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意义的建构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09)02-0022-3
　　[内容提要]什么是“传播”?虽然以往的传播学研究对此都做出了不同的解答，并作为分析框架，建立了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和范式。但直到目前，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仍然存在。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加以考察，并立足于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取向做出相应的解释，这些都是对传播问题的不同层面探究的展开。本文则立足于哲学研究的意义理论，试图通过“意义构建”来定义传播的内涵，从而分析在社会化过程中，人类的传播现象与意义建构之间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意义构建；传播；定义；社会化
　　
　　什么是传播?虽然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试图界定传播的概念，但是，与大多数人文社会学科的概念一样，给传播下定义是困难的，有学者指出，目前关于传播的定义已达百种以上。我们看到，研究者基于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提出各自的观点，这些观点各执一端，见仁见智，从不同的角度对“传播”概念的内涵加以界定，并由此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取向，从而展开对传播问题的研究。
　　毋庸置疑，学术理论和体系的形成，往往基于对本学科的基本概念的思考。而如何界定基本概念，亦即界定概念的理论支点，也就决定和影响着对本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走向。因此，澄清和提炼概念，是目前传播学研究进行的首要的基础性工作。本文试图立足于“意义构建”理论，就传播的定义展开理论思考，同时与美国学者韦斯特和特纳提出的传播定义进行比较，试图说明“意义构建”对于传播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和实际意义。
　　
　　一
　　
　　关于“传播”的基本定义问题，我们从“意义建构”的角度出发，在《传播的意义》一文中曾加以界定，并由此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
　　作为人类活动的传播，可谓丰富多彩。就传播现象而言，传播活动是人们相互交谈、传达指令、享受娱乐、展开讨论、获取信息的日常行为。无论我们选择传播现象的任何层面对其进行考察，把它理解为由传到受的线形过程，或是该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还是这些关系的复杂构成，以及这些构成的不同模式，直至影响这些模式的社会权力系统，但总有一点是我们始终无法回避而必须确认的，这就是在复杂多样的人类传播活动中，相伴始终的是“意义”的动态活动过程。就此意义上看，我们认为，所谓传播，就是人类社会构建意义的基本活动和过程。
　　显然，我们这里对“传播”概念的界定，应该包括人类社会传播活动的全部内容，从现象到本质，以及一切传播活动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把传播活动看作是人类所有的社会交往活动的总和，那么，对传播内涵的界定就必须立足于抽象的哲学层面展开，因为面对如此复杂的人类社会现象，单纯的微观描述性的概念是无法说明问题的。而上述我们对传播内涵的界定，也试图遵循着这样的思路展开。具体而言，我们对传播概念的界定包含以下方面的内涵：
　　
　　1、社会化行为。如果我们把传播看作是人类主要的社会活动，那么，传播首先是一种人类社会化过程的活动。我们强调传播是人类社会的活动，也就是说，传播显然是在人类社会化的意义上展开的。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传播活动的最终目的，其实在于形成人们社会化的共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共享意义。社会化的目的，就是通过人们之间不间断地交流、交往活动，使得各自的“言说”变成大家共有的“言说”，最终实现意义共享平台的建构。这样社会化的结果，就是传播网络的形成，在一个特定的社区或全体公众，总是存在这样的传播网络结构，这种传播网络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化的结果。我们在关于中国乡村传播的研究中，曾提出“内嵌化”的概念，指的就是通过社会化过程，人们编织起固定的传播网络，而这一固有的传播网络又规定该网络中人们的传播行为，以及该社会的传播结构，使得其他的传播活动“内嵌”到该网络之中。在中国乡村传播中，人际传播中的“内嵌化”效应就非常明显。
　　
　　2、动态化过程。传播是一种动态化的过程。传播从社会结构意义上看，它不是固化了的信息流动，而是处于动态的、复杂的和不断变化着的游走和调适状态。所以，传播活动在生产意义时，总是不断地制造新的意义，传播活动的过程本身就是意义的生产和调适的过程。
　　
　　
　　3、意义核心。其实这是传播的核心问题，也是传播活动的中心。传播的意义既是传播的载体又是传播的实际含义内涵。“意义”是什么?就传播学来看，简而言之，意义就是人们从所传递的信息中获得的实际内涵，在传播过程中，讯息的意义可以说是无穷尽的，具有无限的多层次性和可能性。人们对同样一个描述性的事实，认识、理解和解释完全不同，获取的意义也不同，那么，自然就形成了意义的复杂多样性。意义具有文化性和社会性，是人们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对事物的理解框架。
　　
　　4、构建性。从人类文化和社会的角度考察，显然意义不是固定的传递形态的存在，而是构建性的。传播学的经典理论研究，特别重视对微观信息流动过程和传播静态结构的研究，因此，往往从开始就把信息固化，然后观察固化了的信息的走向过程。显然，这种研究的理论预设是，信息从发出到接受完全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实现的。当我们从人类传播的角度进行考察时，情况显然不是如此。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也许我们试图传播的是此信息含义，而他人构建起来的则是彼信息含义，甚至可能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传播过程其实就是意义不断生产、减损，或是创造和再创造的反复循环的过程，它应该包含着解释学所说的“解释学循环”的过程。
　　
　　5、符号化。符号化是意义构建过程的具体体现。人类构建意义必须得借助于特定的形式载体，这特定的形式载体就是符号形态，为了有效传播，构建共享意义，人类创造了一整套的传播符号形态，语言就是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传播符号形态。其他还包括各种非语言形态，如视觉图形、音乐、身体姿态、甚至固定化的物质形态(如器物、仪式)等等，这些符号形态包括具体的和抽象的形态。人们要实现有效的传播，首先必须要掌握这些基本的传播符号形态，以作为彼此之间认同的传播工具。符号最大的特征就是象征性，象征性符号其实就是人们对外界事物的表述，是人类意识的社会化行为。
　　当然，我们还需要明确一点，人类的传播活动作为社会化的过程，它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发生的。而这种社会情境，从宏观方面看，其构成主要是社会文化。也就是说，在传播的信息流动的主体间，由于社会文化的影响，建立了共享的意义情境，而这一共享的意义情境，则构成了微观层面上传播过程得以发生的基本条件。
　　由此，我们认为，传播的核心问题就是意义的构建。也就是在特定的传播情境中，包括传播者和受众，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传播的意义进行能动性的构建，从而不断地生产社会意义的社会过程。
　　
　　二
　　
　　为了明晰我们立足“意义构建”理论对传播概念所作 的界定，我们试图分析与意义建构论相关的另一传播概念的界定，并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以便进一步厘清传播研究的意义构建问题。
　　美国学者理查德·韦斯特和林恩·H·特纳，在他们共同撰写的传播学著作《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一书中，对“传播”的概念作了如下的界定：传播，个体使用象征符号，确定和解释环境意义的社会过程。
　　两位学者在界定了传播的概念后，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后认为，在他们所提出的传播概念中，包含着5个关键性的因素，即社会化、过程性、象征符号、意义和环境。
　　
　　1、社会化。该定义首先强调传播是一个社会化的活动。作者解释道，当我们把传播诠释为“社会的”时，意味着它涉及两个以上的人和互动。显然，作者首先把传播活动视为人类的社会活动。
　　
　　2、过程性。这就是说，传播是一个过程性的活动。作者认为，作为社会化的活动，传播主要体现为信息持续互动的不间断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信息的传播是持续进行而没有终点的。同时，传播也是动态的、复杂的和不断变化的，从这个角度看，传播活动则具有制造意义的动态过程性的特征。个人的和文化的变化也会影响传播。因为传播过程具有如此明显的动态性，因此，理论研究者应该研究较长时段中表现出的规律。也有人提出，传播的经验具有累积性，会受到过去的影响，所以传播是一种非线性的过程。因此，传播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随时间变化并且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
　　
　　3、象征符号。传播活动的重要特征是其象征符号性的表现。象征性的符号可能具有多义性，既可能是语言的，也可能是非语言的，既可能在面对面的情境下使用，也可能通过一定的媒介。同时，象征符号具有意义的共享性，在一定的群体内具有共同的意义，但是在群体外则无法被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的使用通常是强制性的。此外，象征符号可分为具体的象征符号(代表着某种具体物质的象征符号)，还有抽象的象征符号(代表着某种想法或观念的象征符号)。
　　
　　4、意义。该定义强调了“意义”在传播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作者认为，意义是人们从讯息中抽取出的东西。在传播过程中，讯息可以具有一个以上的意义，甚至具有多层次的意义。在缺乏共享意义的前提下，我们几乎无法用同样的语言交流或理解同一个事件。有人也指出，意义具有文化的后果，文化的表达对不同的人来说会传达不同的意义。当然，并非所有的意义都可以共享，人们不是总知道其他人要说什么。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必须有能力解释、重复和澄清。否则，传播者就很难把讯息传递给其他人。
　　
　　
　　5、环境。传播的定义中最后一个关键概念是环境。环境是传播发生的情境或语境。环境包括许多基本组成部分：时间、地点、时代背景、关系、传受双方的文化背景。环境也可能是非直接的，这也就意味着传播可能在技术的帮助下发生，每个人或许都在有中介的环境中进行传播活动。中介环境是传播理论中非常重要(而且也比较新)的领域，但是它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传播过程。
　　不难看出，两位美国学者查德·韦斯特和林恩·H·特纳对传播概念的界定，和我们所提出的上述的意义建构论的传播定义有着明显的交集，下面我们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以明确这两个概念的异同之处。
　　
　　三
　　
　　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将本人提出的传播概念称之定义Ⅰ，把查德·韦斯特和林恩·H·特纳提出的传播概念称之谓定义Ⅱ。比较这两个关于传播的概念，其实很容易看出不同的研究者在思考问题时的共同点和一致性。当然，两种概念也存在各自的差异和研究重点。
　　关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共同点，如表1所示，我们从概念分析的切入点，即结构、形态、核心问题3个方面比较，可以看出，对“传播”的内涵的两种解释，其实都立足于“意义建构”理论，强调了传播是通过特定的符号形式(象征性的符号)，在人类社会化的过程中的意义构建(交流)活动。在分析传播的概念内涵时，意义构建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类的交流活动，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中心。
　　其次，两种定义都强调，作为传播的意义建构，就它本身而言，完全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因此，两种定义的研究都把对意义构建的阐释，置于社会化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也就是说，把传播的意义构建活动看作是人类社会化的活动。显然，传播作为人类构建意义的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传播达到对意义的理解，意义建构的基础是人们的社会化的活动，意义是在人们的社会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就此看来，社会性的互动，亦即人们的社会化过程，其实也正是在人类的传播活动中实现的。所以，考察传播作为意义构建活动，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社会化的过程。
　　其三，两种定义都强调了传播活动存在的基本形态，亦即传播是借助于特定的符号形式而展开的人类活动的观点。两个定义都强调了传播符号以及意义的符号化(象征符号)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在传播的核心含义的论述上，虽然两种定义的出发点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建构了相同的逻辑基础后，这两个传播概念之间出现了各自的差异，强调了各自的研究重点。如表2所示。在定义人类传播活动和传播情境(语境)时，两个定义之间的侧重点各不相同。
　　就两个定义的差异看，表面上它们二者之间体现的是对“意义构建”问题的不同途径的理解，即定义Ⅰ从宏观层面把握，而定义Ⅱ则主张从微观层面进行把握。那么，它们之间有本源性的区别吗?抑或仅仅是研究路径的不同呢?问题的分歧就在此暴露出来。我们再回到本文前面的讨论上来，就传播的“意义构建”而言，我们接下去要追问的是：“意义”究竟是社会性的，还是个体性的?对于此问题的回答，其实也就揭开了这两个定义之间的差异。按照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他认为是“语言在言说着我们”，而不是“我们说着语言”，他所主张的，就是任何人们借以传播的话语，其实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我们生活在话语的世界之中，接受着话语的价值和权力的霸权。就此看来，所谓传播的意义，也就是个体与社会的“共享意义”，亦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而这种构建的共享意义，无论如何也是社会性的。所以，我们认为，传播构建意义的过程，其实就是构建社会“共享意义”的过程，这也正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所坚持的“主体间性”的问题。归根结底，人类的传播活动就是人类通过构建意义，从而确立“主体间性”的过程，这种主体间性就是个体和社会的融合和统一。
　　因此，如果从意义构建层面去考察传播活动，我们更应该注重从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展开去讨论，而不能再退回到考察具体的微观的信息传递过程的思路上去。虽然这种考察思路在传播学开创之初，为准确界定传播学研究的领域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类传播活动中的主要内涵，极易把传播活动简化为信息的物理流动过程。显然，这也是以拉斯韦尔为代表的早期传播学研究所坚持的“传递说”之失。
　　
　　四
　　 　　当然，我们提出传播意义构建论的观点，并非是社会心理研究中意义构建论的简单重复和翻版，而是基于人类社会文化的宏观视野，对人类传播活动的深层次探究。
　　传播意义构建论是芝加哥学派探究传播问题的出发点。该学派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了人类的传播(交流)活动在个体与社会的连结和互动关系上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考察社会意义的构建问题。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库利、杜威、米德等人，其实都是立足于社会意义的构建来讨论人类的传播问题。库利基于“镜中我”的概念，系统分析了个体的人如何成为社会的人的过程，他说：“个人的自我只有在与其他个人的关系中才能被感觉到。”“社会自我只不过是意识对自身产生于交流生活的某种思想或者思想体系的认识和感觉。”在他看来，人的社会性的基础是“社会自我”，这种社会自我就是“镜中我”，而这面镜子就是想象。他所说的这种“想象”，也就是以他人的看法为镜子认识自己的过程，即想象自己是如何出现在他人的意识中的。这种想象的实质也就是社会意义构建的过程，自我和社会在这种想象中构建起了共享的意义，从而使得个体的人成为社会的人。杜威的核心观点是，社会因传播而存在，正是通过人的传播活动，个体的人才能够建构自我意识，才能成为社会的人，因而构建起共有的政治“共同体”。在他看来，“Common(共同的)、Community(共同体)、Communi-cation(交流)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词义上的。人们由于他们共同拥有一些东西面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交往便是他们由以拥有这些共同的事物的方式。”他这里所说的“人们共同拥有的东西”其实就是在社会意义构建层面而言的。因此，他主张的传播显然不是词义的简单传递过程，而是通过传播活动构建社会意义，从而使社会成为统一体的过程。该学派的另一位学者米德则立足于社会整体、社会和个人的互动关系，通过区分“主我”和“客我”的概念，探讨了传播如何使得“主我”(个体的我)成为“客我”(社会的我)的过程。米德认为，传播在这里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所称的‘交流’的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提供一种行为形式，使有机体或个体可以成为他自己的对象。”米德认为，心灵是社会性的，自我是通过与他人的传播(与他人的互动的社会过程)而得到发展的。因此，我们认为，米德所谓的“个体的我”成为“社会的我”的过程中，传播的作用也就是社会意义的构建活动，正是通过社会共享意义的建构，个体和社会才能统一起来。
　　当代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对芝加哥学派开创的这—研究路径十分推崇，沿着芝加哥学派的这一思路，他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的主张。凯瑞主张的核心是对“意义构建论”的强调。他认为，传播是社会实践的一个整体，它以概念、表达的方式和社会关系作为切入点，正是这些实践建构了现实(或是否定、改变了现实，或是用仪式展现了现实)，所以，传播是人类行为的一种“仪式”，召唤我们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于是，传播一下子成了一种人类行为(包括活动、过程、实践)，成了一种表达形式的总和，一个被建构了的(structured)的与正在建构的(struc-turing)的整套社会关系。”“无论社会生活之生产和再生产的细节如何，他都是通过传播、通过符号与社会结构的整合关系，社会(或我们最熟悉的事物)才得以创造、维系与改变。”凯瑞认为传播是社会文化整合的基本途径和手段。因此，他所主张的传播的“仪式观”，也正是坚持了传播的意义构建的观点。通过传播的意义构建，人的社会文化关系才得以建立，这也是从整个人类社会活动的视野中考察传播现象的。
　　因此，我们所主张的传播意义构建论的观点，实际上从基础理论上拓展了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我们认为，对传播问题的研究，不仅要着眼于具体的信息传递的过程，还要放眼于传播对人类整个社会文化意义的构建；不仅要着眼于以大众传播为核心的理论视野，还要将人类所有的传播活动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探究其内在的规律和特征。不管采取哪种研究路径，只要我们本着面向事实本身、探究问题的精神，摆脱唯我独尊的态度，任何探索和思考应该是有它的意义的。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47744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