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野蛮人》的创伤叙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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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等待野蛮人》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J·M·库切的早期作品。小说由老行政长官以第一人称叙述而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部回忆录，也是以叙述者的所闻、所见、所感汇集而成的精神自白书。由于身体及精神上所遭受的双重创伤，在不可言说与不得不说的叙述过程中，其叙事呈现断裂性。受创主体通过心力投入这一创伤应对方式，以个人创伤展演为标志的断裂性叙事最终实现创伤记忆向叙事记忆的成功转换。然而，由于个体差异，同样遭受双重创伤的野蛮人女孩在创伤的呈现方式及复原手段上均与老行政长官有别，其创伤在形式主要表现为沉默，而其创伤复原主要通过回归家园来实现。
　　 关键词：《等待野蛮人》;创伤叙事;心力投入;个体差异
　　 一、引言
　　 南非白人作家J·M·库切于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乘诺奖之风，库切逐渐成为当代世界文坛主要作家之一。中国学者研究库切的成果数量呈逐年上升之势。国内研究库切的文献首见于张冲与郭整风合著的《越界的代价——解读库切的布克奖小说〈耻〉》（86-89）。而成书于1980年的《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以独特的书写视角常为学者们津津乐道，对其研究层出不穷，绝大多数研究从创伤书写、殖民主义与权力架构、寓言、叙事特征、后现代艺术特征等视角入手。然而，迄今国内对其研究发表的期刊文献中，CSSCI仅1篇，中文核心9篇。针对《等待野蛮人》的研究中，以创伤为主题的硕士论文有3篇，其中一篇論文陈述了文本中人物创伤形成的多种原因，并得出了创伤之不可修复性的原因;另一篇论文分析了文本中体现的个体创伤与集体创伤，并从文化、社会、政治三个维度出发，探讨了创伤的救赎渠道;第三篇论文则以创伤为关键词，行心理分析之实。
　　 简言之，在现有的从创伤理论视角出发对《等待野蛮人》的研究中，对小说中人物的创伤是否得以修复的论断迥然不同：有学者认为创伤（特别是心理创伤）具有不可修复性;有学者认为是可以修复的，但提出的创伤复原手段适应用一切受创主体。因此，笔者欲以老行政长官的断裂性创伤叙事为着手点，探讨老行政长官（为主）和野蛮人女孩（为辅）这两位主要人物的创伤之根源，其具体呈现方式及创伤复原之有效手段，意欲阐明由于社会、性属、文化背景等因素迥异，受创主体即便在创伤呈现方式上呈现极大的类似，但是其创伤复原方式可能会完全不同。
　　 二、由文化不对等所引发的创伤
　　 来自于帝国中心——首都，乔尔上校是权力的化身，是准则，是规范，是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处于不知名地带的边境小镇则代表了被边缘化，被他者，被排斥，急需被拯救。在一片野蛮人即将进攻帝国的惊呼声中，抑或是幻想中，原本和当地居民保持不侵不扰局面，间或能进行货物交换的游牧部落瞬间被妖魔化，整个边境小城人心惶惶，野蛮人抢杀掠夺的日子即将到来。“边境地区的妇女们没有一个不梦到有双黢黑的野蛮人的手从床下伸出来握住她的脚跟，也没有一个男人不被想象中这样的景象吓住：野蛮人跑到他家来闹宴，打碎盘于、放火烧帘子，强奸他的女儿。”（库切 10）也正是由于帝国中心散发出来的这一言论，权力化身的乔尔上校深感危机重重，剿灭野蛮人之战势在必行，于是一老一小少数部落渔民被当作野蛮人来审讯，希望得知有关野蛮人军队驻扎之处、何时进攻帝国等相关讯息。在乔尔上校眼中，正是少数民族部落群体的语言不同于代表主流文化的自己的差异，正是由于其食无定居、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方式与己迥异，正是其长相特征、肤色与己有别，他们因此是野蛮的，需要被教化，理所当然被征服的。
　　 这一神经质的连锁反应也是法农（Fanon）有关文化接触创伤论的得力例证。法农在其后殖民理论奠基作《黑皮肤，白面具》中所言，种族创伤之根源，是白人主导的文化强制及其逆向建构的白人的黑人恐惧症（112）。所有关于野蛮人来袭的信息都是文化境遇的产物，是言论所使然：帝国强制将野蛮人文明化（将之剿灭），而野蛮人话语一旦踏入文明之界，野蛮人的黑皮肤便激活了帝国的心理创伤——种族主义话语建构的黑人恐惧症。而这一种族主义话语建构的黑人恐惧症正是由文化不对等而引发。就帝国而言，消除这一恐惧症，心理创伤得以复原的手段是教化少数部落野蛮人，而这一目标唯有通过帝国对少数部落的殖民来实现。
　　 老行政长官所治理的边境小镇在领地上是帝国的一部分，从身份关系上来讲，老行政长官为帝国效劳，是乔尔上校的下属;而野蛮人女孩属于少数部落群体，是帝国所要进攻的目标，老行政长官理应处于其对立面。然而，由于老行政长官与乔尔上校之间存在多方面的不对等或冲突，帝国的入侵也为作为殖民代表的老行政长官带来巨大创伤。小说第一章，留给读者极深印象的便是老行政长官所观察到的“两个圆圆的小玻璃片架在他眼睛前的环形金属丝上”（库切 1），即便在陌生的环境中走路会磕磕碰碰，乔尔上校也“不肯取下遮挡眼睛的暗玻璃片”（库切 2）。一方认为只有盲人为了遮瑕才使用的物件，在另一方是因为其美化作用及保养功能而进行的选择。双方对同一物件的不同理解，恰如其分地展示了其文化背景、文化境遇、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不对等甚或冲突，而这一不对等或冲突正是造成小说中多方创伤之根源，作为殖民代表的老行政长官也好，作为被殖民代表的野蛮人女孩也罢，其创伤无一不可归咎于此。
　　 三、创伤固定下的断裂性创伤叙事
　　 就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而言，创伤记忆“犹如进入身体中的异物，在很长时间内继续被看作仍起作用的动因。”（2010：19）弗氏称这一现象为“创伤固定”（trauma fixation）。（1997：65）根据弗氏所言，创伤记忆“长时间地以惊人的鲜明程度，而且带着其全部的情感色彩保持下来。” 在弗氏看来，受创主体无力控制这些记忆，它们更多地存在于受创主体的无意识之中。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以免受到二次伤害，受创主体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抹杀创伤记忆。这就意味着，在特定的阶段，创伤记忆会与创伤事件相断裂，受创主体不能记起或者不愿记起发生过的创伤事件。在这样的境遇中，创伤叙事呈现出非逻辑性、断裂性、重复性等特征。 　　 正是由于老行政长官目睹的第一具尸体眼睛的缺失与异样，使得他在后续叙事中不惜笔墨重复描写着不同群体或愤怒或喜悦或惊慌或无谓或不谙世事等多种眼神，并不停地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周边的人与物，也观察着作为被观察对象的自我或其他群体的种种反应与行为。老行政长官曾多次描叙自己所看到的或想象到的野蛮人女孩的眼睛。但在勾勒健全女孩形象，特别是她双眼的模样时却无能无力，无论他如何“殚精竭虑地围绕女孩难以修复的形象打转”（库切 109），但总归是难以修补的“一片空白”（库切 64）。尽管野蛮人女孩已如实复述自己被抓捕時所在位置，只是老行政长官面对双眼失明女孩时拒绝将记忆填补，无力（或不愿意）将创伤记忆转化为叙事记忆，创伤叙事因而呈现断裂性。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其亲眼目睹如此惨烈场面之后而造成的“记忆失明”，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失语状态——由创伤而带来的记忆上的沉默。也正是由于创伤记忆无法转换为叙事记忆，受创主体表现出诸如噩梦、侵入式回忆、情感麻木等创伤症状，而创伤症状又以语言或非语言形式对创伤事件进行展演。值得注意的是，受创主体无法理解或无力掌控所出现的创伤症状，只是无意识地、反复地甚至是被迫地展演一些话语行为。早期的断裂性叙事与后期萦绕着他的噩梦（黑色的裹尸布、眼窝空着的死鹦鹉）一样，都是老行政长官在第一场景中所受创伤经历在第二场景中被加剧后的无意识表现。
　　 被当作野蛮人抓捕的少数族裔女孩被摧残致盲的眼睛是探究充斥文本创伤的又一观察点。被当作野蛮人遗落于当前帝国横行这一真实的外在客体的经验领域，生活习性迥异，语言不通，用以辨别方向的眼睛亦被致盲，野蛮人女孩所熟悉的一切生存经验被切断。于是，沉默或失语成为其真实存在。作为其过渡客体的失语状态，是一种需要表达但未能表达出来的状态，因而也是不确定的、非逻辑性的。
　　 由于方式刺激，所以画面难以挥去。这也是为何老行政长官追问年轻军官在这么多次对野蛮人用刑逼供后是如何面对食物的？血迹、伤口、凹陷的眼窝等这些野蛮罪行在老行政长官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边境小镇在帝国的侵扰之下，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陌生的外在世界，淳朴的小镇居民变成了“街上歇斯底里的疯子”（库切 186），在这里“法律已被中止”（库切 157），面对眼前备受折磨、凌辱的野蛮人或他们的行政长官，人们只想“看一场好戏”（库切 157）。毫无疑问，外在世界的诡秘异化加剧了老行政长官的创伤。帝国军队的撤离并未带走随其入侵而来的创伤，相反，创伤正漫无声息地侵扰着生活的各个角落，并越加令人痛彻心扉。
　　 四、创伤应对中的自白叙事与心力投入
　　 《等待野蛮人》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以回忆录的形式讲述帝国驻扎边境小镇后为施创者和受创者所带来的肉体上的痛楚及心理上的折磨，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创伤记忆的小说。根据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所言，将“创伤记忆”（traumatic memory）转换为“叙事记忆”（narrative memory）是创伤复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将断裂的、闪回的记忆转为正常的普通记忆（274）。与此相对应，拉卡普拉（LaCapra）分别使用“创伤展演”（acting out）和“创伤应对”（working through）来对应“创伤记忆”和“叙事记忆”（22）。创伤展演意味着创伤主体还停留在过去，以噩梦或无意识的言语等强迫性行为在大脑中重温过去的场景，如前文中所提到的老行政长官重复地对健全野蛮人女孩形象的构建。创伤应对则意味着受创主体正在（或已经）实现移情①，如老行政长官对整个事件的讲述。
　　 在故事的讲述阶段，老行政长官的精神自白中的延宕信息在后叙事中得以填补，如野蛮人如何被审讯;而有些信息却永远被压抑，如健全的野蛮人女孩形象。由于“创伤固定”之使然，他的叙事呈现出断裂性。遗憾地是，这一被延宕的信息（健全的野蛮人女孩形象）直至故事结束都未能被填补。仅从这一点上来看，老行政长官将创伤记忆转换为叙事记忆的努力无疑是失败的。但纵览全文，老行政长官娓娓道来（或磕磕绊绊地）向读者讲述了整个事件（故事）的来龙去脉。从这一层面上来讲，老行政长官已成功地将创伤记忆转换为叙事记忆。
　　 在将创伤记忆转换为叙事记忆的过程中，老行政长官主要通过“心力投入”（introjection）来实现。作为治疗创伤的手段，亚伯拉罕（Nicolas Abraham）与托罗克（Maria Torok）改造并升华了费伦齐（Sandor Ferenczi）提出的“心力投入”概念，将其重新定义为：“通过与客体接触， 将无意识包含在自我中的过程。心力投入扩展并丰富自我， 竭力将无意识、无名的或被压抑的力比多导入自我的领地。……心力投入赋予客体在自我与无意识之间进行调停的作用。”（113）老行政长官对野蛮人女孩洗礼仪式般的活动以为她清洗脚部伤口开始，在这一过程中，置于面前的残缺双脚在其眼中成为一件艺术品，通过自己的双眼，他细致观察、研究野蛮人女孩脚部的每一处关节，每一寸肌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动作的节律中…甚至把这女孩都置之脑后”（库切 37），时间成为空白，甚至连自己都“根本不存在”。为野蛮人女孩洗脚这一机械行为无疑是一种心力投入，老行政长官将这一心力投入过程作为塑造理想的自我主体过程，野蛮人女孩无疑成为其心理想象客体，构成自我与本能之间的动态心理空间。作为心理想象客体，野蛮人女孩既承受着老行政长官的自我心理焦注，也承受着其本能的欲望之流，并超越自我与无意识之间的动态心理空间，推动无意识能量流向理想自我的建构之地，实现自我向完整的主体转化。这也是为何帝国军队撤离之后老行政长官常为噩梦缠绕，而在面对帝国向少数部落民众施暴之际却能安然入眠的原因。正是由于野蛮人女孩作为其心力投入理想客体的存在，通过为其擦拭身体这一洗礼仪式般的重复动作，老行政长官找到了自我向理想主体转换的爱的客体，并通过作用于爱的客体实现暂时移情，创伤得以缓解。
　　 就朱蒂斯·赫曼（Judith Herman）而言，创伤的复原需历经三个阶段，首先是建立安全感，其次是回忆与哀悼，最后是与正常生活的再度联系（246），其中建立安全感主要通过共情、群体联系与恢复信心的途径来实现。如前文所说，历经被帝国抓捕、拷打，在后期生活中，虽然也有来自老行政长官的关爱，也有厨房其他女孩作伴，野蛮人女孩处于一种失语（沉默）状态。只有在她进入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带、盐碱地及沼泽地时，作为创伤标志的沉默状态才得以慢慢改善。对于野蛮人女孩来说，这些为边境小镇居民及帝国士兵所畏惧的地区才是真正的归属地，是根基所在，是爱之源泉，是创伤复原之良方。在护送野蛮人女孩重回自己部落的旅途中，老行政长官见证了她的变化，也就有了从“她真丑陋”（库切 62）的现实印象到“腰板挺直坐在马鞍上…两眼闪闪发光…”（库切 198）的梦境转换。 　　 五、结语
　　 无论是殖民代表的老行政长官（施创者），还是被殖民的野蛮人女孩（受创者），在帝国军队进驻边境小镇之后便经历着不可言表的巨大创伤。虽然创伤均由于与帝国文化不对等而引发，但表现形式各异：老行政长官的创伤主要表现为断裂性叙事;野蛮人女孩的创伤主要表现为沉默（失语）。在创伤复原方面，由于个体诉求差别，老行政长官创伤的暂时缓解主要表现为通过对爱的客体诉诸心力投入过程将创始记忆转变为叙事记忆;野蛮人女孩通过回归家园来实现创伤复原。
　　 因此，在探讨小说人物创伤复原策略之时，我们更应关注其差异之处，不能将之草草归于爱、诉说、社区等简单措施上，而应根据人物个体的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阅历等来寻求对策。这就要求我们在做文学研究时，应将文本可以看作一个特定的场域，其中特定文化背景所构建的个体与其他个体相互作用使得文本得以继续，故事得以讲述。由于个体所积累的生活经验有异，所具备的文化能力存在差别，甚至同一个体在不同境遇中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因而在文本分析过程中，只有考虑个体差异，才能更透彻地解读文本现象。
　　注 释：
　　① 移情一词来源于精神分析学，是精神分析的一个用语，指的是来访者将自己过去对生活中某些重要人物的情感会太多投射到分析者身上的过程。本文中移情主要指受創主体在进行心理诉求时，通过对爱的客体进行心理焦注而实现主体塑造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Abraham， Nicolas， and Maria Torok， The Shell and the Kernel. Chicago： Uiversity of Chicago P，1994：113.
　　[2] Fanon， Frantz， B lack S kin， Whit e Masks. New York： Grove， 1967：112.
　　[3] Herman， Judith Lewis.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 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New York： Basic Books，1997.
　　[4] Janet， Pierre. La Medicine Psychologique. Paris： Flammarion， 1980.
　　[5] LaCapra， Dominick.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01.
　　[6] 库切，J.M.等待野蛮人[M].文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7] 张冲，郭整风.越界的代价——解读库切的布克奖小说《耻》[J].载外国文学，200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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