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启年间晋安诗派碰撞中的坚守与微调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时代万启年间诗坛风云激荡，革新与模古的交锋激战正酣。作为有明一代诗学重镇的晋安诗坛也于此时再次迎来繁盛。为了纠正七子派的模仿叫嚣与公安、竟陵的空虚浮泛之诗病，以邓原岳、谢肇淛、徐熥、徐勃、曹学俭等为核心的晋安诗人，祭出回归明初闽中十才子的大旗，并在与楚音吴风的碰撞中，在坚守的同时进行了微调。他们学习的下限开始触及中唐，在大历诗风的内核中包裹上风韵清雅的王、孟情调。同时为了增加诗歌的厚度，多为藏书家的晋安诗人特别强调学识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并由此带来了对宋元诗人诗作较为开放的态度。
　　关键词：晋安诗坛;万启年间;坚守;微调
　　中图分类号：1207.2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 2019）01-0086-10
　　明代晋安诗坛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其中万历、天启年间这半个多世纪的诗坛创作更是研究的焦点。究其原因，此时晋安诗坛正进入全盛期，大有“与历下、竟陵鼎足而立”[1]（P675）之勢态：“迨于今日，家怀黑椠，户操红铅，朝讽夕吟，先风后雅，非藻绘菁华不谭，非惊人绝代不语。抱玉者连肩、握珠者踵武，开坛结社，驰骋艺林，可谓超轶前朝，纵横当代者矣。”[2]（P516）诗人众多、诗社林立、诗作繁盛等表象确可作为一地诗歌昌盛的重要标志。但是，时至文柄下移、诗歌已经成为文人必备交际工具的万启时代，这些还不足以使晋安成为当时的诗坛重镇，因为还缺少最重要的一点：独特的诗学理论与诗风。那么，此时晋安诗坛的诗歌独特性是什么？答案看似很清楚，即坚守晋安诗学传统。缘于此，清初钱谦益总结明代晋安诗坛时不无鄙夷地说道：“余观闽中诗，国初林子羽、高廷礼以声律圆稳为宗，厥后风气沿袭，遂成闽派。大抵诗必近体，今体必七言，磨礲娑荡，如出一手。”[3]（ P648）此论一出，周亮工、朱彝尊、黄任等人皆多附和，似成定论。然而，此论可商榷之处颇多，如谢肇涮认为陈荐夫诗“工丽宛至，却自中晚得来”[4] （P391），王士祯评价曹学俭“得六朝、初唐之格”[5] （P329），就明显不符合上述论断。更何况“七律之外，肇淛也有佳作……徐熥兼工诸体，而以七绝最为突出;徐熥最喜七律;曹学俭也兼工诸体，而五言律更为王渔洋激赏”[6]（P38）。即便是晋安诸子一再声明要接续明初闽中十才子为依归的诗学追求，也不可能是其简单的重复。因此，正如左东岭在研究林鸿诗歌诗论时所说：“在文学史研究中，其实常常存在这种现象，许多诗论家由于种种的原因，并不能准确地把握某些作家的创作特征，因而也难以准确地判定其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由于他们拥有较大的名气与显赫的地位，却被后来的许多评论家所反复沿袭重复，如此则历史的灰尘越积越厚，遂逐渐成为文坛上的定论。”[7]（P222-223）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在对文献精细化阅读的基础上，还原万启时代晋安诗坛主要面貌和真相，并试着探究它形成的原因与产生的影响等问题。
　　一、诗学建构与微调
　　晋安诸子公认拉开万启晋安诗学兴盛大幕的是袁表、赵世显、马荧等人。邓原岳《徐惟和集序》日：“余闽自林鸿、王恭辈有名于洪、永间……历百余年，而郑吏部善夫继之;又四十年，袁舍人表继之。”[8]（P72）徐熥《晋安风雅序》云：“世宗中岁，先达君子，沿习遗风，期道孔振。袁舍人表、马参军荧，区别体裁，精研格律，金相玉振，质有其文。”[2]（P516）徐熥《复彭次嘉》道：“福州自隆、万间，作者如林，先辈则有林文恪公燫、袁舍人表、赵司理世显、郭布衣建初、马参军荧，皆有刻，集最富。”[9]然而，万历前期以袁表、赵世显等为核心的晋安诗人群还没有明确的地域诗学构建意识，换句话说，他们依然笼罩在七子派的阴影下。
　　万历初年，晋安诗坛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文学事件当属袁表、马荧编选《闽中十才子》集。然而，此选本从倡议到完成皆是在七子派的中坚力量徐中行的指导下进行的。徐中行《闽中十子诗序》云：“余初至闽中，有三生以诗来谒，袁景从、马月昭，及字长之子建初。皆与木虚游者。乃知有十子集，将选之未暇也。建初就余学诗，仅贡如黄生北上，故嘱之两生稍选传于世。”[10]（P314）负责刊刻该集的李增在《刻闽中十才子诗集跋》中亦有相类记载：“翁（徐中行）官于闽，累转藩臬。暇乃博访先哲遗文，高生以陈持乃祖督学西江木轩公家藏十子诗以进。翁阅，善之，谓雅有唐调，不可无传。属袁子景从、马子用昭选辑，捐俸属增锓梓，与同志者观焉。”从两位当事人的记载中我们可知，万历朝闽中十子诗的流行，七子派领袖徐中行既是倡议者又是主持者，而袁子景、马子用二人只是执行者而已。
　　另外，此时的玉鸾社、芝山社等诗社，亦可看作七子派在晋安的分支力量。蔡文范《玉鸾社诗集序》云：“今袁景从、赵仁甫、王汝存、吴子修、林天迪相与结社嵩山、乌石之间，力追古始，讽、沨乎几龙朔、开元之风，格调俱谐矣……逮末陵之末，历下、吴郡诸君子始句窜字卜，高者絮之，大者齐之，近者精之，远者密之，于是八音克谐，五采相宜，而学士大夫翕然以为嚆矢。乃明卿守谯川五岁，子相为视学使者，子与历藩臬，皆居闽久，于诸子雅厚善，斐然相证，诸子之声调直超乘而前也，又岂非其时使然？而三君子相翼之力可少耶。”[11]（P299）袁表、赵世显等人结玉鸾诗社为当时晋安诗坛盛事，然而袁表、马荧、陈益祥等学诗多请教徐中行，赵世显诗“何其似明卿也”[11]（P296），“今川楼与李济南、王太仓二三同盟狎主骚坛，君以高弟子同声赓和”[11]（P295），林世吉与王世贞友善，诗风豪宕，即使万历初年的邓原岳为诗亦“喜为雄声，其源盖出历下”[4]（ P391）。由此可见七子派在万历初年晋安诗坛的影响。
　　既然袁表、赵世显等万历初晋安诗人在诗学理念与实践上并未有太大建树，那又为何谢肇淛、徐熥等晋安诸子又有“反正之功，始于袁舍人”[8]（P68）之论呢？笔者认为，除了《闽中十才子》集再次明确了晋安诗学源头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扭转了郑善夫等人学杜诗的局面。作为晋安诗坛发展的重要一环，谢肇涮、邓原岳等人对郑善夫的肯定是建立在与其他地域文学圈进行对抗的基础上的，但他们对郑善夫学杜诗沉郁风格极为不满。如谢肇淛认为，其诗“掊击百家，独宗少陵，呻吟枯寂之语多，而风人比兴之谊绝”[4]（P390）。邓原岳更一针见血指出：“自郑吏部布侯于杜陵，吾乡人视为嚆矢，一时翕然从之。第天质不同，波流逐远，初沿开元，终入长庆，辞达为宗，愈堕恶道，传播四方，见者呕秽，则何以杜吴子之口。”[8]（P68）郑善夫诗学杜甫，发凌厉顿挫之气，缺少比兴风韵之美。而袁表、赵世显等人诗则“秀润细密，步趋不失”[4]（P390）;赵世显诗亦“多一洗华艳，归于自然。正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脱，澄秀可喜。闽多君子，取斯是徵”[11]（P300）。袁表、赵世显等人的诗风恰是邓原岳、谢肇涮等人所提倡的，容后详述。 　　在“反正之功，始于袁舍人”后，还有一句“而风雅之变，尽于今日”。因此，真正自觉坚守晋安诗学传统的是万历中后期的邓原岳、谢肇涮、徐熥、曹学俭等人。这从他们在互相交流时“吾党”一词的频繁使用可见一斑。如邓原岳在《祭徐孝廉惟和文》中云：“翩翩吾党，匪朝伊夕，立挽颓波，牛耳递执”[8]（P134）;徐熥语邓原岳日：“不佞吾党苦心百岁后，当有鉴赏者顾，安得神游而听之”[8]（P73）;谢肇涮《邓汝高传》云：“及吾党诸子相与切劂，始获穷昆仑之原，探宛委之秘”[ 8]（P739）等。那么，哪些诗人是他们认可的“吾党”成员呢？谢肇涮在天启四年（1624）完稿的《小草斋诗话》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嘉、隆以来，则有郭郡丞文涓、林明府凤仪、袁太守表，皆余先辈。陈茂才椿、赵别驾世显、林孝廉春元、邓观察原岳、陈山人仲溱、徐孝廉熥、熥弟勃、陈茂才价夫、孝廉荐夫、曹参知学俭、袁茂才敬烈、林茂才光宇、陈茂才鸣鹤、王山人毓德、马茂才歘、陈山人宏己、郑山人琰，皆先后为余友，皆有集行世。[4] （P390）
　　除去先辈三人，余下诸人应该就是谢肇涮等人认可的“吾党”成员了。为与他地争雄，他们亦学当时七子派互相标榜模式。陈益祥《晋安七子诗序》以徐熥《五君咏》中的陈椿、陈鸣鹤、陈平夫、陈伯孺、陈幼孺加徐熥、徐勃昆季为“七子”。谢肇涮《小草斋集》亦曾有《五子篇》与《后五子篇》，前以陈椿、邓原岳、赵世显、陈荐夫、徐勃为五子，后以陈鸣鹤、陈宏己、陈价夫、徐熥、曹学俭为后五子。陈荐夫《水明楼集》卷1《六子诗》，分别咏陈椿、陈鸣鹤、徐熥、徐勃、陈邦注、陈价夫等六人，再加上陈荐夫本人亦有“晋安七子”之称。
　　那么，“吾党”诸子的诗学主张是什么呢？邓原岳强调：“道古本之建安掞藻旁及三谢，取裁准之开元，寄情沿乎大历，典刑具存，风流大鬯，一代声诗，于斯为盛矣。”[8]（P69）谢肇淛则更为直接日：“洎吾二三兄弟相从操觚，本才情以叶宫商，一意禘汉而宗唐，于是正始之音稍稍大备。”[12] P658）徐熥则从艺术技巧上予以补充，强调“区别体裁，精研格律，金相玉振，质有其文”[2]（P516）。诸如此类叙述，可谓经典格式化学唐的再表述，当然也是闽中十才子诗学遗产中最核心的理念。然而，“大历”“才情”等字眼的反复出现又提醒我们，他们在坚守中又有微调。首先，晋安诸子在坚守明初“闽中十才子”核心理念的基础上，扩大了学习范围。清人汪端日：“明初闽中十子专学盛唐，万历间徐幔亭昆季、曹石仓及在杭诸人则兼法钱、刘、元、白并洪武诸家。”[13] （P710）汪端所叙十分准确。谢肇淛对中晚唐诗人多有回护，如云“元白格虽卑下，然语意却有透骨痛快处”，“中晚绝句，往往有绝唱者，虽觉词气稍伤纤靡，要终不失为风人之遗响也”[4] （P367）。邓原岳“非大历而上不谈”[8]（P68）。徐熥《晋安风雅》的收录标准“上而格汉魏六朝，下而体宗贞元、大历”[2]（P516），《幔亭集》中多有效中晚唐体诗，如《长安书怀孟郊体》《戏嘲郑四效长庆体》等，后人亦评说其诗在唐人“李庶子、郑都官之间”[14]（Pl03）。谢肇淛亦指出“曹能始诗以浅谈情至为工，不甚学盛唐”[4]（P391），等等。诸如此类表述，在晋安诸子诗语中屡见不鲜。
　　其次，学习对象扩大的部分，往往是学习者最钟情的兴趣点，晋安诸子亦不例外。大历、贞元时期诗人通过描述自然山水的恬静、幽远、清冷以表现对人生的感叹及个人内心惆怅的诗风，深受晋安诸子青睐。然而，晋安诸子对此并没有照单全收，毕竟盛唐的丰韵也是他们的向往。如谢肇涮强调“论诗者，当以风韵婉逸，使人感受发兴起为第一义”[12]（P249），“作诗如美人，丰神体态，骨肉色泽，件件匀称。铅华装饰，亦岂尽卸不卸？至于一种绰约流转，天然生机，有传神人所不到者。”[4 ]（P359）邓原岳《闽诗正声》与徐熥《晋安风雅》选诗标准也强调圆融平和、风韵情致。徐煳论诗推崇“流丽逸宕，以情采风致胜”[15]（P141）之诗风。因此，他们努力在清幽的诗境中嵌入闲雅与情韵，这也与林鸿、高棵等人强调盛唐雄浑呜盛的主题有了很大区别。
　　诗学审美追求的微调造成了晋安诸子诗歌呈现出清明雅淡、风韵含蓄之美。如徐熥在《秋日偶成》中日：“山翠夕阳天，幽居息众缘。倦啼将暮鸟，哀咽过秋蝉。榻静喧松雨，窗疏纳竹烟。微吟多信步，行过蓼花边。”[16]清远萧散的意境，颇有几分王维、孟浩然的气韵。再如《邮亭残花》日：“征途微雨动春寒，片片飞花马上残。试问亭前来往客，几人花在故园看。”沈德潜评道：“觉一种至情，余于意言之外。”[14]（P104）而徐熥的诗歌更多地近于大历诗风，如《送人游吴楚》曰：
　　津亭垂柳绿烟丝，万里关山匹马迟。去国正当春尽后，登楼多在日斜时。
　　楚江草长悲鹦鹉，吴苑花深走鹿麇。说别何须共惆帐，秋风摇落是归期。[16]（P53）
　　意象和情思神似大历刘长卿，甚至一些诗句化用刘长卿之作。如第二句似刘长卿《瓜州道中送李端公南渡后归扬州道中寄》之“匹马独归迟”;颔联与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之“秋草獨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相类。
　　另外，晋安诗派殿军人物曹学俭诗风亦是如此。如《沙溪别东生》曰：
　　几夜舟中雨，沙溪便有程。忍将离别泪，一洒合州城。
　　小雨入江暮，微阳穿树明。日归何不得，岁晚事孤征。
　　首、颔两联淡语中见真情。颈联细巧灵动的笔法与幽暗的色调近乎中晚唐，但尾联情感的接续，又不似中晚唐情感的断裂。因此，王夫之乃评日：“此不可喝作晚唐。看他人手大，远局高，贾长江终身未逮。”[17]（ P250）另外，王士祯曾列举“神韵天然”的七言律句，把曹学俭与高启、杨慎并列，举其“春光白下无多日，夜月黄河第几湾”，谓之“神到不可凑泊”[18]（P25）。程嘉燧“苦爱其《送梅子庾》‘明月自佳色，秋钟多远声’之句”[3]（P607）。
　　此外，《柳湄诗传》评陈邦注诗“清冷无俗韵”[19]（P1208）。屠隆在《谢在杭诗序》中云：“取三谢之清苍，救六朝之浮靡;采王孟之简澹，济李杜之沉雄;令天真与奇藻并烂，名言与劲气相宣，斯其极，则妙境哉。”[12]（P5）李维祯认为，邓原岳的诗“词藻豈蔚而色相清空，音节谐婉而骨力劲挺，体势方严而风神闲适”[8] （P726*727）。从这些评价中，我们亦可见晋安诸子的诗学风尚。 　　二、坚守中的碰撞与吸收
　　万启时代的晋安诗人努力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并一再论述诗学源头的本地化与纯洁性。万历四十三年（1615），已是老人的谢肇涮作《漫兴》组诗，其十六云：“徐陈里闲漫相亲，钟李湖湘非吾邻。丸泥久已封函谷，怕见江东一片尘。”[12]‘P496）在谢肇涮看来，以徐熥、徐勃昆季与陈氏五子为代表的晋安诗人，坚守晋安诗学传统，抗拒席卷天下的七子模古、钟谭孤峭与江南纤靡之风。有此观念的不止谢肇淛一人，徐勃在致友人书中，孤芳自赏的意味更加强烈与明确：至于今日楚派聿兴，竞新斗巧，体不必汉魏六朝，句不必高、岑、王、孟，一篇之中，则之乎也者，字眼已居其半，牛鬼蛇神，令人见之缩项咋舌，诗道如此，世风可知。今吴人从风而靡，皆效新体，反嗤历下、琅琊为陈腐，总之学识不高，便为之蛊惑，独敝郡人稍稍立定脚根，毕竟以唐人为法。近亦有后进习新体者，众摒斥之，所以去诗道不远矣。[9]
　　晋安诗人反对楚地的叫嚣、幽峭与吴地的纤靡、模仿，强调学习风韵自然、格律严谨的唐诗的诗学主张，在此段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晋安诗学的追求恰恰是在反对他地诗风的基础上得出的。换句话说，此时晋安诗学思想的形成是在与他地诗学思潮的碰撞中构建而成的。对此，陈广宏亦持相似观点：“闽中诗人自邓原岳以下，亦因与公安、竟陵发生直接、间接的关系，在迎拒之间，或多或少地可以从他们身上感受到这股时代风潮的影响。”[20]（P105）
　　邓原岳“初为诗，学郑吏部，已又学七子，既而一意摹古，要以唐人为宗”[8]（P739），说明邓原岳与七子派的深刻渊源。邓原岳、谢肇涮与袁宏道、江盈科为同年进士，尤其是谢肇淛与公安派关系颇深。王先霈、周伟民曾说谢肇涮先追随李攀龙、王世贞，后又接近公安派。谢肇涮吴兴司理任满，避地真州，“时故吴县令袁中郎、长洲令江进之皆楚人，皆先后以论徙客真州。在杭与之游甚欢。”谢肇涮与他们把酒言欢、纵情山水，“所得诗若干首，汇而帙之，题日《銮江集》。”[12]（P10）万历二十七年（1599），谢肇涮北上入京，与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江盈科等人畅游京城胜地，还参加了三袁发起的葡萄社活动。然而，谢肇淛在《小草斋诗话》中批评诗歌“七厄”时所述一番话，似乎矛头又直指公安派：“其有隽才逸足，不敢为公事所束缚，而门径未得，宗旨茫然，既无指引切磋之功，又无广咨虚受之益，如瞽无相，师心妄行，故或堕于恶道迷谬不返，或安于坐井而域外无窥，纵有美材，竞无成就。”[4]（P355）如何看待谢肇淛与公安派成员之间的关系？谢肇涮与公安派成员相契合的是反对七子派的“剿袭模拟，影响步趋”，强调诗歌真性情，追求一种清新自然之风，这一点谢肇涮始终坚守。而上述这段话是作于谢肇淛晚年，此时公安派浮泛弊病已经显露，何况袁宏道自己也开始进行诗学理念的修正，因此，并不能据此说明谢肇瀏与公安派只是朋友上的往来，而无诗学上的影响。
　　曹学俭与竞陵派领袖钟惺交谊颇深。据陈广宏考证，万历辛亥年（1611）四月钟惺奉使四川，本打算会晤曹学俭，未果。万历壬子年（1612）曹学俭《寄答钟伯敬》有言“征途凡屡改，夙约不能酬”[21] （P561），二人交谊当此时已经开始。钟惺酬赠曹学俭的诗今已不见，但从曹氏寄答之诗中的“独恨失知音”，以及二人共同好友蔡复一此年《武昌寄钟伯敬》中“江州见曹生，言君多素风”，表明曹、钟二人惺惺相惜之情。不过随着时间流逝，二人在诗学上的分歧渐渐显露出来。钟惺在《与高孩之观察》中云：“曹能始谓弟与谭友夏诗，清新未免有痕;又言《诗归》一书，和盘托出，未免有好尽之累。夫所谓有痕与好尽，正不厚之说也。弟心服其言。然和盘托出，亦一片婆心婆舌，为此顽冥不灵之人设。至于痕则未可强融，须由清新人厚以救之，岂有舍其清新而即自谓无痕者哉！”[22]（P218-219）加强诗人的学问修养，追求含蓄蕴藉是双方共同的追求，但是如何达到，二者又有分歧。因此，朱彝尊指出：“能始与公安、竟陵往还唱和，而能嚼然不滓，尤人所难。”[23]‘P637）然而曹学俭的追随者，如林古度、商家梅等晋安重要诗人却转向接受竟陵之方法。可见晋安诗派在与竞陵派的碰撞中，落了下风。
　　吴中作为诗学思潮的集散地，往往引时代风气之先，历来受晋安诗人重视。谢肇涮《读明诗二首》云：“龙飞初革命，中原沿胡音。惟有闽与吴，正声未陆沉。”[12] （P142）明初闽中十才子与吴中四杰，皆接续盛唐之音，因而谢肇淛以闽诗与吴声为正声。时至万历中叶，吴中诗风虽然备受晋安诸子鄙夷，但此时吴中诗坛领袖人物王稚登却是他们争相交往的对象。王稚登（ 1535-1612），字伯谷，号松坛道士，苏州长洲人。万历中后期主吴门诗坛多年。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云：“伯谷振华启秀，嘘枯催生，擅词翰之习者三十余年。闽粤之人过吴门者，虽胡贾穷子，必踏门求一见，乞其片缣尺素，然后去。”[3]（ P482）钱谦益所言不虚。邓原岳与王稚登交往密切，今见邓至王书信多封。谢肇淛与王稚登相交20余年，往来尺牍为谢肇涮所珍重，成《谢在杭家藏王百谷尺牍》。徐熥曾回忆二人交往过程：
　　百谷先生以词翰雄吴中，片楮只字，人争保惜。在杭壬辰成进士，初任为吴兴李宫，隔姑苏仅一衣带水，牍来简往，朝发夕至，以故在杭所得独多。自壬辰以迄丁未，逾十有六载，词坛气谊，尔汝交情，每一披诵，宛然在目。且书中往往齿及不佞姓字，始知先生不独笃轩冕之交而已。今先生年已近髦，来日苦短，后有飞鸿，嗣而续之可也。万历戍申秋日，徐惟起题。[24]（P1194）
　　万历四十年（1612）谢肇淛杜客编校王稚登诗文集，集将成，作书王稚登，云：“当今盟主，惟足下一人。得足下一言，死且不朽。”[12]（P241）后闻知王稚登已故，作《哭王百谷二首》。正因谢肇淛、王稚登二人相交甚深，以致钱谦益认为谢肇’蒯“故服膺王、李，已而醉心于王百谷，风调谐和，不染叫嚣之习，盖得之者百谷为多”[3]（P648）。虽然此说受到朱彝尊、汪端的反对，但谢肇涮诗中对王稚登充满了深深的敬意与人去楼空的感伤：“海内谈诗王太原，一时旗鼓属吴门。伤心堂有堂前月，客散池空草满园。”[12]（P496）何况汪端所言是表达谢肇涮诗歌成就超过王稚登，但并没有否认王稚登对谢肇涮的影响：“在杭诗清圆俊朗，远胜王伯谷。而虞山诋闽派庸熟蹈袭，如出一手，又谓在杭风雅谐合，得之百谷为多，其月旦颠倒如此，绛云一炬岂非天哉！”[13]（ P710）还是今人李圣华持论较为公允：“细论谢肇淛、王稚登二人诗，钱谦益所说不无根据，只是失于偏颇。”[25]（P124） 　　徐熥与王稚登相交更早于谢肇涮，万历十六年（1588）徐熥北上过吴中，与王稚登饮于半偈庵，一直到万历二十七年（1599）徐熥去世，相交10余载。徐熥去世后，王稚登作《哭徐惟和》，徐熥致书王稚登为其兄乞行状并铭。曹学俭因年辈较晚，与王稚登交往不多，但在万历末年汇刻王稚登《南有堂诗集》10卷。
　　文人之间的交往，当然有互相扩大影响的现实需要，在诗学观念上不一定有太多相合，但是，王稚登与晋安诗人交往的前提恰恰是诗学观念的相似。邓原岳曾去书王稚登为自己诗集作序，并谦虚地表示“苍蝇飞不百步，附骐骥而千里矣”[8] （P156）。陈鸣鹤集成《东越文苑》，亦首请王稚登为序，虽然不乏借王稚登扬名之需要，但他对王稚登诗学理念的认同应是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王稚登哪些诗学观念对晋安诸子产生了影响呢？首先，王稚登与后七子王世贞、汪道昆等人有交往，也承认他们在文坛上的领袖地位，但是，他的审美情趣与诗学倾向与七子派却差别极大。早在嘉靖末年，王稚登在《与方子服论诗书》中，对方子服崇尚复古就给予严厉批评：
　　足下吴人也。吴人之诗，大率骄淫绮靡之思多，慷慨激烈之音少。足下毅然欲尽洗其陋，于乡国辞人及当代阐奇发藻之士，举莫当意，而独于关西李氏之作，咨嗟击节，命为绝唱，此则鄙人所未喻也。[26]（ P29）
　　王稚登对李梦阳代表的七子派诗“调高而意直，才大而情疏，体正而律庸，力有巧不足”的弊病十分不满。七子派由于模拟太过，造成诗缺少含蓄、深情，因此，王稚登批评方子服说：“足下贱家丘之易，而效邯郸之步;舍熊掌之珍，而甘嗜鱼之癖，不已谬乎？”[26]（P20）晋安诸子对七子派的态度与王稚登几乎如出一辙，如谢肇涮也是一方面肯定诗人“雕琢破觚，力返茂靡”[12]（P652）的功绩，另一方面批评他们“自绘事胜而情性远，七子兴而大雅衰”，“虽然中兴，实一厄也”[12]（P654）。因此，从谢肇涮、王稚登之间密切的关系来看，很难说谢肇涮不受王稚登的影响。
　　其次，王稚登《二京集序》中明确追求蕴藉风韵的诗风：“吾吴土风清嘉，民生韶俊，其诗亦冲和蕴藉……今日全盛之时，当多徐子。”[26]（P20）徐祯卿亦得到谢肇涮的高度评价：“古今谈诗如林，然发皆破的，深得诗家三昧者，昔惟严沧浪，近有昌谷而已。”[4] （P372）谢肇淛对王稚登诗歌风尚亦赞赏有加：
　　自北地、信阳以风骨相尚，近于无病呻吟，而诗一变;迨历下为政，专为雄声，务气格而寡性情，而诗一变;比者江左诸君远学六朝，模拟鲍谢，靡靡之音，不复凌竞，而诗又一变。先生挺然独立于三者之中，而默契正宗，不逐颓靡，以梁陈之绮艳，出汉魏之清苍;以中、晚之才情，合初、盛之轨度。揆之古人，则神采似青莲，秀色似辋川，高爽俊逸似刘随州、钱昊兴。即其酬答不经意语，亦不失长庆。[12]（P76）
　　王稚登诗风清丽娟秀，多為时人激赏，如沈德符评价：“近来词客寥落，惟王百谷巍然鲁灵光。其诗纤秀，为人所爱。”[27]（ P491）袁宏道更是赞其诗：“佳诗上比摩诘，下亦不失储、刘。”[28]（P608）晋安诗坛不正是比照王稚登的诗学对象与风格，在建构自己的地域诗学大厦吗？
　　总之，在诗学风潮激荡的万启年间，晋安诗人不可能置身于局外。并且要想获得诗歌革新的成功，碰撞中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区别在于互相影响的大小不同而已。
　　三 学识的重视与影响
　　蒋寅在《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说：“一个作家所读的书，不仅关系到他所受的传统的影响，也关系到他文学素养的形成和写作素材的来源……虽然有关藏书与藏书家的研究已有不少，但关于文学与藏书的关系，尤其是作家藏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迄今还未见有人探讨。”[29]（P131）此番话是蒋寅在探讨清初王士祯的藏书与他的文学理念、创作之间关系时所说的。正如蒋寅所述，当下学界关于诗人多重身份对诗学理念与创作影响的研究明显不够，而古人在这方面反而多有注意。朱彝尊曾论述藏书对徐熥诗风的影响：
　　严仪卿论诗，谓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其言似是而实非。不学墙面，安能作诗？自公安、竞陵派行，空疏者得以藉口。果尔，则少陵何苦读书破万卷乎？兴公藏书甚富，近已散佚。予尝见其遗籍，大半点墨 施朱，或题其端，或跋其尾，好学若是，故其诗典雅清稳，屏去粗浮浅俚之习，与惟和足称二难。今有称诗者，问以《七略》、四部，茫然如堕云雾，顾好坐坛坫说诗，其亦不自量也。[23]（P549）
　　朱彝尊是清初藏书大家与诗论大家，藏书与诗学之间的关系自有其深刻体会。事实上，此时晋安诸子也意识到读书与作诗之间的密切关系，如谢肇涮曾云：“吾教世之学诗者，先须读五经，不然，无本原也;次须读《二十一史》，不然，不知古今治乱之略也;次须读诸子百家，不然，无异闻异见也。三者皆于诗无预，而无三者必不能为诗。”[4]（P360）循之所言，上文所述万启时代晋安诸子之所以能够不趋时风，与公安、竟陵诗学在碰撞中保持距离，我们似乎可以从他们藏书家的身份找寻答案。
　　清代乾隆年间，闽籍藏书大家郑杰总结明末清初先贤藏书时云：“吾闽藏书之富，嘉靖后历历可数……厥后陈季立、邓汝高、谢在杭、曹能始、徐兴公皆有书嗜。”[30]（P1）万启时代晋安诗坛核心人物邓原岳、谢肇涮、徐熥、徐勃、曹学俭等皆是当时著名藏书家。邓原岳有藏书楼西楼，藏书颇丰。谢肇淛自著《文海披沙》云：“宋晏叔原聚书甚多，每月迁徙，其妻厌之，谓之乞儿搬漆碗。余壮年从仕，亦有此癖，聚书常数万卷，每有迁徙，载必兼两，每忆叔原事，为之一笑。”[31]（P462）谢肇淛藏书，收集宋人诗集颇富，建小草斋储之。曹学俭毕生好学嗜书，藏书万余卷，建汗竹斋藏之，并自编《汗竹斋书目》。
　　徐熥、徐勃兄弟藏书名震寰宇，尤其是徐勃更是在藏书方面苦心经营。徐勃自述“少也贱，性喜博览，尝取父书读之，觉津津有味”。徐勃于闽中书林广求秘籍，“每见异本，典衣购之。或道旁小肆，蠹简半残，触目辄翻检鬻去”。他还三次赴吴越搜书，“乃撮其要者购之，因其未备者补之，更有罕睹难得之书，或即类以求，或因人而乞，或有朋旧见遗，或借故家抄录。”[32]（ P15）最终藏书多达53 000余卷，其中颇多宋元精本，自撰家藏书目《红雨楼藏书目》7卷备览。徐勃藏书以精于校勘闻名，在比较自己与三位挚友藏书时，不无自豪地说：“予友邓参知原岳、谢方伯肇淛、曹观察学俭，皆有书嗜。邓则装潢齐整，触手如新;谢则锐意搜罗，不施批点;曹则丹黄满卷，枕籍沉酣。三君各自有癖，然多得秘本，则三君又不能窥予藩篱也。”[33]（P165）四人虽对所藏之书处理方式不同，但皆能为己所用。 　　古人治学概括来说不外乎两途，如黄徵义所述：“有儒林之学，有文苑之学，一则主乎理学经术，一则主乎词章典故。”[34]（P223）我们从晋安诸子的藏书目录中，可知其学问当属后者：偏重诗文，对史传、掌故类著作感兴趣，而对经、子、朴学兴趣不多。但无论如何，晋安诸子十分重视阅读对作诗的重要作用。曹学俭在强调诗之雅时，特别强调读书对免俗的作用：“黄鲁直云子弟：凡病皆可医，唯俗不可医。然唯读书可以治之。噫！此谈艺之法也。”[35]（P9980）谢肇涮解释严羽“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此言矫宋人之失耳。要之天下岂有无理之文章，又岂有不学之诗人哉……古人诗文，亦有不学而能者，如贱竖、幼女、村甿、麓卒，或数语之偶合，或慧根之夙成，未可执是便谓读书无益也。”[4]（ P358）谢肇涮总结诗有七厄，其一即批评诗人读书少：
　　又有里儿浪子，惮习经书，妄谈雅道，学人咳唾，数语近似，便自诧谓成佛作祖。不知作诗如采花成蜜，酿蘖为酒，胸中无万卷书，咀嚼酝酿，安能含万象于笔端，罗千古于目前？故未有不明经、不读史、不博古、不通今而能矢口成章者，皮肤影响，终非实际。此又一厄也。[4]（ P355）
　　读书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诗文，但可以增加学识，涵养气度，方能破浅率、模拟之诗病，最终作诗时有自家语、有真感情。
　　除了利用藏书丰富自己的诗学素养之外，一向尊崇唐诗的晋安诸子，对宋元诗人文集收藏颇勤，因此，他们对宋元诗人的评价与七子派相较有了较大进步。朱彝尊曾说：“自李献吉谓唐以后书可勿读，唐以后事可勿使，学者笃信其说，见宋人诗集辄屏置不观。”[36]（P105）由于明人非薄宋代诗人，除了欧阳修、苏轼、陆游等几位大家之外，他人诗集翻刻不多，造成一般藏书家难觅其踪的现象。即使如谢肇涮这位身居高位又嗜好藏书者，亦难窥宋诗集全貌：“宋诗五百余家，而传世者及藏书所有者不及其半。内府秘阁之藏，尚有百余家，但人迹罕到，翻阅不时，恐易代之后，终成乌有耳。”[4]（P369）但是，我们从《小草斋诗话》中依然能够看到谢肇涮阅读了大量的宋人诗集。谢肇涮对宋诗总体评价不高，但依然肯定了宋诗自立门户的精神：“宋诗虽堕恶道，然其意，亦欲自立门户，不肯学唐人口吻耳。此等见解，非本朝人可到。”[4]（P371）对宋诗中风韵婉约之作，谢肇淛同样不吝赞美之词，如赞王禹偁“诗极精深，得意之语往往凌驾钱、刘”“寇莱公五言律诗委婉俊逸，钱、刘之亚也。七言律虽强弩末势，亦复时有佳句”[4]（P379）。诸如此类，在《小草斋诗话》中不胜枚举。关于元诗，谢肇涮曾与晚唐诗相较：“初、盛、中、晚之后，几四百年无诗，至元而后有作，其调殊矣。……与其为晚唐之巧而伤，宁为元之浅而婉。”[35]（P6773）元诗在谢肇淛看来甚至超过晚唐诸作，这在当时还是很大胆的看法。谢肇涮认为，宋诗与元诗相较，“自元而后，道学之语革矣。元人之才情音调自过宋人，而浓郁富厚终觉未逮。虞、杨、范、揭、赵、萨诸公，自成一家言可矣，欲其淹贯百代，包含万里，未能比肩临川，而况庐陵、眉山乎？”[4]（ P370）宋人多饱学之士，故诗浓郁富厚。欧阳修、苏轼皆是一代大家，元人自是不能相比。谢肇涮此说还是比较公允的。
　　据《徐氏家藏书目》《红雨楼题跋》等著录可知，徐勃53 000多卷藏书中宋元别集、总集就有百余部。徐勃对宋诗评价不高，也没有超出当时诗学话语：“自宋苏、黄诸公一变唐调，别出格律，南辕以后，竞趋道学，恒以义理入四声，去风人之旨远矣。”[37]（P1）宋诗改变了唐诗的声调、格律，以义理入诗，缺乏风神远韵，与晉安诸子坚守的诗歌底线相违背。但是，徐勃对元人诗集珍爱的程度，当世时无人能出其右。万历二十六年（1598）徐勃偶得风寒，委顿无神，忽有卖元人《丁鹤年集》者，徐煳竟然把买药钱换该书，阅完病愈，成为当时佳话。徐勃对元诗评价甚高，他认为：“胜国之世，虽以腥膻而主中华，其间修词之士蜂起，尽洗陈腐之气。冲恬者师右丞、襄阳，浓丽者媲义山、用晦，奇峭者迈长吉、飞卿，人操寸管，各成一家，不失唐人矩穫。后之评者谓元诗直接唐响，真千古不易之论也。”[37]（P1）在徐勃眼中，元代“人才之盛，超宋接唐。当时善鸣者凡数百家，皆流丽逸宕，以情采风致胜”[30]（P38）。除对大家熟知的元诗大家充满赞赏外，一些不太知名的诗人其亦多加青睐，如评陈樵、吴澄诗有巧思，评岑安卿诗清新有味，评卢琦诗有唐调，对张宪诗更是不吝赞美之词：“诗多富瞻，盖熟于史学者。以方驾铁厓，未知鹿死谁手”，“古体炼句炼字，出入温李;近体有法有度，比肩刘许。读之惟恐易尽。”[37]（P1）这些评价虽然不无个人偏好，但无不建立在仔细阅读的基础上，非道听途说可得。
　　至于曹学俭更是在详尽搜集、阅读前人诗集基础上，编选《石仓十二代诗选》，其中《唐诗选》110卷、《宋诗选》107卷。从数量上看，唐宋诗在诗选中已没有明显高下之分。曹学俭认为：“盖有一代，必有一代之才具而能为言;有一时，必有一时之政俗而可以言。”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不欲剿袭前人一字，而诗家反以腐锢之其欤！”[38]（ P167）另外，曹学俭对南宋诗人的重视超过了北宋。明人对南宋诗的认识晚于北宋，如清人杨大鹤所说：“自李沧溟不读唐以下，王弁州韪其说，后遂无敢谈宋诗者;南渡以后，又勿论矣。”[39]（P189）曹学俭不仅关注当时已经渐人人们眼帘的陆游，对李钢、岳飞、周必大、崔与之等南宋诗人选诗数量亦不少于北宋名诗人。对于元诗，曹学俭不再一味地赞赏，评价渐趋于客观：
　　予观夫鲜于、袁、赵、虞、杨、范、揭诸名家，可谓盛矣;而萨都刺、雅正卿之出自雁门、可都，又皆元上都地也。即若北朝之温子升、庾子山，何多让焉？然人病其纤丽，以多咏物诗，如《鹤骨笛》《走马灯》《芦花被》之类，极其工巧，以求速肖，而风人比兴之义鲜矣。[38]（ P170）
　　虽然表面上元诗风格与唐诗相似，但纤丽、工巧之病亦不能与唐诗圆融风韵相较。在这一点上，曹学俭的认识超过了徐勃。 　　当然，晋安诸子的学识并不一定能够带来他们诗歌的清淡雅韵之风，甚至在散文方面还出现了食生不化的现象。张岱就批评曹学俭散文：“曹能始藏书甚富，为艺林渊薮，其自所为文填塞堆砌，块而不灵，与经笥书橱亦复何异？”[40]（ P227）但因为他们是藏书家，学识高，所以，对不同朝代的诗歌皆有涉猎，往往能够得出较为公允的评论，同时对公安、竞陵末流造成的浮泛诗风亦是有力的打击。
　　四 结语
　　郭柏苍《竹间十日话》卷5有这么一句话：“十子诗，明末国初，名流多忌之，称为闽派。”[41]（P93）郭柏苍此言值得深思。钱谦益对林鸿为首的闽派反复批评：“吾谓闽中诗派，宗子羽而祢善夫，以模仿蹈袭为能事”，“自闽诗一派盛行永、天之际，六十余载，柔音曼节，卑靡成风。风雅道衰，谁执其咎？自时厥后，弘、正之衣冠老杜，嘉、隆之颦笑盛唐，传变滋多，受病则一。”[3]（P180）王夫之认为，高棅是“诗佣”的始作俑者，认为“子羽以平缓而得孱弱”，同时对“闽派”宗法中唐颇为不满：“一瓣香俱从唐人拈起，便落凡近。而于唐人中，又拣钱、刘为宗主，卑弱平俗，益不可耐，相对都令人生气都尽……诗之不可不善择宗主也如是夫。”[17]（P256）万启时代晋安诸子虽然对明初闽中十子的诗学追求作了微调，曹学俭、徐勃等人也努力与他地诗学进行交通，然而，“片面地注重诗学传统的格式化，却没有找到或者不愿意去寻找诗歌融人时代的途径，因此，他们的创作和自己的生活是脱节的，甚至与自己的情感脱节。”[42]（P31）一个以古人与经典为根基的晋安诗派，“主张又太过于传统和地域化，难以征服向往新朝的明朝文坛”[43]（P82），因而在辉煌近300年后，它最终落下了帷幕。
　　参考文献：
　　[l]魏宪.百名家诗选：卷25[M]//顾廷龙，傅璇琮.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陈庆元.徐熥年谱附录[M]扬州：广陵书社，2014.
　　[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4]谢肇淛.珍本明诗话五种·小草斋诗话[M].张健，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王士祯，池北偶谈：卷17[M].济南：齐鲁书社，2007.
　　[6]陈庆元.《明史·谢肇淛传》辨误及谢肇淛诗的评价问题[C]//文海扬波：福建省第三届古代文学研究会学术集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7]左东岭.论林鸿的诗学观念与诗歌创作——兼论文学史研究中对前人学术评价的态度[J].中国文化研究，2010 （3）.
　　[8]邓原岳.西楼集：卷12[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济南：齐鲁书社，1997.
　　[9]徐熥.徐兴公尺牍[M].传抄本.
　　[10]徐中行，天目先生集：卷13[M].万历十二年（1584）张佳胤刻本.
　　[11]赵世显.芝园稿[M]//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12]谢肇淛.小草斋文集：卷4[ 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济南：齐鲁书社，1997.
　　[13]汪端.明三十家诗选：2集卷7上[M].同治癸酉（1873）蕴兰吟馆重刊本.
　　[14]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9[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徐熥.新辑红雨楼题记正编[M].马泰来，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6]徐熥.幔亭集：卷6[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王夫之，明诗评选[M].陈新，校点.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18]王士祯.香祖笔记：卷2[M].湛之，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9]郑杰.全闽明诗录：卷32[M].陈邦，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20]陈广宏，晋安诗派：万历间福州文人群体对本地域文学的自觉建构[J].中国文学研究第12辑，2008.
　　[21]曹学俭.石仓诗稿：卷21[M].乾隆十九年（1754）刻本.
　　[22]钟惺.隐秀轩文[M].张国光，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8.
　　[23]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2I[M].黄君坦，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4]徐熥.鳌峰集[M].陈庆元，等，点校.扬州：广陵书社，2012.
　　[25]李圣華.晚明诗歌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1.
　　[26]王稚登，晋陵集[M]//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27]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8]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20[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济南：齐鲁书社，1997.
　　[29]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0]徐熥，红雨楼序跋[M].沈文倬，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31]谢肇淛，文海披沙：卷7[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32]徐熥.徐氏家藏书目[M].缪氏艺风堂抄本.
　　[33]徐熥.笔精[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翁圻元.困学纪闻注[M].道光刊本.
　　[35]吴文治，明诗话全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
　　[36]朱彝尊：柯寓匏振雅堂词序[M]//孙克强，等，清人词话.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37]毛晋，元人十种诗[M]//海王邦古籍丛刊影印汲古阁本，北京：中国书店，1990.
　　[38]曹学俭.石仓十二代诗选·宋诗选序[M].崇祯刻本.
　　[39]孔凡礼，等.陆游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0]胡益民.张岱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1]郭柏苍.竹间十日话：卷5[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
　　[42]石玲，清诗与传统——以山左与江南个案为例[M].济南：齐鲁书社.2008.
　　[43]冯小禄.竞陵派的竞争策略、改编行动和群体心理阐释[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483766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