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阅读教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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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教一篇东坡词是容易的，教好一篇东坡词是困难的，有底气地教好一篇东坡词则需要教师相对宏大的阅读体量和较为严谨的教学观念。苏轼词恰恰因其研究的普遍性，在教学中它的研究视域会被教者忽视。这样的典型范本也许正是教师自我成长的垫脚石。
　　关键词：苏轼词 圆缺 阅读
　　苏轼的词在教材中是明星“产品”，不仅自带光环，也因其自身的特点受到老师们的青睐。教授苏轼词时，似乎人人都成了哲学家，成了苏轼的知己。然而，通过实际教学观察，笔者发现，首先不是教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教得对不对的问题。“学然后知困，教然后知不足”，或许，教师的教本来就不应离了学，不应离了读书。
　　一、按图索骥——由一句词开始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北宋文学家苏轼的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的名句。借助教参和“无所不能”的互联网，我们可以很快明确这句词的旨趣，无非是对世间离人的美好祝愿罢！如此这般，便足够应付孩子们了。然而叶圣陶先生早就批评：“如今教师的缺点，就在欠修养功夫。”要讲，就要弄清楚了再讲。词前有小记，道：“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苏轼此篇是不是确实旨在表达对弟弟苏辙的思念呢？当时苏轼的政治遭际具体又是如何呢？尽管笔者对苏轼生平大致知晓，这两个问题的出现，仍然仿佛展开了地图的一角。
　　莫砺锋先生的《漫话东坡》、王水照先生的《苏轼传稿》《苏轼研究》比广为流传的林语堂本要严谨得多的。比照阅读可知，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之时，苏轼正在密州任上，一般的资料（如教参）都称苏轼此时政治上颇不得意。事实上，由严谨的传稿体察，苏轼此时是由杭州通判转任的密州知州，官职上显然是升官了。有观点认为，由富庶的杭州到相对贫穷的密州，是明升暗降。而从任官之地距离皇帝的远近这一角度来判断，密州显然又是更靠近汴梁城。而此前，由在朝为官到在地方任职，虽然有时局逼迫的意味，但终究主要是苏轼主动申请的结果。那么，至少，说苏轼此时政治上“颇不得意”便不确恰。
　　因为对苏轼问题的思索，笔者对涉及古典诗词尤其是苏轼的内容便格外关注。读到所引苏轼的一句诗“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我立即明白了苏轼的文艺观：提倡诗的言外之意。朱良志先生在《曲院风荷——中国艺术论十讲》中谈到“圆缺”时写道：“充满原在残缺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缺处即是圆处。艺术中追求残缺之美——缺，是一种对完美的期望，是一种淡淡的忧伤，有气韵的转换。……苏轼并不是创造一个惨兮兮的境界，这是他的审美旨趣所在。”此论通透，令人豁然开朗。苏轼虽有辅佐君王的政治理想，但苏轼毕竟不是蝇营狗苟的俗夫，怎会为了几多功名长吁短叹？思念是有的，思念胞弟，思念父亲，思念友人，甚至思念君王，但更多的应是在表达一种意趣，一种哲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包含的不仅仅是美好祝愿，更有朴素的哲学思考、淡远的艺术理念，它是人之共情，更是词人所独有。由月的圆缺想到人的命运，这在苏轼的作品中，无独有偶，同样是在密州任上，苏轼作有一诗《待月台》，有句“只从昨夜十分满，渐觉冰轮出海迟”，王水照先生认为，此一句诗便是写出了因满招损的自然规律，满月给人间带来无限美景和喜悦的心情，然而满即缺之始。在“圆缺”这一点上，笔者似乎找到了理解苏轼的最好路径。
　　二、向青草更青处漫溯——由唐诗返照
　　由苏轼再往前读，有两条路径：一、将苏轼作为原点，深挖下去，研读宋代思想史、宋代文学史，其他苏轼代表论著等;二、以苏轼为中心，发散开去，读其他著名诗词作者，或者诗词论集，求一个更广阔的知识空间和历史场域，于不同时空求特征与演变，得共有与特异。第一条路径或许更适合专业的研究者，笔者从一个教者的角度出发，选择相对容易但更为驳杂的第二条路径。同样因为教学的困惑，笔者收拾苏轼问题的思索与兴趣，溯洄而上，开始漫读唐诗史。
　　耶鲁大学的汉学家史蒂芬·欧文有一个相当别致的汉名——宇文所安，宇文所安先生致力于汉学，尤其是中国诗学的研究数十载，虽有语言上的先天隔阂，却凭借出色的才思和超拔的毅力，40年间写就了《迷楼》《初唐诗》《盛唐诗》《晚唐》《中国“中世纪”的终结》等论著多部，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海外的一大代表人物。唐诗，从语言文学的发展上看，是宋词的前身，音律对仗显得更为严格，对于读者的要求也更高。唐诗又是中小学课本中时时要接触到的。怎样处理这些唐诗，是背诵默写，是浮于表面地讲解大意，还是如何？这可能得结合学生的接受能力具体地制定教学计划和方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了解得准确些，尽可能不要犯知识性的错误，任何一句定论式的话要尽量在书本中求证。这无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或许皓首难穷，但是我们可以不断优化，不断提升，让阅读之路不断丰富，为自己树立一个又一个新的路标。
　　陈师道《后山诗话》有言：“苏诗初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然失于粗。”于是，从李白开始，笔者首先便读宇文先生的《盛唐诗》。《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有一句为：“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当时便揣测，苏轼是不是厌恶人间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厌恶官场政治，产生了歸隐之心呢？当然这还只是一个无根据的猜想。读《盛唐诗》，笔者留意到这几句话：“仕宦诱惑与个人生活的冲突，是文学传统中一个已经长久建立的主题。但是只有到了盛唐，弃官的企羡才成为上流社会文人生活的一个普遍主题。”也就是说，最晚从盛唐时期开始，弃官归隐已经成为一种高雅意趣的体现，已经大规模地进入了诗词作品之中了。再翻三苏的作品，翻到了苏辙的一段文字：“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仕，将游宦四方，读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逍遥堂会宿并引》）可见，苏轼初为官时，便有归隐之心了。这可能与盛唐时期形成的文学主题亦有相关吧！
　　在谈及岑参时，宇文先生谈道：“后代读者没能从历史范围看盛唐诗，这是将盛唐看成诗歌和中世纪文化顶点的神话的最明显迹象。于是，岑参之被突出称赞，不是由于技巧的微妙特性，而是由于代表了盛唐文化的一个方面的一种主题：唐代对中亚的扩张。”这一点，恰恰是宇文所安的古典文学研究思路中最特出的，最显出海外汉学研究特色的地方，而笔者也从中模糊地觉察和学习到了一种古典文学的阅读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努力地从历史风尘之中捕捉每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注意文人间的交往活动等等一切能够返照历史的材料，以此让我们的研究对象显得足够真实，足够立体。以这种思维观念再来观照苏轼，也许能够产生新的面貌。读到一首《浣溪沙》：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细雨、斜风、淡烟、疏柳、雪沫、乳花、蓼茸、蒿笋，这活脱脱是一篇婉约词！并且，这首诗还是写于元丰七年（1086），此时的苏轼正在行往汝州的贬途中。我们一般都称苏轼是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严谨些的，也会说苏轼自密州任上开始，豪放词风渐渐成熟。这里就很有些疑问：豪放与婉约是不是可以那么简单地二分呢？或者，一个作者既有婉约，也有豪放，如此理解，是否便满足？找了婉约派的代表词人李清照的《词论》来读，知道了婉约派词人非但分平仄，而且细分“五音”“五声”“六律”“清浊轻重”，李清照曾批评苏轼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换句话说，在两宋时人看来，苏轼的词是不合音韵的，只不过因为古今音的不同，因为今人的音韵知识的欠缺，今天的读者读来已经觉察不出这一点了。苏轼的词怎会不合音韵呢？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中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如果要注重诗词的内容，那么音律可能不得不做出牺牲。而苏轼写词，可能更注重内容，而相对要忽视音律了。尽管苏轼的词，比如《水调歌头》富有音乐美，甚至在当时就是流行歌曲，但放在历史中观照，却仍有音律不协调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苏轼才开了一代词风吧！王国维《人间词话》谈到东坡时写道：“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旷”与“豪”显然是两种情怀，两副笔墨。那么，至少，我们再来谈豪放派词人，就不能混为一谈了。词人之间，尤其是伟大的词人之间，存在着多么细小而微妙的不同，而也许正是这些不同，让文学，让历史，让文学史，变得那么富有魅力，仿佛一座“迷楼”，引人入胜！
　　三、结语
　　读书之事，写下来，仿佛是一条十分艰辛的道路，弯弯曲曲。常常读着读着就迷失了最初的目的，常常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和想法，也许走了很长的路，看了许多的花草，没有什么可观的收获，但每一处停留都弥散着迷人而珍贵的东西。这有时难以体察，难以言表，但它往往在不经意间出现、表露，它是无形的轨迹。实际上，读书更像是一种精神消遣，是让精神明亮的最好途径。而作为一名教师，读书，除了一种境界，一层欣喜，可能还更有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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