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史记》研究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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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钱钟书的《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以日本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为论述标本，探讨了有关《史记》的诸多问题。他对《史记》史学地位的肯定、对《史记》编排有失协调问题的揭示、对司马迁天命观之矛盾的诠解、对《史记》深意的挖掘以及对《史记》文学性的探讨等，对今天的《史记》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钱钟书;《管锥编》;《史记》
　　中图分类号：I1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9）02-0081-06
　　钱钟书的《管锥编》是以读书札记的形式写就的学术著作，钱先生自经、史、子、集中选出10部重要著作并阐述其读书心得，所涉问题相当广泛，且“惟陈言之务去”，多发前人所未发。在史部中，钱钟书择取日本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为论述标本，探讨了与《史记》相关的诸多问题，对当前的《史记》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总体来看，《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下文略去书名，仅称则数）对《史记》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史记》史学地位的肯定
　　钱钟书对《史记》评价极高，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史记》史学地位的肯定上。钱先生指出：
　　黑格尔言东土惟中国古代撰史最夥，他邦有传说而无史。然有史书未遽即有史学，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马迁欤。[1]251
　　钱先生推允《史记》为中国史学之权舆，主要是从司马迁为后世史学“立则发凡”的作用出发，而其“立则发凡”之处，则在于确立了“信信疑疑”的著史准则。在第二则论《五帝本纪》中，钱先生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轶事时见于他说，余择其言尤雅者。”按《封禅书》：“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大宛列传》：“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此三则足征马迁载笔取材之旨，亦即为后世史家立则发凡……《左传》宣公二年称董狐曰：“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襄公二十六年又特载南史氏之直笔无畏;盖知作史当善善恶恶矣，而尚未识信信疑疑之更为先务也……马迁奋笔，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特书大号，言：前载之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裁择，似史而非之“轶事”俗说应沟而外之于史，“野人”虽为常“语”，而“缙绅”未许易“言”。孟子开宗，至马迁而明义焉。其曰“不敢言”者，小心也，亦谦词也，实则大胆而敢于不言、置之不论尔。[1]251-252
　　在这一段论述中，钱先生通过与《左传》等史籍的比较，揭示了司马迁在前人基础上创辟“信信疑疑”的撰史准则，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重大贡献。
　　钱先生的观点非常重要，同时亦极富启发意义。就中国早期的史学著作来说，不仅“轶事”“俗说”可以入史，“神话”也常渗入其中，因此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神话历史化的现象。虽然神话本身含有部分史实，但其呈现出的面貌却是被曲解的而非原本的历史。在《史记》之前，神话常被史家视为信史而予以采录。同时，由于神话思维余绪犹存，某些历史书写常常附麗以浓烈的神话色彩，又造成了历史的神话化。如《国语·周语上》：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对曰：“有之……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耹隧。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鸣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2]
　　国家兴亡与“神之志”相接联，历史被涂上了厚重的神话色彩。诸如此类的现象广泛存在于先秦历史散文及其他涉及先秦历史的著作中。这意味着在《史记》以前神话和历史的界线并不清晰。司马迁撰写《史记》明确提出了“不采不雅驯”的原则，这实际上就将史实与神话、传说等内容作了分割，确定了可以入史的内容与必须摒弃的内容。当然，上古历史与神话的长期缴缠，为厘清神话与历史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将《史记》与相关史源对校，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努力。兹以其对黄帝材料的处理为例，将《史记·五帝本纪》与主要史源《五帝德》（今存《大戴礼记》）的内容对比如下：
　　1.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2. 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3. 缺4.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1.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2.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3.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扆云。4.以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故教化淳鸟兽昆虫，历离日月星辰;极畋土石金玉，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显然，司马迁依循“雅驯”的标准，删除了“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扆云”等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内容。司马迁的功绩不仅见诸其对材料的辨伪，还体现为直接揭示“轶事”、传说的虚妄。在《陈涉世家》中，司马迁既记载了“篝火狐鸣”的事件，同时又详细记述了陈胜、吴广谋划整件事的过程，揭示了其借鬼神以“威众”[4]2366的实质。
　　总之，司马迁依据“不采不雅驯”的选材原则，确定了中国史学“信信疑疑”的撰史准则，为中国古代史学确立了正确的发展方向。钱先生从这一角度来肯定《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十分准确的。
　　二、对《史记》编排有失协调问题的揭示
　　在第一二则论《赵世家》中，钱钟书指出：
　　“简子疾，五日不知人。”按此一大节又见于《扁鹊、仓公列传》，宜据别见则互有详略之法，加以删改。下文武灵王论变法复与《商君列传》语太相似，盖此取之《战国策·赵策》二，彼取之《商君书·更法》篇，而未参稽稍异其词。武灵王曰：“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又曰：“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数语之间，重复无谓;《赵策》只有后二句，不识马迁何故冗叠如此？全书失检类是者不少，贻弹射者以口实，良有以夫。[1]292 　　钱先生在这里指出的是《史记》内容编排有失协调的问题，同时也揭示出了其内在原因：“盖此取之《战国策·赵策》二，彼取之《商君书·更法》篇，而未参稽稍异其词。”即司马迁在采择多种史料入传时，未对这批材料作妥善有效的处理。钱先生指出的这一点，确为普遍存在于《史记》中的问题。
　　司马迁撰写《史记》，参稽了大量史料，尤其是先汉部分，主要工作是对各种历史记载进行择取和编排，此时的司马迁更多地是一个编者，而非作者。有关《史记》的这一性质，我们可通过对书中频现而所指各异的“我”字来加以分析得知。
　　《秦本纪》：
　　（昭襄王）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4]268
　　《吴太伯世家》：
　　（王诸樊元年）秋，吴伐楚，楚败我师。[4]1753
　　《魯周公世家》：（哀公）八年，齐伐我……（哀公十五年）齐归我侵地。[4]1866
　　《燕召公世家》：
　　（庄公）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4]1878
　　《晋世家》：
　　（文公九年）十二月，秦兵过我郊。[4]2014
　　《楚世家》：
　　（怀王）十七年春……秦大败我军……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4]2078
　　《赵世家》：
　　（武灵王）九年……秦败我……齐败我观泽。十年，秦取我中都及西阳……十三年，秦拔我蔺……[4]2173
　　《魏世家》：
　　安釐王元年，秦拔我两城。二年，又拔我二城……三年，秦拔我四城……四年，秦破我及韩、赵，杀十五万人，走我将芒卯。[4]2240
　　《韩世家》：
　　（桓惠王）九年，秦拔我陉……十年，秦击我於太行，我上党郡守以上党郡降赵……十七年，秦拔我阳城、负黍……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荥阳。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党。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4]2273
　　《秦本纪》及诸“世家”中的“我”显然各有所指，司马迁为西汉人，按理是不能称秦及其他任何一方为“我”的，而且同时称各方为“我”，显然也自相抵牾。究其根本，当因司马迁取用史源有别而“失检”所致。司马迁是根据各国史料来“整齐其世传”的，各国史官记载本国史事，自然站在己方立场，称本国为“我”，但司马迁将纷纭杂乱的各国史料采入《史记》时，却忘了对这诸多字同义异的“我”字进行修改，遂造成了内部的龃龉，“贻弹射者以口实”。
　　《史记》“整齐世传”留下的草蛇灰线，亦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以新近的研究而论，影响力最大者当数程苏东的《失控的文本与失语的文学批评》，该文以细致的文献对校，发现了《史记》在钞撮各类文献的过程中，“难免在其文本嫁接处、补缀处或截取处稍存疏漏”，从而留下了一些“失控的文本”，并于这些疏漏处挖掘司马迁曾经做过的协调工作，探讨其中的文学性。[6]对《史记》编排有失协调的问题，程苏东显然又作出了进一步的探讨，但对这一问题的揭示，钱先生实已“道夫先路”，程文恰可佐证钱先生所揭示这一问题的普遍性与重要性，为钱先生所论增添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① “陈相国”，《史记》作“陈丞相”，当据改。
　　三、对司马迁天命观之矛盾的诠解
　　钱钟书多次对司马迁天命观的问题予以论述。如第一九则论《陈丞相世家》：
　　勿信“天道”（见下论《伯夷列传》），却又主张“阴德”，说理固难自圆;而触事感怀，乍彼乍此，亦彼亦此，浑置矛盾于不顾，又人之常情恒态耳。[1]303
　　第二二则论《伯夷列传》：
　　马迁唯不信“天道”，故好言“天命”;盖信有天命，即疑无天道，曰天命不可知者，乃谓天道无知尔。天道而有知，则报施不爽，人世之成亏荣悴，应各知其分，咸得所当，无复不平则鸣或饮恨吞声矣。顾事乃大谬不然，理遂大惑不解……然马迁既不信天道，而复持阴德报应之说（见前论《陈相国世家》①），既视天梦梦，而又复以为冥冥之中尚有纲维主张在;圆枘方凿，自语相违。盖析理固疑天道之为无，而慰情宁信阴骘之可有，东食西宿，取熊兼鱼，殆人心两歧之常欤。故疑无天者，犹每私冀其或有，而信有天者，则常窃怨其若无。[1]306-308
　　司马迁天命观的矛盾是确实存在的，他在《伯夷列传》等篇章中对天命提出了怀疑，但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留侯世家》等篇章中又反复称道“盖若天所助焉”[4]835-836“岂非天哉”[4]922“岂可谓非天乎”[4]2488。
　　关于这一问题，很多学者也曾加以论述。如潘啸龙认为：“司马迁对‘天命’‘天人感应论’的认识是矛盾的;在这一矛盾的认识之中，对‘天命’的怀疑、批判却占了主导地位。”[7]陈桐生则认为，司马迁在天命问题上的矛盾背后隐藏着司马迁“天命崇高”的思想，“《史记》的天道观并不是二元的或矛盾分裂的，它对天命的信仰和对神仙方士、阴阳家及不合规范的占星术的贬损，二者在《史记》中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点就是天命崇高思想”。[8]
　　针对这一问题，钱先生提出从“析理”和“慰情”两个角度来看待，可谓独辟蹊径，为我们思考该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史记》在强调天命时，有时确是带有强烈情感的，如上引《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留侯世家》诸篇“盖若天所助焉”“岂非天哉”“岂可谓非天乎”，语气中包含的情感便溢于言表。《屈原贾生列传》谓：“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4]3010将天和父母并列，亦自情感立论。可见，司马迁对于人们将“天”作为情感的寄托是有所认识的。《史记》本身亦是情感丰沛之作，其中蕴含了司马迁
　　的爱憎和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这就很可能导致他在撰史过程中出于“慰情”而“宁信阴骘之可有”。钱先生从人情之常来看待司马迁天命观的矛盾，为后续的探赜索隐提供了心理学的依据。 　　四、对《史记》深意的挖掘
　　司马迁撰写《史记》，行文中常常蕴含深意。对此，钱钟书亦有所揭示。
　　第一则论《封禅书》，钱先生按：
　　按马迁此篇用“云”字最多……复出叠见，语气皆含姑妄言而姑妄听之意，使通篇有恍惚迷茫之致……一角之兽，曾获其物，而为麟与否，有司迎合，不可必也;孔子适周，尝有其事，而果问礼老子与否，传说渺悠，不得稽也;箕山有冢，马迁目击，而真埋许由之骨与否，俗语相沿，不能实也。“云”之为言，信其事之有而疑其说之非尔。常谈所谓“语出有因，查无实据”也。[1]285-286
　　从多用“云”字而推断出司马迁隐含于其中的“姑妄言而姑妄听”“信其事之有而疑其说之非”的谨慎态度，可谓别具只眼。
　　第一则《封禅书》又云：
　　“丁夫人、洛陽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按苏轼《仇池笔记》卷上论此曰：“汉武帝恶巫蛊如仇雠，盖夫妇、君臣、父子之间，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己且为巫蛊，何以责天下？此最可笑。”甚有识力。马迁载其事于《封禅书》，亦见祝此之寿考者即可诅彼之死亡，如反覆手之为云雨。堂皇施之郊祀，则为封禅;密勿行于宫闱，则成巫蛊，要皆出于崇信方术之士。巫蛊之兴起与封禅之提倡，同归而殊途者欤。[1]290
　　《封禅书》记载诅匈奴、大宛事，这确实耐人寻味。钱先生在苏轼的基础上加以发挥，指出封禅与巫蛊在本质上的相同，将封禅与巫蛊之祸联系起来，在看似不相及的历史事件中，发现其内在的关联。通过钱先生的揭示，我们可以领会到，司马迁穿插此事，并非无意之笔，而是隐含着他对历史事件的批判。
　　五、对《史记》文学性的探讨
　　钱钟书身为杰出的文学家，很注重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史记》，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指出《史记》行文遣字之妙
　　第五则论《项羽本纪》：
　　“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考证》：“陈仁锡曰：‘叠用三无不字，有精神;《汉书》去其二，遂乏气魄’。”按陈氏评是，数语有如火如荼之观……马迁行文，深得累叠之妙，如本篇末写项羽“自度不能脱”，一则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再则曰：“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三则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心已死而意犹未平，认输而不服气，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也。又如《袁盎、晁错列传》记错父曰：“刘氏安矣！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叠三“矣”字，纸上如闻太息，断为三句，削去衔接之词，顿挫而兼急迅错落之致。[1]272-273
　　在这一则中，钱先生结合《项羽本纪》和《袁盎、晁错列传》体味出《史记》行文“深得累叠之妙”。这里的“累叠”均是原文原字重复，在第三二则《鲁仲连邹阳列传》中，钱先生又指出《史记》中还存在另一种“累叠”的情况：
　　“鲁仲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乃今然后”四字乍视尤若堆叠重复，实则曲传踌躇迟疑，非所愿而不获已之心思语气……迁本书《张释之、冯唐列传》释之谏文帝曰：“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将何以加其法乎？”盗掘本朝先帝陵墓，大逆不敬，罪恶弥天，为臣子者心不敢想而亦口不忍宣也，然而臣姑妄言之，君其妄听之;故“有如”而累以“万分之一”，犹恐冒昧，复益以“假令”，拟设之词几如屋上加屋，心之犹豫，口之嗫嚅，即于语气征之，而无待摹状矣。[1]321-322
　　这里所指出的也是“累叠”，但不是原文累叠，而是同义重复，二者有细微的区别。钱先生分析《史记》中存在的“累叠现象”，并指出此种现象背后司马迁所要展现的历史场景以及《史记》所传人物的深层心理，有助于加深对《史记》的理解。
　　第二三则论《管晏列传》：
　　“管仲卒，……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按明、清批尾家所谓“搭天桥”法，马迁习为之……皆事隔百十载，而捉置一处者也。亦有其事同时而地距千百里，乃映带及之者……记楚事而忽及秦事，一似节外生枝。盖吕不韦乃《法言·渊骞》所谓“穿窬之雄”，托梁换柱，与黄歇行事不谋而合，身败名裂，又适相同，载笔者瞩高聚远，以类相并，大有浮山越海而会罗山之观，亦行文之佳致也。[1]308-309
　　这一则又指出《史记》记述方法“搭天桥”法，并揭示其内在理路“以类相并”，称许为“行文之佳致”。
　　（二）指出《史记》人物刻画之精
　　第五则对《史记》刻画的项羽形象有深入分析：
　　“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按《高祖本纪》王陵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陈相国世家》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立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淮阴侯列传》韩信曰：“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羽本纪》历记羽拔襄城皆坑之;坑秦卒二十余万人，引兵西屠咸阳;《高祖本纪》“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剽悍滑贼，诸所过无不残灭。’”《高祖本纪》于刘邦隆准龙颜等形貌外，并言其心性：“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项羽本纪》仅曰：“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至其性情气质，都未直叙，当从范增等语中得之。“言语呕呕”与“喑哑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谈士每以“虞兮”之歌，谓羽风云之气而兼儿女之情，尚粗浅乎言之也。[1]275 　　这一则列述《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等纪传，综合范增、王陵、陈平、韩信诸人的评价，并将《项羽本纪》对项羽的描写与《高祖本纪》对刘邦的描写进行比较，总结出项羽既“言语呕呕”又“喑哑叱咤”，既“恭敬慈爱”又“剽悍滑贼”，既“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即怀“妇人之仁”又行“屠坑残灭”，既“分食推饮”又“玩印不予”的矛盾性格。这些性格特征互相矛盾，但正是这种矛盾性，体现了项羽的整体性格。借范增、王陵、陈平、韩信诸人之口，司马迁刻画了项羽“为人不忍”“仁而爱人”“恭敬爱人”“恭敬慈爱”的另一面。有了这矛盾的另一面，项羽才不至于被简单刻画成一个只知屠杀的莽夫，而沦为扁平的符号化人物。正因此故，我们在读《项羽本纪》所载霸王别姬、乌江自刎之时，才会生出一种叹惋哀悯之情。“虞兮”之歌是对项羽儿女之情的正面描写，较易发现，研究者也多有指出;而范增、王陵、陈平、韩信诸人评价中所呈现的项羽“柔软”的一面，则较为隐秘。幸得钱先生阐发隐微，才将《史记》刻画项羽形象的匠心指陈无遗。
　　（三）指出《史记》中的增饰与虚构
　　《史记》虽然是历史著作，但历史常有空白。为了形象生动地展现历史，司马迁也常常在历史空白处进行增饰与虚构，这使得《史记》的文学性大大增强。钱钟书对此也有所揭示。
　　如第三则论《廉颇蔺相如列传》：
　　《考证》：“《国策》记廉事颇略，而无一语及蔺，此传多载他书所不载。”按此亦《史记》中迥出之篇，有声有色，或多本于马迁之增饰渲染，未必信实有征。写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是何意态雄且杰！后世小说刻画精能处无以过之……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一节，历世流传，以为美谈，至谱入传奇。使情节果若所写，则樽俎折冲真同儿戏，抑岂人事原如逢场串剧耶？武亿《授堂文钞》卷四《蔺相如渑池之会》深为赵王危之……然窃恐为马迁所弄而枉替古人担忧耳。[1]319-320
　　第四三则论《魏其武安列传》：
　　“灌夫有服，过丞相”云云。按此一大节中马迁叙事称武安曰“丞相”，魏其与灌夫语称武安曰“丞相”，而怨“望”武安又曰“将军虽贵”;灌夫面称武安始终曰“将军”，而谢魏其又曰“得过丞相”。称谓不一，非漫与也……马迁行所无事，名从主人，以头衔之一映衬称谓之不一焉。夫私家寻常酬答，局外事后只传闻大略而已，乌能口角语脉以至称呼致曲入细如是？貌似“记言”，实出史家之心摹意匠。此等处皆当与小说、院本中对白等类耳。[1]347
　　上引两则都是论述《史记》中的增饰、虚构内容。第一则，钱先生从于史无据（“他书不载”）和于理不合（“樽俎折冲真同儿戏”）两个方面判断其为司马迁所虚构。第二则又从局外人不能获知“口角语脉”这一点，判定其中对话实为司马迁之“心摹意匠”。钱先生判断《史记》增饰、虚构内容的依据是合理可靠的，而他一旦指出这一点，《史记》的文学创造性便得到了彰显。蔺相如以弱国使臣的身份，面对秦国君臣的威逼胁迫，倘无一身正气，恐难完成任务。《史记》增饰其“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以及在渑池之会上坚持跪请秦王为赵王击缶的情节，正是为了着力渲染其伟岸的艺术形象和人格魅力。《史记》的创造无疑是成功的，所以才能够“历世流传，以为美谈，至谱入传奇”。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与灌夫三人之间恩怨纠葛甚为复杂，司马迁通过增饰窦婴、灌夫对田蚡称谓不一，将武安、窦婴、灌夫的性格以及他们的心理变化都表现出来。正如钱先生所指出：“武安固自‘以为汉相尊’，乃至‘负贵’而骄己之兄者。灌夫与人语，亦从而‘丞相’武安，及武安对面，则恃旧而不改口，未以其新贵而生新敬，若不知其已进位为相者。魏其达官谙世故，失势而肯自下，然愤激时冲口而‘将军’武安，若言其不次暴擢而忘却本来者。”[1]347称谓之不一或许不曾实有，但借此所揭示出来的三人的性格却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正是通过“称谓不一”这一小细节，司马迁更好地刻画了这三人的形象，同时也传达出了三人悲剧背后的原因。
　　（四）将《史记》与其他文学作品对照
　　“打通”是《管锥编》的主要特色，也是其成书的主要目的。钱钟书在致郑朝宗的信中曾自评《管锥编》说：
　　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9]
　　钱先生在论《史记》时也常常抱定这一宗旨，因而时常将《史记》与其他文学作品进行对照。例如在论述《史记》中的增饰与虚构时，钱先生就曾与小说、院本进行比较，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史记》的艺术想象。如在第五则论《项羽本纪》“累叠”笔法时，钱先生指出：
　　贯华堂本《水浒》第四四回裴黎见石秀出来，“连忙放茶”，“连忙问道”，“连忙道：‘不敢！不敢！”，“连忙出门去了”，“连忙走”;殆得法于比而踵事增华者欤。[1]272
　　這里指出了《水浒传》在艺术手法上对《史记》有所继承和发展。
　　再如第三九则《淮阴侯列传》：
　　“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按《田儋列传》：“高帝闻之，乃大惊。‘以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余向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一忖度，一惊思，迳以“吾”、“我”字述意中事。《萧相国世家》：“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亦如闻其心口自语。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载策魏公上书：“口与心计，幸且待罪”;嵇康《家诫》：“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均状此情。诗文中如白居易《闻庾七左降》：“后心诮前意：‘所见何迷蒙’”;韩愈《郑群赠簟》：“手磨袖拂心语口：‘慢肤多汗真相宜’”;樊宗师《越王楼诗·序》：“泪雨落不可掩，因口其心曰：‘无害若’”;高骈《写怀》：“如今暗与心相约：‘不动征旗动酒旗’”。曰“相约”，曰“诮”，曰“心语口”，曰“口其心”，一人独白而宛如两人对语。《木兰诗》：“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夫“儿”，女郎自称词也，而木兰“见天子坐明堂”时，尚变貌现男子身，对扬应曰“送臣”，言“送儿”者，当场私动于中之女郎心语，非声请于上之武夫口语也。用笔灵妙，真灭尽斧凿痕与针线迹矣…… 　　后世小说家代述角色之隐衷，即传角色之心声（a direct quotation of the mind），习用此法，蔚为巨观。以视《史记》诸例，似江海之于潢污，然草创之功，不可不录焉。[1]337-338
　　这里综合《淮阴侯列传》《田儋列传》《萧相国世家》，又例举其他史书、散文、诗歌和小说等，揭示了“代述隐衷”这一创作手法的广泛存在，实现了诗、文、小说的“打通”。同时，钱先生亦特别指出，虽然此种手法在后世诗、文、小说中的运用远较《史记》成熟，但《史记》的草创之功不能抹杀，强调《史记》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影响。
　　六、结语
　　综上所述，钱先生的《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对《史记》的研究内容丰富，涉及《史记》的史学地位、《史记》的编排、司马迁的思想、《史记》的深意以及《史记》文学性等多个方面，尤其是对于《史记》文学性的研究更为细致全面，涉及行文遣字、人物塑造、增饰虚构、文学影响等多个方面。钱先生所谈及的问题，部分学者或已染指，但相比较而言，钱先生提供的常常是全新的思考角度。还有些问题，今人虽有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但因枝振叶，钱先生实已先之，其“草创之功，不可不录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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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曹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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