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年的健康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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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天听到中年人励志聊天，说买对一套房，胜过独得一回諾贝尔奖;失去机缘，每天咸菜泡饭一生也还不了贷款。后面的话，意思是：索性什么都不管，只要晚上有地方睡觉，吃光喝光。那个“吃光喝光”一下子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事了。
　　五十年前下乡插队，到村子的第一天晚上，生产队长告诉我：“我们这里条件好，每年毛粮480斤，再加工分粮。”我不明白怎么会有那么多粮食，每个月能吃上40斤。这在南京是钢铁厂、码头工或拉板车等重体力工人的定量啊。我以为从此告别中学生每月定量31斤，成了农民，可以多吃几斤了。
　　没那么回事。经过“再教育”，一小时后就明白：“毛粮”指稻谷或麦子，没有加工成米或面，大米碾过只剩七成，小麦去了麸，只剩下八成二。那时亩产低，稻子亩产最多六七百斤，麦子最多只有二三百斤。就这样，还得起早摸黑地干;饥饿一直像梦魇一样跟随，农民的日常话题，总离不开一个“吃”字。但那时我从没听农民说过“吃光用光，身体健康”之类的胡话。从饥荒中熬过来的农民，仍然省吃俭用，不要说吃肉，能吃上一碗白米干饭，就很满足。村上的大嫂大婶，都先让男人和孩子吃饱。那时经常折腾，劳动强度大农忙时天不亮就上早工，要干十多小时，而粮食未见多;如果增产，征收就水涨船高。
　　直到1975年，粮食仍然是农民的心病。我在小学代课，工资27元一个月，农民很羡慕。学校同事也认为我“很有钱”，因为没有负担，他们可得指望这27元钱盖房子、结婚！学校平时每天中午菜金五分钱一角钱，有肉时要两角五分。有同事坚持不吃肉，每顿吃咸菜，或是五分钱的素菜。他攒钱，一毛两毛地攒，因为家里要盖房子。有天烧饭师傅多分了一份肉，两角钱一份，大约有六七小块吧，放在青菜上。可是没想到那个老师说师傅弄错了，他没说要吃肉，坚持不吃。烧饭师傅悄悄对我说：“你有钱的，你晚上把这份肉吃了吧，要不我做不成账。”我也就帮他吃了。吃了，没人感谢，几个人私下又说我有钱，“中午吃了肉晚上还要一份肉。”去参加一位同事的婚礼，份子钱每人五元钱，这便让几个同事辗转反侧。但大家要面子，狠狠心，出了五元，走二十多里路去同事家庆贺。那天肉圆满满一脸盆，虽然掺了一半馒头屑，但还是很可口。有个同事吃了八个，打了一会儿扑克，下午四点多，竟然又说饿了，又吃了主家一大碗面条。
　　春荒时，社员白天三顿稀粥，到了夜晚饿得没劲睡觉，熬不过去了，凑份子杀羊的事也是有过的。虽然偶一为之，却能留下好多年的回忆。农民能说出那天晚上事情的全过程，仿佛那顿夜宵是能镇一辈子饥贫的盛宴。
　　现在，个别地方贫困现象虽然存在，像当年那样忍饥挨饿的人可能不多了。人们白天上班，晚上经常大吃，各种夜宵排档，每天剩下倒掉的，都比农民过年节吃的强。然而谁能想到，那些年我们经常吃没油的蔬菜，现在竟然被叫作“健康吃法”了。无油之外，还要清淡，低盐，三餐要适当配比。还有建议过午不食的，每星期择日“清肠”的。这些，要是被当年我们农民知道，一准认为是造谣，要不认为是作死。
　　十多年前，听诗人流沙河说起体检指标，医生见其血管清洁，惊奇感叹：这样的血管，只有三年困难时期才能见到啊。某晚蒙他邀约去府上晚餐，因故未成，次日被他嗔怪。道歉后问他昨晚准备的什么菜，回答说，红苕粥，泡青菜。我于是认为他是要给我治高血压呢。
　　（吴非/文，摘自《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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