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史记》中伍子胥形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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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各类先秦历史文献及各类文学文本中，均记载并刻画了伍子胥这一人物形象，其中《左传》和《史记》就是典范。这两部作品都将伍子胥至忠至孝的思想推崇到了极点，也将伍子胥的复仇情绪推向了时代认知的高峰。他的形象深入人心，而他的精神也作为榜样给后世带来诸多启发。对这两部作品进行对比分析，能了解伍子胥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及其对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伍子胥;人物形象;《左传》;《史记》
　　伍子胥，春秋时期吴国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原为楚国人。因楚王杀其父兄，伍子胥离开楚国后便一直心存颠覆楚国和鞭尸楚平王的复仇心理，因而后世史料对他的评价态度褒贬不一，《左传》和《史记》就是典范。文章意在通过《左传》和《史记》这两部作品，对伍子胥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使人们全面、客观地认识这一历史人物，并尝试理解这一形象的文化内涵及其对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伍子胥人物形象溯源
　　纵观先秦各类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关于伍子胥人物形象的记载有下面两种情况：
　　一是来源于原始史料的记载，如《左传》和《国语》。《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曰：“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楚人皆杀之。”[1]又如《吴语》中曰：“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2]可见这两部作品都记载了伍子胥的生平事迹和悲惨遭遇，刻画出了其人物形象，也是迄今能找到的最早记载伍子胥這一人物形象的历史著作。
　　二是稍加演绎的记载，其代表性作品为《韩非子》《吕氏春秋》和《史记》。较《左传》和《国语》而言，这类作品成书略晚。关于伍子胥的故事情节都经过作者的加工整理，变得生动而感人，有再创作的痕迹。从《左传》和《国语》到这类作品的发展过程中，伍子胥的人物形象不是静止于史料的记载中，而是逐渐地将平面的伍子胥形象发展得立体生动起来。《韩非子·说林下》中，子胥曰：“溺人者一饮而止则无逆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3]《吕氏春秋·知化》中，伍子胥曰：“不可。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今释越而伐齐，譬之犹惧虎而刺猏，虽胜之，其后患未央。” [4]可见这两部作品都对人物形象进行了加工。而《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太史公曰：“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又曰：“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通过对伍子胥的评价，可见《史记》加上了作者个人的主观情感和态度，笔下的伍子胥形象描写得更为详尽，人物形象也更加丰富，更具主观色彩。
　　尽管伍子胥的形象塑造有不同的历史来源，但给后人影响最大的还是《左传》《史记》两部书。下面对两部书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异同点做简要分析。
　　二、《左传》《史记》中伍子胥形象塑造的相同点
　　在伍子胥人物形象塑造上，《左传》和《史记》有着相同点。作品中，二者均刻画了一个忠孝思想浓郁、智勇色彩饱满、具有悲剧命运的伍子胥形象。下面试以《左传》和《史记》为例，对伍子胥这一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相同点进行探究。
　　（一）均饱含了浓郁的忠孝思想
　　“孝”的观念在中国产生较早。清段玉载曰：“《礼记》：‘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可见，“孝”是一种社会道德。《吕氏春秋》中记载：“事君不忠，非孝也”，也鲜明地指出了对君王的不忠，就是不孝。战国时期的陈轸给予伍子胥很高的评价，曰：“孝己爱其亲，天下欲以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为臣。”伍子胥的行为充分地印证了这句话，《左传》和《史记》都塑造了一个忠孝思想浓郁的伍子胥形象。
　　《左传·昭公二十年》中，伍子胥曾曰：“父不可弃，名不可废”，还记述了伍子胥的忠孝之语，曰：“不可。去疾莫如尽。”这些话语虽简洁，但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为父兄尽孝、为君王尽忠的至忠至孝的伍子胥形象。《史记·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也曰：“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 [5]楚王欲杀其父，伍子胥随兄长一同去见楚王，仍徒劳无益，且伍子胥也将难逃一死。为报父兄之仇，伍子胥选择了饱受精神折磨而苟活。由此可见，伍子胥是大孝之人。可见一个忠孝思想浓郁的伍子胥形象，在两部作品中都得以体现。
　　（二）均赋予了饱满的智勇色彩
　　“智勇双全”这一成语出自元代关汉卿的《五侯宴》第三折，意为智谋、勇敢二者兼备。梁启超曾评价伍子胥，曰：“伍子胥智勇深沉，真一世之雄也。”可见，伍子胥的身上体现的不仅有忠孝思想，还有饱满的智勇色彩。《左传》和《史记》中，在塑造伍子胥这一人物形象时，更是将他的智勇双全的性格特征展现得淋漓尽致。
　　《左传·昭公三十年》中，伍子胥曾对吴王曰：“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 [6]在正确分析了吴楚两国的综合国力与君臣关系，并且果断地做出决定后，伍子胥向吴王进言，最终在吴楚两国的争霸中使得吴国获得胜利，这是伍子胥有智谋的体现。《史记·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也曰：“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依照这句话，我们可知，即使在家族生死存亡之际，伍子胥仍然能保持冷静，仍然能在危急的情况下权衡利弊，做出最佳的选择。他清楚地意识到即使自己去见楚平王，也救不了父兄。因此伍子胥选择委曲求全，忍辱负重投奔吴国，这才有了复仇的可能。《史记·伍子胥列传》中还曾曰：“伍胥贯弓执矢乡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 [7]这段描写，真实地再现了伍子胥在面对抓捕他的使者时，拉弓将其震慑，并趁机成功逃走的情景，反映了伍子胥在生死存亡之际的勇敢和镇定。
　　综上，《左传》和《史记》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善于谋略、临危不惧、智勇双全的伍子胥形象，使一个鲜活的伍子胥映现在我们面前，也让我们透过文字仿佛走入了伍子胥的内心世界。我们既能理解伍子胥的无可奈何的绝望心情，也为他的遭遇而感到痛心，更能被他运用自己的智慧最终成功地为父兄复仇的行为所打动。总之，无论是《左传》还是《史记》都塑造了一个机智与勇敢并存的个性饱满的伍子胥形象。 　　（三）均彰显了同归的悲剧命运
　　无论是《左传》，还是《史记》，伍子胥的形象中都含有忠孝、智勇等个性特征，使人都会对伍子胥这个人物形象充满了敬意。但他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个牺牲品，因而，他无法摆脱他的悲剧命运。正如苏轼所曰：“父不受诛，子复仇，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表明了他别无选择的忍辱复仇之路，也注定了他的一生必然充满悲剧色彩。
　　《左传》和《史记》都以细节描写来展现他的人生经历，悲剧命运。二者都通过伍子胥到吴的经历和伍子胥之死来展现他的悲剧命运。一是都描写了伍子胥在出逃吴国的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困难、挫折和常人难以忍受的经历，来凸显了伍子胥人生命运的悲剧色彩;二是越王勾践投降后，在奸臣的蛊惑下，伍子胥逐渐失去了吴王夫差的信任，临死之前，伍子胥想到他的未来，一种悲凉之感涌上心头，使作品充满了悲剧色彩;三是两部作品都描写了伍子胥多次劝谏吴王未果，而最终被吴王赐死的悲惨结局。
　　三、《左传》《史记》中伍子胥形象塑造的不同点
　　《左传》《史记》在伍子胥形象塑造上，也存在着诸多不同。据笔者分析来看二者在动作描写上详略不一、语言表述上粗细不均、心理刻画上隐显不同。下面试以二者为例，浅析伍子胥形象塑造上的不同点。
　　（一）详略不一的动作描写
　　动作描写可以反映一个人心理，不同的心理也会反映在不同的动作行为中。《左传》和《史记》中在塑造伍子胥人物形象时，记述的方式虽然一详一略，但依然使得伍子胥这一人物形象永远屹立在历史的舞台上。
　　《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有言曰：“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8]，这段话语中的“掘、出、鞭”三个动词，逼真地描绘出了伍子胥鞭尸楚平王时的内心的无比愤恨之情，以及复仇之后的快感。试想若伍子胥内心深处没有对楚王的深仇大恨，就根本不会做出掘墓鞭尸的疯狂之举。这段详细的动作描写将伍子胥正在用力鞭尸楚平王的画面定格在历史的舞台上，也将伍子胥心中的仇恨永远记录下来。然而，这一精彩的复仇场面的描写在《左传》中却没有丝毫的记载。
　　又如《左传》也没有记载伍子胥逃出楚国后悲惨遭遇，而《史记·伍子胥列传》则曰：“伍子胥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 [9]在这段描写中，司马迁用了“独步”“几”“乞食”等语词生动的描绘了伍子胥逃亡之路的紧迫，以及他流落街头的凄惨之状，精准地展现了伍子胥的种种悲惨的生存样态，让人不禁产生怜悯之心。
　　《左传》和《史记》在记录和塑造伍子胥人物形象时，虽然动作描写的详略程度不一，但两相对比阅读，各有千秋。《左传》的简略记载，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而《史记》的精美创作，使人在阅读时能迅速进入情境之中，并对伍子胥产生无限的同情之心。
　　（二）粗细不均的语言表述
　　在语言表述方面，《左传》和《史记》也有粗细程度不同的特征。比较来看，作为编年体史书的《左传》，语言实录性强，较为粗糙;而作为纪传体史书的《史记》则充满了浓郁的文学色彩，语言较为细致。如同样是描写伍子胥被楚王赐死时的语言，《左传》只用了“盈必毁，天之道也”七个字，便简单地将伍子胥之死归因于“天道”，言语中虽然充满了理性色彩，但不能将伍子胥内心世界的真情实感表现出来，语言表述较粗糙，令人产生遗憾之感。
　　而《史记·伍子胥列传》中的语言则不同，曰：“谓其子曰：‘吾数谏王，王不用，吾今见吴之亡矣。汝与吴俱亡，无益也。’” [10]从中可以看出，《史记》的语言描写更注重气氛的渲染和人物的心理活动。“吾数谏王，王不用”，短短七个字将伍子胥内心的苦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七个字也将一个忠义的伍子胥的形象刻画出来。可见，《史记》对伍子胥语言的描述较细。
　　综上，通过对比分析可知，在记录和塑造伍子胥这一人物形象时，《左传》和《史记》两部作品采用了粗细不一的语言表述方式，使得两部作品中的伍子胥形象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二者相互补充，统一于历史的文献长河中。
　　（三）隐显不同的心理刻画
　　《左传》和《史记》在刻画伍子胥的心理时，虽然都采用了心理描写的手法，但表现出来的效果却各不相同。《左传》对伍子胥的心理描写较为简短隐晦，而《史记》对伍子胥的心理描写则十分细腻生动。
　　如描述伍子胥临死前的语言，《左传》记曰：“树吾墓梵槚，槚可材也。吴其亡乎！” [11]简短的十来个字，读者可以感受到伍子胥既心系社稷而又无法改变吴王的无奈之情，同时还可以感受到伍子胥对吴王夫差的愤恨之意。而《史记·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在临死前则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12]同样是伍子胥临死之前的言语，《史记》和《左传》相比细腻很多。《史记》中伍子胥临死前的言语，充满了无限的愤恨之情。此时他已经没有了一切，只能借助这样的誓言来表达自己的愤懑和悲哀之情。同时这句话中也饱含了司马迁个人的情感，融入了他的主观色彩。因受李陵之祸的影响，司马迁遭受宫刑，使他饱受侮辱。类似的不幸遭遇让司马迁和伍子胥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
　　又如在描述伍子胥出逃楚国的语言时，《左传》记曰：“我必复楚国”，简短的几个字显露出伍子胥心中的憤怒之情和复仇的决心。而《史记》则曰：“我必覆楚。……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13]可以看出，《史记》对伍子胥出逃楚国时的心理描写更为细腻。这段话语不仅表明了伍子胥复楚的决心，更是用丰富的语言展现了伍子胥“吾日暮途远”的内心世界，阐释了伍子胥复仇的真实原因。
　　可见，《左传》在人物的心理描写上较为隐晦，语言简短，有直述式的平铺特征，而《史记》中对伍子胥的心理描写挖掘较深，着墨较多，描写也较为细腻。另外，司马迁在创作时也将伍子胥的经历与情感与自身融为一体，增加了作品的情景感，使《史记》具有了较强的文学性。 　　综上所述，笔者结合文本，对比分析了《左传》与《史记》中伍子胥人物形象塑造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分析了两部作品在忠孝思想、智勇色彩、人生命运三个方面的统一性特征，也探讨了两部作品在细节描写方面存在的明显的差异。通过上述对比分析，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全面地了解伍子胥的人物形象。
　　四、结语
　　伍子胥在中国历史上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伍子胥，他不从兄而死，足见其勇;以弱吴破楚，足见其智;鞭尸楚王以报父仇，足见其孝;沉金于江畔，足见其义;感吴之将亡，足见其明;身死而不避，足见其忠。无论是在正史记载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关于他的故事都被演绎得可歌可泣，他的形象深入人心，而他的精神也作为榜样给后世带来诸多启发。
　　伍子胥这一人物形象也代表了一种文化，即伍子胥文化，已经成为了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今仍然有些地方的端午节是农历五月十五，据说就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在史学和文学方面，有很多与伍子胥相关的史料、史学和文学作品。在戏曲等艺术作品中，也有许多关于伍子胥故事的描述。
　　本文从《左传》和《史记》的角度对比分析了伍子胥人物形象。对伍子胥这一形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了解其生平事迹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性格特征及其所蕴含的道德与文化价值观念后，我们坚定了丰富文学艺术创作和社会风气日渐清明的信心。伍子胥这一人物形象耀泽古今，对于他的研究也永不过时，他所蕴含的孝、忠、智、勇、义等品质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我们将会把它们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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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廖小君.论《史记》人物塑造对《左传》的超越[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11）：74-79.
　　作者单位：
　　 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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