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进步与社会进化：进化论与庄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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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谈到庄学研究中的中西比较，大多数人已经熟悉于以“现象学”“浪漫派”为代表的阐释模式;而在民国庄学研究当中极为显赫的以进化论解庄子的进路却被忽视。本文选择胡适、刘文典和闻一多为样本，借助思想史“去熟悉化”的研究方式，重构这一进路在哲学史上的脉络，并进一步探讨以西解中时，西方哲学概念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下的可适用范围，以及进行解释的方法、原则。
　　关键词：进化论 庄学研究 中西比较 诠释原则
　　提到庄子哲学与中西比较，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从整体的印象出发，将崇尚自然，逍遥自由的庄子哲学同德国浪漫派、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哲学领域联系在一起;或者用分析的思路，将庄子哲学分列为宇宙论、人生哲学、社会政治哲学等几大部分，引入西方本体论哲学家诸如笛卡尔、斯宾诺莎、詹姆士等对庄子哲学进行阐发。但是，提到进化论与庄子的关系，或许大多数人会感到陌生和新奇。
　　事实上，进化论与庄子学说之间的对比一度成为民国庄学研究的显学。其显赫地位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胡适在他影响甚大的“半部哲学史”采纳了以进化论解庄的进路，同时代的人也或多或少在庄子研究中吸收了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
　　这首先是因为胡适影响甚大的“半部哲学史”认为庄子哲学“只是一个万物变迁的问题”，并命之为“天然的生物进化论”。进化论表征着“科学”的进化论的冠冕戴在老庄头上。
　　但与此同时，胡适又把庄子哲学理解为一个“只认得被动的适合，却不去理会那更重要的自动的适合”，“这是完全被动的、天然的生物进化论”，并将对其的反驳当作他自己的哲学的首要任务。并且，同时代的刘文典、闻一多也或多或少受进化论的影响，发展出了较有特色的进化论与庄学研究的结合模式。
　　在当代，我们往往会因为过于熟悉，而把解读庄子时所引入的西方思想，和这些思想背后蕴含的方法论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借助于探讨庄子哲学与进化论之间的关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思想史方法，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学者的理解和回应中包含着哪些富有洞见的观点和论证，更有助于了解以西解中时，西方哲学概念不同的话语体系下的可适用范围和解释的原则。
　　在本文中，基于以上目的，笔者希望通过几位曾经使用进化论读解庄子的大师，考察其理论，并刻画其理论的思想与社会背景，来对这一段思想史脉进行辨证重构，并给出较为新颖的解读。
　　一、胡适：自然的进化与社会的演化
　　胡适率先突出了进化论与庄子之间的关联，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庄子哲学在多大程度上与物种进化理论“相合”，而衡量“相合”与否的判准则与其自身所持有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和实用主义思想有关。
　　在胡适眼中，进化论至少囊括了两个方面的意涵，就其科学性和在科学史上的地位而言，进化论以科学的方法论和客观的视角对物种起源与进化的图景进行了刻画和描述，是科学精神的体现;而究其价值取向，进化论当中流露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也可以迁移到实践性的人类社会领域，成为一种强调努力适应，主动求生的实用主义社会哲学。这一范式无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的学者大多也采纳了这样的二分法，从自然科学和社会发展两个维度探讨进化论和庄子哲学。
　　依照自然科学的视角，胡适认为庄子承认了进化论，并且其哲学中渗透着科学的精神，胡适就“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句话评论道：“这十一个字是一篇‘物种由来’——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并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而可以想见，庄子之以能得出有关生物进化的结论，只能是基于对自然界细致入微的观察，这又与近现代实验科学的精神“若合一契”。
　　但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另一个维度，胡适并不认为庄子哲学的价值取向符合其实用主义社会进化论的要求。在他看来，尽管庄子承认世界的进化，但他却采纳了自然无为的处事学说，因其“把进化当作天命，生出一种靠天安命的思想……重天行，轻人力”，所以有许多不好的后果——处世悲观厌世。遇事随波逐流，与世浮沉。政治上极端地个人放任。胡适认为这种态度表面上达观、乐天，实则阻碍社会进步发展：“这种话（庄子哲学）初看去好像是高超得很。其实这种人生哲学的流弊，重的可以养成一种阿谀依违，苟且媚世的无耻小人;轻的也会造成一种不关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痛苦的废物。”胡适断言，庄子学说实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
　　胡适在此无疑是将国民性格中不负责任，缺少担当的不良因子归结为庄子哲学塑造的结果。这一评价对于庄子哲学的评价是否公允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姿态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基于当时中国社会与学术均近乎崩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严酷现实，社会进化论“适者生存”所刻画出的严酷现实和生存之道，无疑令当时的中国学者感同身受，并有振聋发聩之效果。因而胡适基于进化论对庄子哲学（实则是国民性中的不良因子）的批判也丝毫不令人奇怪。
　　二、刘文典：何为真正进化
　　胡适从自然科学角度对庄子做出对诠释在当时虽引起争议，但仍被视为新颖的洞见并得到广泛承认。而他基于社会进化论的价值诉求，几乎全盘摈弃庄子达观、出世的思想或许引起了更大的争鸣。事实上，在他的时代也有人在进化论与庄子哲学的对比中表露出了对庄子价值取向的肯定。
　　刘文典便是一例，他熟知西哲，对“进化论”与“求生意志”这类概念也毫不陌生。早年曾翻译《进化与人生》《生命之不可思议》《进化论讲话》《唯物唯心得失论》《叔本华自我意志说》和《柏格森之哲学》等。并从西方哲学的角度发表了对庄子的某些看法，曾积极将西方进化论观点引入庄子研究。
　　刘文典同样以进化论的科学性解读庄子，其结论：“庄子一书关于进化的地方很有几处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相禅，始卒有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这‘种’字据我看来，好像是种子Seed……“天均’好像是现在生物学上所谓‘自然界之均平’NaturalBalance。”“庄子当日要不是经了许多细心的观察，绝说不出这段话来。我們当然承认庄子是曾经见到了生物进化现象。两千多年前的人，就能见到这一层，说出这番话，本也是难能可贵的。”两位大学者引述了同样的材料，并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这一现象足可说明以进化论解庄的显赫一时。 　　另一方面，社会进化论也是刘文典的研究范畴，他曾在其《军国主义》一文中对此有所提及：“人类在众生为最进化，其争亦最烈，个人争之不胜，乃合群以争之，此既合群，不得不与他群争。进化既久，遂成国家。邦国交战，杀人盈野，实起于匹夫之弯弓，匹夫之弯弓，又起自爪牙之相搏，求生意志乃世界之本原，竞存争生实进化之中心，国家者求生意志所构成军国主义者竞存争生之极致也。”
　　在此不难发现，刘文典用了不少消极的词汇描述“生存竞争”的后果，换言之，他在刻画动物性的“生存意志”之余还别有一番对“人性”的期待——或许人类社会“最进化”的标志正应当是彼此对宽容和自由的承诺，而非是以最残酷和高效的方式相互屠杀。刘文典在此虽未明言庄子，但自思想意涵而言，或许不失为一种基于庄子哲学而展开的，对弱肉强食的进化逻辑的质疑与拒斥。
　　可以说，如果胡适旨在让社会努力适应“实然”层面呈现出的种种残酷、诡诈，希望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警醒世人;那么刘文典则是借庄子哲学点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应然”趋向。这样的见地并未出现在其巨著《庄子补正》之中，因而或许不被重视，然而其中新颖的观念与洞见却诚不可忽视。
　　三、闻一多：选择的矛盾
　　如果说刘文典主要关注的依然是章句训诂而非中西交融的义理阐释，而胡适又过多地站在了“全盘西化”的立场，以至于其对庄子哲学的批判显得过分苛刻而失去了深度，那么在闻一多的阐释中，进化论与庄子思想的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尽管在其本人的庄学研究中极少明确提到进化论这一概念，但社会演化作为当时重要的思想背景，以及刻写在闻一多理论体系当中的重要一环，也深刻影响了其庄学研究。
　　演化的观念首先被闻一多用于研究道家的智识背景和思想渊薮，这是他庄学研究的一大特色：“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弗雷泽所开创的文化人类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进化论在文明宗教领域的复现，这种理论将大多数文化现象的起源归结为原始社会的“交感”和“巫术”思维，描摹了一个巫术演化为哲学、宗教的线性进化过程。闻一多接受了这样的进化观，试图追溯道家思想的本源，并借此对道家与道教的关系提出新的洞见。
　　闻一多说：“我常疑心这哲学或玄学的道家思想必有一个前身，而这个前身很可能是某种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更具体点讲，一种巫教。这种宗教，在基本性质上恐怕与后来的道教无大差别……我们可暂称为古道教，因之自东汉以来道教即可称之为新道教。”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他认为，老庄思想和道教均来自一种古老的宗教根源，故二者关系极为密切，道家是“古道教”思想的延伸、继承。这种本自有之的紧密联系正是先秦道家演化为后世道教的内在契机。
　　而在闻一多的现实关怀中，我们可以充分看到，身为一个新旧交替时期的典型人物，既是传统学术的大家，又了解西方传人的理论，闻一多面对进化论与庄子思想时其内心是何等矛盾纠结。一方面，他认可道家崇“无”的品质，并将这种品质作为精神自由的重要来源，在1941年发表的《道教的精神》一文里，闻一多认为以“无”为实有，以虚无为皈依，以现实为流寓的特殊思维造就了庄子目空古今，对世俗的功名富贵丝毫也不留恋的自由人格。
　　然而社会演化的压力和西学的熏陶，让闻一多很难满足于一种在“无”中取得的绝对自由。在一个面临生存危机的时代侈谈绝对自由，更像是一种自我麻痹而非自我拯救，更何况不少庄子的拥趸甚至沦为犬儒主义的信徒，他在《儒，道，土匪》中首先向这一部分人开火：“权利来了，他以儒的名分来承受;义务来了，他又以道的资格说，本来我是什么也不管的，儒道交融的妙用，真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在这种情形之下，称他们（儒道）为偷儿和骗子，能算冤屈吗？”历史上逍遥遁世与忧乐情结曾长期共存于中国文人身上，但此时这一对“影响的焦虑”在闻一多身上的总爆发，不能不说是经由社会与思想的双重压抑而来的。
　　四、结语：进化论的退潮
　　在一度风行之后，以进化论解庄的思路慢慢退潮，这一过程体现为整体性更强的哲学研究方法开始成为庄学研究的主流;同时，随着概念研究的深入，西方哲学概念在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下的可适用范围也逐渐得到澄清，新的尝试步伐开始迈出，而过去的诸多误解得到纠正。
　　随着诠释学的系统引入，人们发现，诚然，文本阐发是一种开放性的诠释行为，故就结论而言，“进化论解庄”虽看似匪夷所思，但也足以成一家之言。然而，依照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解释学循环”，在对文本进行解释时，理解者根据文本细节来理解其整体，又根据文本的整体来释读细节的不断循环过程。这种循环又被区分为良性的循环与恶性的循环，所谓恶性循环是指文本解释始终被封闭在一个孤立狭隘的文本和理论体系当中，进行不断循环的解释与论证。这种循环不能对文本整体做出足够融贯的解释，也难以包容其他的理解方式。胡适仅仅根据“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的文本细节来对整个庄子哲学体系做出进化论的解读，并以此统摄其解释体系，无疑构成了恶性的“解释学循环”，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庄子哲学中无数深刻的意涵，因此其在解释学上的可靠程度是十分可疑的。
　　的确，所有的研究活动都以某种知识类型为前提，更确切说都有特定视角，包括自然科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理由认为，某种视角或某种知识类型就是偏见或有色眼镜，关键在于，这种视角是否能更好兼容其他视角，是否能更好解释更多的事实。
　　后起的研究则走向更加规范，冯友兰对庄学的研究注意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进行把握，由此使他的庄学研究具有开阔的视野和整体的眼光。在其成名作《中国哲学史》上卷“庄子及道家中之庄学”中，冯先生详细分梳了庄子哲学思想中诸如“道”“德”“天”“天钧”“心斋”“坐忘”“逍遥”“至人”等重要概念，并将庄子哲学分列为宇宙论、人生哲学、社会政治哲学等几大部分，同时引入了西方哲学家诸如笛卡尔、斯宾诺莎、詹姆士等的思想对庄子哲学进行深入的阐发。
　　而胡适本人，当1958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更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在台北出版时，它在自记中对年轻时的轻率结论深感不安：“此书第九篇第一章论《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是全书里最弱的一章……用的材料，下的结论，现在看来，都有问题。”
　　综上所述，如同庄学研究一样，今天我们在哲学解讀当中所习惯的一切“理所当然”都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流变过程。一切话语的交流、碰撞与融合都经历了概念理解上从肤浅到深入，方法采用上从稚嫩到成熟的过程。在今天中西哲学交流越发频繁的背景下，这段往事愈发值得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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