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作制组织的学习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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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学习、创新的问题，甚至“学习型社会”“创新时代”等诸多与学习、创新相联系的提法比比皆是。然而，不仅在对学习、创新的认识、理解和界定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而且在现实的社会和组织运行以及变革上，怠于学习、拒绝创新的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就组织而言，官僚制组织一经建立起来，就不再有学习的热情和创新的必要了。对于官僚制组织而言，即便鼓励学习，也往往停留在口头上或流于形式;即便倡导创新，也往往是局限于技术上或一些解决细枝末节问题的行动上。在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这种状况需要得到改变。当组织模式实现了根本性的变革，即完成了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变，不仅组织自身，而且整个社会，在学习与创新方面都会成为最为基本的日常性活动。
关键词： 合作制组织;学习与创新;官僚制组织
在较为复杂的环境中，人们会表现出对学习的厌烦，往往更倾向于获得直接解决问题的明确方案，而且这种方案应当是非常简单的，在可操作性方面是一目了然的。人的这种思想和行为惰性是非常消极的因素，对人的创造力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显然，环境越是复杂，对行动者的创造力要求也就越高，而人的创造力恰恰需要在学习中去获得。在某种意义上，人的创造力正是人的领悟力，是一种把学习所获得的知识、思想和理论转化为行动的能力。当行动者对学习表达厌烦的时候，就会等待学者赐予他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也就等于将自己的创造力埋藏了起来。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条件下，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组织中的领导以及政府中的官员往往是求助于顾问、参谋以及“外脑”去为他提供明确而简便的问题解决方案的。
可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条件下，特别是在合作制组织之中，人与权力的结合不是长期稳定的，象征着和代表了权力的职位往往是临时性的，等待他人赐予问题解决方案的做法也就变得不可行了。因此，我们认为，合作制组织中的每一成员都需要具有独自提出解决自己所遭遇问题的方案的能力和主动性。这样一来，他就只能通过学习去获得这种能力，而且需要时时拥有学习的热情。事实上，与官僚制组织相比，合作制组织不会在组织的运行中生成堕性，无论是组织成员还是组织整体，都具有较充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灵活性，更具有合作精神和学习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所谓“学习型组织”，也只能是在合作制组织这里才能成为一种具有现实性的组织模式。
一、根源于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
吉登斯说，“熟悉的东西总是使人产生放心的感觉，在结构二重化的背景下，熟悉的社会情境因此不断通过人类能动性自身而得到创建和再创建。”①从历史来看，在农业社会中，人们觉得一切都是熟悉的，因而人们也将它称作“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熟悉地域空间中的几乎一切，在所接触到的事物面前，都感到很放心。这个时候，也许在知识论的意义上人们不熟悉的事物是很多的，但那只是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所持的一种看法，而那个时候的人们却有可能认为自己很少面对不熟悉的事物和人，甚至不会产生如吉登斯所说“放心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并无这种追求，也没有可资比较的参照系，或者说，没有什么事是不放心的。在工业社会中，人们在生活意义上的所有接触面上，都会遇到熟悉和不熟悉的两类事物或人，也正是因为接触到的事物或人可以分为熟悉的与不熟悉的，才会更明确地感受到“熟悉的东西总是使人产生放心的感觉”，而不熟悉的事物或人则让人产生不放心的感觉。
不仅如此，农业社会的“一体性”意味着并未产生吉登斯所说的“结构二重化”，或者说，农业社会在社会结构上还处在发育阶段，它虽然有着等级结构，但那是一种自然性的非常简单的结构。人的行动也因为社会的等级结构和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形式而不具有互动性。所以，人的能动性并不是一个显著的现象，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也是极其缓慢的，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自然历史过程”。比如，一个人只不过是对他的父亲的复制;即便改朝换代了，也只不过是复制了前朝的社会治理方式等。如果说有学习的话，更多地是出于传承而不是创新的需要，实际上，并不拥有主动创新意义上的生产和再生产。工业社会在结构二重化中获得了人的行动的能动性结构，因而，使社会发展中的每一个方面都以生产和再生产的形式出现。熟悉的东西是已经生产出来并得到普及和与我们的习惯实现了融合的因素，不熟悉的东西是包含在再生产之中的。这可以说是工业社会的一幅发展图景。在生产与再生产的视角中，生产出来的东西实现了结构化，是人的行动的前提和基礎。然而，人的行动并不驻足于已经生产出来的有了某种结构的既有形态上，而是指向再生产的。一切实现了结构化的因素都可以在社会稳定中发挥作用，而再生产的过程作为人的能动性的实现机制则会对既存结构造成冲击。
由此看来，社会发展的动力是蕴涵在再生产之中的。然而，再生产中的一切都可能是人所不熟悉的，是对人的“放心感觉”造成冲击的东西，因而，需要通过学习而把不熟悉的东西变成熟悉的东西，需要通过创新去解决那些令人感觉心理不踏实的问题，即追求一种可以放心的状态。事实上，这还不只是一种心理感受，而是把整个社会推到了复杂化和不确定化的进程中。就整个工业社会的发展来看，是一直走在复杂化和不确定化的道路上的。不过，整个工业社会的复杂化和不确定化所达到的是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水平。吉登斯的研究就是在这种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背景下展开的。所以，吉登斯可以从容地从结构二重化的视角去看社会结构与人的行动能动性之间的关系，通过“生产”和“再生产”的概念去描绘社会发展的轨迹。然而，到了20世纪后期，社会结构与人的行动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失衡，显现出了人的行动的能动性处在愈来愈强的发展轨道上。如果说“结构化”是对既有结构的突破、超越和扬弃，那么，使“结构化”过程得以展开的生产与再生产则是包含着主体的学习和创新的。随着结构的消解，结构化也就失去了前提，同时也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因而，剩下的就只有主体的学习与创新了。如果说“生产意味着复制”和“再生产意味着创建”的话，那么，20世纪后期在生产与再生产之间也出现了失衡。或者说，再生产表现出的是频率迅速加快，就如人的心脏跳动达到了人无法承受的地步一样。这种情况是吉登斯没有看到也没有想到的（尽管吉登斯也谈论了“非预期的行动后果”），而现实却恰恰是在这一演进道路上把人类引进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 在人类欢庆进入21世纪的钟声敲响之时，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脚步声也开始不断地增强其“分贝”，甚至逼近振颤人心的地步。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确定无疑地说，人类正在走进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吉登斯的所谓结构二重性图景正在消失，社会结构正在变得模糊。我们认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一切都呈现出非结构化的特征，整体意义上的社会结构也会被消解掉。即使我们说还存在着社会结构的话，也决不是工业社会所具有的那种。在社会结构消解后，剩下的也就仅仅是人的行动的能动性了，而行动的能动性背后的秘密就是学习与创新。所以，我们所要关注和考察的也就应当是人的行动，所要理解的应当是人的行动之中所包含的学习与创新。总的说来，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不可能再指望有什么东西可以成为他所熟悉的，而是会时时面对不熟悉的东西;一切行动都是在不熟悉的环境中进行的，一道开展行动的人相互之间也不熟悉，行动者所熟悉的知识等也可能在行动中派不上用场的。正是这种对一切都不熟悉的情况，决定了行动者必须处于学习和创新之中，或者说，需要在学习与创新之中去获得开展行动的力量。特别是在行動中可以复制、可以模仿的东西日渐稀薄，致使行动也只能把学习与创新作为可以依靠的支撑点。
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走到了突出学习与创新意义的时代。现实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创新”一词在20世纪40年代就得到了熊彼特的系统阐释，但这个词语突然流行起来，却要到了80年代这个时期，在“学习”的名义下探讨组织以及社会行动的理论也纷纷出笼。可以认为，“学习”与“创新”两个词语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行为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包含着时代正在推展出来的一种客观需求，而且这种客观需求还处在日益增强的状态中。因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所包含的一个重要隐喻就是：人类社会只有在学习与创新中去争取存在和发展的机遇。即便撇开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这些日益严酷的条件，一个简单的事实也表明：在物质意义上的各种资源无法支撑起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情况下，也唯有学习与创新这样一条道路可以通行。
就个人而言，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中，自我自身就处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之中，过去的与现在的和未来的自我间的联系纽带变得越来越松弛和越来越脆弱。在以往的社会中，自我的成长也就是在对社会存在中的某些因素的吸纳以及对各种关系的构建中展开的，会反映为这些方面成果的积累。然而，流动的社会使这种积累失去了意义。比如，人所拥有的知识是人在学习中积累起来加以占有的成果，但流动的社会迫使人必须处在不断学习之中。因为既已拥有的知识是需要加以淘汰的。如果认真地审视既有的知识的话，还会发现，那些知识可能会为人带来偏见，只有当下习得的新知才能使人在行动中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对于当下的这种自我拥有的知识，在走向未来的行程中又需要加以否定。其实，自我也处在流动之中，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既已存在而不再改变的自我，更何况人所拥有的知识。
社会的流动性要求人不仅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去维系自我，而且需要创新去证明自我。也就是说，单单是学习，那无非是复制他人，虽然能够起到丰富自我的功效，却难以证明自我。就自我是对他人的复制而言，恰恰有可能成为失去自我的原因。人只有在学习的同时去开展创新，才能够证明自我的真实性。学习与创新的统一，既证明了自我也否定了自我，促使自我处于流动的状态中，此一刻的自我就是对前一刻的自我的否定。这也许就是赫拉克利特所要表达的一种真实现象。当然，这种自我否定并不是自我的虚无化。因为，在人对自我的不断否定中，所呈现出的是知识和能力的变动，而人的道德存在则是处于不断成长中的，是一个走向成熟的连续性过程。也就是说，尽管人的道德也是变化着的，但不像知识那样处于时时更新的状态，也不像他所拥有的诸如财产等物质因素那样聚散不定。比较而言，道德是自我所拥有的最为稳定的属于自我的存在物。正是因为拥有道德，人才能够在流动的社会中不断地重构人与人、人与物以及自我与环境的关系，并通过行动而使自我的价值在这种不断重构的关系中彰显出来，即实现自我。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处处弥漫着的是变动、偶然性，人们必须时刻准备做出“以变应变”的行为选择，努力去消除倏忽出现的每一个事件中所包含的对人不利的因素，并追求事态朝着有利于人的方向演变。在这里，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供遵循，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为科学的方法在使用中能够达到所期望的效果，而是需要在创新中去寻找合适的道路，而且需要通过创新去不断地调整行动方向。也许人们会认为这种行动是冒险的，其实，准确地说，这种行动本身就处在历险之中。因为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赐予我们的是一个风险社会，行动就是在风险社会中展开的。所以，这不是个人的冒险，而是作为行动体系的整体的历险。不过，我们也应看到积极的方面，那就是，工业社会后期的知识大爆炸似乎是要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做好准备。因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显然需要在巨大的知识库中调用所需的知识以支持行动。但是，对此我们也要作出理性的评估，不要以为人类的知识库存已经能够满足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需求。在这种条件下，每一项承担具体任务的行动所需要的知识都是非常专业性的，以至于知识库存无论多大也不可能满足行动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重视行动者的即时经验和创新在行动中的价值。对即时经验和创新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知识的轻视，反而会极大地促进知识生产的节奏。
二、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前后之比较
我们已经指出，在20世纪后期，学习与创新都成了流行的热词，这意味着人们已经拥有了自觉的学习与创新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变得越来越强烈。但是，在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中去谈论创新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创新，这种所谓的创新只是一种“革新”。我们发现，一般说来，工业社会所建构起来的“强有力的规制模式拒绝接受任何一种创新，这类创新与规模宏大的、一体化组织的僵化的运作方式格格不入。创新，似乎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松鼠，继续在为了体制的运行而努力。创新为体制赋予了能量，但却无法改变体制。”②这种名为创新而实为拒绝创新的做法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非常流行，而且传播到了发展中国家。虽然发展中国家不像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那样有着如此近代数百年积累起来的那些曾经是成就而现在是包袱的组织、制度、行为模式等，但在致力于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了一条学习、借鉴、模仿、复制的道路。结果，在这些后发展国家刚刚展现出青春期躁动的时候，也同时显现出衰老的迹象。怠于创新或根本不思创新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正是鉴于这种教训，在中国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确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道路。然而，这条道路能否走下去，并不在于我们将它转化成一句口号高声朗诵，而是需要用实际行动去证明。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要求照搬西方经验的呼声从未歇息过，不事声张的“只做不说”的人更多，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义下偷运西方模式的做法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的现象。依此而行，我们会走向什么样的方向，会不会与西方国家同时陷入同样的危机之中呢？现在看来，也许已经不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了。然而，在学习与创新的问题上，这也许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 在历史的纵向演进过程中去看学习与创新的问题，可以从语言学家所推荐的语言发展史的模式去对学习与创新的关系作出更多理解。因为语言的发展最为典型地反映出了创新是如何与传统妥协、共在和相容的。如果社会治理变革也能像语言那样平顺地演进，可能是最理想的道路。然而，几乎没有任何一场社会治理变革运动能采取并达到这种理想的演进方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程不可以作出这种安排。就语言自身而言，我们相信，在后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的继承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带来的高频交流、交往，又必然会时时为语言注入外来因素，促使其更新。正如福柯所指出的，这种因为外来因素的渗入而引起的变化、更新并不是创新，但合作行动每日每时都会涌现出的新要求，则需要通过创新来适应之。后工业社会的变革是包含在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合作行动中的，而这些变革又会体现为语言的创新，只要语言所表现出的新的因素被凝结和积淀了下来，就可以判定一项变革发生了。如果说与传统的妥协意味着继承的话，那么，创新则意味着发展。对后工社会中合作行动的理解，是可以从语言的继承与发展中找到合适的门径的。
在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组织间的学习与创新关系来看，特别是在新组织的创建过程中，可以看到，往往是基于一种或多种组织模式而创建新组织。“组织模式或样板的出现与扩散有多种方式，其中最常见的是所谓的‘派生’，即复制某个现有的组织。派生繁衍形态相同的组织。新模式的出现至少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所谓的汇集……将观察到的各种组织形式和实践汇集整理成为供模仿的模型。另一个可称为拼凑：创业家从各种现存组织中提取不同的要素进行创新组合，创造出新的混合模式。新模式形成后，会通过多种方式扩散……”③对于这种现象，只有从基本的社会条件出发去加以认识，才能理解。也就是说，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的学习和模仿是简便而经济的途径。以某个或某些成功的组织作样板，或综合成功组织的经验，可以节省创新成本。然而，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成功经验往往属于个人而不是组织，面对迅速变动的环境、条件和任务，组织是不可能积累起成功经验并形成属于自己的知识的。因而，也不可能给予组织以模仿和学习的东西。所以，合作制组织的建立和行动需要立足于创新。当然，这不是一个绝对性的判断，如果合作制组织有了可资学习的经验和可供模仿的样板，那将是令人称心如意的事，而且在信息化、大数据的条件下，也能够将学习和模仿的行动做得非常完美。但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即便出现了再高超的技术，也无法为合作制组织的行动提供充分的知识和经验，而是需要在学习与创新的过程中生成承担任务的能力。所以，对于理解合作制组织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来说，也唯有学习与创新能够让我们把握要领。
就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的学习与创新总体情况看，由于知识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实践往往表现出对知识生产和扩散热情不足的问题，即便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等会因为竞争的要求和利润动机而有着对某些特殊的知识加以排他性占有的热情，但在公共领域中，知识生产和学习往往并不受到重视，“只有当影响过程遭遇挫折，当异常的存在顽固地阻碍无意识地通过具体运用掌握知识并使其内部化的过程时，才出现创造新知识和启动一个新的学习周期的需要。”④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组织理论家们才会提出“学习型组织”的构想。20世纪后期的现实情况是，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过程中出现了“代际断裂”，使以往人们习惯上认为的那种年长者拥有知识、智慧、人生阅历的优势不再存在，学习的方向发生了改变。“在文化再生产方面毫无争议的是，今天的儿童和年轻人的方向性知识，越来越多的是来自于他们的同辈人，而越来越少是从老年人和古代人那里获取，因为古人的经验和知识储备作为‘现在的萎缩’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越来越快地失去了价值。”⑤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拥有古老文明传承的国家，如果将其历史当作宝贵遗产背负着，那无疑会陷入一种负重难行的状态，文明的历史越久远，包袱也就越沉重，因而，前行也就越艰难。
如果在宽泛的意义上去谈论合作的话，就会看到，即便是在官僚制组织的基轴上生成的团队等，在学习中也会生长出与官僚制组织有所不同的合作意识。如贝尔雷等人所说，组织成员的“共同体意识、干工作中享受乐趣、继续学习以及在日常基础上价值感的确立，这些都使高水平合作成为可能。”⑥但是，在诸多关于合作问题的研究中，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看法，那就是，组织构成要素的多样性是组织创新的基本条件之一。其实，这一点是不难发现的：一个组织的同质性程度越高，就越安于现状而缺乏创新，甚至会窒息创新和扼杀创新。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组织中的学习有可能使组织成员趋向于同质化，而组织中的创新则会走向相反的方向，即差异化。就组织整体上看，又会出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通过创新而建立起了独特性的、与众不同的组织，并把创新成果物化为组织的制度、体制等，从而因为在社会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和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而显示出了独特优势。这种组织对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的路径依赖可以使组织的独特性维系下来，从而避免了与其他组织的同形化。但是，路径依赖总是朝着消极方向运动的，往往会使组织陷入系统的熵增加之中。所以，既要维护组织的独特性，又要打破路径依赖，就只能寄托于创新。
我们相信任何一个集体行动体系中都会包含着大量的隐性知识，这些知识能够在更好地完成组织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专业化的理念下，让组织成员长期稳定地扮演某个角色，对于形成隐性知识（如工作熟练度、协作惯性等）以及使隐性知识发挥作用，是非常有益的。我们还看到，在20世紀后期的官僚制组织诸多改进方案中，也包含着诸多程式化措施的发明，以求借此去促进隐性知识的形成和发挥作用。比如，“全面质量管理”运动就试图通过程序化和大范围的广泛参与等措施去激活那些组织中的隐性知识，使其发挥作用;质量小组、创新团队等设置，也的确在调动隐性知识方面产生了良好效果。因为这些措施能够使组织成员更主动地认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从而用于目标的达成。于此之中，也可以看到组织成员的自主性在激活和应用隐性知识方面是非常积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对组织成员的学习形成了激励。不过，这些措施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它不能满足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承担任务的要求。因为，一旦任务达到某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时，就具有无法分解的整体性，也就没有基于任务分解的行动目标，更无法确立质量标准，从而使得组织成员失去了认识和调动自己所拥的知识和能力的方向，或者说，组织成员将会变得不知道应当去认识和调动自己所拥有的哪些知识和能力。因而，组织也就无法获得所谓隐性知识。也就是说，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隐性知识的价值就有可能丧失。所以，合作制组织也非常重视隐性知识，但所重视的却是那些可以增益于合作的隐性知识。对于可以增益于合作的隐性知识，显然不是在模式化的行为和关系中生成的，而是组织成员在合作行动的自主性中生成的，是组织成员在合作行动中积极学习和自觉总结经验的结果。 根据彼得·圣吉的看法，学习型组织“是一个不断创新、进步的组织，在其中，大家得以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创造真心向往的结果，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全力实现共同的抱负，以及不断一起学习如何共同学习”⑦。如果满足于这种理解的话，那么，其实是把组织学习归结为组织成员的学习了，而不是把着眼点放在组织为其成员所营造的学习生态上。如果说组织的发展表现出了对学习的需求，或者说，组织需要在创新中去谋求发展的话，那么，认为组织已经进化为学习型组织是可信的。但是，学习型组织首先应当拥有一种鼓励组织成员学习的组织文化;其次，组织应当有完整的促进学习的制度设置;再次，组织应当建立起具有可操作性的促进组织成员学习的切入点，并从此切入点出发而把全体组织成员都引入到积极学习的过程中去。比如，对学习成果的奖励，对创新行为给予较高的荣誉等，都可以作为这种切入点。
三、组织学习与创新的新境界
在康德的思想路线中，“科学知识并不是来源于感性的观察，而是涉及模式的建构以使得那些观察变得可以理解。”⑧所以，一个“先验模式”的存在，对于科学的发展所施加的助力是无比巨大的。打个比方说，一种模式被建构起来，也就意味着一个空间被开拓了出来，科学知识就像是迅速成长并填满那个空间的某种生物。同样，对于实践而言，一旦一种模式形成，人们的行动就会表现出一种自然而然地合于这种模式的状况，就会获得模式所给予的推力，从而显现为一种惯性。所以，模式的形成对于认识与实践都非常重要，以至于人的自觉性也表现在建构模式的追求和行动上。然而，一种模式被建构起来并稳定地存在下去，是与社会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处于简单和确定的状态中，比如在农业社会，人的认识和生活实践等各个方面中所拥有的模式都是自然形成的，几乎不存在人主动和自觉建构模式的问题，只是在工业社会中才存在着自觉建构模式的行动。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所建构起来的模式能够存续较长的时间，一些基本的社会生活模式——如政治方面的民主、法治——会与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相伴随。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是很难形成模式的，不仅不可能发生自然的模式化过程，即使人们强行建构模式，也不可能使其获得稳定性。因而，对于人的认识和实践而言，建构起某种模式并将其确立为人的行动的先验性设置，对于人们解决所遇到的问题来说，没有什么助益。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一切行动都无模式可循，每一项新的行动的起点都是探索的原点。对于这种情况，人们也许会产生畏惧。其实，我们也应看到，任何一种模式所发挥的既是引导、促进又是规范、限制的作用，特别会限制和束缚人的创新。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认识和行动的非模式化为人留下的恰恰是创新的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当为了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创新时代的来临而主动地接受这个人的认识和行动的非模式化的历史演进趋势。
合作制组织是在承担任务的过程中学习的，而不是在学习中学习的。用“实践论”的一个观点来表述，它就是在实践中学习，而不是把学习作为一个专门的事项去加以安排。从工业社会的总体情况来看，学习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是被作为一个专门事项而进行安排的。我们看到，在官僚制组织这里，除了在人员招聘的过程中去根据职位分析而去获取受过相应教育的人，还会通过人员培训等方式去安排学习。在组织这样做的背后，其实是包含着这样一种假设的，那就是，第一，组织所需要的智能因素是可以通过作为专门事项的学习中获取的;第二，组织所需要的智能因素是明确的，是预先就清清楚楚地知道了的。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种假设是可以成立的，但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任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决定了组织并不知道它在面对一项新的任务时需要什么样的智能因素。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即便仍然相信专门的学习事项可以提供某些智能因素，而这些智能因素是不是组织承担任务时所需要的，则是不确定的。所以，作为专门的学习事项而得到安排的学习，在合作制组织这里，其实是可以省略的。
不过，合作制组织决不因此而成为弱智能体系。相反，由于合作制组织中的一切学习都是在承担任务的过程中的学习。注重在承担任务的过程中开展学习的安排，也就使得合作制组织成为强智能体系。当前，我们在人工智能研究中所要解决的，或者说，必须实现突破的，是人工智能的学习智能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不能够通过知识的一次性输入而使其成为定型和定格了的智能体，而是需要去解决它的学习能力，使它能够在行动的时候根据环境和任务需求进行学习，从而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当前，人工智能的研究是以人为参照物的，是要使“机器人”这种机器具有人所具有的学习能力，其实组织学习也是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加以建设的。但是，在工业社会中，由于人对程式化、形式化的追求，以至于在组织的智能因素获取和建设方面走了一条先学习再承担任务的路子。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种先学习再承担任务的思路显然无法满足承担任务的需要，所以，合作制组织必须将学习改变成在承担任务的过程中学习。就此而言，合作制组织在主观上是否拥有学习目标和创新愿景并不重要，因为，作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形式，合作制组织是不可能预设学习目标和创新愿景的，而是需要在承担每一项具体的任务时随机性地去确立学习目标和发现创新愿景。也就是说，在合作制组织这里，学习与创新是服务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而不是事先规划的，因而不从属于任何预成的设定。
合作制组织成员的主动性并不是来自于某种纯粹的主观追求，归根结底，也应归于外在性的压力。还需看到，技术进步所构成的这种外在压力还不能称为主要的、根本性的压力。比如，我们看到，在既有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如果技术进步导致了就业问题的话，就会招致政治干预，技术进步的步伐就不得不放慢一些。所以，我们不能将技术进步看作迫使人们改变为愿意学习、思考和乐于创新的人的决定性因素。除了技术进步之外，最为重要的和更为根本的因素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反映在组织这里，就是常规性的、重复性的工作越来越少，致使人们不得不通过学习和创新去承担每一项新的任务。我们说合作制组织是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基础性组织形式，这本身就包含着一个非常基本的判断，那就是，合作制组织所承担的主要是复杂性的和不确定性的任务，落實在组织成员的工作中，也需要通过独立的、随机性的判断去开展行动，而这种判断能力只有在学习和创新中才能获得。所以，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合作制组织成员必须在承担任务的过程中自觉学习、主动思考和积极创新。 就合作制组织是一个动态的合作行动体系而言，基于技术理性、科学原则和形式合理性程序而开展正式化的决策变得不再现实。对于合作制组织来说，也许在任务出现并准备开展行动时会有一个大致的目标，并基于这一模糊的目标做出决策以作为开展行动的参考性框架。但是，任务响应机制的时间限制却决定了这种决策不会像在官僚制组织中那样严格地遵循某种程式。这样一来，当我们将视线落在行动背后的知识支持系统上来的时候，就会看到，能够发挥基础性支持作用的不是我们既有观念中的科学（理性）知识，而是近代以来受到轻视的经验。其实，在合作制组织这里，关于行动的理性规划将全面地让位于经验学习。正是经验，在合作行动中发挥着更为基础性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即使面对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我们同样需要借助于经验感知来把握其特征。比如，我们人人都感受到社会运行的加速化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然而，却无法按照科学研究的要求去为社会加速化确立一些可以用来准确标示的指标，而是需要将其作为一种经验事实对待，需要“从已有的经验中为现在和将在得出结论，并且经验和学习过程只有对它才具有指导行动的力量”⑨。
合作制组织也具有组织记忆，但这种记忆不是对组织既往成功经验的迷信，反而更多的是对失败教训的回味和品尝。我们看到，现有的组织之所以无法避免“生命周期”的捉弄，其中，对组织成功经验的记忆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当组织过往的成功经验在组织记忆中被反复地提起时，会形成一种负担，会使“组织用一种次优的程序或技术支撑组织绩效，导致组织随之积累起额外的经验，并因此使组织关于其他各种更优的程序或技术知识极为有限，以至于组织不能利用这些程序和技术来获取收益”⑩。合作制组织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在更加理性地对待自己过往成功经验的过程中实现对自我的超越，时时用创新的态度审视经验。在合作制组织这里，学习当然也包含着从外部获取新知的内涵，包括从外部学习成功的经验、科学的认识和新的技术，但就组织自身的集体学习来看，从失败的教训中获得反思性的新知会显得更加重要。这样一来，学习就不再是被动的或主动的接受，而是一种创新。事实上，一切把学习定位于获取反思性新知的做法，都已经具有了创新的特征，至少，是作为创新的起点而呈现出走向未来的道路。因此，学习就不再是个体的知识积累，而是集体性的探寻行动方案的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关于“学习”的定义也是适用于理解合作制组织的学习过程的，“我们将集体学习称为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全体行动者，也就是行动系统的参与者，用他们的情感、认知和关系来学习新的游戏模式，这就是说，他们在发明和定位。这些游戏，或者说这种新的社会实践……不仅意味着新的方法，也意味着新的问题、新的结果，同时新的行动系统也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调整。”11在合作制组织生成的过程中，合作就是在集体学习中可以发现、可以创造的“新游戏”。随着合作制组织成为普遍性的组织形态之后，组织成员的集体学习将会成为组织的一种永不停息的建构过程。在这里，学习成了合作制組织取得一切成功的条件，也是每一个具体的合作制组织得以存在下去的前提。或者说，在新的任务出现时而进行的合作制组织的再组织过程中，学习与创新既是前提也是走向成功的路径。
注释：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郭忠华等译：《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140页。
② [法]克罗齐耶，张月译：《法令不能改变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4页。
③ [美]W·理查德·斯科特，杰拉尔德·F·戴维斯，高俊山译：《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9-300页。
④ [英]马克斯·H·布瓦索，王寅通译：《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303页。
⑤ [德]哈尔特穆特·罗萨，董璐译：《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6页。
⑥ [美]迈克尔·贝尔雷等，王晓玲，李琳莎译：《超越团队：构建合作型组织的十大原则》，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8页。
⑦ [美]彼得·圣吉，郭进隆译：《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
⑧ [英]安东尼·吉登斯，郭忠华等译：《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91页。
⑨ [德]哈尔特穆特·罗萨，董璐译：《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⑩ [美]鲍威尔，姚伟译：“拓展制度分析的范围”，[美]鲍威尔，迪马吉奥主编：《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9页。
11 [法]克罗齐耶，费埃德伯格，张月等译：《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82-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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