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域CGE模型的污染政策对发展经济的潜在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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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所导致的大气、水体污染正日益对紧密发展的各类经济产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影响,对此政府针对性的政策在解决污染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上起到关键作用。本文以发展迅猛的长江三角洲流域为例,通过结合各学者拟定的环境CGE模型来分析污染政策所带来的对经济的影响。多区间污染所带来的主要影响是处理困难导致的成本投入加大,其次是严重影响了产品的次质量,改变了市场的需求,然后是对贸易交换产生的影响,最终对三角洲的经济产生了无法估计的损失。本文对政府由此做出的相应政策进行了数据分析。
关键词:长江三角洲;现代化污染;环境CGE模型
中图分类号:X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04-0033-03
0 引言
长江三角洲下辖两省一市,包括南京、杭州和上海等特大城市,人口达1.6亿,GDP占比近五分之一,矿产资源、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是长江入海之前的冲积平原,中国第一大经济区,中央政府定位的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中国率先跻身世界级城市群的地区。但由于经济过度发展,产业链密集混乱,以及人为轻视,使得三角洲发展所带来的污染正日益加重,对环境和效率的影响不容忽视。位于上海、南京、杭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沪宁杭工业基地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有纺织、化纤、电气、电子、机械、化学、黑色冶炼及压延加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金属制品、食品、服装加工等多种行业,这些污染密集型产业对大气、水体和土壤无时不刻产生着难以挽回的后果,然后反作用于源头对生产效率产生影响。与此相关的各项政策也对需求和供给进行了调整,而基于CGE环境模型对各类环境政策的影响研究分析更能直观上反映政策的效果。
1 环境CGE模型
近些年,随着CGE模型在各大领域的快速发展应用,其分支环境CGE模型在环境政策分析上也逐渐发挥了巨大作用。环境CGE模型是CGE模型在应用上的更深入的划分,专门用于分析环境与经济间的相互作用。环境CGE一般分为两类,分别为应用扩展类和环境反馈类,前者主要是得出具体的污染程度和模拟分析相关税制的实施结果,后者则是分别反映出一系列调整后,政策在各产业各领域的影响大小。它的计算原理是在普通的CGE模型中,改变某一污染排放量或政策数值来对由此变化的方面进行模拟统计分析,得出环境政策与经济发展的之间的联系。
2 环境 CGE 模型的发展历程
环境CGE最早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Forsund等教授为此方法的创新实现做出了突出贡献。Dufournaud在1988[1]年最先将污染变量加入到常规CGE模型中,实现了环境经济的分析。而到了90年代,环境CGE模型的研究应用就飞速发展起来。Bergman等人在1993[2]年首次将CGE模型运用到气候污染上,由此分析政策的强弱。但此时的主要应用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中国直到新世纪才有所起色,还处在初级阶段。此时的相关研究主要有气候问题,包括温室气体的排放;污染问题,追求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贸易问题,主要是环境的贸易影响。由美国普渡大学教授ThomasW.Hertel所领导的全球贸易分析计划(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發展出来的、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设计的多国多部门应用一般均衡模型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也渐渐产生并应用下去。在此模型架构中进行政策仿真时,可以同时探讨该政策对各国各部门生产、进出口、商品价格、要素供需、要素报酬、国内生产总值及社会福利水平等因素的影响。Babiker 在2003[3]年创建的全球GTAP模型就应用到了社会福利上。
中国处在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带来的环境问题不容忽视,但中国的环境CGE模型应用起步较晚,且不够成熟,还不能完全应用到政策分析上。中国的环境CGE模型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渐渐产生, 最早是李善同等人在1997年[4]构建了动态递推的环境CGE模型。郑玉歆、樊明太(1998,1999)[5-6]、李雪松[7]等人利用CGE模型对贸易自由化做出了研究。前人的尝试让CGE模型在中国开始有了发展,在宏观经济调控上起着日益关键的作用。
3 大气污染政策影响研究
大气污染物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排入大气的并对环境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物质。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稠密,交通发达,资源使用比重大,更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由此产生的大气污染难以估计。大气污染主要为碳氧化合物、含硫化合物和含氮化合物,本文主要依据其他文献综述针对硫的政策影响。
本文综合其他文献对各地税率水平的总结,由低到高设定了1.2、3.5、6、9和12这5种情境来模拟不同税率下的经济,由全国的经济影响来概述三角洲地区。
一般来讲,征收硫税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削弱生产者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得工业部门产出水平有所下降。征收硫税将对居民、政府支出产生一定影响,且主要集中在农业及服务业部门。
由图1可知,政府支出得到较大提升,而居民消费受到一定的抑制,因此建议出台相关政策以提振居民消费。
通过环境CGE模型结果分析可得:
(1)现行的硫税税率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较小。在各项经济指标中,政府支出受硫税政策的影响最大,对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2)硫税征收使得能源需求及使用量明显下降,且税额越大下降幅度越明显。
(3)硫税对不同行业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阻碍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加快绿色产业的发展,高能耗产业逐渐被低能耗产业替代。
4 水污染政策研究
我国为了防止水污染和治理水环境,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其他辅助治理的水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水污染方面出现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许多规定已不符合现时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所以,我国防治水污染,治理水环境的法律和法规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在三角洲当前污染形势严峻而环境政策体系尚不完善的背景下,进行环境政策的改革迫在眉睫。以水污染税为例,设置3种不同税率的政策情景,通过构建环境CGE模型对水污染税的开征进行分析,并从宏观经济冲击方面对三角洲地区进行分析。
本文根据其他文献和研究,对水污染税从1.5、1.4、1.75这3种不同税率政策下模拟分析,来探究不同的污染税对三角洲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对经济的影响本文主要集中在GDP和各部门产量上,结果如下。
(1)国家征收水污染税阻碍了三角洲的GDP增长,并且随着水污染税的不断提高,对GDP的阻碍作用也在不断加重,但加重的程度在不断较弱,表明市场经济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缓解了税制带来的冲击。
(2)对GDP产生阻碍的直接原因就是对各部门的产出产生了阻碍,且水污染稅对不同部门的影响并不相同,但对绝大多数部门的产出都起到了阻碍作用。受阻碍作用最大的3个部门分别是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农业。还有少数部门的产量并没有受到污染税的影响,反而产量相比之前有所上涨,如纺织业,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
由此可见,污染税的征收直接上增加了大部分企业的运营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生产利润,使得企业不得不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推进产品的升级,减少税收成本。具有雄厚资本和眼光长远的企业及时进行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会很快在因污染税而增加的成本上获取更多的利润,但资金不足、拖沓迟钝的企业就会在新时代的浪潮中被逐渐淹没。从总体上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各部门企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资金去接受更高的环境要求,中国开征污染税的时机已经成熟,其对经济系统的冲击属于可承受的范围。
研究结果表明,在污染减排方面,水污染税的开征对大多数部门化学需氧量的排放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且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污染减排的效果亦逐渐增强,但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在宏观经济增长方面,水污染税导致了GDP及大部分部门产出的下降,但下降幅度非常小,表明中国企业已经有能力应对更严厉的环境政策所导致的成本上涨,对经济系统的冲击属于可承受的范围。
5 结语
(1)减少硫税对居民造成了负面影响。可以采取适当措施来缓解冲击,如在开征硫税的同时,实行硫税冲抵居民所得税等税收返还政策。为促进经济增长,拉动内需,可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升清洁能源产业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2)水污染税的征收对于水污染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将所得税再用于水治理,增大了治理效率。并且加快了相关产业的产业升级,促进了三角洲地区宏观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Dufournaud M C,Harrington J,Rogers P.Leontief s environmental repercussions and the economic structure revisited: a general equilibrium formulation[J].Geographical Analysis, 1988.
[2]Bergman L.General equilibrium costs and benefits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some preliminary results based on Swedish data [C].Fourth CGE Modeling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Waterloo,1993.
[3]Babiker M H,Viguier LL,Reilly J M,et al.The welfare costs of hybrid carbon polic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R].Report NO.74, MIT Joint Program on the Science and Policy of Global Change,2001.
[4]翟凡,李善同.一个中国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03):38-44.
[5]樊明太,郑玉歆,马纲.中国CGE 模型:基本结构及有关应用问题(上)[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998(12):39-47.
[6]樊明太,郑玉歆,马纲.中国CGE 模型:基本结构及有关应用问题(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999(04):24-30.
[7]李雪松.加入WOT对中国经济影响的CGE模型比较[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0,17(10):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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