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洲文明对话视域下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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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接触越来越多，这其中虽有文明冲突，但更多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与融合。本文以中国-东盟近年来的人文交流为例，分析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与交流的必要性、现状和前景。近年来，中国-东盟的人文交流取得了重大进展，各种层面的文化交流活动非常频繁，相互派出的留学生人数剧增，人民之间的接触也逐年增加，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东盟外国游客的最大来源地。然而，与不断高涨的经济贸易及投资活动相比，双方的人文交流仍然相对不足，显然，需要双方做出更多努力，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活动，增进政府之间及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认知。
　　一、东南亚文化的特点
　　当代东南亚文化有什么特点？一般认为，当代东南亚文化具有如下特点：外源性，从东南亚文化发展的近代因素看，具有明显的外源性，即从外部传入的文化占明顯的支配地位；多样性和异质性，东南亚11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民族又有自己的文化，以新加坡为例，虽然只有500多万人口，但三大民族（华族、马来族、印度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就是在同一个民族内部，因为不同的历史与文化教育背景，也会有独特的文化；不平衡性，各个国家及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它决定了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政治性，东南亚的文化在反对殖民斗争中赋予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政治色彩。
　　笔者认为，东南亚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各国文化的异质性、多样性，这个特征是由东南亚各国民族与宗教的多样性所决定的，也是由东南亚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那么，东南亚文化是否存在整体性呢？有人认为是有的，但是，也有许多学者不同意这个整体性的观点，例如，贺圣达先生认为，东南亚文化并不具有整体性或称共同性这个特征。“某个历史时期在政治上、经济上具有共同性的地区和国家，在文化上就不一定具有共同性。狭义的印度支那即越南、老挝、柬埔寨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尤其是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在政治上、经济上是有比较强的共同性的，但是，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却很大，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文化各有各的特点，尤其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文化与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柬埔寨文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及此前与此后）仍然具有极大的差异，并不具有文化上的整体性。……就东南亚而言，一些学者笼统地提出的东南亚历史和文化整体性的看法，或仅仅根据东南亚文化的某些‘特质’就确定其文化整体性的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①
　　从发展的观点看，今后随着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升和东盟共同体的建成，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整合正在提速，今后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统一的东南亚文化呢？我想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前几年，曾经有学者对东盟各国民众做过关于东盟意识的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并不令人乐观，东盟各国大部分民众对东盟这个组织及其功能与作用都缺乏认识，这个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东盟意识还只是东盟国家少数政治与文化精英的共识，而广大民众缺乏这方面的认知。
　　我们还必须以变化和发展的观点来看东南亚文化，进入后冷战时代，东南亚文化在往什么方向发展？以笔者长期的跟踪和观察，进入后冷战时代的20多年来，东南亚文化也受到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深刻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本土的文化正在加速消失，西方化（包括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彰显，印度的影响也在提升。与此同时，中国的影响力也在上升。但是，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对东南亚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与中国经济贸易影响力的提升不成正比，与欧美日的文化影响力提升也不成正比。
　　二、要正确估计中国对东南亚的文化影响力
　　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几乎遍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各个领域。
　　古代中国在东南亚的文化存在与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中国文化精英对中国-东南亚人文交流的贡献
　　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曾经派康泰和朱应两人出使南海诸国，两人在南海居住多年，归来后写有《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异物志》两本专著，详细地记述了南海诸国的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交往中，西去东来的僧侣起了很大作用，促进了中国人对周边国家的了解和认识。例如，东晋时期的法显，唐代高僧义净（俗名叫张文明）等人。到了宋代，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比前代更为频繁。宋代有不少记述东南亚的书籍，如周去非的《岭外代答》10卷就有1卷记载越南、柬埔寨、缅甸、印尼等国。赵汝适的《诸蕃志》也记载了东南亚各国的风土物产。元代的周达观于元贞观元年（1295年）随使团往真腊（其境在今柬埔寨境内）访问，前后达三年，著有《真腊风土记》。
　　（二）华侨华人对中国-东南亚人文交流的贡献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人大量移民到东南亚各国，至今，东南亚仍然是海外华人聚居最多的地区，约有3000万-4000万人之多。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华人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华族。作为东南亚当地国家一个重要的民族，华族与当地民族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其特有的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东南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甚至可以说，当代东南亚文化中有许多重要的中华文化的因素。以语言为例，著名东南亚文化研究学者孔远志教授指出：“东南亚各国的语言中有相当多的汉语（尤其是方言）借词这一事实，最能反映中国在精神文化方面对东南亚的影响。在马来语中的汉语有 1200 多个（其中闽南方言借词约占90%）；泰语中的汉语借词，每千字中至少有300个；菲律宾学者指出，在他加禄语词汇中，约有 2%可能来自汉语。”②东南亚华族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具体体现在民间信仰、价值观、习俗等方面。从外部表达方式看，主要包括遍布各地的唐人街、各种节庆活动、节日民俗、宗教庆典、服饰和饮食文化等。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许多复杂的历史原因，加上当地民族统治精英的刻意打压，东南亚华族缺乏本民族文化精英的引导，不可能形塑出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文化。因此，东南亚华族对当地东南亚文化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一般只停留在比较低层次的民俗文化上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承认，东南亚华族对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贡献与地位是必须充分肯定的，如果没有东南亚华族的努力，中国在东南亚的文化存在与影响力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在谈到中国与东盟的人文交流发展历史时，我们还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友好交往的历史曾经经历过两次中断。一次是在16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和占领东南亚之后，中国古代与东南亚长期存在与发展的友好往来被西方殖民主义者粗暴地打断了，中国古代在东南亚的存在与影响力几乎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全部抹平；另一次是在冷战时期，新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与西方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几乎断绝了一切往来，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才逐步恢复和正常化。在经历了这两次中断之后，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存在与影响力微乎其微。可以说，中国与东盟的正式交往，是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在这20多年间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然而，与经济贸易关系不同，文化的存在与影响力及其他软实力却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立起来的，它需要一个长期耕耘的过程。
　　上述历史原因，造成当今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出现两大缺失：一是缺少政治文化精英之间的交流。长期以来，东南亚地区的政治文化精英一般只热衷于与欧美日进行交流，与中国政治文化精英的交流受到了历史的分割及意识形态等限制；二是多停留在低层次的人文交流上面，如物质文化、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等方面。20年前，笔者曾经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给我一个深刻印象，那就是美国文化在泰国的影响几乎是一边倒的，影院和电视台播放的故事片，清一色是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其次是印度和日本的影片。20年后的今天，笔者在泰国玛希隆大学做访问学者，留意了一下曼谷影院和电视台播放的故事片，仍然和20年前的情况差不多，只有泰国MONO29台电影频道播放过唯一的一个中国大陆与台湾合拍的节目。
　　因此，我们对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历史与现状应该有一个正确认识，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对当前中国在东南亚的文化存在与影响力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妄自菲薄，看不到成绩是不对的，但是，盲目乐观，过分夸大我们的存在与影响力，同样也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加上最近几十年来的努力耕耘，我们在东南亚的文化存在与影响力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即当前中国在东南亚的文化存在和影响与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与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存在和影响力也是不相称的，与中国的大国责任也是不相称的。
　　三、创新是新时期国家间人文交流的灵魂
　　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更多的还是依赖双方政府及人民的相互信任及共同利益的维系，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人文交流，不断深入的、没有障碍的人文交流，才是国家间关系发展的最坚实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突破口在哪里？在于创新，这里说的创新既包括形式，也包括内容。只有创新，才能真正将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一）创新与提升华文教育
　　伴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的不断升温与中国综合国力的强盛，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教育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当前东南亚华文教育热潮中出现一个新现象，那就是当地非华族子女非常热心地进华文学校，学习华文，在一些边远地区的华文学校，当地非华族学生人数所占比例相当高，甚至超过华人。最近几年，笔者曾经多次到泰国北部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对该地区蓬勃发展的华文学校与华文教育印象深刻。以泰北地区的清莱府为例，该府只有一百多万人口，但是，华文学校却有66家，遍布全府各地，尤其是在山区，其中高中4家，初中17家，其余是小学，大多数小学还包括幼稚班，共有648位华文教师，各级各类学生约15，000多名，其中只有一部分是华人学生，大部分均为当地非华族学生。③对这个现象我们应给予高度重视，要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切实改进与提升东盟各国华文学校的硬件和软件，大力提升华文教育水平，让更多的非华族子女进入华文学校学习华文。这些从小就到华文学校接受华文教育的非华族子女，应该就是今后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主力，他们在接受华文教育过程中，逐步认知和接受了中华文化。
　　（二）充分发挥跨境民族的作用
　　因为历史和地缘的原因，中国与东盟大部分国家都有跨境民族，有些民族甚至跨几个国家居住并且不断地流动。例如，傣族除了在中国云南、广西等地之外，还分布在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国，还有哈尼族、阿卡族、京族、苗族等都跨境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各国。这些跨境民族成员之间语言与文化相通，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也相同，只是由于历史上许多原因，而形成跨境居住和生活。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跨境民族分布的特点，有的放矢地开展跨境民族的人文交流活动。例如，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等地的哈尼族与缅甸第四特区的阿卡人同源同祖，两国边境地区政府主办了多届“嘎汤帕节暨阿卡文化研讨会”，缅方还邀请了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与会。一位中国云南哈尼族出身的中学高级教师在参加了多次研讨会之后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和缅甸的哈尼/阿卡族所在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不一样，但都是同源同祖，天下阿卡一家亲。只要一讲阿卡话，吟诵族谱，相互备感亲切，亲情友情涌上心头，无形中架起了两国人民民间交流的友谊之桥，像澜沧江-湄公河之水长流不息。”④
　　（三）培育更多的政治文化精英
　　一国政治文化精英在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中起到引导与示范作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国家间的人文交流产生重要影响。遗憾的是，东盟各国大多数政治文化精英一般都是受英文教育，在欧美日留学，他们的价值观和思想感情更多地倾向于西方国家，对中国仍然缺乏认知和了解。就算他们对中国有一些认知和了解，也大都是通过欧美日的媒体，通过西方的各种途径，间接地认识中国。长期以来，西方眼中的中国一般都是扭曲了的形象，大多数东盟政治文化精英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一直都停留在这个阶段，西方给他们灌输的、先入为主的中国印象充斥了这些政治文化精英的脑海，加上许多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中国的态度都是比较负面的甚至是排斥的。前文提及的贺圣达教授也认为，“在西方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方面，美国的影响起主要作用”，“由于长期以来美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该地区的密切联系以及美国文化的强势地位，一些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菲律宾、泰国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很大。一些美国学者也认为，东南亚占主导地位的上层接受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观”。⑤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的文化存在與影响也正在超越传统文化，而逐步上升到一些政治思想、价值观等方面。但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影响力相比，中国的影响力仍然是有限的，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无法提供东盟国家领导人和民众所乐意接受的思想、价值观、理念、制度文明等，我们仍然有漫长的路要走。 　　（四）鼓励更多的海外中资企业创造中国人自己的品牌
　　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并不完全靠你说什么，宣传什么，而更多的是靠你做什么，如何做。我们现在是世界贸易大国，但是，我们还没有大量自己过硬的品牌，大多是靠生产和出售别人的品牌，我们在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中，严重缺乏自己的品牌文化。生产和出口一个过得硬的品牌产品，比你说一万个道理都强。在东南亚，人家一说起日本，马上就会联想到满大街跑的各种日本品牌汽车，如本田、丰田、日产等，而我们中国有什么？东盟国家的民众一说到中国的制造产品，马上就会联想到各种廉价商品，温州的、义乌的以及国内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及有害商品。对此，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的董事徐根罗先生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在泰国有几千家企业，但是，真正有自己品牌的企业屈指可数，我们拿什么跟人家进行交流？”⑥
　　（五）克服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尊重其他民族文化
　　这几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加上历史上的“华夷秩序”思想观念的影响，一些人的大国优越感，或者叫大国沙文主义也有所抬头，这种思想意识在国家之间人文交流中的具体表现，就是看不起东南亚各民族文化，总认为中国文化是最优秀的，其他小国、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都是劣等的。东南亚各国在与中国进行人文交流的过程中，也存在自卑心理，我们如果不注意这一点，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各种优越感，那就会人为地制造一些障碍，不利于开展人文交流。中国学者吴晓玲以越南民众为例，从受众方的心理角度分析了东盟民众对中华文化的态度。吴晓玲指出，中国在与东盟进行人文交流中，往往只注意了传播方，而忽视了接收方，这是严重的缺失，其弊端是对东南亚各国、各区域之间的平衡性和文化接受心理差异的忽略，同时也忽视对作为文化接受方的东南亚的主体性研究。吴晓玲以中越合拍的电影《河内，河内》为例，分析越南民众对中华文化的一种矛盾的接受心理：“接受和拒绝并存”。“越南排斥的不是中华文化，而是在中华文化面前被动的接受地位，他们希望能有自己的文化选择权。但同时，社会秩序又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支撑。正是这种矛盾的现实和接受心理，使得越南面对中华文化时要么处于一种迷茫状态，要么干脆不接受中华文化新一轮的传播。……在面对中华文化传播时，越南反感的并不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而是担心在接受中华文化时自己的文化不被尊重，担心过多地接受外来文化而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自主选择权和文化特色。……越南在面对中华文化时，其接受心态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希望接受和学习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又惧怕中华文化成为一种压倒性的强大话语；越南一方面不希望外来文化对自己的发展横加干涉，一方面又意识到学习外来文化的必要性。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他们在面临外来文化时，在接受心理上接纳和拒绝并存。”⑦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东盟的人文交流应该更加注重平等对话，更加强调双向交流合作，更加尊重接受方的心理、文化和价值观。
　　「注释」
　　①贺圣达：《东南亚历史和文化的整体性与多样性——兼评几部国外名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东南亚南亚研究》2014年第4期。
　　②孔远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特点》，《东南亚之窗》2009年第1期。
　　③2018年12月14-16日，笔者赴清莱皇太后大学参加“第一届泰北华人文化国际研讨会”，其间访问了长期工作在泰北地区的泰国清莱中华文化教育协会理事长柯保合先生，此数据由其提供。
　　④杨军：《边境民间文化交流正起航》，引自政协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员会编《共饮一江水》，中国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206-208页。
　　⑤贺圣达：《后冷战时期东南亚文化的发展模式和趋向》，《和平与发展》2007年第3期。
　　⑥2019年1月2日，笔者随泰国玛希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代表团赴泰中罗勇工业园考察，徐根罗先生在介绍工业园情况时的发言。
　　⑦吴晓玲：《从〈河内，河内〉看中华文化传播中越南的接受心理》，泰国玛希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編：《2018新丝路和东南亚华人华侨：投资、新移民、文化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泰国玛希隆大学社科人文学院出版2018年版，第278-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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