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碧云《媚行者》的女性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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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香港作家黄碧云曾被颜纯钧先生称为香港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自第一本小说集《其后》開始，黄碧云的小说就始终带有鲜明的女性色彩。小说《媚行者》出版3=2000年，尽管倾注极大心力，却仍旧未能逃过“只卖两干本”的命运。然而，平淡的销量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本文从书中女性的反抗、男性形象的弱化与女性形象的重构三个方面入手，探究《媚行者》在女性写作方面的突破，并得出《媚行者》突破了男性话语，构建了女性言说的结论。
　　关键词：黄碧云 《媚行者》 女性写作
　　《媚行者》是香港作家黄碧云的作品，出版于2000年。《媚行者》的名字取自成语“烟视媚行”。本意指新妇刚过门时羞怯不敢视人，款步而行的姿态，作者黄碧云却以“媚行”为名，讲述了赵眉、叶细细、陈玉等不同职业、民族和地域的女子追求自由、摆脱束缚的不同方式。《媚行者》一书，涉及不同的地域、民族和历史，这样大的时空跨度和繁杂人物来自于黄碧云丰富的生命体验。1997年，黄碧云意外跌伤膝盖骨，因为暂时的残障带来的不便，黄碧云开始了对“自由”的最初思考。一年后伤愈，黄碧云前往南美洲旅行，途径古巴、秘鲁和墨西哥等地，1999年到伦敦法律公司实习，同年夏天经布达佩斯到罗马尼亚、波西尼亚以及科索沃等战地访问受战争影响的军人与平民。两年间的南美之旅与巴尔干半岛之旅成为小说《媚行者》的主要素材来源，丰富的经历让黄碧云的作品呈现出开阔的意境，由于书写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女性生活，“自由”这一命题在此也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
　　一、逃离——女性的反抗
　　作为一本讨论自由为何物的书，黄碧云在书中提供了多种探索自由的途径——麻木、冷漠、放纵、坚韧以及逃离。其中逃离是大多数女性在追寻自由的过程中不约而同的选择。《1》中的“我”、《2》中的玉裂、《3》中的陈玉，都以逃离的方式完成了对自由的追寻。毫无疑问，她们追寻自由的原因是因为被禁锢，这种禁锢来源于其女性身份，并伴随着女性的一生，如影随形。它最先来自于父亲，这个最早出现在女性生命中的男性。陈玉的父亲教导女儿要温柔顺从：“我父亲教我，责任、荣誉，在婚姻里面，在没有爱的时候，就是忍耐与顺从。”这种教育实际上是在培养陈玉对男性谦恭柔顺的意识，以使她养成依附男性的自觉，成为更加符合男性标准的“完美女性”。但是，这样的完美女性是被男性塑造出来的，并非出自女性的本性，父亲对陈玉的教导，无疑是对陈玉本性的压抑和否定。而《1》中的“我”，则是受到了父亲的暴力和拘禁。
　　（父亲）拿出事先预备的，大约直径一寸半的木棒，就朝着我双腿狂打。
　　脱掉我裤子的原因，是要打得痛一些，这时我明白。
　　我看着，看电影一样，棍子打下去，就出现了红痕，痕上有血。几条红痕相叠，血便一行行地流下来。
　　到底打了多久，完全无法估计，大概打到他累了为止，大约是下午三时。他打到一直喘气，他打完了我已经没有叫，只是奄奄一息地伏在地上。
　　……过了多久才可以起床，我已经记不起来……那时候，父亲请了个帮佣，将我锁在家里。
　　“我”的父亲早就意识到了“我”有逃走的念头，于是借由暴力向女儿证明她无法逃离自己，女儿是弱小的，经济尚未独立，尚未成年，与之相对的则是父亲的强大——身体力量的强大以及家庭中不可撼动的权威，“我”受到父亲的监护，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我”也被父亲所控制。当“我”试图摆脱控制时，父亲则以暴力行为证明了自己的权威性，再一次压制了女儿对自由的渴望。而当女性走出少女时期，走进婚姻，成为母亲，这种禁锢并未能减少。陈玉结婚生子，由一个年轻而有才华的舞者，变成了一个连名字都被人忘记的“某太太”，每日深陷于家务之中，忙得不可开交，她因此而心烦意乱，疲惫不堪，甚而想“如果我不再见到如日、中天（陈玉的一双儿女），我想我会很快乐”。正如波伏瓦所说：“几乎没有其他工作能比永远重复的家务更像西绪福斯所受的折磨：干净的东西变脏，脏的东西又被搞干净，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家庭主妇在原地踏步中消耗自己：她没有任何进展，永远只是在维持现状。她永远不会感到在争取积极的善，宁可说是在与消极的恶做无休止的斗争。”然而可悲的是，“家庭主妇”是陈玉唯一的职业，也是陈玉在家庭生活中唯一存在的意义，如果不做家务，陈玉就失去了在家庭中存在的意义，于是陈玉被围困在一个无休无止、无路可走的状态中。
　　婚姻生活带来的种种困境将女性逼上反抗的道路，但是，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缺乏进行积极反抗的条件，她们只能选择消极的方式寻求自由——逃离。陈玉离开香港，遗忘了过去;“我”逃离父亲，变得独立而强势;至于玉裂的逃离则更为彻底，她选择自杀，彻底逃离人世。陈玉的逃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迁徙，一方面是遗忘，她由香港辗转至越南、南非、伦敦、威尼斯，不断远离自己原来生活的城市，同时，她患上失忆症，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身份，由陈玉变为越南女子再丝·阮、小号手露西亚·亚曼，再到姬丝汀·波达，在整个过程中，陈玉一路逃离，抛弃掉“陈玉”这个身份，同时也抛弃了她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女性身份以及这个身份背后意味着的种种困境：她作为妻子，依附丈夫生活，忍受家暴;作为母亲，被一双儿女所累，私人空间受到极大压缩。正如黄碧云在书中所写，忘记其实是对世界的重新认识，陈玉借由遗忘抛弃过去，她将生活在一个不为女性身份所约束的国度，而这，大概是她所追寻的自由。
　　二、否定——男性形象的弱化
　　“女性在私有财产出现以后便被废黜了。……在父权时代，男人完全夺走了女人对财产的占有权和遗赠权。”与女性权利被剥夺的境况相对的是男性掌握了土地和财富，甚至女性也成为他们财产的一部分，女性成为男性附庸，男性地位由此上升并得到尊敬和崇拜，甚至被神化，成为权威的象征。毫无疑问，《媚行者》是一部以女性为主的小说，但是，在书中同样有形形色色的男性形象，这些男性形象性格职业不尽相同，但都被作者进行了弱化处理。
　　一直以来，父亲和丈夫经常以女性生命中两个强势的支配者形象出现，但是，父亲与丈夫这两种身份在《媚行者》中却不止一次地被颠覆。《1》开篇即是父亲的死亡，一个曾经毒打“我”的父亲消失了，在“我”的父亲死后，“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父亲死前，“我”已经与父亲多年不联系，却仍然能够感到父亲的威压，以至于直到父亲死亡，才能感到真切的自由。《3》中也有对陈玉父亲将死之时的描写： 　　我父亲缠绵病榻，好些坏些，时进时出，每次留在医院的时候，愈来愈长，最后那一次，住了三個月……
　　他说什么，我听不清，只是语调急躁，不知是否去小便，我便说，嘘嘘，去嘘嘘吗。他挣扎起来，好重，老人家，病那么久，看样子好单薄，白白灰灰的。
　　此时的父亲，病弱垂危，陈玉甚至在询问父亲时使用了“嘘嘘”这样的儿语，父亲昔日高大、公正严明的形象与此时脆弱如孩童的状态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对父亲形象的弱化与黄碧云本身的经历相关，黄碧云早年丧母，父亲是警察，脾气急躁，时常对她拳打脚踢，动辄扬言要杀了她，以至于父亲死后很久，黄碧云还会梦见父亲要杀了自己。父亲是黄碧云的噩梦，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这样的经历被投射到了她笔下的人物身上，她们与她一样遭受来自父亲的禁锢，只有“杀死”父亲才有获得自由的可能。父亲是“我”身体上的施暴者，也是陈玉精神上的施暴者，在她们的生命中影响深刻，如果这两个女性要追求自由，只有摆脱父亲的控制才能奔向广阔天地，黄碧云则以“弑父”的方式，打开了她们人生中的这道枷锁。
　　被弱化得更加彻底的人物则是陈玉的丈夫和情人，全书中没有关于他们的具体描写，甚至没有他们的姓名。作为掌握社会财富的人，男性往往支撑着一个家庭的开销，但是，丈夫的早逝使养家糊口的担子落在了陈玉身上，这样一来，男性角色连养家糊口的‘作用”都没有了。到最后，丈夫在陈玉的生命中变得无足轻重：“抽屉里有照片，在一个不知什么海边拍的，一个是我，一个男人，一个如日，一个中天。那个男人，大概是我丈夫了，但我从来未曾见过他。我记得如日，记得中天，一个十岁，一个十二岁，我却不觉得有个男人。”黄碧云作品中的其他男性形象，也大多是卑琐、懦弱、暴戾的“去势男人”。小胡子罗烈坦，是一个物理治疗师，却一直对自己幼小的女儿怀有欲望;赵重生，优秀的外科医生，面对家庭时却冷漠、麻木、自私。黄碧云揭露了一个个男性形象的光鲜外表之下卑琐懦弱的灵魂，于“男性与男性的话语裂隙处处，黄碧云一而再、再而三地一层层剥去男性话语的虚伪，创造出一个个去势男人”。《媚行者》揭示男性话语表现出的自相矛盾之处，指出男性话语的不堪一击，从而实现了对其权威性的消解，这样一来，男性的形象就从权威的高台上被拉下来，成为不完美的普通人。
　　三、建构——女性形象的重构
　　文学自诞生之初，便被打上了“父权”的烙印。“一部文学文本并不仅仅只是表达了它字面上的意义，它还代表了一种权威，这一权威具有神秘的清晰性与物质性。因此，在体现出父权特征的西方文化中，文本的作者便是一位父亲，一位祖先，一位生殖器者，一个审美的父权。”文学的父性特征使得女性被隔离在文学创作之外，出现在文学中的女性只是被叙述的客体，是被塑造、被审视、被判断的对象，并无自主言说的权利。男性在文学作品中塑造出符合自身期待然而失实的女性形象。所以，文学中女性发出的声音并非真正的女性声音，而是借由女性之口发出的男性的声音。
　　传统的女性形象描写推崇温柔、婉约，但这只是男性“看见”或想象中的女性，真正的女性内心世界，由于女性话语权的缺失，我们不得而知。身为女性主义者的黄碧云，清醒地认识到了女性主体叙事的缺失，并致力于女性主义写作，她不仅仅以女性身体表现性别特征，更从女性角度叙事，突破了女性在文学中的客体地位，使女性真正成为文学的叙事主体。
　　黄碧云反复诘问：“你想要什么？你可以是论述的主体吗？你如何理解你自己？……你如何释放自己？你如何重新书写历史，那是她的故事，而不是，他的故事？”对此，黄碧云最终采取的书写策略是“暴烈的温柔”，暴烈的温柔是指“如何用温柔去包围暴烈，不是征服，是包围”。黄碧云在对“温柔与暴烈”的解释中否决了“征服”这一重要的男性话语特征，转而使用了“包围”，更加明显地体现了这一书写方式的鲜明的女性特征。温柔一直以来是女性的特征，在温柔的外表之下，“然而有一脉暴烈线索，总是若隐若现……但这暴烈更可以化为‘认真却未有名目的斗争’，体现于女性日常生活的欲望与挫折中”。这种温柔之下的“暴烈”，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女性与男性争斗的动力。《3》中的陈玉，固然是温柔女子，但是温柔之下是对家庭的厌倦，以至于最终抛弃儿女，只身逃离;《1》中的“我”，年幼弱小，但没有屈服于父亲的暴力，时时计划着逃离父亲的控制，并最终成功;飞行员赵眉，默默接受突如其来的变故，失去好友，截肢，忍受痛苦的折磨，内心却洞明炎凉，自有其坚韧;在战争中被强奸并怀孕的科索沃女子，忍耐着活下去，对施暴者怀有万分蔑视，实现了真正的精神自由。《媚行者》一书，通过对女性真实内心的描写，表现了女性“暴烈”的真实一面，“暴烈”女性的成功塑造，意味着父权文本中的温柔女性形象被打碎，父权文本不再具有“塑造”女性的权力。女性形象的塑造抛弃了男性话语体系，转而由“她们”亲自诉说，文学中的女性自此也拥有了言说自我的权利，女子真正成了叙述者，摆脱了“被看”的处境，成为真正的叙事主体。
　　女性主义是贯穿黄碧云小说写作的特色之一，《创世纪》描绘女子创世与灭世的力量，《温柔与暴烈》书写女性残酷的命运，《烈女图》以三代女性构建香港历史，至《媚行者》则转而讲述对自由的追求。可以说，《媚行者》之前的作品，或怒斥女性命运不公，或努力证明女性可以拥有与男性同等的地位，这种斥责与努力必然包含着一种前提——女性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才需要呐喊，才需要被证明。《媚行者》则放弃了这种前提，也放弃了证明的努力，让女子公然反抗，遭受家国之痛，承担灾难祸乱，将女子由男性历史深处推上前台。与其说黄碧云在此书中探讨女权，不如说是在探讨人权，不仅是女性“为人”的权利，更是作为“人”追求自由的权利，选用女性视角叙述，则是暗含了女性同样是独立自由的“人”的深意，挑战了“男人”等于“人”的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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