的一种批评，在评论当时学界的太平天国研究时，还将这一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他非常形象地指出“我们知道治史方法过于注重史料，只知搜集，而不知应用历史哲学的方法来解释，这和蚂蚁之采集食物的方法相似，可以说是‘蚂蚁的方法’。反之过于注重史观，妄加解释，而不知先从事史之搜集，这和蜘蛛结网一样，一丝一缕都从腹中吐出，在已有以外无所发明，可以说是‘蜘蛛的方法’”[7]（266）。他主张将两者结合起来的“蜜蜂的方法”，即“则应综合两者，有如蜜蜂采集花蜜而酿成芳香甘美的产物一样，这种一面搜集一面解释的方法，好比就是‘蜜蜂的方法’”。[7]（266）他还进一步指出原始史料与理论解释之间的关系，不客气地批评当时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很少能直接应用原始材料的，这不是我挖苦他们的话，实在事实如此。在这样贫乏的史料基础之上，试问怎样能够建立科学的理论解释。”[7]（262）朱谦之还将自己史学批评理论用于史学实践，具体体现于他1940年代出版的一些著作，包括《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扶桑国考证》《中国古代乐律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等。这些论著一方面是在他生机主义史观的指导下，更准确地说是在其文化哲学观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另一方面他又搜集了大量史料进行论证。以《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一书为例，当时国内关于中国思想对于欧洲影响的史料很少，他主要依靠自己通晓多国语言的优势搜集尽可能搜集到的资料著成，仅书后附录的重要参考书目就达184种，有些章节的注释达到200多个。因此这本书中史观与史料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出版之后就取得了很好的反响。有人评价道：“朱谦之在中外交通史方面的研究，不但领域广博，而且在所涉及领域均能有所建树，还能得风气之先，开拓新领域。”[2]（119）这些论著也体现了他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史学批评观点，因为这些论著偏重于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探讨，不仅在当时独树一帜，充分肯定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样影响了西方，并且在一定历史时期也成为西方关注的主流，有利于提升民族自信心。
另外，朱谦之进行的是一种基本纯粹的史学批评，随着认识的深入能调整或放弃自己的观点，体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探索精神。唯物史观是朱谦之史学批评不容忽视的一个对象与参照方，贯穿于他解放前历史哲学建构与历史研究的过程之中，反映出他对唯物史观认识的历程。在最早的《历史哲学》一书中，他对唯物史观基本持否定态度，对其理解与时人一样存在基本的错误，即“唯物史观就是经济的决定论”，以此唯物史观“是算不了什么的”，而且用唯物史观去解释社会演进，“已证明其非科学的了”[5]（18）。不过，此时他也并没有完全否认唯物史观，认为“他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对于他们专门在上帝之城理性之城发现历史的原理的，却别开生面从地球上日常生活里面去发现他”[5]（18），也就是说同以前的神学史观理性史观相比，唯物史观有其进步的地方，而且“马克思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予以创见的说明，遂造成他特有的‘唯物史观’。这种学说出来，大受现在社会科学的欢迎”[5]（44）。
在20世纪30年代，朱谦之将唯物史观作为“社会的科学的历史哲学”的一部分，已表达出对其科学性的认可。他指出唯物辩证法比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前进了一大步”“事实上却是最革命的方法”，因为“只要我们承认人类的历史，不仅是和平的历史，也是革命的历史。只要我们承认人类的社会，不仅有生理的现象，也有病理的现象，那么唯物辩证法，在史学方法论上便有重大的意义。”[4]（168）但是朱谦之认为唯物辩证法有其片面性，“即在适用于私有财产制的社会，即人类的前史，也只能看出人类历史之消极的方面，而不能看到积极的方面。”[4]（171）所以对它的使用只能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同时，他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尽管对考证考古派“无情的批判”是对的，但其自身的缺点，也决不在考证考古派之下。往往“有理论而缺乏史实”，“他们很少对于中国历史有很深的素养的;当他们拿着马克思的公式，来解决中国社会上之复杂问题，而且要‘见之行事’，这自然是太危险了”[4]（98）。这些评论应该是反应了当时唯物史观运用的一些真实状况。
到了20世纪40年代朱谦之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在其论著《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中，他不仅直接引用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两篇文章“中国与欧洲革命”“中国事件”中的观点，而且整本论著运用唯物史观思维模式进行研究。从帝国主义入侵入手，分析其影响下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变动导致太平天国运动，指出其农民革命的性质，还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
五、结语
中国的史学批评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瞿林东曾指出史学批评是史学活动的一个方面，也是史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并详细论述了史学批评在推动新的历史著作面世，概念的积累、深化和运用，以及促进史学理论的发展，积极引导史学社会功能等方面的作用[11]。这些史学批评的功能主要偏重于对史学整体以及对社会的方面。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朱谦之的史学批评实践，可以为史学批评再添上一项功能，即成为建构个人历史哲学的有力工具。尽管朱谦之没有专门的史学评论专著，但他充分运用了史学评论这一方式，在对古今中外的史家、历史哲学家、史学现象及史学观点进行或否定或肯定或折中等各种形式的批评分析中，建构起自己的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并促进其史学史研究及其他历史研究活动。在整个过程中，他的议论褒贬也有不够确切及谬误之处，例如对唯物史观的一些误读等，也不乏呆板牵强之处，甚或他对历史的看法偏重于唯心论说，但是在介绍西方历史哲学，开拓历史研究的视野，开拓史学研究的领域等方面均有突出的贡献，在解放前对史学批评的运用在现代史学批评的模式建构中应有一席之地，基本做到了辩证发展地评价，值得深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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