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在这里落幕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二十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对各个领域女性处境、性别状况的沉思和探索，出现了一批独特的女性作家，以书写“女性个人化”为主题，蕴涵着男权社会的明显解构倾向。徐小斌九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本文试以《羽蛇》为例，论述其作品中的结构主义。
关键词：解构;逃离;男权;慈母
引言
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出现了一股“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热潮，并且在九十年代文坛引起激烈的讨论，在中国学者对各个领域女性处境、性别状况的沉思和探索背景下，围绕“女性个人化写作”主题，评论界均展开了激烈的答辩和争论。“个人化写作”是女人们的孤岛，抒写被抑制、遮蔽，甚至排斥的私人经验，她们重塑女性的自我，对人物进行精神分析。徐小斌，是我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作家，尽管她在当代文坛始终保持着一种“局外人”姿态，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她的女性主义小说犹如文坛的一朵奇葩，充满了女性个人命运的变幻莫测，充满了爱欲、阴谋和如期而至的悲剧。并蕴涵着男权社会的明显解构倾向，本文试以《羽蛇》为例，论述其作品中的结构主义。
一、解构男权社会、男性边缘化
作者刻意让男性边缘化，或者被女性打压，她通过书写一部强大的女性家族史来表示对男权文化的反抗。女性在男性霸权中受到太多不公正待遇，只有将男人们放逐，集体戕杀，扫清一切障碍，这样才会让作品中的女人们更加自由放肆地活动。显然，对女性的讴歌和强大生命力的书写，解构了男性精英文化无疑是潜藏在作者内心的一种难以藏匿的渴望。
1、颠覆男性为中心的叙述模式
傳统文学中，控制叙述话语的往往是男性，男性一贯以权威的目光审视女性。很明显，《羽蛇》打破了这种叙述模式。首先，它的叙述模式独特，时而主人公自述往事，时而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来客观叙述故事。拥有叙述权力的主人公经常更换，但无一例外都是女性。徐小斌将女性的自我书写和客观的历史结合得非常巧妙，女性找回失去了几千年的话语权，在文本中恣肆地宣泄着内心压抑了千年的私密和欲望。
2、“女性”叙述策略消解男性的光辉形象。
评论家徐坤认为“在对视中女性洞穿了男权强大表象背后的卑琐和孱弱，男人第一次从女性文本中心被放逐到边缘地带[1]在这些女性作家的眼里，女人已经不再是受压迫者和附属品，她们人为地被赋予了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独立自主的权利。《羽蛇》正是如此，文本中所有男性都被刻意地“边缘化”，不再是传统文学中主宰女性命运，紧紧扼住时代命脉的顶天立地的男性形象。男性在《羽蛇》中彻底丧失了话语权，沦为女性的附庸，某个程度上颠覆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学模式。
玄溟的丈夫秦鹤寿曾经满怀救济苍生的梦想，希望救国图强，结果在历史的大潮中沦落了，整天花天酒地，寻欢作乐。若木的弟弟天成深爱着侍女梅花，若木恶毒地拆散了他们，将梅花嫁给无能的管家，天成尽管痛心欲绝却束手无策，最后客死他乡。神偷安强无所不能，出神入化，最后也以残废收场。若木家里唯一的儿子“弟弟”刚出生不久便被陆羽掐死;陆羽的父亲陆尘本是一个充满前途的青年，玄溟在若木的学校里驻守，并且观察了他整整三年。于是，陆尘和女友邵芬妮在“天生的演员”玄溟和若木的手段下轻而易举地被拆散了，落入命运的圈套中。陆尘很快被玄溟和若木按下去了，失去男人的生命张力，再也无法站立。面对家里一群女人的战争，他没有办法，只能叹气、悲恸、逃避，最终病逝;作品中着墨最多的男性精英——烛龙最终也走向神话的破灭。烛龙是文本中唯一的男性精英，他曾经代表着陆羽的男性崇拜，不仅陆羽，堂姐亚丹也活跃在腥风血雨的四月广场，苦苦追随太阳火神烛龙寻找真理，献给他矢志不渝的爱情。因为这个男人曾经在混沌不清、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喊出了别人不敢喊的真理，他敢于实践和冒险。热血沸腾的四月广场上烛龙被捕，众人在强大的政治机器面前束手无策，还是陆羽的纵身一跃拯救了他。但是面对陆羽他一筹莫展，他无法进入陆羽的心灵，于是以对亚丹负责的姿态告别了陆羽，却轻易地被妖冶的安小桃俘获。最后被小桃抛弃，浑浑噩噩，客死他乡。曾经的豪言壮语和雄心壮志都幻化成烟。的确，烛龙身上有女性对于男性的原始期盼，可是在《羽蛇》里，火神烛龙只是羽潜意识里的一个影，尽管曾经那么璀璨夺目，最终沦为历史大潮下的盲从者和无知者。
“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男人”[2]，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因为男人们向来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他们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是女人的避风港，拥有把握历史命脉的雄伟之相。所以将一般的男性边缘化还情有可原，而作为男性精英代表和知识分子代表的烛龙和陆尘在作品中被放逐。在这部作品中，男人们是历史的盲从者和无知者，这是对传统男性的彻底解构。
二、解构传统慈母形象
徐小斌曾经说过：“母亲这一概念因为过于神圣而显得虚伪……广义的说，有些女人具有‘母亲情怀’，另一些女人具有‘女儿情怀’，前者有一种权利欲，喜欢控制他人”[3]很显然，这个母亲不是狭义的母亲概念。玄溟、若木还有羽的姐姐绫都是具有“母亲情怀”的女性，自私、霸道，她们将传统意义下慈母形象的面具撕得粉碎。
1、恨意的延续
玄溟本就是传统道德下的牺牲品，婚后不久丈夫将她抛在一边，靠着自己的能耐将一双儿女拉扯长大。女儿若木自由恋爱了，她毫不留情地用近乎残忍和疯狂的手段扼杀了女儿的感情。在摆脱传统的道德枷锁之后，成为传统教化和圣德的忠实执行者，这难道不女人最大的悲哀吗？年幼的若木被扭曲了，为了转移自己的仇恨变态地拆散了弟弟天成和梅花，甚至将这一种从母亲玄溟身上传承下来的可怕权利欲施加在陆羽的身上。
若木显然不是一个“好母亲”，她乖张、犀利、自我、控制欲很强，和小女儿陆羽更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陆羽掐死襁褓中的弟弟，剥夺了若木“母凭子贵”的可能性。尽管若木和传统女性很不相同，但在传统道德的教育下，终归难以逃脱那种生子可以稳固自己家庭地位的道德熏陶，渴望拥有一个男孩，满足社会对她的期望和要求。而陆羽的原罪是她“生而为女”，如果她选择顺从，接受做一个乖女孩，那也只是缺少妈妈的爱，或许可以活得很简单。因为掐死弟弟，母亲对她恨之入骨，百般挑剔和为难。若木是一个天生的表演艺术家，有阴谋家的冷酷阴险，在亲人间挑拨离间，当他们乱了阵脚时她作壁上观，欣赏着自己制造出来的一场场闹剧。每次面对和陆羽的争吵，她总能想方设法获得胜利。陆羽离家出走之后历经磨难回来，作为母亲的若木没有关心和体贴，反而打自己耳光，以责难的语气逼羽就范，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陆羽的身上，甚至给女儿下跪让陆羽无法在这个家里生存下去。每一次陆羽受尽委屈企图从家庭和母亲的身上寻找一些慰藉的时候，母亲若木总是无情地将她脆弱的心一次次碾碎。“母亲”这个概念对于羽来说不是温暖，是令人瑟瑟发抖的冰冷。 2、与传统相悖的母亲形象
传统意义上的母亲总是是冰心《超人》里崇高的带有宗教般圣洁气息，甚至可以感化整个世界的母亲形象;是胡适《我的母亲》中隐忍、宽容，坚强的母亲形象;是张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逝去后对母亲悲痛欲绝的悲歌。但《羽蛇》中“母亲”成了被解构的对象，这里没有母慈女孝的温馨场面，有的是对峙、敌视、仇恨和胁迫。由于男性群体的边缘化，使得女人们“串演着缺席在场的‘父亲’角色和男性主宰者的角色……只可惜矫枉过正，女性在反叛过程里重陷如入历史的循环，且以她们粗陋的模拟姿态使一部政治历史欣逢升级和不断重演。”[4]母亲被置于权力結构里考察，一旦同具有主宰性、虐待性、贪婪性的权利结合在一起，似乎比父权更加可怕。《羽蛇》里的母亲形象正是充满控制欲和权力欲的，是传统小说中霸道父亲的形象代言。玄溟和若木，亚丹和孟静，若木和羽，她们之间的情感也不是相互依赖和关爱的母女关系，而是一种对峙，一种男性般的较量。徐小斌彻底地解构了一直以来母女之间的温情脉脉，撕毁了笼罩在母亲身上神圣的面罩，还原了赤裸裸隐藏的对立本质。
女性主义，不需要挥舞着弱势群体的旗帜去换取廉价的同情，也没有取代男性统治地位的野心，不过是为了追寻真正的自由，成为一个可以选择、主宰自己人生和命运的主体，在世界与社会中赢得真正的认同与尊重。“除非有一天，女性之神真正君临，创世纪的神话被彻底推翻，女性或许会完成父权制的某种颠覆，正如佛罗伦萨.南丁格尔胆大包天的预言：‘下一个基督也许将是一个女性’。”[5]
结语
徐小斌的《羽蛇》对传统有比较明显的解构倾向，通过解构男性传统和母亲形象来力证她作为“女性个人化写作”作家对于男权文化的反抗。《羽蛇》里我们看到了徐小斌对于人类普遍精神家园的一种探索。最后，借助于女性评论家贺桂梅的话来结束本篇论文：“在90年代的世俗与超越，拜金狂潮与人文情愫，众声聒噪与天籁之音的冲突与对峙中，‘徐小斌现象’，值得我们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她弥足珍贵。”[6]
参考文献：
[1]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女性写作》，山西教育出版社，第96页。
[2]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第111页。
[3]贺桂梅《伊甸之光——徐小斌访谈录》，《花城》，1998年第5期，第2页。
[4]西慧玲《女性悲剧的解锁者——徐小斌系列女性小说探析》，2001年第11期， 第110页。
[5]徐小斌《出错的纸牌》，《徐小斌文集.折梦》，第305——306页。
[6]贺桂梅《伊甸之光——徐小斌访谈录》，《花城》1998年第5期，第4页。
（浙江省天台实验中学 317200）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485892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