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家钱谷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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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钱谷融是常州籍当代著名学者和文学批评家。他身处在现代与当代交界时期，他所接受的主要是民国时期的教育，任教和治学又集中在当代。在学术方面，他上承民国文人遗风，下启当代学者心智。在后辈学者中，他对鲁枢元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钱谷融与鲁枢元的通信多达九十余封，对书信进行研究，有助于理解当代文学批评的师承关系和思想源流。
关键词：文学批评;钱谷融;鲁枢元;文化理论;生态文艺学;学术精神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9）01-0034-06
钱谷融（1919—2017），祖籍江苏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
钱谷融出生在常州武进，幼年时期曾念过私塾，后又在新式學堂南夏墅小学就读，高中考入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1937 年，因日寇入侵而辍学，返回南夏墅小学任教，很快又因日军迫近，不得不逃离。随曹梦梁先生经安徽、江西辗转来到武汉。1938 年，进入四川中学师范部完成高中学业，同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成为时任系主任伍叔傥先生的学生。毕业后， 中学从教一年，1943 年，得伍叔傥推荐任教国立交通大学。[1]由此，钱谷融开始了长达近八十年的授业生涯。
从批评史的角度来看，钱谷融处在现代与当代交界时期，他所接受的主要是民国时期的教育，任教和治学又集中在当代。因而，他是上承民国文人遗风，下启当代学者心智的重要的“过渡人物”。他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民国学者的风范， 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风的制约。他的学术成就斐然，却受到长期压抑，多元的历史和社会因素造就了他复杂的身份地位和广远的学术影响。
钱谷融“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独特的，而又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巨大存在”[2]，他“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而且影响了一批人才的成长，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座丰碑。”[3]受惠于钱谷融的学者数不胜数。而其中，他对鲁枢元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
钱谷融与鲁枢元相识于20世纪70年代末，前者随即成为后者学术之路的引领人[4]，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两人逐渐成为“知音”[2]，既是学术上的知己又是生活上的挚亲。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20世纪90年代末，两人书信往来频繁，在钱谷融的所有通信中，他与鲁枢元的书信数量最多，且内容最为丰富。钱谷融通信集《闲斋书简》中就收录了钱谷融写给鲁枢元的九十余封书信，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对两人通信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当代文学批评的师承关系和思想源流。
一、师承溯源
身处动乱年代，钱谷融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是相当不易的，他也因此格外珍惜读书的机会，很早便立志学术。受民国士风的浸染，钱谷融对人生和学术的追求都折射出伍叔傥的影子。伍叔傥是民国时期的知名学者，只不过他的经历鲜见于传记。若不是钱谷融等老一代学人的推崇，后辈学者很少了解[5]，但是，他却在钱谷融心灵深处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一）人格精神传承
在生活中，钱谷融完全以伍叔傥的人格精
神——散淡风度为准则。他时常用“懒”来形容自己，并以此来劝谏后辈学者，他曾对鲁枢元说“枢元啊，我有一点你是一辈子也学不到了……懒”[4]，他的懒显然受到伍叔傥的影响，就连他的妻子杨霞华先生也如是评价：“霞华笑我是懒人懒福”。[6]从钱谷融的经历来看， 他所谓的“懒”并非懒惰，而是不慕名利和虚怀若谷。
除“懒”之外，“真”也体现了钱谷融与伍叔傥的师承关系。方韶毅认为，伍叔傥具有一种“真性”。[7]同样，钱谷融也具备这样的“真性”，他看重真，强调做人要真诚，他也十分喜欢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例如，在《回忆贾植芳》一文中，钱谷融就把贾植芳视为一个“真人”：“我觉得他是一个真人，一点没有假”。[8]他跟贾植芳在一起感到“很自在”：“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他就是完全的真面孔，一点也没有假，我也不会假”。[8]钱谷融与鲁枢元的感情同样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上，鲁枢元也经常在他的学生面前将钱谷融先生形容为“真人”。《庄子·大宗师》专就真人做过详尽的解释：“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不知说生，不知恶死”[9]，等。庄子将古代的真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品行优于常人，且能够安于自然生息变化，甚至超越生死。他们往往显露出内在本真的性情。
（二）学术精神传承
在治学上，钱谷融更是强调“真”。钱谷融耳濡目染伍叔傥等前辈学者对学术的执着和真诚，自然也要求自己做到“真”。在自己的论著中，钱谷融时常强调行文要求真，他在《真诚、自由、散淡——散文漫谈》中就认为，“散文要有真性情”。[10]在他看来，“真”是思想驰骋的基础，否则只会做作，而不能表达真情。同样，无论是创作作品还是撰写评论，都需要这种真诚。在七十年代末写给鲁枢元的信中，钱谷融也用“真”来褒奖鲁枢元：“你的信，都写得很好，朴实而真挚，而且很有见地。”[11]
鲁枢元曾在《师生是一辈子的关系——记钱谷融老师及老师的老师》一文中这样评价钱谷融先生与伍叔傥先生的关系：钱先生“从伍先生那里学到的正是魏晋间人的风神。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远不只是知识的传承，更多的还是心灵深处的交融，而这些却往往是嫡亲父子之间也不易做到的。也正是‘魏晋间人’，把钱先生与伍先生这对师生的血脉贯通、融合在了一起”。[4]对于钱谷融来说，伍叔傥不仅仅起到了传道授业的作用，还是他构建人格的基石。
毫不夸张地说，钱谷融身上流淌着民国文人的血脉。他对精神自由、人道主义的追求，正是受惠于这一血脉，他能够透过文学作品的表象抵达现象背后的精神世界，能够将自我的生命融入到文学集体精神之中。 总之，作为民国文人的余续，钱谷融的思想中埋藏着民国学者的记忆，他的人格与信仰也都形成于民国这一特殊的时期。因此，从学术谱系的角度来说，钱谷融与当代学者之间是存在着一定“代沟”的。但是，他又因治学和为人之“真”， 对当代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也因此与当代学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二、学术影响与为人之道
钱谷融对当代文学批评界的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是“文学是人学”文学观念的提出和学界的持久反响。“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及围绕这一观念的争论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新世纪，象征着半个世纪意识形态的演化和文学观念的变迁;二是他对学生和后辈学者的培养与指导。作为华东师大的资深教授，钱谷融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而且鼓励后进，他们不仅继承了老师的学术思想，而且进一步推动文学批评和理论的发展。
（一）钱先生的学术影响
《论“文学是人学”》这篇发表于《文学月报》（1957年5月）的文章既是钱谷融的成名作，也成为他人生的转折，还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12]。該文发表之后，他“不久就受到广泛的批判”[13]，甚至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批判。但是，作为反面典型、受到压抑的文学观念却在几十年后，成为指引新思想和新理论的旗帜。
实质上，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文学是人学”的探讨和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该观念不断进行重读、再重读。与众多学者相比， 鲁枢元则是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另辟蹊径，《“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在生态文艺学的语境中》[14]一文从生态语境对“文学是人学”的观点进行了重新解读，将原本存在于“文学是人学”观念中、却不被学界发现的精神力量挖掘出来，将文学与人的关系从人类社会这个窄狭的圈子中释放出来，在广阔的人与自然的维度上重新衡量文学的问题。
在通信中，钱谷融与鲁枢元就这篇文章进行过多次探讨。在2003 年 3 月 9 日长达两千余字的信中，钱谷融仔细分析了鲁枢元的文章，尤其肯定鲁枢元从“生态”角度对“文学是人学”进行重释。之后的多篇书信都是关于这篇文章。从这些书信来看，该文实则是将生态文艺学的前沿理论与“文学是人学”的传统理论观念相结合，溯源并反思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为生态文艺学开拓新路。在新的理论维度下，“文学是人学”的提法再度丰富起来。
在文学史上，五十余年的历史虽然并不长久，但是，如果联系到新时期以来一波接一波井喷似的理论热潮（新的理论刚刚提出，很快就被更“新”的理论所取代）来看：“文学是人学”这一观念还能够被提起，甚至同新的理论话语相结合，反映出该思想的重要性和它深远的影响力。
（二）钱先生的为人之道
“文学是人学”的思想不光体现在治学方面，钱谷融的育人之道也践行了他真诚的性情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正如钱谷融的学生王晓明所说：“因为有他近距离地给我们示范：即便世道恶劣、天地局促，人还是可以保持高洁的品性，涵养人之为人的大器之志……他示范给我们的，我们也该示范给我们的学生，和其他远远近近的后生。”[15]吴俊在追思钱谷融的文章中也如是写道：“先生于我既为业师，更为人生的精神导师……想当初，先生年轻时以文章入世，满怀真诚服务社会，后以道德学识化育后进，培养人才不遗余力。”[16]
即便一些非“钱门”弟子的后辈学者，同样为钱谷融的学问和人格所感佩， 在替中国现代文学馆起草的唁电中，李洱认为钱先生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文学教育家，他杰出的工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赢得了荣誉。钱谷融先生，生前是传奇，身后是传说。”[17]
在1996 年 1 月 22 日的信中，钱谷融专门谈到鲁枢元的《吾其为水矣》[18]一文。他颇受感动地说：“对你的情分我受之有愧，但使我更认识了你的价值，我更加亲你、爱你又敬你了。你写得这样坦诚、这样情真意切，使我十分感念。”[19]虽然鲁枢元始终将自己视作钱谷融的学生，但是钱谷融却并没有将鲁枢元当做自己的学生，而是当做知心的朋友，钱谷融这样做既是出于他本人的谦逊，更是因鲁枢元和自己志同道合的情谊。
钱谷融的鼓励和肯定，对鲁枢元的治学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先生在为我的《创作心理研究》撰写的序言里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当他坦率地把他在探索途程中的所见、所感和所想，把他的一些经验体会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的时候， 就使我们感到很实在，很引人入胜。”[4]显然，钱谷融对鲁枢元的评价非常高，而且是出于真心，因为他既不必讨好作为“学生”的鲁枢元，更不需要伪善地欺哄，这一点在他们的大量通信中也可找到印证。
正因如此，鲁枢元才会说：“我或许真的在某些方面还是继承了从伍叔傥先生到钱谷融先生的一脉香火的。”[4]从伍叔傥到钱谷融，再到鲁枢元，精神的流转比学问的传承更加重要。从民国到新时期，一种内在的潜意识精神得到传承，它穿越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超越内在的束缚，对抗外来的压迫，将某种内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具有生命力的思想观念延续下去。
总之，在钱谷融身上，学术与人生并不是分离的，鲁枢元等后辈学人自然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就钱谷融和鲁枢元的通信中的观点来看，治学是需要人品来支撑的，脱离独立人格和真诚品质的学术也缺乏长久的生命力。因此，钱谷融在《文艺问题随想》一文中，才会将“真”置于“深”和“新”之上。“真”“深”“新”三者，就其重要程度而论，真是第一位的，是基础，深是第二位的，而新只能屈居第三位”。[20]
三、反思的力量和精神的传承
钱谷融对民国的师承和对当前学术界的影响来源于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学术自信。“文学是人学”观念的提出如此，反思“五四”同样如此。
“文学是人学”观念的提出让钱谷融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他从未因此丧失学术的信心：“不过当时我虽然遭到种种批判甚至攻击，但是并没有丧失学术上的自信，我是期望并且相信自己的观念总归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和理解的。”[21]因为他坚信自己的观点有朝一日能够被接受。 在重审“五四”的问题上，钱谷融继承了伍叔傥的兼容并蓄和对“五四”运动中激进观念的反省。相较“五四”時期的激进派学者，伍叔傥是比较“保守”的， 他曾任《国故》的编委，该刊同《新潮》等支持白话文运动的杂志针锋相对。[22]
他也因此与新文学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所授课程和关注的问题也以古典文学为主。但是，比起刘师培、黄侃等人，伍叔傥对西方文化和白话文的态度甚为平和：
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比较重视文言文，对白话文并不是同等看待的， 他虽然很称赞我用白话写的作文，但当我用文言写作时，他就立即郑重其事地批示：文言好，以后多写些文言吧。他对外国文学也很重视，在与学生交谈中，也经常提到一些外国古典作家的作品。[23]
在担任中央大学国文系系主任时期，他发扬了蔡元培兼收并蓄的风格，主动邀请一些新学学者和白话文作家任教。伍叔傥属于民国时期较为中立的知识分子，他在坚守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同时，并不排斥外来的文化和新的文学思潮。无论是新学还是旧说，他都一视同仁。
钱谷融与王元化在很多观念上有相似之处：一方面，与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相似经历相关;另一方面，也同他们对学术的理解相应。吴琦幸在《王元化晚年谈话录》[24]中专门提到王元化先生对“五四”的反思，王元化不仅希望对“五四”中的一些问题进行重估，甚至还将他对“五四”的反思追溯到晚明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 希望梳理出一条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精神自由的观念史。从钱谷融对“五四”问题的考察来看，王元化对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钱谷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文言文是有一定价值的，不应当被完全否定; 白话文运动也有其弊端。走向极端只会对文化产生破坏，无益于民族文化的发展， 反过来也会对现代文学产生负面的影响。王元化、钱谷融等学者对“五四”的思考对于当代学界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他之所以能够对当代学界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也在于他对当代文学批评潮流的思想之源——“五四”及白话文运动的重估。相较极端的文化推动者，钱谷融等学者更为成熟，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的判定也更为全面。
对文学和人的问题的认知、对“五四”的重新审视都体现了文艺理论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鲁枢元提出的精神生态理论同样传承了钱谷融等前辈学人的学术精神，从提出“向内转”开始，鲁枢元就关注人的精神与社会、自然乃至于整个宇宙的关系，他也是较早意识到人和自然的对立源自于人的精神问题——焦虑、欲望、恐惧等复杂情绪造成了精神世界的失衡。
如果从探索人的精神同外在世界的良性关系的角度来看，文学是人学、反思“五四”以及精神生态是一脉相承的，文学是人学要求文学关注人的内在的、真实的精神世界;反思“五四”，则是倾听思考意识形态主流之外的“异见者”的声音，这些都是对人的精神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从属于精神生态理论中关于社会生态的界定。
甚至可以说，没有钱谷融等老一辈学人对当代社会问题的警惕和反思，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关照，就没有鲁枢元等后辈学者对人的精神与自然生态问题的关注。“文学是人学”具有社会反思的作用，“精神生态”同样是对社会精神状况的担忧。人道主义和生态主义都是在相应的社会时代下孕育出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只不过在钱谷融提出人学的时代，生态问题还未引起时代的重视，而在鲁枢元提出生态的时代，人学应当扩展到生态学，对人的关注也应当拓展为，对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全体的关注。
除了自信之外，批判还需要勇气。钱谷融在《谈王元化》一文中认为：“王元化坚持自己的思想信念，也就是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坚持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25]钱谷融同样也以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独立的人格为理想。正因如此，他才不会随波逐流，才敢于在主流话语之外明确表达自己的见解，而不去屈从于外界压力。他看重王元化的原因也正是他自己所奉行的理念：“中国知识分子历来都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优良传统，虽屡遭历代统治者的摧折，但此种风骨至今绵延不绝。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长存不衰，光耀千秋，盖亦有赖于此。但愿凡我同胞，无问上下，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好。”[25]
综上所述，与时代的主流思潮保持一定的距离，秉持独立的人格和正直的信念，是隐匿在钱谷融与鲁枢元通信中的内在精神线索。但是，对主流思潮的反思是需要勇气和力量的，甚至需要知识分子在同强大的社会力量进行的抗争中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钱谷融先生身体力行，为后世树立了榜样。鲁枢元等后辈学者则从不同的学术路径出发，延续钱谷融的精神进路。
四、余论
自季札以来，常州学术历经千年，从东晋萧氏到常州学派、常州词派，积淀了深厚的学术底蕴。作为常州籍当代文人的代表，钱谷融承袭了江南文人的风骨气节和治学精神：一方面，对历史保持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对现实怀有深切的反思。他既不随波逐流，更不因外在的压力而屈服。在其学术生涯中，他坚守为人的“真”与为学的“诚”，为后辈学人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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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r. Qian Gur-ong， a Literary Critic
—— Based o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Qian Gur-ong and Lu
CHANG Ru-yu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China）
Abstract： Qian Gurong is a well-known contemporary scholar and literary critic of Changzhou. He was at the junc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He mainly received educ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taught and studied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Academically， he inherited the legacy of the literati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enlightened the minds of contemporary scholars. Among the later scholars， his influence on Lu Shuyuan deserved special attentio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Qian Gurong and Lu Shuyuan is more than 90 letters. The study of letters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teacher-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and ideological origin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Key words： Changzhou; literary criticism; Qian Gurong; Lu Shuyuan;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ecological literature and art; academic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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